二十一、知命年读闲书
我读闲书的兴趣由来已久，知命之年读闲书的兴趣不减当年。如用“多米诺”来形容我往日读闲书的习性颇有几分形象（多米诺“Dominoes”一词是指微量放大程序）。随手拈来一本有趣的书，常常会导致到如同洪水破堤，一触即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张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2005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激发了我对民国、国共风云人物传记与长征记实的兴趣，继而读了：
*汪精卫评传/蔡德金1988
*蒋介石生平/宋平1987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吴景平主编 2008
*冯玉祥将军/高兴亚1982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994
*毛泽东与周恩来/司马长风 1976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1991
*红都女皇/维特克1977
*见证长征的外国人/钟文2004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Author: Salisbury Harrison 1986
*亲历长征: 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刘统整理注释2006
*毛泽东评说 古今名将/毕桂发主编2001
*毛泽东瞩目的文臣武将/主编陈锋, 王翰2001
*中国弑君录/左云霖着1992
*阳谋: 反右派运动始末/丁抒着2007
*张耀祠回忆录: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2008
*五十年祭: 从反右到文革/王成彬2011
*第三共和: 未来中国的选择/严家其1992
*中国的大转型: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萧功秦2008
*中南海的选择/裴敏欣主编2004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2007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1989
*李锐谈毛泽东2005
*叫父亲太沉重/艾蓓 1994
闲书中我更喜欢读文学作品。2010年读的小说集有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东西《耳光响亮》、邓友梅《那五》、《烟壶》、铁凝《永远有多远》、石舒清《开花的院子》、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王曾祺《受戒》、蒋韵《栎树的囚徒》、雪漠《猎原》、王旭烽《茶人三部曲》。
除小说外，我也喜欢散文。2011年读了沈从文《散文选》；何为《临窗集》、《织锦集》、《何为散文选》；河南农民出身的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和福建福州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我与父辈》渗透着阎连科对父母浓浓的忏悔和深深的自责。“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琐碎、精疲力竭，元气耗尽。”阎连科在书中写道：
“一位读者读后真切地写道： “看的过程中哭了，因为想到我的父母，如今他们依然在那块黄土地上耕耘，虽然靠天吃饭，但他们还是很满足，满足于我们兄妹从小到大都听话，在他们的希望中慢慢长大，而他们的渐渐老去却令我心酸，他们说这辈子值了。在阎先生的文字中，我读出的不仅是感动，买了这本书，送给父亲。” 另一位读者写道：“《父亲》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也是最凄楚的爱的代名词.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父亲百年之后, 才想起对父亲的亏欠!”
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南帆没有刻意地对他和父母这两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对比描述，“因为对于揣测大于感知的子女来说，父母的历史永远是一个特殊的角落；然而，由父母亲这代人一块块砖头垒起来的日子，被南帆探寻的目光踩进来了，并且踩出了一段既陌生又可感可触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与我们却息息相关。两位作家通过描述一段正在消失的父辈的人生，有力地呈现出我们与父辈之间的裂缝和错位，并对个人的创伤记忆、时代的内在迷乱给予了真切的意义关怀。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9月偶然的机会读到《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包括《抱愧山西》、《历史的暗角》、《十万进士》、《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共15篇文章。折服他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作者“用敏锐的目光注视历史细节，用犀利的笔尖剖析文化现象，用独到的视角揭示发展规律，用细腻的情感阐释世间冷暖。”把我重新引入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启迪哲思，引发情致。读了15篇后，激发我读了余秋雨其他作品如：《文化苦旅》1995年 、《千年一叹》 2000年、《借我一生》 2004年、《我等不到了》2010年。 读到《一个王朝的背影》时（《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其中一篇），一万三千字，从一个小小的承德避暑山庄引申开来，将康熙的“修德安民”分析得透彻淋漓。继而又诱发我一气读了：
*历代帝王传记. 1990
*历代帝王百人传/梁绍辉1989
*帝王权谋术/金良年1989
*帝王心影/王东2003
*帝王的隐秘: 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赵良2001
*刘邦：長篇历史小说/孙文圣2006
*刘秀大帝/刘乐土 2001
*细说两晋南北朝/沈起炜 2002
*细说隋炀帝/刘善齡2005
*隋文帝/武荣益著v.1- v.2 2001
*细说唐太宗/黄纯艳 2005
*李世民传/胡如雷著1984
*永乐风云：长篇历史小说/殷明著 v.1 –v.4 2011
*张居正: 长篇历史小说/熊召政v.1 –v.4 2005
*努尔哈赤传/阎崇年1983
*康熙大帝: 系列长篇小说/ [二月河著] 1985 v.1
*父子宰相: 张英、张廷玉/陈所巨著 v.1 & v.2 2004
*年羹尧/赵强著 v.1 & v.2 2001
*郭嵩焘/崔通宝著v.1 & v.2 2003
*翁同龢: 一品大员两朝帝师/刘学慧, v.1- v.2 2007
*张之洞/杨敏著 v.1- v.2 2003
*曾國藩/唐浩明 v.1-v.3 2002
*慈禧前传/高阳著1984 v.1
*玉座珠帘/高阳著1984 v.2
*清宫外史高阳著pt.1- pt.2 1984 v.3
*母子君臣/高阳著1984 v.4
*戊戌喋血: 長篇历史小说/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任光椿1983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激发了我对历史小说的兴趣，继而读了《中篇历史小说选》。杨书案的《斯文劫》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使我联想到直接毁了扶苏的三个人：李斯、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秦皇二世胡亥。彭拜《三人行》描绘了苏武牧羊、李陵降胡、司马迁发愤著书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继而又激发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使我联想到最近读到的一些史书。儒、道、法、墨四大学派中知天下民生凋敝，白骨遍野，千里无人者莫过于藤州墨翟。
他的企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篇》
他的信念：“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
他的学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
他的先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墨子。尚贤上》
他的先见：“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
墨子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人是生而平等的，不是由命运摆布，富贵不由命。让我赞叹不已。鲁迅先生曾以《非攻》为题写成著名的历史小说，赞扬墨子为中国的脊梁和传奇式的伟大英雄。墨子应为华夏文明的奠基人：他是爱人如己、敬畏神灵的先知，他是先于卢梭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启蒙者。正像一位学人痛心疾首的感叹道：“可惜，我们拒绝了墨子。”这就是“一种历史深处的隐痛。”拒绝墨子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不幸与灾难。
墨子和柏拉图是同代人。西方接受了柏拉图而使其成为希腊/西方文明的始祖。我喜欢收集、打印、翻阅我所感兴趣的西方哲学、神学著作。搬家时忍痛甩掉了不少，但至今仍保留了一些，包括：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斐多篇》、《理想国》、《会饮篇》【希腊】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学园派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诗学》【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逍遥学派创始人)
《自然与快乐》【希腊】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英】罗纳尔德
《沉思录》【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安东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劝勉希腊人》【古希腊】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 —211 年）
《忏悔录》【古罗马】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
《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人选集》(Anselmus，1033-1109，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实在论主要代表，有“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之称)
《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意】 波纳文图拉
《神曲》【意】但丁 (Dante Alighiè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论隐秘的上帝》、《论有学识的无知》【德】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哲学家，枢机主教，泛神论者)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谈谈方法》【法】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法】伽森狄
《神学政治论》、《几何伦理学》、《知性改进论》【荷兰】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法】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基督教并不神秘》【英】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英】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漫步遐想录》【法】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德】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历史与启示》【德】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
《人的使命》【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精神现象学》【德】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
《论实证精神》【法】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基督教的本质》【德】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德】施密特(Max Stirner，1806-1856，卡斯巴·施米特(K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唯我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
《耶稣传》【德】大卫· 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
《宗教经验之种种》【美】詹姆斯 (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道德的谱系》、《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善恶的彼岸》【德】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德】洛维特
《现象学的观念》【捷克】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
《胡塞尔传》李鹏程
《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18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剑桥大学任教)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存在与时间》、《路标》【德】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海德格尔传》张祥龙
《他人就是地狱》【法】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对神学的兴趣使我开始收集、翻阅西方著名宗教史著作,包括：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德】默茨
《不可言说的言说》【瑞士】奥特
《論神聖》【瑞士】奥特
《海德格尔与神学》【德】海德格尔、奥特
《教会教义学》【德】卡尔.巴特
《创造中的上帝_生态的创造论》【德】莫尔特曼
《俗世中的上帝》【德】莫尔特曼
《神学美学导论》【瑞】巴尔塔萨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德】特罗尔奇
《基督教大思想家》【瑞士】汉斯.昆
《论基督徒（上）（下）》【瑞士】汉斯.昆
《世界伦理构想》【瑞士】汉斯.昆《死论》【德】云格尔
《狱中书简》【德】潘霍华
《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德】潘霍华
《非宗教的基督教》【德】潘霍华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英】约翰.希克
《返朴归真》【英】刘易斯
《基督人生观》【英】詹姆士.里德
《亲吻神学_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德】施比茨莱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德】E.M.文德尔
《在期待之中》【法】薇依
《重负与神恩》【法】薇依
《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视野中的西方女性 》刘文明
《历代耶稣形象》【美】帕利坎
接触到部分俄罗斯神学、宗教、哲学、历史、文学作品：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俄】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神学导论》【俄】弗·洛斯基
《俄罗斯与欧洲》【俄】索洛维约夫
《爱的意义》【俄】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俄】别尔嘉耶夫
《自由的哲学》【俄】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辨证法》【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俄】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知》【俄】别尔嘉耶夫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俄】弗兰克
《意志自由》【俄】尼·洛斯基
《基督教的婚姻哲学》【俄】特洛依茨基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俄】叶夫多基莫夫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俄】赫克
《诸神复活》【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卡拉码佐犬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俄】罗赞诺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德】赫尔曼·海塞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
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沉重的肉身》、《拣尽寒枝 》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他的思想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和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的神学、哲学作品，受益匪浅：
《论反讽概念》 【丹】克尔凯郭尔
《论怀疑者》 【丹】克尔凯郭尔
《或此或彼》 【丹】克尔凯郭尔
《恐惧与颤栗》 【丹】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 【丹】克尔凯郭尔
《致死的疾病 》 【丹】克尔凯郭尔
《不幸与幸福-克尔凯郭尔镜像》【丹】尼尔斯-托马森的
《开端与终结》 【俄】舍斯托夫
《在约伯的天平上》 【俄】舍斯托夫
《雅典与耶路撒冷》 【俄】舍斯托夫
《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 【俄】舍斯托夫
《钥匙的统治》 【俄】舍斯托夫
二十二、二二八纪念碑
2013年4月我和妻子参加了在台北板桥大林家每年一次的祭祖、祭祀、六记宗族的聚会，历时一周。有机会参观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二二八纪念公园。
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惨案的来龙去脉，事发五十年后，1995年树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碑文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当年在台北、高雄两地，岳父林慰桢教授亲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始末，对他震动很大、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剧期间，高雄铝厂是生产、供应日军侵华战斗机原料重地，抗战中曾多次遭到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毁灭性的轰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台湾高雄铝厂。当时，因为技术原因，铝厂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一九四六年从重庆綦江电化冶炼厂调来二十多位技术人员协同修复已经停産一年的高雄铝厂。工程师中多是从美国、英国和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其中包括在美国时林慰桢的同仁马龙翔、丁陈威等。“二二八事件”后，那些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多是些不学无术、飞扬跋扈的接管人员、不懂业务、官僚腐败的行政、管理官员或是些心有馀悸、谨小慎微的技术人员。而其中来自大陆的同仁，经历血火腥风的”二二八事件”后，对未来更加忧心忡忡。此时林慰桢名义上被聘为铝厂工程师，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名义上请他教授科技英文，但来自大陆劫难馀生的技术人员，为了生存请求林慰桢改教他们闽南话。
伫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前，低头沉思。何时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竖立一个缅怀与悼念六四罹难者的纪念碑？二十九年过去了，我开始怀疑。再过二十年，我们能像台湾同胞那样面对历史悲剧，承认历史过错，在缅怀与悼念六四罹难者中记取历史教训？
二十三、惨痛的五千年
早在公元前305年，时任战国末期楚国左徒的屈原（公元前348-278），因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加之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言与排挤，被楚怀王疏远并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在《离骚》的末段中感慨道：
乱曰：
已矣哉，
国无人——
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乡?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刘再复在《人论二十五种》以“国无人”为自序中写道：
“屈原在这首卓绝千古的长诗中最後感慨 “国无人” ，说的是国中没有贤者、识者能与他的心灵相通。这自然不是说国中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说国中没有杰出人才。举国无人，这是多么深的感慨! 屈原已感到楚国大厦将崩，能够支撑“美政”的精华，死的死，走的走，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杀害，连他也被放逐，国中真是没有人才了。一个朝代灭亡之前，总是要为自己扫清通向坟墓的道路，而这种清扫，就是扫除自己的精英。”
根据史书的记载，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305年，从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末期屈原的时代，华夏大地上经历了连年不断、血雨腥风的战争，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人”随着大量诸侯国的被兼并、厮杀而消亡得所剩无几：
“有夏（前2033～1562）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 夏本纪》）。商有“九世之乱” ，仲丁开始，其后5代9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 灭商后，周武王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此后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西周（前1066～771）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夏禹时天下万国、西周初期1773国、春秋时1200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国了。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 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
时隔屈原的最後感叹五百年，三国魏晋诗人阮籍（公元210－263）来到河南荥阳广武山下，面对当年刘邦、项羽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古城遗迹，续声长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
阮籍的这声叹息，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解释道：“成了今後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秦皇汉武的文采哪里比得上二位帝王举世闻名的暴政。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 “陷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徭役征发无度, 导致民怨沸腾。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秦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汉武帝在位4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他独尊儒术，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穷兵黩武，四处用兵。 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是“英雄”、谁是“竖子”、谁是“风流人物”、谁最“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 历代说法各异。但引无数“生灵” 竞折腰，却是古往今来、不辩自明的史实：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魏晋时的文人名士中，不少已“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司马懿所杀，夷三族。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晋惠帝时，遭司马伦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罪夷三族。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以“叛逆”罪名杀害。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
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沉重地写道：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在这张开得很长的被杀名单里，《遥远的绝响》的主角，嵇康（224—263），阮籍的同代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由于对司马氏当权不满，最终遭到钟会陷害，年仅四十岁就被处死。
二十四、先知警世名言
又过了一个五百年，晚唐诗人杜牧 （公元803-852）在《阿房宫赋》结尾哀叹道：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位署名为“耶子”的作者在一篇题为“复哀之，何时了——“读”顾准现象 ”文章中写道：
“这岂是圣贤哲人好发议论，一千一百多年前这位喜好研究古今治乱得失和财赋经济，甚至与朝廷对抗主张什么严禁佛教的不合时宜者，借古喻今对当时帝王的警告竟然预示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悲剧形态，这真的是一种占卜式的偶然和巧合吗？复哀之，复哀之，中国人似乎永在（至少今天还在）复哀前人的魔圈中打转，却难以通过真正的哀之（即，鉴之）摆脱出来。缺乏鉴之实质的哀之被中国历代的劫难史证明最终不过是昏睡千百年并还将继续下去的梦呓，他除了培育和容忍冠冕堂皇的罪恶之外，与真理的探索和发现及国民的兴盛和文明没有多少相干。复哀之，复哀之，实在不能不使人怀疑中国的文化精神中是否缺了点什么？”
又一个五百年后，元文宗天历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的张养浩（1270—1329），复职后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后因上疏谏元夕内庭张灯得罪，辞官归隐，屡召不赴。1329年关中大旱，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在他赴任途中经过潼关时发出了一声沉甸甸的千古奇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管王朝如何更迭，在他们的争城夺地的战争中蒙受灾难的，永远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帝王的宫阙，它的兴建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它的倒塌也有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做了它的殉葬品。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后忙于赈灾事宜，积劳成疾，任职仅四个月，死于任所。
又过了五百年，清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的龚自珍 (1792-1841)，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48岁的龚自珍又忤其长官，辞官离京南归。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唉叹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战国末期的屈原到清末的龚自珍，相距两千一百多年，这期间华夏难道缺少过杰出人才？自古以来，在这片生养繁衍炎黄子孙的黄土地上，天公从没停止过抖擞。历朝历代人才辈出，仁人志士才华横溢；英雄豪杰层出不穷；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但都无力回天挽回历代王朝的倾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败局： “中国人似乎永在（至少今天还在）复哀前人的魔圈中打转，却难以通过真正的哀之（即，鉴之）摆脱出来。” 在这片苍茫的黄土地上，几千年来周而复始地出现惨无人道的人治暴政，令人发指的严刑峻法，衣冠禽兽的贪官污吏，暴孽横溢的人间地狱，我曾写诗为叹：
九州起始尧舜禹，禅位让贤传美誉；
禹铸九鼎公天下，与民同舟同共济。
赢政继位自称帝，九州天下归自己；
弃禅袭位称朕首，睥睨百姓为刍狗。
华夏九鼎予一人，龙头一语定乾坤；
奴才犬儒遍朝野，万马齐喑臣犬吠。
活人活剐成人彘，求生不得求死难；
自此千里国无人，九州遍野尸骨寒。
专制兴亡百姓苦，重铸残鼎何谓谱？
万物之灵人为首，天下为公重抖擞！
面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陷落在周而复始、血雨腥风、人妖颠倒、人兽倾轧、人祸天灾、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历史悲剧，我们这些存活下来的炎黄子孙在沉痛复哀、历史反思中不禁要问，导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真正历史原因何在？
当“普通意义上的人”被扭曲、侮辱、践踏、剥夺、戳杀、任人宰割、睥睨为刍狗、肢解为人彘，当不把人当人看待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名存实亡。这是导致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所在。
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在《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指出“人必有私”：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寇司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谈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 - 1695）在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中写道：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意译为：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李贽和黄宗羲的“人必有私”中的“人”包括所有人：“服田者”、“居家者”、“为学者”、“官人”、“孔子之圣”以及“古之人君。”
黄宗羲接着写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 “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译意为：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 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既然“人必有私”、“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为什么“古之人君”与“后之为人君”如此大相径庭呢？黄宗羲在《原君》中的结论是：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此无他，”黄宗羲解释道：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人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的。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黄宗羲一语道破天下为私的根源。
在他的《原臣》中，黄宗羲疾书道：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用现在话直译：因为天下的广大，不是国君一个人所能治理的，因此才把它分给百官管理。因此，我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是为万民苍生工作，不是为一姓一朝工作。古代做臣子的，是以天下万民为念呢？还是视天下人民为人君之私物呢？其实天下的安定混乱，关键不是在于皇室一姓的兴亡，而是在于千万百姓的忧患安乐；所以夏桀、商纣的灭亡，正是让天下走向安定的局面；秦始皇、元人的兴起，正是让天下走向紊乱的局面；晋、宋、齐、梁的兴亡，因为都是一姓一家的篡夺，与天下的兴亡并无关联。做臣子的如果不重视百姓的疾苦，即使能辅佐君王兴起，随着国君牺牲，对于做臣子应有的道理，仍然是背道而驰的。
二十五、后人哀之不鉴
“下民其忧” 与公天下， “人必有私” 与私天下，历朝历代两者相佐的根源在于对 “下民” 、 “万民” 、“普通意义上的人”理念的根本分歧。中国近代史上更为明显。早在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而且，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 “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路透射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提出问题：
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 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但毛泽东所讲的“人民”一词往往是和“敌人”相区别的；“民主”的概念是“人民”才有“民主”，“敌人”是不配享有“民主”的。毛泽东的民主是有阶级之分的。毛泽东个人的主张，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民主、法制，走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带头倡导“以党治国”观念。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同一时期，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5年1月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指示说： “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
1955年9月19日，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 “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 ‘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 “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
这些“以党治国”的论断是对宪法、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开践踏。它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
据不完全统计：
镇反运动 (1950-51)： 全国共捕了二百六十二万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七十一万二千人，关了一百二十九万人，先后管制了一百二十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三十八万人。
土改运动 (1952)：杀地主二百多万人。地、富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一九八0年才摘帽。
三反五反运动 (1952)：全国共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人被捕，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五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反胡风运动 (1955)：有五千人被牵连，五百人被逮捕，六十人自杀身亡，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肃反运动 (1956)：有二万一千三百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人自杀或失踪。
反右派运动（1957）：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
反右倾斗争(1959)：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八十万人，迫害致死人数不明。
三年困难时期 (1959-61）: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大英百科全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是3756万。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 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 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毛泽东作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得知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是什么态度呢？1960年春天，饿死100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通渭问题，一个县饿死12万人的贵州湄潭事件，都曾向毛泽东汇报过。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亲自把到信阳考察的结果汇报毛泽东。毛泽东早就表过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根据1959年8 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的《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事后毛泽东向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195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家乡搞调查时，曾明白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1962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后，立即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 “欣然命笔” 写了《送瘟神》一诗。其中一句脍炙人口：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一生极力反古，以至于我们这代人很少人正经读过古书。他去世后，凡参观过他晚年在中南海故居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他那书房兼卧室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线装的古书。毛泽东一生古书读了不少，可谓通今博古。在他的万卷古书中，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读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述的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尧、舜、禹。当人祸横溢、民生凋敝，白骨遍野，千里无人、3756万无辜的百姓死于饥饿，远远超过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时，毛泽东所关心的是他死了以后怎么办？“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无力回天，“以党治国”已成为国家运作的准则，宪法已是一纸空文，法律机制已名存实亡。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亲自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结果又如何呢？成千上万的人继续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
据不完全统计：四清运动 (1964-66)：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被整，其中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被整死。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死了多少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仅文革中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一起冤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 （包括遇罗克、张志新），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亡人数为：2330万人。加上全国1958-196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 8万人。共死亡6085.8万人。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内被批斗，饱受谩骂和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殊不知没有“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那里来的国家主席的尊严？没有生存的权力，还谈什么特权？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上书《万言书》而受到错误对待时，又有谁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的尊严提供保护？
秦城监狱是当年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刘仁下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选址、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亲自监督建立起来的中国最高级监狱。罗瑞卿还督促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放下其它活专注秦城监狱的建造、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为秦城监狱负责预算与拨款。文革时，彭真、刘仁以“彭真、刘仁叛徒集团”罪名和罗瑞卿、冯基平、杨奇清、胡立教一起在1966年被关入自己亲手造的秦城监狱。冯基平后悔地说：“如果知道自己也住进秦城，当初就建好一点了。”副市长刘仁被弄死在秦城。罗瑞卿在整肃彭德怀时特别起劲，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文革时，却被关入跟彭德怀在一个院子的监狱。罗瑞卿大发雷霆，抱怨把自己与反党分子彭德怀关押在一起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 的尊严，那里来的公安部部长、国防部长、北京市长、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尊严？
二十六、复哀之何时了
在这场劫难中，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彭真。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平反出狱后他曾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民法通则》等七部法律。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大的立法权。在《立法要面向十亿人民，为了十亿人民》，彭真明确提出， “立法时脑子里要有农民、工人，要有十亿人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
从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 - 1695）《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的发表到彭真的《立法要面向十亿人民，为了十亿人民》将近三个半世纪过去了。这期间数以千万的人头落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我们从这惨痛的、血的教训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在“‘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中最后写道：
“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普通意义上的人”被扭曲、侮辱、践踏、剥夺、戳杀、任人宰割、睥睨为刍狗、肢解为人彘，当不把人当人看待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名存实亡。这是导致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所在。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炎黄子孙的安居乐业，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恢复、并以最大限度、竭力保障“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并以此理念选择国家政治体制，制定以保护“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为基准的宪法、刑法与民法。
二十七、动物世界启示
城里长大的孩子，和动物接触的机会有限。他们所讲的“动物” 无外乎是鸡、鸭（家禽）、鱼、（猪、羊、狗、兔）肉之类的食品年货。平时能看到的不过是天上飞的麻雀、乌鸦和家鸽；地上拉货的驴、骡、牛、马（牲畜）和家里养的猫、狗而已。它们中除了乌鸦和家猫较为幸运外，最终也难逃脱“食品动物“的命运。当年的桂香村店里曾看到出售酱铁雀。宿舍大院门外农民挑杆叫卖一串串剥了皮、血肉模糊的活青蛙（田鸡）。
当然往事回忆中的动物，不全是食品年货。动物园里的那些被圈养的动物就是一个例外。没有天敌、人祸，非食品动物们享受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虽然在笼子里失去了自由使它们显得呆滞、冷漠，但它们独特的饭来张口的待遇，无疑为饥饿的城市生活增添了可望不可及、望梅止渴的想象力。也因此成为了孩子们所向往的乐园。为了那猴山、象馆、狮子、老虎、长脖鹿，即便长途跋涉也在所不辞。我还记得一次小姨带我和哥哥去动物园途中丢了钱包的事。手头无钱，我们只好在炎炎的烈日下，从西郊的动物园徒步走回城里的家。小姨因丢了钱包而沮丧，在一边流涕；我们却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议论当天看到的飞禽走兽、熊猫、河马、水族馆。
还记得奶奶当年在狭小的阳台上曾养过鸡、鸭。那时我家住在四层楼上，我们兄弟俩每天放学后便在楼下招呼奶奶，她便把小鸡、小鸭放在一只盖了手巾的篮子里，用绳子从阳台把篮子慢慢放下来。宿舍楼后院除了各家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花圃、菜地以外，是一片片长满各种野草的荒地，是放鸡、放鸭的好地方。一次，一只小鸡不慎从吊蓝里滑落 出来，肚子正好挂在铁丝网上。我和哥哥赶紧把受伤的小鸡抱回家，奶奶从容不迫地用针线把受伤的肚子缝好并涂上红药水。几天后小鸡完好如初，欢蹦乱跳。
六十年文革初期，不知谁独出心裁，发明了鸡血疗法。不出一星期，宿舍大院变成了别具一格的养鸡场。楼前楼后、楼左楼右、楼上楼下、楼梯楼道、地下室、阳台上、五花八门的鸡窝比比皆是、琳琅满目。有毛的、斑秃的、富态的、干瘪的、滋润的、垂头耷脑的，鸡飞满院。当大人们忙于把抽出的鸡血注射到自己身体，满腔鸡血地离开宿舍大院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后，那些刚刚被抽了血的公鸡又再度从鸡窝里拎出来，被孩子们带到大院内不同的角落与其它公鸡争斗拼搏、一决雌雄。一时间，大院里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到处鸡毛飞舞、遍地血迹斑斑。（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国府白鸡战》的故事，不再重复）
六十年代末跟随父亲下放干校住在农村那年，我们养过一对鸽子和一只白狗。鸽子初学飞行的第一天就被当地的一个农民在大雪纷飞的早上用土制的火枪打落，我和哥哥含着泪把中了火药的鸽子要回来美餐了一顿。那只小白狗的命运也不比那对鸽子的命运好多少。养了不到一年就被村里“贫下中农打狗队”以破坏生产、偷吃生产队玉米棒子的罪名乱棍打死，和其它因同一罪名处死的同类一起，在生产队部大院里被当众煮了吃掉。可谓欲吃狗肉，何患无辞。好在我们没有参与分食狗肉的勾当。
下放期间，在村里交了不少同龄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放羊、打草、游泳。第一次看到刺猬就是那个时候。刺猬行动迟缓、昼伏夜出，喜静厌闹，喜暗怕光。刺猬胆小易惊，哭声如同满月的婴儿。村里的小朋友曾捉到一只小刺猬，用绳趁势捆住一只手足。用指甲挠其手心，小刺猬便哇哇作声，果然像婴儿哭啼。
提到刺猬，使我想起曾在报上读到一篇采访因雕塑母子情而出名的一位艺术家的报道。在采访中，艺术家讲到他少年时所经历的一件事。一次野营，营地教导员讲话时，在帐篷内抓到一只刺猬。 他若无其事地顺手把刺猬下半身压在折叠椅下。然后重重地踏在椅背上，继续他的讲话。讲话完毕，刺猬被压得一动不动，奄奄一息。第二天一早，在营地帐篷门外的草地上，这位以后成为艺术家的少年惊奇地发现，那只差点被压死的刺猬，拖着瘫痪的残肢下身，艰难地向草丛爬去。草丛里，他看到几只獒嗷待哺的小刺猬在期待着妈妈归来。如此伟大的母爱震撼了他，以致影响了艺术家的一生和他的整个艺术创作。
从干校回城几年后，我们有幸搬进新居。房东老乡送来一只老“母鸡”。因家里无人敢杀鸡，所以就把它放在阳台的笼子里养着。天还没亮，母鸡就打起鸣来。一连几天打鸣，天天不断，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不得安宁。邻居有位叔叔听说我们不敢杀鸡便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用他的话讲，杀鸡是他拿手好戏。话音未落，刀起头落。完事后随手把那无头鸡丢在厨房的地上，扬长而去。再回头看看那尸首异处的无头鸡，上窜下跳，鸡血四溅，厨房的地板、墙壁上血迹斑斑，脱落的鸡毛铺天盖地，惨不忍睹。
高中毕业后在去成都途中路过绵阳，在亲友家落脚小住几天。那时肉食供应奇缺，亲友忍痛将寄养在乡下的一只硕大的肥兔宰杀招待我。我那时不知这兔子的来历，帮着朋友下厨，成了宰杀兔子的帮凶。殊不知这兔子竟是亲友不满十岁的大儿子的宠物。正在我们竭尽全力地企图将那只充满活力的肥兔子溺死在水池中时，那位在一边看热闹、本以为我们在为他的宠物洗澡的少年，突然觉得势头不对，便竭斯底里地哭喊起来，甚至用头撞墙以示抗议。那顿晚餐是怎么吃的，我早已忘却；但那震耳欲聋的哭喊声，近四十年了，仍声声在耳，记忆犹新 ...
下乡插队落户，稻田里的青蛙成了我们知青打牙饥的食物。农民的鸡、狗偶或变成个别知青的夜宵。从此村里丢鸡失狗的事一发生，我们（知青）族类便成了注目睽睽的嫌疑犯 ，似乎偷鸡摸狗的行径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恶习，不可推诿，不容置疑。
难怪从这样环境走出来的我，一见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诸如松鼠、鹌鹑、湖里戏水的野鹅、野鸭（mallard duck），我的反映总是和烹饪有关：“这东西怎么吃？“ 便是动物世界那时对我唯一仅有的启示。
八十年代中出来留学后, 在英国、北美各地看到了许多从未看到过的飞禽走兽：英国的松鼠、天鹅（和田园草场上悠闲自得的奶牛）、马里兰的晨鸽（morning dove）、鳄龟（snapping turtle）、蓝蟹（blue crabs）、麝鼠(muskrat）；佛罗里达的鹈鹕（pelican）；黄石公园的野牛、马熊和豺狼(Yellowstone's buffalo/bison 、brown bears and wolf）;中西部平原的白尾鹿 (Badland 's whitetails)；爱达荷的土拨鼠（ground squirrel）; 加州优胜美地的鼫(Yosemite’s marmot)；俄勒冈海岸的海獭，海狮，海豹(Oregon coast 's sea otters, sea lions, seals)；阿拉斯加的座头鲸/驼峰鲸（humpback whale）；华盛顿州的黑尾鹿（mule deer）、珍宝蟹（Washington Dungeness crab）、三文鱼；西雅图的白头鹰(bald eagle)、苍鹭(heron）、狸猫(raccoon）、水獭(river otters）；温哥华的小狼（coyote）、加拿大雁、逆戟鲸（Orcas or Killer Whales）、海豚(dolphins); 班夫的驼鹿、麋鹿（Banff's moose and elk）；夏威夷的彩虹珍珠鱼（humunukuapua，发音：Humuhumunukunukuapua`a）。
这使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份清朝乾隆年间“满汉全席”的菜谱，其中有：鲨鱼皮鸡汁羹、卿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鸭舌羹、猪脑羹、鹅肫掌羹、假斑鱼肝、油炸猪羊肉、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油泡北鹿丝、炒梅花北鹿丝、广松仙鹤(炖整鹤)、红烧果狸、雪耳白鸽蛋、熊掌炖鹧鸪、凤肝拼螺片、烩金钱豹狸、鹿尾也蚬鸭、清汤雪蛤、哈儿巴一扎。无独有偶，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里也曾写到：“那百粤之地毒蛇作羹，老猫炖盅，斑鱼似鼠，巨虾称龙，肥蠔炒响螺，龙蝨蒸禾虫，烤小猪而皮脆，煨果狸则肉红，洪七公如登天界，其乐无穷。”难怪这些飞禽走兽在偌大的中国土地上早已销声隐迹/绝迹。幸存下来的“珍奇”也被吞噬得所剩无几。
把动物从食物、食品、食谱的联想中分解开来，归还它动物的本色，是一个漫长、曲折、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文化、社会、传统、环境意识的改变，更需要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的观察、接触、体验、经历。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动物成为我们的房客、家贼、近邻、远亲、朋友、冤家、伴侣；息息相关、同命相连，动物成为我们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七年前搬进新居后的一天深夜，我们被屋顶上的骚动惊醒。殊不知一家狸猫(raccoon）深夜造访。那半夜三更屋顶犹如有人摔跤竞技之声，照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以后他们经常出没在房后的花园里，悠闲自得地带着小狸猫们在篱笆上、杜鹃花树上攀附、嬉耍、乘凉。互不相干、互不妨碍、和睦共处。
松鼠自恃是本乡本土老住户，骄横跋扈，目空无人。在遮盖我们天井凉台的玉兰树上整天上蹿下跳、如入无人之境。每到傍晚凉台上到处是它们撇下的残枝剩果、狼藉遍地。松鼠还是行窃的高手。 居高临下，伺机偷食晾晒在凉台上的花生、果实。房前屋后的草地上，房顶下水道旁，它们行窃的痕迹比比皆是、暴露无遗。
不速之客中老鼠最难缠。离我们不远有家邻居卖房后，新买主把老房连锅端起 ，将它移到院子另一头，在空出的地面上盖了一座新房出卖。这一折腾，惊动了旧房的老鼠们。流离失所的弃儿们只好各奔东西、另择居所。其中的一只看上了我们低矮的老房，连声招呼都没打，就溜进大门。家里没有猫，耗子称大王。昔日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进门后便喧宾夺主、翻箱倒柜、踢锅砸碗。一夜间，米袋、食品袋破了，大米、食品摊撒一地。吓得我们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购买了各式各样对付老鼠的最新武器：诱鼠匣、夹鼠器、粘鼠胶、超声骚鼠电波仪。我们还重金请来灭鼠专家，折腾了半个多月，都无济于事。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空欢喜的失望。最后还是药店售货员推荐的耗子药才解决了问题。施药后的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开窗帘之际，发现客厅沙发后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待我们把奄奄一息但面部和蔼、清秀的灰老鼠用长柄夹装进密封塑料袋后，我暗自庆幸，又为它的离去而惋惜。死有应得、死得其所。
我们后院和邻舍的后院中间仅隔一排木制篱笆。邻舍家的猫常常来我们后院串门作客。我们平时上班不在家，周末去温哥华探望父母，也很少在家。时间长了，串门的宾客变成了主人。每次打开通向阳台的窗帘，总会看到它懒洋洋地瘫睡在天井凉台上。那大梦初醒的神情似乎在责怪我们把它吵醒。喧宾夺主却不尽做猫的义务。我猜想，起初那只流离失所的灰老鼠很可能就在它睡眼惺忪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走进我们的家门。不然的话，那只老鼠那里来的那种“耗子抗枪窝里横”的劲头？纯粹是鼠仗猫势，有恃无恐。是可忍孰不可忍！
提起这只猫，就想起那年知更雏鸟被残害的情景。在我们卧室窗外的枫树三角枝杈上有一个几代知更鸟精心制造的鸟窝。每年知更鸟在这个窝里孵育后代。有一年，我在树下刈草，在草地上发现被肢解得血肉模糊的雏鸟，惨不忍睹。我推断一定是我们邻舍家猫干的好事，猫的贪婪天性与生俱来，不可推诿，不容置疑。从此我和那只猫结了仇。知更鸟们也很少光顾他们祖传的老窝。
我们后院的邻居喜欢养猫，也喜欢喂鸟。在她狭窄的后院山茱萸（dogwood）和紫丁香（Lilac）树上挂着装满食物的喂鸟器和专为蜂鸟提供的饮料吸盘。每天有各式各样的鸟飞来聚餐。聚餐食客中嗓门最大的当属蓝松鸦（blue jay冠蓝鸦 ）和乌鸦。鸦鸟类的叫声噪杂刺耳。蓝松鸦打着自远而近、尖声厉嗓的“喳、喳”声而来，饭后又带着宏亮尖锐的啸声而去。乌鸦总是以它突如其来、持续单调的“啊、啊”声宣告他的到来。它们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常常打破宁静的清晨、搅乱沉睡的午觉。
小巧玲珑的蜂鸟常常在喝饮料的途中，悬停在半空，向我们投下好奇的一瞥。看到、听到我在阳台上弹吉他时，它便飞过来，面对面地悬空凝视。出于好奇，还是喜欢音乐？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它闪光发亮的翠绿羽毛上，为纤细、娇小的身躯增添了神秘的异彩。
几年前，市政府在靠近我们住区一侧的湖边公园里新开辟了一片沼泽野生地段 （wetlands）。众多的人工池塘边上铺出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路，路两边种满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几年过去后，周围土坡上、池塘边、小路的两侧，花草丛生、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水汽连天、葱绿幽静的环境招徕了种类繁多的水禽、飞鸟。最常见到的是：野鸭（mallard duck）、野鹅、加拿大雁、巨头鹊鸭（bufflehead）、北美骷鹈（coot）、苍鹭（heron）、白霜翅鸥（glaucous-winged gull）、鸬鹚（鱼鹰cormorant）、红翅黑鹂（red-winged blackbird）、鸻 （killdeer）、知更鸟/雀（robin）、歌雀 （song sparrow）、黑帽山雀（black-capped chickadee）、金翅雀 （goldfinch）、白冠麻雀（white-crowned sparrow）、蜂鸟（hummingbird）、头翼（spotted towhee）、松子雀（nuthatch）、草雀（bushtit）、欧椋鸟（starling）、鹪鹩（Bewick's wren）、北方啄木鸟 (Northern Flickers or woodpeckers)、家燕（barn swallow）和鹌鹑(quail)。偶尔会看见绣眼画眉（Thrush）、林鸳鸯（Wood Duck）、水獭(river otters）或者麝鼠(muskrat）。
水禽中加拿大雁（Canada Goose）叫声最为响亮。飞行时成群结队，呼哧呐喊、排列成V字形，从头顶上一掠而过。落在地上时，如果你太靠近它们，它们会发出“斯－斯”的警告声。大雁生蛋后趴伏在蛋上直到小雁孵出。沼泽区池塘里有几鼎水泥浇铸成的柱型植物盆，拔出水面几尺高。去年春天，一对大雁在其中一个毫无遮掩的盆内孵化了一窝小雁。雏雁孵出有先有后，其中一只雏雁由于孵出太晚、太小，而大点的又都急不可耐地跳下水。为了保护大多数下水的雏雁，雁妈、雁爸撇下了那只体弱的雏雁，随儿女们而去，不见了踪影。当我们发现时，孤零零的弃儿已被炎炎的烈日暴晒得奄奄一息。我们立刻报告在附近做工的园丁，她换了件塑胶妨水裤后，便趟水走到植物盆把它救起，放进一只垫满湿草的纸盒里。随后用手机和当地一位热心水禽保护的朋友联系。不久奄奄一息的雏雁被送进一家私人开辟的水禽保护乐园。几个星期过后，再见到那园丁，她高兴地告诉我们，由于及时抢救、护理，雏雁已安然无恙。临别时还告诉我们那家水禽保护乐园网站，以供我们继续追索雏雁康复以后的情形。
雏雁和其他水禽雏们一样，即使在父母的陪伴、保护下，也很难说万无一失。在它们的周围：陆路、水底、天空到处隐藏着危/杀机。一不小心、以不留意、一个闪失都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结局。在马里兰州它们的天敌据说是潜入水底的鳄龟（snapping turtle），在这里大据说是看起来温文尔雅、婀娜多姿的苍鹭（heron）。苍鹭绝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文弱。它很有耐心，可以长时间地保持静止状态，密切监视它的捕食对象，随后会用它非常可怕的长柄尖啄，闪电般地捕获、琢食鱼虾、雏雁、雏鸭、小鸟。难怪在池塘里出生的雏雁、雏鸭们，没几天就会减员。可谓天有不测风云，雏有祸福旦夕。
记得在马里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住在三层楼上。一天，厨房半开的窗户和倾斜的窗台之间巴掌大的地方，一只晨鸽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芥上开始了孵化幼雏的历程。窗子是关不上了，但那窗台倾斜的坡度，随时可能酿成鸽飞蛋打的悲剧。晨鸽妈妈却坦然自若，斜眼看着我，好像在说：怕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多少年后第一次去夏威夷，在距三楼旅馆阳台不远的棕榈树上，在靠近树端的鸟巢里，我看到一只晨鸽在摇曳不停的海风中镇定自如地看守着它的幼雏。海边风浪再大，四周天敌再多，也动摇不了晨鸽保护幼雏的爱心和决心。
今年五月底从国内探望父母三个星期后，回来发现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鸟窝里，有一枚状似翡翠玻璃球的蓝色鸟蛋。一星期内蛋数增至到四枚。今年六月天气时冷时热。再怎么热，知更鸟妈妈都坚持在巢内孵卵。两个星期后，第一只赤裸裸的、双眼紧闭的雏鸟破蛋而来，几天后其它丑小雏们也相继出世。四张嗷嗷待哺的大嘴，可忙坏了它们的父母。他们轮流出动，捕食蚯蚓，昆虫及幼虫。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为了儿女们能填饱肚子茁壮成长，父母俩搭配默契，穿梭往来，捕食、饲喂从无间断。仅两周时间，孵化后光秃秃的雏鸟就羽毛披满，可谓神速。翅膀还没长硬，乳臭未干的雏鸟们，迫不及待地站在鸟巢边缘，唿扇着羽毛未满的双翅，跃跃欲试。眨眼间，第一只雏鸟连飞带走地攀附上临舍的紫丁香树上。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连飞带爬地钻进邻居的树林里。唯独那只晚生雏鸟，望着离去的兄姐，无力地趴在鸟巢里。雏鸟的妈妈没有忘记。在母爱的驱使下，她继续飞进飞出、捕食饲喂、穿梭不息。几天后，雏鸟在妈妈精心呵护下，终于飞出了鸟巢。但终因底气不足，坠落到草地上。雏鸟在地上扑腾，筋疲力竭。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就着攀附在篱笆离地面几尺的野藤枝叶丛中。想起邻居那只贪婪的家猫，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口，那被肢解得血肉模糊的雏鸟的残景好像又要重演。没有吃、没有喝、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儒弱的雏鸟怎能逃避那灭顶之灾。在我焦急不知所措中，鸟妈妈嘴衔幼虫重新出现。母爱啊，无处不在。为避免天敌，分散注意力，鸟妈妈绕道飞行。几经周折，把嘴中的食物送到雏鸟的嘴边。先是蚯蚓，昆虫及幼虫，后是外红里艳、汁满透明的红豆果，以供解渴。雏鸟饿了，她给它食物；渴了，她给它水果！
我的眼前仿佛又看到奶奶从容不迫地把受伤的雏鸡肚用针线缝好；那只拖着瘫痪残肢的刺猬妈妈，艰难地爬向躲在草丛里等待她獒嗷待哺的儿女；那位热心水禽保护的朋友为营救那只奄奄一息的雏雁；那在棕榈树树端、在摇曳不停的海风中镇定自如地看守幼雏的晨鸽……
窗外传来知更鸟啭鸣似笛的叫声。后花园、远处的池塘，水禽飞鸟们悦耳的歌声随风飘来，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此起彼伏：
“叱渴滴、渴滴滴”（黑山雀、鸻鸟）
“维持啼、啧啧啧”（黄喉莺、翠鸟）
“唧唧唧、喳喳喳”（欧椋鸟、草雀）
“叮叮叮、叽叽喳”（啄木鸟、麻雀）
“唧啾啾、啾唧唧”（金翅雀、画眉）
“瑟伊尔、吐蕾丽”（草地鹨、木眉）
“乌乎乎、剔普兹”（野鹌鹑、黑莺）
“卟兹兹、兹秋秋”（黄连雀、柳莺）
“喳喳喳、啊啊啊”（蓝松鸦、乌鸦）
“啾啾啾、嘎嘎嘎”（红翅鹂、野鸭）
“叽啊特、咳玲玲”（红尾鹰、雀鹰）
“刻刻刻、茹刻刻”（啄木鸟、苍鹭）
“欧欧欧、哈哈哈”（白翅鸥、大雁）
“啾唧啾、啾啾唧”（知更鸟、歌雀）
从群鸟混合交响奏鸣曲中，我仿佛听到：
这是天父世界，百鸟放声歌唱，
晨光明亮，百合绚丽，展示神的创造。
这是天父世界，我侧耳聆听，
大自然在歌唱，回荡五洲，响彻穹苍。
这是天父世界，我暗自感叹，
高山峻岭，穹苍碧海，都是天父手创！
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
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是主是王。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
二十一、知命年读闲书
我读闲书的兴趣由来已久，知命之年读闲书的兴趣不减当年。如用“多米诺”来形容我往日读闲书的习性颇有几分形象（多米诺“Dominoes”一词是指微量放大程序）。随手拈来一本有趣的书，常常会导致到如同洪水破堤，一触即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张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2005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激发了我对民国、国共风云人物传记与长征记实的兴趣，继而读了：
*汪精卫评传/蔡德金1988
*蒋介石生平/宋平1987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吴景平主编 2008
*冯玉祥将军/高兴亚1982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994
*毛泽东与周恩来/司马长风 1976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1991
*红都女皇/维特克1977
*见证长征的外国人/钟文2004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Author: Salisbury Harrison 1986
*亲历长征: 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刘统整理注释2006
*毛泽东评说 古今名将/毕桂发主编2001
*毛泽东瞩目的文臣武将/主编陈锋, 王翰2001
*中国弑君录/左云霖着1992
*阳谋: 反右派运动始末/丁抒着2007
*张耀祠回忆录: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2008
*五十年祭: 从反右到文革/王成彬2011
*第三共和: 未来中国的选择/严家其1992
*中国的大转型: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萧功秦2008
*中南海的选择/裴敏欣主编2004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2007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1989
*李锐谈毛泽东2005
*叫父亲太沉重/艾蓓 1994
闲书中我更喜欢读文学作品。2010年读的小说集有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东西《耳光响亮》、邓友梅《那五》、《烟壶》、铁凝《永远有多远》、石舒清《开花的院子》、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王曾祺《受戒》、蒋韵《栎树的囚徒》、雪漠《猎原》、王旭烽《茶人三部曲》。
除小说外，我也喜欢散文。2011年读了沈从文《散文选》；何为《临窗集》、《织锦集》、《何为散文选》；河南农民出身的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和福建福州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我与父辈》渗透着阎连科对父母浓浓的忏悔和深深的自责。“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琐碎、精疲力竭，元气耗尽。”阎连科在书中写道：
“一位读者读后真切地写道： “看的过程中哭了，因为想到我的父母，如今他们依然在那块黄土地上耕耘，虽然靠天吃饭，但他们还是很满足，满足于我们兄妹从小到大都听话，在他们的希望中慢慢长大，而他们的渐渐老去却令我心酸，他们说这辈子值了。在阎先生的文字中，我读出的不仅是感动，买了这本书，送给父亲。” 另一位读者写道：“《父亲》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也是最凄楚的爱的代名词.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父亲百年之后, 才想起对父亲的亏欠!”
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南帆没有刻意地对他和父母这两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对比描述，“因为对于揣测大于感知的子女来说，父母的历史永远是一个特殊的角落；然而，由父母亲这代人一块块砖头垒起来的日子，被南帆探寻的目光踩进来了，并且踩出了一段既陌生又可感可触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与我们却息息相关。两位作家通过描述一段正在消失的父辈的人生，有力地呈现出我们与父辈之间的裂缝和错位，并对个人的创伤记忆、时代的内在迷乱给予了真切的意义关怀。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9月偶然的机会读到《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包括《抱愧山西》、《历史的暗角》、《十万进士》、《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共15篇文章。折服他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作者“用敏锐的目光注视历史细节，用犀利的笔尖剖析文化现象，用独到的视角揭示发展规律，用细腻的情感阐释世间冷暖。”把我重新引入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启迪哲思，引发情致。读了15篇后，激发我读了余秋雨其他作品如：《文化苦旅》1995年 、《千年一叹》 2000年、《借我一生》 2004年、《我等不到了》2010年。 读到《一个王朝的背影》时（《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其中一篇），一万三千字，从一个小小的承德避暑山庄引申开来，将康熙的“修德安民”分析得透彻淋漓。继而又诱发我一气读了：
*历代帝王传记. 1990
*历代帝王百人传/梁绍辉1989
*帝王权谋术/金良年1989
*帝王心影/王东2003
*帝王的隐秘: 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赵良2001
*刘邦：長篇历史小说/孙文圣2006
*刘秀大帝/刘乐土 2001
*细说两晋南北朝/沈起炜 2002
*细说隋炀帝/刘善齡2005
*隋文帝/武荣益著v.1- v.2 2001
*细说唐太宗/黄纯艳 2005
*李世民传/胡如雷著1984
*永乐风云：长篇历史小说/殷明著 v.1 –v.4 2011
*张居正: 长篇历史小说/熊召政v.1 –v.4 2005
*努尔哈赤传/阎崇年1983
*康熙大帝: 系列长篇小说/ [二月河著] 1985 v.1
*父子宰相: 张英、张廷玉/陈所巨著 v.1 & v.2 2004
*年羹尧/赵强著 v.1 & v.2 2001
*郭嵩焘/崔通宝著v.1 & v.2 2003
*翁同龢: 一品大员两朝帝师/刘学慧, v.1- v.2 2007
*张之洞/杨敏著 v.1- v.2 2003
*曾國藩/唐浩明 v.1-v.3 2002
*慈禧前传/高阳著1984 v.1
*玉座珠帘/高阳著1984 v.2
*清宫外史高阳著pt.1- pt.2 1984 v.3
*母子君臣/高阳著1984 v.4
*戊戌喋血: 長篇历史小说/任光椿著
*辛亥风云录/任光椿1983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激发了我对历史小说的兴趣，继而读了《中篇历史小说选》。杨书案的《斯文劫》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使我联想到直接毁了扶苏的三个人：李斯、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秦皇二世胡亥。彭拜《三人行》描绘了苏武牧羊、李陵降胡、司马迁发愤著书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继而又激发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使我联想到最近读到的一些史书。儒、道、法、墨四大学派中知天下民生凋敝，白骨遍野，千里无人者莫过于藤州墨翟。
他的企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篇》
他的信念：“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
他的学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
他的先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墨子。尚贤上》
他的先见：“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
墨子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人是生而平等的，不是由命运摆布，富贵不由命。让我赞叹不已。鲁迅先生曾以《非攻》为题写成著名的历史小说，赞扬墨子为中国的脊梁和传奇式的伟大英雄。墨子应为华夏文明的奠基人：他是爱人如己、敬畏神灵的先知，他是先于卢梭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启蒙者。正像一位学人痛心疾首的感叹道：“可惜，我们拒绝了墨子。”这就是“一种历史深处的隐痛。”拒绝墨子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不幸与灾难。
墨子和柏拉图是同代人。西方接受了柏拉图而使其成为希腊/西方文明的始祖。我喜欢收集、打印、翻阅我所感兴趣的西方哲学、神学著作。搬家时忍痛甩掉了不少，但至今仍保留了一些，包括：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斐多篇》、《理想国》、《会饮篇》【希腊】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学园派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诗学》【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逍遥学派创始人)
《自然与快乐》【希腊】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英】罗纳尔德
《沉思录》【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安东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劝勉希腊人》【古希腊】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 —211 年）
《忏悔录》【古罗马】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
《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人选集》(Anselmus，1033-1109，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实在论主要代表，有“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之称)
《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意】 波纳文图拉
《神曲》【意】但丁 (Dante Alighiè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论隐秘的上帝》、《论有学识的无知》【德】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哲学家，枢机主教，泛神论者)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谈谈方法》【法】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法】伽森狄
《神学政治论》、《几何伦理学》、《知性改进论》【荷兰】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法】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基督教并不神秘》【英】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英】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漫步遐想录》【法】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德】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历史与启示》【德】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
《人的使命》【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精神现象学》【德】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
《论实证精神》【法】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基督教的本质》【德】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德】施密特(Max Stirner，1806-1856，卡斯巴·施米特(K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唯我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
《耶稣传》【德】大卫· 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
《宗教经验之种种》【美】詹姆斯 (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道德的谱系》、《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善恶的彼岸》【德】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德】洛维特
《现象学的观念》【捷克】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
《胡塞尔传》李鹏程
《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18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剑桥大学任教)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存在与时间》、《路标》【德】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海德格尔传》张祥龙
《他人就是地狱》【法】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对神学的兴趣使我开始收集、翻阅西方著名宗教史著作,包括：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德】默茨
《不可言说的言说》【瑞士】奥特
《論神聖》【瑞士】奥特
《海德格尔与神学》【德】海德格尔、奥特
《教会教义学》【德】卡尔.巴特
《创造中的上帝_生态的创造论》【德】莫尔特曼
《俗世中的上帝》【德】莫尔特曼
《神学美学导论》【瑞】巴尔塔萨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德】特罗尔奇
《基督教大思想家》【瑞士】汉斯.昆
《论基督徒（上）（下）》【瑞士】汉斯.昆
《世界伦理构想》【瑞士】汉斯.昆《死论》【德】云格尔
《狱中书简》【德】潘霍华
《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德】潘霍华
《非宗教的基督教》【德】潘霍华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英】约翰.希克
《返朴归真》【英】刘易斯
《基督人生观》【英】詹姆士.里德
《亲吻神学_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德】施比茨莱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德】E.M.文德尔
《在期待之中》【法】薇依
《重负与神恩》【法】薇依
《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视野中的西方女性 》刘文明
《历代耶稣形象》【美】帕利坎
接触到部分俄罗斯神学、宗教、哲学、历史、文学作品：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俄】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神学导论》【俄】弗·洛斯基
《俄罗斯与欧洲》【俄】索洛维约夫
《爱的意义》【俄】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俄】别尔嘉耶夫
《自由的哲学》【俄】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辨证法》【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俄】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知》【俄】别尔嘉耶夫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俄】弗兰克
《意志自由》【俄】尼·洛斯基
《基督教的婚姻哲学》【俄】特洛依茨基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俄】叶夫多基莫夫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俄】赫克
《诸神复活》【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卡拉码佐犬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俄】罗赞诺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德】赫尔曼·海塞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
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沉重的肉身》、《拣尽寒枝 》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他的思想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和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的神学、哲学作品，受益匪浅：
《论反讽概念》 【丹】克尔凯郭尔
《论怀疑者》 【丹】克尔凯郭尔
《或此或彼》 【丹】克尔凯郭尔
《恐惧与颤栗》 【丹】克尔凯郭尔
《基督徒的激情》 【丹】克尔凯郭尔
《致死的疾病 》 【丹】克尔凯郭尔
《不幸与幸福-克尔凯郭尔镜像》【丹】尼尔斯-托马森的
《开端与终结》 【俄】舍斯托夫
《在约伯的天平上》 【俄】舍斯托夫
《雅典与耶路撒冷》 【俄】舍斯托夫
《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 【俄】舍斯托夫
《钥匙的统治》 【俄】舍斯托夫
二十二、二二八纪念碑
2013年4月我和妻子参加了在台北板桥大林家每年一次的祭祖、祭祀、六记宗族的聚会，历时一周。有机会参观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二二八纪念公园。
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惨案的来龙去脉，事发五十年后，1995年树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碑文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当年在台北、高雄两地，岳父林慰桢教授亲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始末，对他震动很大、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剧期间，高雄铝厂是生产、供应日军侵华战斗机原料重地，抗战中曾多次遭到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毁灭性的轰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台湾高雄铝厂。当时，因为技术原因，铝厂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一九四六年从重庆綦江电化冶炼厂调来二十多位技术人员协同修复已经停産一年的高雄铝厂。工程师中多是从美国、英国和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其中包括在美国时林慰桢的同仁马龙翔、丁陈威等。“二二八事件”后，那些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多是些不学无术、飞扬跋扈的接管人员、不懂业务、官僚腐败的行政、管理官员或是些心有馀悸、谨小慎微的技术人员。而其中来自大陆的同仁，经历血火腥风的”二二八事件”后，对未来更加忧心忡忡。此时林慰桢名义上被聘为铝厂工程师，但实际上有名无实。名义上请他教授科技英文，但来自大陆劫难馀生的技术人员，为了生存请求林慰桢改教他们闽南话。
伫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前，低头沉思。何时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竖立一个缅怀与悼念六四罹难者的纪念碑？二十九年过去了，我开始怀疑。再过二十年，我们能像台湾同胞那样面对历史悲剧，承认历史过错，在缅怀与悼念六四罹难者中记取历史教训？
二十三、惨痛的五千年
早在公元前305年，时任战国末期楚国左徒的屈原（公元前348-278），因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加之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言与排挤，被楚怀王疏远并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在《离骚》的末段中感慨道：
乱曰：
已矣哉，
国无人——
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乡?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刘再复在《人论二十五种》以“国无人”为自序中写道：
“屈原在这首卓绝千古的长诗中最後感慨 “国无人” ，说的是国中没有贤者、识者能与他的心灵相通。这自然不是说国中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说国中没有杰出人才。举国无人，这是多么深的感慨! 屈原已感到楚国大厦将崩，能够支撑“美政”的精华，死的死，走的走，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杀害，连他也被放逐，国中真是没有人才了。一个朝代灭亡之前，总是要为自己扫清通向坟墓的道路，而这种清扫，就是扫除自己的精英。”
根据史书的记载，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305年，从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末期屈原的时代，华夏大地上经历了连年不断、血雨腥风的战争，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人”随着大量诸侯国的被兼并、厮杀而消亡得所剩无几：
“有夏（前2033～1562）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 夏本纪》）。商有“九世之乱” ，仲丁开始，其后5代9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 灭商后，周武王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此后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西周（前1066～771）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夏禹时天下万国、西周初期1773国、春秋时1200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国了。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 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
时隔屈原的最後感叹五百年，三国魏晋诗人阮籍（公元210－263）来到河南荥阳广武山下，面对当年刘邦、项羽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古城遗迹，续声长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
阮籍的这声叹息，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解释道：“成了今後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秦皇汉武的文采哪里比得上二位帝王举世闻名的暴政。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 “陷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徭役征发无度, 导致民怨沸腾。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秦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汉武帝在位4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他独尊儒术，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穷兵黩武，四处用兵。 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是“英雄”、谁是“竖子”、谁是“风流人物”、谁最“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 历代说法各异。但引无数“生灵” 竞折腰，却是古往今来、不辩自明的史实：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魏晋时的文人名士中，不少已“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司马懿所杀，夷三族。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晋惠帝时，遭司马伦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罪夷三族。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以“叛逆”罪名杀害。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
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沉重地写道：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在这张开得很长的被杀名单里，《遥远的绝响》的主角，嵇康（224—263），阮籍的同代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由于对司马氏当权不满，最终遭到钟会陷害，年仅四十岁就被处死。
二十四、先知警世名言
又过了一个五百年，晚唐诗人杜牧 （公元803-852）在《阿房宫赋》结尾哀叹道：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位署名为“耶子”的作者在一篇题为“复哀之，何时了——“读”顾准现象 ”文章中写道：
“这岂是圣贤哲人好发议论，一千一百多年前这位喜好研究古今治乱得失和财赋经济，甚至与朝廷对抗主张什么严禁佛教的不合时宜者，借古喻今对当时帝王的警告竟然预示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悲剧形态，这真的是一种占卜式的偶然和巧合吗？复哀之，复哀之，中国人似乎永在（至少今天还在）复哀前人的魔圈中打转，却难以通过真正的哀之（即，鉴之）摆脱出来。缺乏鉴之实质的哀之被中国历代的劫难史证明最终不过是昏睡千百年并还将继续下去的梦呓，他除了培育和容忍冠冕堂皇的罪恶之外，与真理的探索和发现及国民的兴盛和文明没有多少相干。复哀之，复哀之，实在不能不使人怀疑中国的文化精神中是否缺了点什么？”
又一个五百年后，元文宗天历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的张养浩（1270—1329），复职后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后因上疏谏元夕内庭张灯得罪，辞官归隐，屡召不赴。1329年关中大旱，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在他赴任途中经过潼关时发出了一声沉甸甸的千古奇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管王朝如何更迭，在他们的争城夺地的战争中蒙受灾难的，永远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帝王的宫阙，它的兴建是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垒起来的；它的倒塌也有无数老百姓的白骨做了它的殉葬品。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后忙于赈灾事宜，积劳成疾，任职仅四个月，死于任所。
又过了五百年，清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的龚自珍 (1792-1841)，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48岁的龚自珍又忤其长官，辞官离京南归。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唉叹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战国末期的屈原到清末的龚自珍，相距两千一百多年，这期间华夏难道缺少过杰出人才？自古以来，在这片生养繁衍炎黄子孙的黄土地上，天公从没停止过抖擞。历朝历代人才辈出，仁人志士才华横溢；英雄豪杰层出不穷；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但都无力回天挽回历代王朝的倾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败局： “中国人似乎永在（至少今天还在）复哀前人的魔圈中打转，却难以通过真正的哀之（即，鉴之）摆脱出来。” 在这片苍茫的黄土地上，几千年来周而复始地出现惨无人道的人治暴政，令人发指的严刑峻法，衣冠禽兽的贪官污吏，暴孽横溢的人间地狱，我曾写诗为叹：
九州起始尧舜禹，禅位让贤传美誉；
禹铸九鼎公天下，与民同舟同共济。
赢政继位自称帝，九州天下归自己；
弃禅袭位称朕首，睥睨百姓为刍狗。
华夏九鼎予一人，龙头一语定乾坤；
奴才犬儒遍朝野，万马齐喑臣犬吠。
活人活剐成人彘，求生不得求死难；
自此千里国无人，九州遍野尸骨寒。
专制兴亡百姓苦，重铸残鼎何谓谱？
万物之灵人为首，天下为公重抖擞！
面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陷落在周而复始、血雨腥风、人妖颠倒、人兽倾轧、人祸天灾、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历史悲剧，我们这些存活下来的炎黄子孙在沉痛复哀、历史反思中不禁要问，导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真正历史原因何在？
当“普通意义上的人”被扭曲、侮辱、践踏、剥夺、戳杀、任人宰割、睥睨为刍狗、肢解为人彘，当不把人当人看待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名存实亡。这是导致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所在。
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在《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指出“人必有私”：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寇司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谈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 - 1695）在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中写道：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意译为：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李贽和黄宗羲的“人必有私”中的“人”包括所有人：“服田者”、“居家者”、“为学者”、“官人”、“孔子之圣”以及“古之人君。”
黄宗羲接着写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 “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译意为：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 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既然“人必有私”、“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为什么“古之人君”与“后之为人君”如此大相径庭呢？黄宗羲在《原君》中的结论是：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此无他，”黄宗羲解释道：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人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的。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黄宗羲一语道破天下为私的根源。
在他的《原臣》中，黄宗羲疾书道：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用现在话直译：因为天下的广大，不是国君一个人所能治理的，因此才把它分给百官管理。因此，我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是为万民苍生工作，不是为一姓一朝工作。古代做臣子的，是以天下万民为念呢？还是视天下人民为人君之私物呢？其实天下的安定混乱，关键不是在于皇室一姓的兴亡，而是在于千万百姓的忧患安乐；所以夏桀、商纣的灭亡，正是让天下走向安定的局面；秦始皇、元人的兴起，正是让天下走向紊乱的局面；晋、宋、齐、梁的兴亡，因为都是一姓一家的篡夺，与天下的兴亡并无关联。做臣子的如果不重视百姓的疾苦，即使能辅佐君王兴起，随着国君牺牲，对于做臣子应有的道理，仍然是背道而驰的。
二十五、后人哀之不鉴
“下民其忧” 与公天下， “人必有私” 与私天下，历朝历代两者相佐的根源在于对 “下民” 、 “万民” 、“普通意义上的人”理念的根本分歧。中国近代史上更为明显。早在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而且，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 “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路透射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提出问题：
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 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但毛泽东所讲的“人民”一词往往是和“敌人”相区别的；“民主”的概念是“人民”才有“民主”，“敌人”是不配享有“民主”的。毛泽东的民主是有阶级之分的。毛泽东个人的主张，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民主、法制，走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带头倡导“以党治国”观念。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同一时期，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5年1月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指示说： “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
1955年9月19日，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 “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 ‘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 “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
这些“以党治国”的论断是对宪法、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开践踏。它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
据不完全统计：
镇反运动 (1950-51)： 全国共捕了二百六十二万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七十一万二千人，关了一百二十九万人，先后管制了一百二十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三十八万人。
土改运动 (1952)：杀地主二百多万人。地、富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一九八0年才摘帽。
三反五反运动 (1952)：全国共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人被捕，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五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
反胡风运动 (1955)：有五千人被牵连，五百人被逮捕，六十人自杀身亡，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肃反运动 (1956)：有二万一千三百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人自杀或失踪。
反右派运动（1957）：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
反右倾斗争(1959)：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八十万人，迫害致死人数不明。
三年困难时期 (1959-61）: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大英百科全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是3756万。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 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 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毛泽东作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得知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是什么态度呢？1960年春天，饿死100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通渭问题，一个县饿死12万人的贵州湄潭事件，都曾向毛泽东汇报过。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亲自把到信阳考察的结果汇报毛泽东。毛泽东早就表过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根据1959年8 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的《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事后毛泽东向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195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家乡搞调查时，曾明白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1962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后，立即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 “欣然命笔” 写了《送瘟神》一诗。其中一句脍炙人口：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一生极力反古，以至于我们这代人很少人正经读过古书。他去世后，凡参观过他晚年在中南海故居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他那书房兼卧室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线装的古书。毛泽东一生古书读了不少，可谓通今博古。在他的万卷古书中，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读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述的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尧、舜、禹。当人祸横溢、民生凋敝，白骨遍野，千里无人、3756万无辜的百姓死于饥饿，远远超过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时，毛泽东所关心的是他死了以后怎么办？“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时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无力回天，“以党治国”已成为国家运作的准则，宪法已是一纸空文，法律机制已名存实亡。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亲自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结果又如何呢？成千上万的人继续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
据不完全统计：四清运动 (1964-66)：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被整，其中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被整死。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死了多少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仅文革中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一起冤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 （包括遇罗克、张志新），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亡人数为：2330万人。加上全国1958-196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 8万人。共死亡6085.8万人。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内被批斗，饱受谩骂和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殊不知没有“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那里来的国家主席的尊严？没有生存的权力，还谈什么特权？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上书《万言书》而受到错误对待时，又有谁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的尊严提供保护？
秦城监狱是当年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刘仁下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选址、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亲自监督建立起来的中国最高级监狱。罗瑞卿还督促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放下其它活专注秦城监狱的建造、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为秦城监狱负责预算与拨款。文革时，彭真、刘仁以“彭真、刘仁叛徒集团”罪名和罗瑞卿、冯基平、杨奇清、胡立教一起在1966年被关入自己亲手造的秦城监狱。冯基平后悔地说：“如果知道自己也住进秦城，当初就建好一点了。”副市长刘仁被弄死在秦城。罗瑞卿在整肃彭德怀时特别起劲，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文革时，却被关入跟彭德怀在一个院子的监狱。罗瑞卿大发雷霆，抱怨把自己与反党分子彭德怀关押在一起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 的尊严，那里来的公安部部长、国防部长、北京市长、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尊严？
二十六、复哀之何时了
在这场劫难中，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彭真。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平反出狱后他曾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民法通则》等七部法律。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大的立法权。在《立法要面向十亿人民，为了十亿人民》，彭真明确提出， “立法时脑子里要有农民、工人，要有十亿人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
从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 - 1695）《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的发表到彭真的《立法要面向十亿人民，为了十亿人民》将近三个半世纪过去了。这期间数以千万的人头落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我们从这惨痛的、血的教训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在“‘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中最后写道：
“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普通意义上的人”被扭曲、侮辱、践踏、剥夺、戳杀、任人宰割、睥睨为刍狗、肢解为人彘，当不把人当人看待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名存实亡。这是导致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所在。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炎黄子孙的安居乐业，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恢复、并以最大限度、竭力保障“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并以此理念选择国家政治体制，制定以保护“普通意义上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为基准的宪法、刑法与民法。
二十七、动物世界启示
城里长大的孩子，和动物接触的机会有限。他们所讲的“动物” 无外乎是鸡、鸭（家禽）、鱼、（猪、羊、狗、兔）肉之类的食品年货。平时能看到的不过是天上飞的麻雀、乌鸦和家鸽；地上拉货的驴、骡、牛、马（牲畜）和家里养的猫、狗而已。它们中除了乌鸦和家猫较为幸运外，最终也难逃脱“食品动物“的命运。当年的桂香村店里曾看到出售酱铁雀。宿舍大院门外农民挑杆叫卖一串串剥了皮、血肉模糊的活青蛙（田鸡）。
当然往事回忆中的动物，不全是食品年货。动物园里的那些被圈养的动物就是一个例外。没有天敌、人祸，非食品动物们享受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虽然在笼子里失去了自由使它们显得呆滞、冷漠，但它们独特的饭来张口的待遇，无疑为饥饿的城市生活增添了可望不可及、望梅止渴的想象力。也因此成为了孩子们所向往的乐园。为了那猴山、象馆、狮子、老虎、长脖鹿，即便长途跋涉也在所不辞。我还记得一次小姨带我和哥哥去动物园途中丢了钱包的事。手头无钱，我们只好在炎炎的烈日下，从西郊的动物园徒步走回城里的家。小姨因丢了钱包而沮丧，在一边流涕；我们却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议论当天看到的飞禽走兽、熊猫、河马、水族馆。
还记得奶奶当年在狭小的阳台上曾养过鸡、鸭。那时我家住在四层楼上，我们兄弟俩每天放学后便在楼下招呼奶奶，她便把小鸡、小鸭放在一只盖了手巾的篮子里，用绳子从阳台把篮子慢慢放下来。宿舍楼后院除了各家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花圃、菜地以外，是一片片长满各种野草的荒地，是放鸡、放鸭的好地方。一次，一只小鸡不慎从吊蓝里滑落 出来，肚子正好挂在铁丝网上。我和哥哥赶紧把受伤的小鸡抱回家，奶奶从容不迫地用针线把受伤的肚子缝好并涂上红药水。几天后小鸡完好如初，欢蹦乱跳。
六十年文革初期，不知谁独出心裁，发明了鸡血疗法。不出一星期，宿舍大院变成了别具一格的养鸡场。楼前楼后、楼左楼右、楼上楼下、楼梯楼道、地下室、阳台上、五花八门的鸡窝比比皆是、琳琅满目。有毛的、斑秃的、富态的、干瘪的、滋润的、垂头耷脑的，鸡飞满院。当大人们忙于把抽出的鸡血注射到自己身体，满腔鸡血地离开宿舍大院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后，那些刚刚被抽了血的公鸡又再度从鸡窝里拎出来，被孩子们带到大院内不同的角落与其它公鸡争斗拼搏、一决雌雄。一时间，大院里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到处鸡毛飞舞、遍地血迹斑斑。（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国府白鸡战》的故事，不再重复）
六十年代末跟随父亲下放干校住在农村那年，我们养过一对鸽子和一只白狗。鸽子初学飞行的第一天就被当地的一个农民在大雪纷飞的早上用土制的火枪打落，我和哥哥含着泪把中了火药的鸽子要回来美餐了一顿。那只小白狗的命运也不比那对鸽子的命运好多少。养了不到一年就被村里“贫下中农打狗队”以破坏生产、偷吃生产队玉米棒子的罪名乱棍打死，和其它因同一罪名处死的同类一起，在生产队部大院里被当众煮了吃掉。可谓欲吃狗肉，何患无辞。好在我们没有参与分食狗肉的勾当。
下放期间，在村里交了不少同龄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放羊、打草、游泳。第一次看到刺猬就是那个时候。刺猬行动迟缓、昼伏夜出，喜静厌闹，喜暗怕光。刺猬胆小易惊，哭声如同满月的婴儿。村里的小朋友曾捉到一只小刺猬，用绳趁势捆住一只手足。用指甲挠其手心，小刺猬便哇哇作声，果然像婴儿哭啼。
提到刺猬，使我想起曾在报上读到一篇采访因雕塑母子情而出名的一位艺术家的报道。在采访中，艺术家讲到他少年时所经历的一件事。一次野营，营地教导员讲话时，在帐篷内抓到一只刺猬。 他若无其事地顺手把刺猬下半身压在折叠椅下。然后重重地踏在椅背上，继续他的讲话。讲话完毕，刺猬被压得一动不动，奄奄一息。第二天一早，在营地帐篷门外的草地上，这位以后成为艺术家的少年惊奇地发现，那只差点被压死的刺猬，拖着瘫痪的残肢下身，艰难地向草丛爬去。草丛里，他看到几只獒嗷待哺的小刺猬在期待着妈妈归来。如此伟大的母爱震撼了他，以致影响了艺术家的一生和他的整个艺术创作。
从干校回城几年后，我们有幸搬进新居。房东老乡送来一只老“母鸡”。因家里无人敢杀鸡，所以就把它放在阳台的笼子里养着。天还没亮，母鸡就打起鸣来。一连几天打鸣，天天不断，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不得安宁。邻居有位叔叔听说我们不敢杀鸡便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用他的话讲，杀鸡是他拿手好戏。话音未落，刀起头落。完事后随手把那无头鸡丢在厨房的地上，扬长而去。再回头看看那尸首异处的无头鸡，上窜下跳，鸡血四溅，厨房的地板、墙壁上血迹斑斑，脱落的鸡毛铺天盖地，惨不忍睹。
高中毕业后在去成都途中路过绵阳，在亲友家落脚小住几天。那时肉食供应奇缺，亲友忍痛将寄养在乡下的一只硕大的肥兔宰杀招待我。我那时不知这兔子的来历，帮着朋友下厨，成了宰杀兔子的帮凶。殊不知这兔子竟是亲友不满十岁的大儿子的宠物。正在我们竭尽全力地企图将那只充满活力的肥兔子溺死在水池中时，那位在一边看热闹、本以为我们在为他的宠物洗澡的少年，突然觉得势头不对，便竭斯底里地哭喊起来，甚至用头撞墙以示抗议。那顿晚餐是怎么吃的，我早已忘却；但那震耳欲聋的哭喊声，近四十年了，仍声声在耳，记忆犹新 ...
下乡插队落户，稻田里的青蛙成了我们知青打牙饥的食物。农民的鸡、狗偶或变成个别知青的夜宵。从此村里丢鸡失狗的事一发生，我们（知青）族类便成了注目睽睽的嫌疑犯 ，似乎偷鸡摸狗的行径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恶习，不可推诿，不容置疑。
难怪从这样环境走出来的我，一见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诸如松鼠、鹌鹑、湖里戏水的野鹅、野鸭（mallard duck），我的反映总是和烹饪有关：“这东西怎么吃？“ 便是动物世界那时对我唯一仅有的启示。
八十年代中出来留学后, 在英国、北美各地看到了许多从未看到过的飞禽走兽：英国的松鼠、天鹅（和田园草场上悠闲自得的奶牛）、马里兰的晨鸽（morning dove）、鳄龟（snapping turtle）、蓝蟹（blue crabs）、麝鼠(muskrat）；佛罗里达的鹈鹕（pelican）；黄石公园的野牛、马熊和豺狼(Yellowstone's buffalo/bison 、brown bears and wolf）;中西部平原的白尾鹿 (Badland 's whitetails)；爱达荷的土拨鼠（ground squirrel）; 加州优胜美地的鼫(Yosemite’s marmot)；俄勒冈海岸的海獭，海狮，海豹(Oregon coast 's sea otters, sea lions, seals)；阿拉斯加的座头鲸/驼峰鲸（humpback whale）；华盛顿州的黑尾鹿（mule deer）、珍宝蟹（Washington Dungeness crab）、三文鱼；西雅图的白头鹰(bald eagle)、苍鹭(heron）、狸猫(raccoon）、水獭(river otters）；温哥华的小狼（coyote）、加拿大雁、逆戟鲸（Orcas or Killer Whales）、海豚(dolphins); 班夫的驼鹿、麋鹿（Banff's moose and elk）；夏威夷的彩虹珍珠鱼（humunukuapua，发音：Humuhumunukunukuapua`a）。
这使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份清朝乾隆年间“满汉全席”的菜谱，其中有：鲨鱼皮鸡汁羹、卿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鸭舌羹、猪脑羹、鹅肫掌羹、假斑鱼肝、油炸猪羊肉、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油泡北鹿丝、炒梅花北鹿丝、广松仙鹤(炖整鹤)、红烧果狸、雪耳白鸽蛋、熊掌炖鹧鸪、凤肝拼螺片、烩金钱豹狸、鹿尾也蚬鸭、清汤雪蛤、哈儿巴一扎。无独有偶，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里也曾写到：“那百粤之地毒蛇作羹，老猫炖盅，斑鱼似鼠，巨虾称龙，肥蠔炒响螺，龙蝨蒸禾虫，烤小猪而皮脆，煨果狸则肉红，洪七公如登天界，其乐无穷。”难怪这些飞禽走兽在偌大的中国土地上早已销声隐迹/绝迹。幸存下来的“珍奇”也被吞噬得所剩无几。
把动物从食物、食品、食谱的联想中分解开来，归还它动物的本色，是一个漫长、曲折、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文化、社会、传统、环境意识的改变，更需要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的观察、接触、体验、经历。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动物成为我们的房客、家贼、近邻、远亲、朋友、冤家、伴侣；息息相关、同命相连，动物成为我们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七年前搬进新居后的一天深夜，我们被屋顶上的骚动惊醒。殊不知一家狸猫(raccoon）深夜造访。那半夜三更屋顶犹如有人摔跤竞技之声，照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以后他们经常出没在房后的花园里，悠闲自得地带着小狸猫们在篱笆上、杜鹃花树上攀附、嬉耍、乘凉。互不相干、互不妨碍、和睦共处。
松鼠自恃是本乡本土老住户，骄横跋扈，目空无人。在遮盖我们天井凉台的玉兰树上整天上蹿下跳、如入无人之境。每到傍晚凉台上到处是它们撇下的残枝剩果、狼藉遍地。松鼠还是行窃的高手。 居高临下，伺机偷食晾晒在凉台上的花生、果实。房前屋后的草地上，房顶下水道旁，它们行窃的痕迹比比皆是、暴露无遗。
不速之客中老鼠最难缠。离我们不远有家邻居卖房后，新买主把老房连锅端起 ，将它移到院子另一头，在空出的地面上盖了一座新房出卖。这一折腾，惊动了旧房的老鼠们。流离失所的弃儿们只好各奔东西、另择居所。其中的一只看上了我们低矮的老房，连声招呼都没打，就溜进大门。家里没有猫，耗子称大王。昔日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进门后便喧宾夺主、翻箱倒柜、踢锅砸碗。一夜间，米袋、食品袋破了，大米、食品摊撒一地。吓得我们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购买了各式各样对付老鼠的最新武器：诱鼠匣、夹鼠器、粘鼠胶、超声骚鼠电波仪。我们还重金请来灭鼠专家，折腾了半个多月，都无济于事。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空欢喜的失望。最后还是药店售货员推荐的耗子药才解决了问题。施药后的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开窗帘之际，发现客厅沙发后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待我们把奄奄一息但面部和蔼、清秀的灰老鼠用长柄夹装进密封塑料袋后，我暗自庆幸，又为它的离去而惋惜。死有应得、死得其所。
我们后院和邻舍的后院中间仅隔一排木制篱笆。邻舍家的猫常常来我们后院串门作客。我们平时上班不在家，周末去温哥华探望父母，也很少在家。时间长了，串门的宾客变成了主人。每次打开通向阳台的窗帘，总会看到它懒洋洋地瘫睡在天井凉台上。那大梦初醒的神情似乎在责怪我们把它吵醒。喧宾夺主却不尽做猫的义务。我猜想，起初那只流离失所的灰老鼠很可能就在它睡眼惺忪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走进我们的家门。不然的话，那只老鼠那里来的那种“耗子抗枪窝里横”的劲头？纯粹是鼠仗猫势，有恃无恐。是可忍孰不可忍！
提起这只猫，就想起那年知更雏鸟被残害的情景。在我们卧室窗外的枫树三角枝杈上有一个几代知更鸟精心制造的鸟窝。每年知更鸟在这个窝里孵育后代。有一年，我在树下刈草，在草地上发现被肢解得血肉模糊的雏鸟，惨不忍睹。我推断一定是我们邻舍家猫干的好事，猫的贪婪天性与生俱来，不可推诿，不容置疑。从此我和那只猫结了仇。知更鸟们也很少光顾他们祖传的老窝。
我们后院的邻居喜欢养猫，也喜欢喂鸟。在她狭窄的后院山茱萸（dogwood）和紫丁香（Lilac）树上挂着装满食物的喂鸟器和专为蜂鸟提供的饮料吸盘。每天有各式各样的鸟飞来聚餐。聚餐食客中嗓门最大的当属蓝松鸦（blue jay冠蓝鸦 ）和乌鸦。鸦鸟类的叫声噪杂刺耳。蓝松鸦打着自远而近、尖声厉嗓的“喳、喳”声而来，饭后又带着宏亮尖锐的啸声而去。乌鸦总是以它突如其来、持续单调的“啊、啊”声宣告他的到来。它们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常常打破宁静的清晨、搅乱沉睡的午觉。
小巧玲珑的蜂鸟常常在喝饮料的途中，悬停在半空，向我们投下好奇的一瞥。看到、听到我在阳台上弹吉他时，它便飞过来，面对面地悬空凝视。出于好奇，还是喜欢音乐？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它闪光发亮的翠绿羽毛上，为纤细、娇小的身躯增添了神秘的异彩。
几年前，市政府在靠近我们住区一侧的湖边公园里新开辟了一片沼泽野生地段 （wetlands）。众多的人工池塘边上铺出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路，路两边种满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几年过去后，周围土坡上、池塘边、小路的两侧，花草丛生、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水汽连天、葱绿幽静的环境招徕了种类繁多的水禽、飞鸟。最常见到的是：野鸭（mallard duck）、野鹅、加拿大雁、巨头鹊鸭（bufflehead）、北美骷鹈（coot）、苍鹭（heron）、白霜翅鸥（glaucous-winged gull）、鸬鹚（鱼鹰cormorant）、红翅黑鹂（red-winged blackbird）、鸻 （killdeer）、知更鸟/雀（robin）、歌雀 （song sparrow）、黑帽山雀（black-capped chickadee）、金翅雀 （goldfinch）、白冠麻雀（white-crowned sparrow）、蜂鸟（hummingbird）、头翼（spotted towhee）、松子雀（nuthatch）、草雀（bushtit）、欧椋鸟（starling）、鹪鹩（Bewick's wren）、北方啄木鸟 (Northern Flickers or woodpeckers)、家燕（barn swallow）和鹌鹑(quail)。偶尔会看见绣眼画眉（Thrush）、林鸳鸯（Wood Duck）、水獭(river otters）或者麝鼠(muskrat）。
水禽中加拿大雁（Canada Goose）叫声最为响亮。飞行时成群结队，呼哧呐喊、排列成V字形，从头顶上一掠而过。落在地上时，如果你太靠近它们，它们会发出“斯－斯”的警告声。大雁生蛋后趴伏在蛋上直到小雁孵出。沼泽区池塘里有几鼎水泥浇铸成的柱型植物盆，拔出水面几尺高。去年春天，一对大雁在其中一个毫无遮掩的盆内孵化了一窝小雁。雏雁孵出有先有后，其中一只雏雁由于孵出太晚、太小，而大点的又都急不可耐地跳下水。为了保护大多数下水的雏雁，雁妈、雁爸撇下了那只体弱的雏雁，随儿女们而去，不见了踪影。当我们发现时，孤零零的弃儿已被炎炎的烈日暴晒得奄奄一息。我们立刻报告在附近做工的园丁，她换了件塑胶妨水裤后，便趟水走到植物盆把它救起，放进一只垫满湿草的纸盒里。随后用手机和当地一位热心水禽保护的朋友联系。不久奄奄一息的雏雁被送进一家私人开辟的水禽保护乐园。几个星期过后，再见到那园丁，她高兴地告诉我们，由于及时抢救、护理，雏雁已安然无恙。临别时还告诉我们那家水禽保护乐园网站，以供我们继续追索雏雁康复以后的情形。
雏雁和其他水禽雏们一样，即使在父母的陪伴、保护下，也很难说万无一失。在它们的周围：陆路、水底、天空到处隐藏着危/杀机。一不小心、以不留意、一个闪失都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结局。在马里兰州它们的天敌据说是潜入水底的鳄龟（snapping turtle），在这里大据说是看起来温文尔雅、婀娜多姿的苍鹭（heron）。苍鹭绝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文弱。它很有耐心，可以长时间地保持静止状态，密切监视它的捕食对象，随后会用它非常可怕的长柄尖啄，闪电般地捕获、琢食鱼虾、雏雁、雏鸭、小鸟。难怪在池塘里出生的雏雁、雏鸭们，没几天就会减员。可谓天有不测风云，雏有祸福旦夕。
记得在马里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住在三层楼上。一天，厨房半开的窗户和倾斜的窗台之间巴掌大的地方，一只晨鸽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芥上开始了孵化幼雏的历程。窗子是关不上了，但那窗台倾斜的坡度，随时可能酿成鸽飞蛋打的悲剧。晨鸽妈妈却坦然自若，斜眼看着我，好像在说：怕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多少年后第一次去夏威夷，在距三楼旅馆阳台不远的棕榈树上，在靠近树端的鸟巢里，我看到一只晨鸽在摇曳不停的海风中镇定自如地看守着它的幼雏。海边风浪再大，四周天敌再多，也动摇不了晨鸽保护幼雏的爱心和决心。
今年五月底从国内探望父母三个星期后，回来发现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鸟窝里，有一枚状似翡翠玻璃球的蓝色鸟蛋。一星期内蛋数增至到四枚。今年六月天气时冷时热。再怎么热，知更鸟妈妈都坚持在巢内孵卵。两个星期后，第一只赤裸裸的、双眼紧闭的雏鸟破蛋而来，几天后其它丑小雏们也相继出世。四张嗷嗷待哺的大嘴，可忙坏了它们的父母。他们轮流出动，捕食蚯蚓，昆虫及幼虫。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为了儿女们能填饱肚子茁壮成长，父母俩搭配默契，穿梭往来，捕食、饲喂从无间断。仅两周时间，孵化后光秃秃的雏鸟就羽毛披满，可谓神速。翅膀还没长硬，乳臭未干的雏鸟们，迫不及待地站在鸟巢边缘，唿扇着羽毛未满的双翅，跃跃欲试。眨眼间，第一只雏鸟连飞带走地攀附上临舍的紫丁香树上。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连飞带爬地钻进邻居的树林里。唯独那只晚生雏鸟，望着离去的兄姐，无力地趴在鸟巢里。雏鸟的妈妈没有忘记。在母爱的驱使下，她继续飞进飞出、捕食饲喂、穿梭不息。几天后，雏鸟在妈妈精心呵护下，终于飞出了鸟巢。但终因底气不足，坠落到草地上。雏鸟在地上扑腾，筋疲力竭。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就着攀附在篱笆离地面几尺的野藤枝叶丛中。想起邻居那只贪婪的家猫，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口，那被肢解得血肉模糊的雏鸟的残景好像又要重演。没有吃、没有喝、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儒弱的雏鸟怎能逃避那灭顶之灾。在我焦急不知所措中，鸟妈妈嘴衔幼虫重新出现。母爱啊，无处不在。为避免天敌，分散注意力，鸟妈妈绕道飞行。几经周折，把嘴中的食物送到雏鸟的嘴边。先是蚯蚓，昆虫及幼虫，后是外红里艳、汁满透明的红豆果，以供解渴。雏鸟饿了，她给它食物；渴了，她给它水果！
我的眼前仿佛又看到奶奶从容不迫地把受伤的雏鸡肚用针线缝好；那只拖着瘫痪残肢的刺猬妈妈，艰难地爬向躲在草丛里等待她獒嗷待哺的儿女；那位热心水禽保护的朋友为营救那只奄奄一息的雏雁；那在棕榈树树端、在摇曳不停的海风中镇定自如地看守幼雏的晨鸽……
窗外传来知更鸟啭鸣似笛的叫声。后花园、远处的池塘，水禽飞鸟们悦耳的歌声随风飘来，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此起彼伏：
“叱渴滴、渴滴滴”（黑山雀、鸻鸟）
“维持啼、啧啧啧”（黄喉莺、翠鸟）
“唧唧唧、喳喳喳”（欧椋鸟、草雀）
“叮叮叮、叽叽喳”（啄木鸟、麻雀）
“唧啾啾、啾唧唧”（金翅雀、画眉）
“瑟伊尔、吐蕾丽”（草地鹨、木眉）
“乌乎乎、剔普兹”（野鹌鹑、黑莺）
“卟兹兹、兹秋秋”（黄连雀、柳莺）
“喳喳喳、啊啊啊”（蓝松鸦、乌鸦）
“啾啾啾、嘎嘎嘎”（红翅鹂、野鸭）
“叽啊特、咳玲玲”（红尾鹰、雀鹰）
“刻刻刻、茹刻刻”（啄木鸟、苍鹭）
“欧欧欧、哈哈哈”（白翅鸥、大雁）
“啾唧啾、啾啾唧”（知更鸟、歌雀）
从群鸟混合交响奏鸣曲中，我仿佛听到：
这是天父世界，百鸟放声歌唱，
晨光明亮，百合绚丽，展示神的创造。
这是天父世界，我侧耳聆听，
大自然在歌唱，回荡五洲，响彻穹苍。
这是天父世界，我暗自感叹，
高山峻岭，穹苍碧海，都是天父手创！
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
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是主是王。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万国万方
这是天父世界，祂爱遍布地极，
风吹静草，知祂路过，身后留下话语。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祂治万国万方
这是天父世界，祂爱遍布地极，
风吹静草，知祂路过，身后留下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