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基尔大学生活

  基尔大学坐落在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斯托克城 (Stoke on Trent)附近的山坡上，靠近纽卡斯尔莱姆河畔。斯托克城的陶瓷制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基尔大学的周围地区景色宜人，田地、牧场和林区比比皆是。基尔大学占地250公顷，为英国最大的校园大学（Campus University），英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在基尔堂（Keele Hall）前拍摄的两张照片：白雪覆盖的冬天和绿草成荫、百花齐放的春天景色让人流连忘返。“基尔大学的第一个春天”是Peggy二叔来访时和二婶在基尔堂前的合照。我们来基尔大学的第二年夏天，Peggy的父母便从加拿大温哥华赶来看望我们。我们汇合在伦敦，一起参观了伦敦塔（Tower of London）、伦敦塔桥（Tower Bridge）、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等景点。然后我们一家人驱车参观了英国南部和西部威尔士。沿途参观了位于伦敦西南的威尔特郡索尔兹伯巨石阵（Stonehenge) 并拜访了Peggy二叔长子林裕宏（Robert）一家。

  旅程的终点站是基尔大学校园。下面前四张照片是在基尔堂（Keele Hall）前和周围所摄，最后两张是校园礼拜堂和我所喜爱的基尔大学周围的牧场。牧场上悠闲自得的奶牛曾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嫉妒的对象，在我为学习、考试焦头烂额之时，它们却无忧无虑、养尊处优！

  在英国养尊处优的宠物中何止悠闲自得的奶牛！我们在校外住宿的第一位房东太太，是一位英籍波兰人，丈夫是当地斯托克城一家陶瓷制品厂的管理人员。他们有两个精力旺盛的男孩和一只名叫“Sooty”的黑猫。我们住在二楼卧室，洗手间在一楼。上下要经过一条狭长、黝黑的楼梯通道。“Sooty” 总是在楼梯上等候我们。 “Sooty”总喜欢有人陪伴它，所以当主人和孩子们入睡后，它便转向我们为伴，因为我们经常为学习开夜车。“Sooty” 转向我们为伴的目的其实是向我们讨食吃，更准确地讲是向我们讨 “夜宵” 吃。不是随便什么能吃的东西，而是为它专门买的 “猫食” 。

  提到“猫食”，想起来英后第一次到超市买食物的笑话。Peggy虽从小在加拿大长大（一度在英国），但毕竟有近十年在中国生活，一进英国食品超市难免眼花缭乱。费了一点周折，终于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找到了她所喜爱的吞拿鱼罐头（tuna)。我当时很好奇，看到罐头商标上有猫的图案，随口便问是否Peggy特别喜欢“猫牌”的鱼罐头。她此时才发现因寻食心切，匆忙在“宠物食品”货架上拿了一罐“猫食”吞拿鱼罐头！

  吃惯了“猫食”罐头的猫，只认罐头，不认食！圣诞节到了，房东太太一家做了一顿烧烤“火鸡”餐，餐后将火鸡的鸡架子丢在后院的地上，以期“Sooty”识货。谁知人家不但没兴趣，就连头都没回一下，便擦身而过，扬长而去，好像那火鸡的骨头架子是院中的一件摆设。我们在基尔大学的英国同学宿舍里养了一只猫，也是只吃罐头，不认食！有一天拉肚子后，发现是它从外面叼进了一只死老鼠所致！  

6. 英国中部见闻

   我们选择在基尔大学学习，因为它是英国仅有同时提供英国和美国文学研究生课程和学位的几家大学。英国不太看重美国文学是有它的文化、历史缘由的，把它当成一个研究的科目更是比较近代的学术发展现象。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百年前曾讲过美国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当然现在看来，那是无稽之谈。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美国研究，包括美国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在学术界成为了不可小觑研究对象。

   基尔大学地处英国中部，正好位于英国著名工业重镇利物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是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发源地。它既保留了英国古老的城堡、贵族豪宅、教堂、小镇，同时工业革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比比皆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基尔大学周围工业革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工厂遗址。自1785年英国的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在曼彻斯特首先发明动力织机，减低了生产成本，也解决了技术工人不足的问题。1789年之后改用蒸汽机驱动。从此，纺织行业实现了机械化、工业化。1830年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开通了相连的铁路，使两个以纺织行业起家的城市变成了英国纺织工业重镇。19世纪中叶，英国的棉纺织品中有80%都出口国外。由于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工厂工作条件与环境的恶劣，工人、童工待遇的问题开始浮现，于是自19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开始关注并思考如何调解工业革命发展对社会和劳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约翰·穆勒（又译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就是其中的一位极力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改革法案、关注并思考劳动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在约翰·穆勒等人的影响下，部分英国工厂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得到了关注和改善。工人有了自己的住宅和基本的卫生环境。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年5月14日至1858年11月17日）威尔士社会改革家，也是当时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他从曼彻斯特的棉花工业起家，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设立了一家大型棉纺工厂。欧文1810年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理念，并倡导为工人建造有公共厨房和饭厅的生活社区。Each family should have its own private apartments and the entire care of the children till age three, after which they should be brought up by the community;这在19世纪中叶是难能可贵的。

  我所参观的位于曼彻斯特南部柴郡（Cheshire）的斯戴尔（Styal）的采石河畔磨坊棉纺厂（Quarry Bank Mill）就是其中的一例。这家棉纺厂建于波林河畔（Bolling River）,借用河水落差驱动铁水轮，机器上方的顶端轴通过皮带连接在水轮上。When the wheel turned, the motion moved the belt and powered the machinery.当水轮转动时，运动移动皮带并为机器供电。因为夏天的河流水位很低，这家棉纺厂又引进、安装了梁式发动机和水平式蒸汽发动机来补充动力。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棉纺生产效率，它通过公路连接到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 Canal）运河，从利物浦港运送原棉。该厂的主人罗伯特·海德格雷格（Robert Hyde Greg）,效仿罗伯特·欧文的新拉纳克，在建造工厂时，还建造了租给工人的平房。 Each house had a parlour, kitchen and two bedrooms, an outside privy and a small garden.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客厅，厨房和两间卧室，一片可种植蔬菜的园地。 Rent was deducted from the workers' wages.租金是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的。一个资本家如此开明的举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使我耳目一新。这也许是资本主义历经几百年周而复始、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

   有幸参观了曾经是英国大西洋航线的重要枢纽的利物浦港（Albert Dock）。码头建于1846年，建筑过程中未使用木材，因此是世界上第一个不燃的仓库建筑。二战期间，码头变为海军基地。1972年，码头被废弃。

  远处是利物浦最有名的码头顶（Pier Head），以三大建筑物著称：皇家利物大厦（Royal Liver Building）、丘纳德大厦（Cunard Building）和利物浦港务大厦（Port of Liverpool Building）。它们统称为“美惠三女神” （Three Graces），是海上利物浦的象征，见证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该市的巨大财富，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水滨之一。被废弃的利物浦港曾经是英国最大的一级登录建筑之一。昔日的 “日不落” 辉煌、今日被废弃、衰落的凄凉，鲜明对照，令人叹息！

  学习期间还参观了位于英格兰的北部峰区（peak district）国家公园内的世袭德文郡公爵的豪宅：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 House）。庄园始建于1552年，在15世纪至19世纪的400多年中，经过许多著名园艺师的精心设计和建造，查茨沃斯庄园成为英国最美的庄园之一。

  查茨沃斯庄园离曼彻斯特不远，在谢菲尔德（Sheffield）附近的九英里外的一片世外桃源，德比河谷充沛的水汽令这里一派生机勃勃，几百年的古树也郁郁葱葱。这便是电影《傲慢与偏见》里的Mr. Darcy的家，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曾经被软禁在这里若干年。

5. 基尔大学传统

  这不是英国教授们的“肚量”问题，这是他们所崇拜的学术传统。在质疑和挑战中思辨，在争论和辩论中切磋，在不同的观点和观念中明辨，在学术交流中领悟，在反复实践和实验中释然。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或人云亦云、不假思索的百依百顺都是被西方学界所鄙视、所不容的。因为他们坚信任何“真理”都是经得起质疑和挑战、争论和辩论、实践和实验的！“真理”面前没特权！

   在此仅举一例。我个人偏爱的美国作家是威廉·福克纳。我的学士和硕士论文都是讨论福克纳的作品。我的学士论文题为“《八月之光》的种族问题”（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硕士论文题为“《喧哗与骚动》叙事中的时间、历史和神话”（Time，History and Myth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福克纳对意识流技巧和时间错置的创造性使用丰富了小说这一传统文学体裁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对传统的叙事结构提出变革性的挑战，给读者的传统文学审美价值体系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对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让-保罗·萨特曾评价《喧哗与骚动》：“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在一篇论述福克纳193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论文中，我曾试图解析福克纳运用意识流技巧和时间错置的手法，比如《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与父亲对话发生在1909年，之后突然切换到“呼吸着1883年那个星期天早上教堂编钟在其中呜响的同样的空气”，景象的剧烈变换反映出人物激烈的心理活动。为了搞清叙事结构中的时间错置，我特意将《押沙龙，押沙龙！》中发生的所有故事情节从颠三倒四的时间错置里梳理出来，用图解的方式显示福克纳叙事结构中的时间错置的幅度：

   教授“美国文学（1915-1940”）课的老师， Dr.Richard Godden,读了此篇论文后，做了大量评论和建议。他虽然不太认同我所解析的福克纳运用意识流技巧和时间错置的手法，但他看出我在“试图”运用不同的方法解析，所以细心认真的评注论文的段落，并提出建议，推荐相关理论著作和文章，帮助我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理解、解析福克纳的叙事时间结构。他所推荐的书籍、文章，具体到章节、页码,他建议我读Paul Ricoeur’s Time & Narrative, Chapter 1 & 2，E.P. Thompson “Time, Work, Disciplne & Industrial Capitalism”(Past & Present，no 35, Dec 1967, pp 56-97)。

  Dr.Godden批改的评语在论文的上下左右，工工整整，密密麻麻。虽然要花些时间看懂，但实在是宝贵。它凝结着一位对学术认真严谨的学者的真诚和苦心。

  Dr.Godden 严谨的治学态度，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学风赢得了我的尊敬。在众多的美国研究系老师中，我选择了他作为我毕业论文的导师，受益匪浅。看到打字机的歪歪扭扭的谢词，难怪老师们埋怨说:我们手写的都比我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好看。也幸亏这台打字机，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看得出我们学习得相当努力。一台崭新的打字机不到一年，使用得几乎报废。

  基尔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全部学业设置是:

  第一阶段：修完全部研究生课程

  第二阶段：修完全部研究生课程后，举行各科考试

  第三阶段：通过考试后，写硕士论文

   英国大学等级森严，只有系主任才有真正的“教授”头衔。换句话说，每一个专业系只有一名主任教授（Professor），然后依次是准教（Reader），资深讲师(Senior Lecturer)，和讲师（Lecturer)。基尔大学英语系系主任Dr.Gomme是个例外，他同时兼英语系和建筑系教授。说明他在这两个学术领域里都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成为一系之主，一位名副其实的主任“教授”，在英国学界是件不容易的事，竞争尤为惨烈！基尔大学美国研究系主任教授，Professor D.K.Adams的学历囊括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所有学位。本系的Reader虽学术上有相当造诣，但因学历不敌，在角逐系主任教授一职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后又遭车祸，痛不欲生，不幸自杀身亡。

   基尔大学考试的监考人是由各系的主任教授担任。考试是在学校的大厅里举行的。主任教授高高坐在舞台上俯视着混淆在一起、隔行、隔排、分列参加考试的不同系、不同专业科、不同班本科生和研究生。作弊难于上青天。当我完成全部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考试、论文后的一天，我在校园里偶遇美国研究系主任教授, Professor D.K.Adams，他主动祝贺我拿到硕士学位。当我解释还没有从研究生负责人Dr.Charles Swann听到此消息时，他立即收回贺词，解释道他所说的不算数，惟有从校方和研究生负责人发出书面信才算数。

    完成基尔大学学业后，得知我在申请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研究专业博士学位，教授我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Dr. I.F.A. Bell和我的论文导Dr. Richard Godden欣然为我写了推荐信。

4. 吃一堑长二智

  据说死里逃生的人第六感官比较发达。其实不然，那只是多了前车之鉴，为避免重蹈覆辙而发展的生存本能而已。大病初愈后，我曾试问过美国研究系研究生负责人Dr.Swann 是否可以用两年时间完成一年的硕士课程，答复是“没有先例”。即便“破例”，第二年还得重付高出当地英国学生三倍的学费。典型的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既然被逼上梁山，就得面对现实，义无反顾，背水一战。

     痛定思痛，我们对生活饮食、作息时间、学习安排做了重新调整。除了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外，无论学习多紧张，坚持锻炼、散步，按时睡眠休息。重要是对学习的“战略”和“战术”的调整。前车之鉴是“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反其道而行之，战略上要分清主次和主攻方向；时间安排上不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战术上，即便会出现顾此失彼，也不能因小失大，以一当十，事半功倍！

     我的学习薄弱环节很多，首先阅读量就不够，更谈不上阅读的质量。课堂讨论、交流又是一个弱项。唯有提高文学理论、分析批判能力才能提高举一反三的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作为突破点，除了有选择地读课程规定的读物外，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各种文学分析批判理论和哲学，以此提高思辨能力。结果确实收到事半功倍的效益！

   成绩好并不等于老师们对我“满意”。前面讲到私下听说老师们对我有些失望。因为我不仅是校园首批东方人，而且是东方马列的传承。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千里迢迢自费来到英国，为了传播马列文艺理论？宣讲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之所以远渡重洋除了“镀金“外，难道还不是为了多学些国内学不到的“西学”？那时有谁会想到西方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们以前所未有的期待，盼望着“东方”太平洋底来的人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是来“西天取经”的，但“东方”人的来到，毕竟披着“一千零一夜”的神秘色彩。更何况我们是来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作为一个“中国”学生也多少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角度。

  英国的老师们并不缺乏“好”学生，他们更需要的是看法、观点完全不同的“异己”，标新立异的“持不同政见”的学人。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也是我所发现的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中国的课堂上，老师所期待的是蹈矩循规、千篇一律的“五好学生”。英国课堂上，老师所期待的是“有理有据”、有建设、甚至挑战意义的争论和辩论！英国大学本科中，就有专门设置的“辩论与逻辑思维”（Logic & Debate or Reasoning & Debate）课。课堂上即便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只要是“有理有据”，这是老师所期望的结果。

3. “留洋”起首受挫

   八十年代的英国除了人地两生外的确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校内外不用说举目无亲，就连黄色面孔都稀有罕见。出过国门打过仗的本地人，捻手捻脚地走进，像稀奇的动物困惑地打量着你，无法断定是“二战”盟友“国军”还是作战对手日本的后裔。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英国大学老师们，不露声色、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私下却听说对我们有些失望。殊不知我们不仅是校园首批东方人，而且是东方马列的传承，八十年代“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后话。

   我们来校报到已晚，开学已过一个星期。我的大部分研究生课不是在课堂而是在老师的办公室举行。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美国研究系研究生负责人Dr.Charles Swann身材高大，出入门槛还要特意低头通行。他坐着和你讲话，你必须站着才能齐眉对视。此公因腰痛不能长时间站立、坐堂。在他办公室上课时，他是仰天趟地，学生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居民围坐在他的身躯左右。

  第一学期课程有一门美国文学概论。记得因晚到一个星期，我的第一节课是在梦游中熬过的。课上简直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些什么，下课后也不知道下一堂的作业是什么。勉强从同学处得到一份课程进度表和阅读书目单后，直奔图书馆借书、阅读、查资料。因为是自费生，衣食住行自理。新来咋到时，什么都没着落，什么都得从零做起。先是暂住Peggy导师Mr.Briggs家。记得第一顿晚餐吃了一片咸肉、两片面包和一勺土豆泥之类的东西。仅仅温饱，又不好意思 “添饭” ，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自己吃饱了。说实在的，Mr.Briggs 家也不宽裕。夫妇两口，一份工资，养育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就那点仅够一家人吃的东西摆在那里，怎么好意思再吃下去。

   好在一周后，我们在他家附近找到了住所。但这里到学校却有相当一段距离，搭公车也需要走很长的路。基尔大学位于英国中部，阴雨连绵，入秋后湿唧唧、冷飕飕。吃的东西也不对口，又要日以继夜地对付一大堆功课，简直是作孽，自作自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完成了第一篇概论课论文。收到的评语却是不尽人意。老师在评语字里行间中婉转地提示我应如何提高此论文的“研究”水平。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怎么办？我们是父母倾囊资助自费留学，仅学费一项就三倍于当地英国学生。还有衣食住行的大笔花销，结果不是旗开得胜，不尽人意，怎么面对寄予无限希望的父老乡亲？在生活没有改善、课程照常继续、阅读、写作量有增无减下，唯一的可做的就是减少休息和睡眠，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篇论文获得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但我的身体已消耗得“弹尽粮绝”。那时照片中的我，面色苍白的吓人，惨不忍睹。人本来就瘦，那时就更显得瘦骨嶙峋，病病殃殃。

   交进论文的第二天，我就被一种莫名的低烧击倒，持续多天，也没有好的影子。到校医诊所，医生束手无策，把我留下住院观察。英国人凡事保守谨慎，不查出病因，不会随便下药。就这样我在校医诊所卧床若干天，低烧持续不断。没有食欲、身体一天天减弱，连下床都很吃力。查不出结果，无法对症下药。医生建议在澡盆里泡低温水“物理”降温。躺在床上，无事可做，靠听收音机BBC节目度日。那时我们所在的英国中部小镇上，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杀伤率吓人的疾病：军团病菌症（Legionnaire Disease），每天都有人因此而丧生，成了当时的“国际新闻”。与此同时，我听到了BBC提到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的消息。一时间，我无法控制感伤的情绪，在床上流泪叹息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校医把Peggy招来，陪我用急救车转送到一家当地传染病医院，进行隔离观察、治疗。行驶在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里，我们被这意想不到的病情发展惊吓的目瞪口呆。大学在山坡上，传染病医院在山下那块“穷乡僻壤”地段，无从得知。从校医只言片语中，Peggy得知我被怀疑染上黄热病（Yellow Fever）。到了医院后，因是传染病，家属不得留住，把我安置好后，Peggy当夜不得不乘出租车回校。那才是一个不眠之夜，字典上解说“黄热病中毒期会出现肝、肾、心血管功能损害以及出血症状。严重者会出现谵妄、昏迷、大量呕血、休克等。病期持续3～4天或2周。常在第7～10天发生死亡。” Peggy怎能入睡，出国仅仅几个月，万一我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向家人交代？她彻夜不眠，天还没亮就乘车赶到医院。

   我所住进的传染病医院，大概也和英国中部的许多建筑一样古老、年久失修。室内的设备也非常简陋。我住的房间显得就更加寒酸、凄凉，我想和古时的牢房相差无几。一张靠近窗户的床铺上，除了枕头外，仅有一条线毯。一个多星期不吃不喝、低烧、盗汗的病体怎能靠这条薄薄的线毯御寒？筋疲力尽的我哪里顾得上这些，脱衣就寝后，全身紧紧地裹着线毯，半哆嗦地卷缩在床上，迷迷糊糊睡去。深夜里，我被一股从窗外而来的冷风袭醒。才发现窗户的一角缺了一块玻璃，冷风就是从那个缺口直吹到我的头上，把我从睡眠中吹醒。我实在无力去叫护士，便翻身换了个方向。

   第二天早上，病房里挤满了人。一位中年医生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查房，讲的是什么，我好像一句也听不懂。隔行如隔山！临走前嘱咐护士抽了我不少血样。他们一走，我感觉头脑清醒许多，低烧、盗汗、哆嗦匿迹隐形。一股饥饿的感觉笼罩全身，护士端来的食物，我狼吞虎咽地打扫干净。好像觉得英国人非常小气吝啬。Peggy赶到时，我正在床上用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她一颗悬挂着的心总算落地。验血的结果出来后，证明诊断不是黄热病，而是腺热病（Mononucleosis，单核白血球细胞增多症），主要因疲劳过度、免疫力降低造成。我的腺热病不治自愈，大概和那条薄薄的线毯、缺了一块玻璃的窗户有关，即所谓“物理”降温！最为失望的是那位主治大夫，他原以为我十拿九稳的黄热病例，正好为他教学提供鲜活实验用的荷兰猪（豚鼠）。

2. 领悟英牛启示

  到英国的第一印象不是伦敦，而是宁静的乡间田园和在绿草如茵的平原、山坡上默默啃嚼的黑白斑斓的花牛群。透过车窗的玻璃，我欣喜若狂、看得像小孩一样、如痴如醉，窗外如画如图的田园难道是真的？不是梦幻、油画、影片、明信片、童话、神话？

  67年的暑假，我随母亲送奶奶回山东老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黄牛。我曾在 “动物世界的启示” 中写道：

   “城里长大的孩子，和动物接触的机会有限。他们所讲的“动物” 无外乎是鸡、鸭（家禽）、鱼、（猪、羊、狗、兔）肉之类的食品年货。平时能看到的不过是天上飞的麻雀、乌鸦和家鸽；地上拉货的驴、骡、牛、马（牲畜）和家里养的猫、狗而已。它们中除了乌鸦和家猫较为幸运外，最终也难逃脱“食品动物“的命运。当年的桂香村店里曾看到出售酱铁雀。宿舍大院门外农民挑杆叫卖一串串剥了皮、血肉模糊的活青蛙（田鸡）……八十年代中出来留学后, 在英国、北美各地看到了许多从未看到过的飞禽走兽：英国的松鼠、天鹅和田园草场上悠闲自得的奶牛。”

  67年回山东老家时我年仅十岁，和农村小伙伴们一起到村周围的山岭、沟边割草、放牛，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做牧童的乐趣。因是为生产队放牛，每天得3工分，我额外为爷爷、奶奶挣了75工分。难怪我在山东老家住了足足三个多月，乐而忘返。84年在英国看到 “田园草场上悠闲自得的奶牛” 又勾起我少年的美好回忆。只是山东老家的黄牛是用来耕种拉犁、运输拉货，所以才有鲁迅 “俯首甘为孺子牛” 之说。英国的花牛一天的活动除了吃草、产奶外，无所事事、养尊处优。可谓

  “两耳不闻天下事 ，漫无边际享悠闲；

   吃喝拉撒全不顾，俯首甘为啃草族。”

  英国阴雨多于晴朗天，和我现在居住的西雅图相差无几，只是西雅图有过之而无不及。狄更斯的Oliver Twist被译成《雾都孤儿》实在是十分贴切。弹丸之地的英国好似一艘巨型航空母舰行驶在浩瀚无际的云山雾照中。我曾暗想英国人之所以称霸世界大概和天气有一定关系。终日没有阳光照射，哪来的朝气蓬勃的生机和阳气？难怪英国曾经被称为 “日不落” 帝国，她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无论地球怎么转，只要有阳光，就可以看到耀武扬威的英国国旗。在这艘巨型航空母舰上，最为得意、潇洒的当属英国的黑白斑斓的花色奶牛，在那茫茫的云雾遮盖的田园草场上，他们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典型的英国绅士形象！

   后来我发现我对英国花牛的青睐多少和下意识的嫉妒有关，千里迢迢漂流过海的“留洋”生活比起那悠闲自得的、本乡本土的英国花牛简直是天渊之别，莫大讽刺！“留洋”受的是洋罪，人家享的是清福，对牛弹琴，不可同日而语，怎能相互攀比？

1. 留洋遭遇洋奴

   我们“留洋”的第一站是香港。前来接机的是为二外教师开设写作进修班的美国教师Dr. Louie Crew。Dr.Crew 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洋人。人很随和，大大咧咧，没有架子。我和吴正、李文心都直呼其名：Louie。他熟读狄更斯，具有写作天分。听他的课，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受益匪浅。我出国留学之际，恰好Louie转香港大学执教。听说我们第一站落脚香港，便执意前来接机。也幸亏他热情相助，不然的话，谁知会遇到什么更为离奇的尴尬局面。84年的香港对于一个第一次迈出国门的大陆人，简直是霓虹灯下的千奇百怪：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在这个挤满中国面孔的弹丸之地除了能听懂洋人讲的英文外，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混乱中，不记得是Louie驱车还是搭乘出租，不知不觉来到预定的旅馆门前。几位服务的少年一拥而上，将行李运至房间内，便背手列队等在门前，直到Louie迅速给每位掖了小费后才离去。Louie寒暄几句后便告辞回府。这位热心肠的老外，帮了我们大忙，但交纳小费这一课，还是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饥肠漉漉的肚。好在旅馆周围是闹市区，不乏饭馆、小吃店。我们信步跨进一家面馆，饭后结账时，突然想起小费。港币不熟，面值吓人不说，各种“钢镚儿”就让你眼花缭乱，一时间很难分辨。面馆服务跑堂的，二话不说，伸手从我们手掌中抓了一把转身扬长而去。碍着不懂港话，又在人家地盘，争执无益，只好忍气告退。也打消了逛夜市的情趣，败兴而归。

   第二天一早，和Peggy走出旅馆门外，她突然惊喜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家挂着 “McDonald”照牌的店，自言自语道：“That’s it！”这是我第一次品尝McDonald，吃的是什么、是否对口，早已忘记。却记得无需算计小费，无需看别人眼色。

   接下来岳父母大人抵港，他们回国讲学，我们出国留学。正好在香港见面，在一起欢聚几天后，我们便分手告别，各奔东西。此次自费留英全部由他们解囊资助。他们从温哥华特意为我们买了一架崭新的美国出产的“Smith Corona”袖珍手提打字机。这架打字机在我们留英期间“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我们的学业立下汗马功劳。我们两位轮流敲打，不出一年，键盘打出的字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到最后阶段打出来的稿件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连审阅我们毕业论文的英国教授都止不住地牢骚满腹。说什么我们手写的都比我们打出来的好看。

  送走岳父母回国讲学后，我们开始踏上留英的征程。Peggy七十年代在语言学院、北大留学的同学好友Wanda的先生Henry驱车把我们送到机场，又陪伴我们检票、托运行李，走到海关查检处，还依依不舍。正当我们向他挥手告别时，一位海关人员把我们拦下。硬说我们手提打字机超过行李包的尺寸，勒令没收。措不及防，我们仓皇地从海关处退出，幸好Henry还在那里等候没走。我们告诉他打字机的遭遇后，身为港府《大公报》老板儿子的Henry，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从我们手里接过打字机后，二话不说，大步走进海关查检处，高喊“谁是你们的领班，叫他出来！前面洋人带的大包小包，你们连屁都不敢放，大陆人带个手提打字机，你们却百般刁难。你们这帮‘洋奴’！”在场的海关人员没人敢吭一声、还一句嘴，乖乖地招呼我们过关通行。

  此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遇到过不少“洋奴”。他们的嘴脸竟像克隆人一样，如出一辙。记得在英国毕业，在伦敦办理去美留学签证手续期间，在留学生堆里，竟有人大言不惭地讲述当年上海拉洋车的都比其他省份人的英语讲得地道。这位“洋奴”已经忘记当年上海拉洋车的即便英文讲得再好，也只不过是为人为“奴”罢了。

  1994年夏季回国，在故宫内排队买冷饮时，发现售货员出售瓶装矿泉水时，给 “洋人” 拿的是从冰箱里冰镇水瓶，给自己同胞拿的却是随便放在一边的水瓶。我把此事当众挑明后，引起了顾客们对此 “洋奴” 行为的不满，迫使她当场改邪归正，此为后话。

“留洋”（上）留英

引言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共识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殊不知“改革开放”不仅始于更早的日期，而且始于邓大人对“出国留学一事”的关注：

       “1978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清华大学汇报会后，与当时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及教育部长刘西尧、蒋南翔等人谈起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一事。邓公认为，中国经历了10年的文革浩劫，造成人才严重青黄不接。虽然恢复了高考，但还是远远不够，需要选派大量人员 (主要是理工农这些领域) 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邓小平当时原话是：“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当有人提出历史上曾发生过留学生不归的事件，邓公说只要能回来80-90%就可以。领了邓小平的旨意后，教育部当年就开始操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国选拔考试，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以上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当时从高达1万5千余名考生中挑选了2800人做为访问学者候选人，派往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

   邓小平做出了扩大留学派遣人员的指示后，中国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后，一度停滞的公派留学教育全面重启。从1984年起，自费留学政策也逐渐开放。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的国策方针，以及国门初开后来自国外的各种新鲜事物与思想激发了中国青年出洋留学、报效祖国的热情和决心。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史无前例的留学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自费留学生出国高潮起始于1986年。由于中国政府85年颁布了 “关于自费留学的规定” ，开放了自费留学的限制，许多没有海外亲属的人也挤进自费留学大军。

   我的“自费公派”留学生涯始于1984年10月，在我们小英子胡同公寓三层楼向东的阳台上和二外同学老友一起观看天安门烟火表演后，我和妻子（Peggy）告别父母、亲友、北京，踏上了“留洋”的征程。

18. 游子别来无恙

  收到陈宁发来的一班1983年毕业照，便想起最近李丹在电子邮件里的一封短信：

  张泉学长：

  “您好！我叫李丹，您不会记得我的。我七九年入学后分在一班，班长是常丽萍，副班长是李伟。宋瑛、阮枝兰、尹忠言、安伟、吴涛。。。。我和他们同班。我们班有个印尼同学叫伊拉，我和郑丽敏与伊拉三个人分在一个宿舍，说是照顾外国学生，我跟着借光了。

  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病休了，休学一年后“蹲班”去了八零级，那年因病而当留级生还不少呢，梁小宁、陈焰、庄继尧。。。难怪你文中的名单上没有我。

  你的大作我一口气读完，这是泛读，还打算精读一遍。文中所述太精彩了，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多年前。不但佩服你的文笔，更佩服你保存了那么多历史原件。你还留着校徽呢吗？呵呵，我留着呢。。。。。。”

  在撰写“二外”一文时，许多老同学为我提供了不少被遗忘的轶事。原老八班同学董克飞在“二外英语七九级”微信网群中写道：

  “记得我们毕业时全班去北戴河游玩吗？不记得是八班还是一班？或是两班混搭，中间碰到老外我们上前去对话，还被人拦下来了。大家还买了不少螃蟹，大家一起煮螃蟹、吃螃蟹。这些美好的回忆仿佛就在昨天。我记得当时有安伟，可能是两班混搭的。。。。。。现在想起来如同昨天刚发生的，觉得同学好亲切。”

   经克飞提醒，我也想起此事，并从影集中找到这张模糊但很珍贵的照片，正像克飞讲的“中间碰到老外我们上前去对话”而且合影拍照，内中依稀可辨认出老八班韩萱、董克飞，四班的陈志强、王建，五班的杨辉。此照是在八班解散之前、一年级结束的第一个暑假，也就是1980年夏天。由英语七九级暑期留校“闲散人员”组成。我还记得老八班的还有黄银芳同学。我那时正筹备当年九月初的婚事，未婚妻林东宁暑期回温哥华探访父母，我一人在京无聊，所以也加入了北戴河游玩大军。

  六班鲁边在“二外英语七九级”微信网群中写道：

  “记得是大四吧，全年级上王文炯老师的中译英课。王教授知识渊博功力深厚，上他的课同学都诚惶诚恐，更不敢随便发问质疑。记得到提问阶段突然有人举手“发难”，是在我左后方后排的张泉。他问衙门这个词英文如何翻译。王老师回答说就是Yamen，看大家都有所疑惑，王老师说去查Oxford字典某某页看是不是。很佩服张泉的大胆提问和王老师惊人的记忆力。”

  六班张明源在网上接过话来写道：

  “那是留校好几年了。王教授太太好像是登公共汽车失脚摔了下来，后去世。二外组织校车拉教工去城里开追悼会，我也去了。看到王文炯教授老泪横流，我心里很难受的。”

  无独有偶，谷德昭老师和王文炯教授都是教我们翻译课的老师。看了此照三班陶明感叹道：“二外一代名师，没想到书房书桌竟如此‘寒酸’好敬佩王老师。”不愧为“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写照！

  老八班的陈宁最近发来她对二外的美好回忆：

  “读到张泉写的二外回忆，引发历历在目的二外生活。与张泉一起进入老八班，而且是同桌。每天晚餐在校园散步练习口语，我就是他最好的练习对象，我练听力。当时的八班一共16人，9个女生：杨立新，郝晓华，董克飞，韩萱，我（陈宁），陈燕,黄银芳,杨文君,周荧；7个男生:韦劼，郑捷，刘亚伦，张泉，尹世荣，荣宝良，彭克。八班是很有特点很团结的班级，北京同学都非常照顾外地来的同学，郝晓华就像个大姐姐照顾我，跟我一起去买床单，被褥；在我们几个女生一起献血后，还帮我申请特殊补助，我用这个钱买了一件短大衣过冬。

  我记得全班同学一起打排球，一个传一个，我们有几个人从来没有打过，刚开始只能打几个就掉地上。后来大家一起努力，到我们几个保护对象的手中时，其他同学就到跟前来，准备随时接球，后来传球次数越来越多，能传几十次都不掉到地上。那是我们八班精神的写照：相互帮助，一个都不能少。

  特别记得跟张泉的一次对话，那是受到一个大哥哥教育的对话，当时我还大哭一场，为此开始反思自己傻傻与人相处的方式，对于张泉可能不记得，但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我是从学校直接考入大学，所以与人相处都傻得不行不行的，直至今日还是很单纯。”

  五班的赖勤最近发来大三暑假5班部分女生从塘沽乘船到大连旅游的照片。赖勤自称“开创了二外79‘自由行’的先河吧。记得当时二外杨付院长曾为大连海运学院的院长，凭他介绍信，我们几个免费入住大连海运学院。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睡在教室的桌子上‘睡’在同桌的你”

   正准备在此收尾时，在“二外英语七九级”、“不老”传奇微信网群中同时传来老七班（新四班）同学方明的消息：

  “张明源：方明让我和大家共享他的近况。四月八日和九日，方明去温哥华参加温哥华北岸乒乓球公开赛。拿U1000单打冠军；双打冠军和五十五组单打冠军。一个赛事拿三金，创个人记录。自2012年开始参加到现在，方明已拿十七个冠军。”

  “二外英语七九级”微信网群的反应是：

  鲁边：明源代问方明好，当年他足球踢得很好，速度奇快，是边锋

  庄继尧：好像是左脚将

  鲁边：记得是右边锋

  张明源：我和方明打电话时，多次讲到在二外踢足球的回忆。你和不少人名字时常提起。不知大家是否记得，我不会踢的。一次，我被强迫做后卫。方明是对方前卫，带球向我靠近。我猛一脚，踢在方明脚腕子。只见他在地上疼的打滚。从此，我的名字进入不会踢球的黑名单。再也没参加踢球。

  张泉：明源，黑名单里有我垫背，好不容易踢进一球，结果方向搞错了

  庄继尧：俺也不会踢，但总喜欢踢。有一次把旅游80级一个猖狂的边锋连人带球铲飞了。。。泉哥球技不错的，那次是故意的。

  张明源：我以为大家不记得。

  张泉：从此名落孙山

  庄继尧：黑名单上记着呢。泉哥的记录是“一不高兴就拿本方守门员出气”。

  张明源：我跟方明回忆此事，笑出眼泪！。。。我记得@quan zhang踢错门时，对方传来一阵极响的狂笑。

  张泉：一脚定乾坤

  庄继尧：省得谁也进不了球

  张泉：没有僵局

  李天明：庄继尧记性太好了

  鲁边：主席踢球也是好手，颇有左树声风范，永往直前，但后两年基本不踢了

  李天明：鲁边过奖了，我实际不怎么会踢的，与你们几个高手有距离的。就是有点愣头青的模样……

  “不老” 传奇微信网群的反应是：

  李天明：老‘胡’又回来了。

  陈宁：宝刀不老，连斩三金

  赖勤：方明越来越年轻，似乎比上学时还年轻

  方明：我打五十五时，人家问我够不够？

  张泉：别来无恙？昨天刚刚放进玉照（41-42页），作为见面礼

  方明：无恙。赖勤刚说，和上学时有比。

  赖勤：得瑟

  方明：再不嘚瑟，时光就真的溜过去了……

  “再不嘚瑟，时光就真的溜过去了”不愧为“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名言和写照！

  结语

  我非常遗憾没能参加2009年入学30周年聚会，但从吴建春发来的合影中依稀辨认出崔红、宋英、闫青云、李天明、安伟、尹世荣、尹中言、徐升全、李询、吴正、吴涛、单蒲、王健、韦颉。

  感谢王碧波发来的诗意盎然的邀请信（我至今保存）：

  亲爱的同学

  你在哪里

  我们在寻找你

  你可知道我们的同学录里不能没有你

  亲爱的同学

  你在哪里

  我们在呼唤你

  你可知道你的消息是我们最大的惊喜

  亲爱的同学

  你在哪里

  我们在想念你

  你可知道你的出席是我们下次聚会最美的身影

  亲爱的同学

  我们在这里

  请把你的联系方法添加到表格里

  到那天，我们重逢欢乐在一起

  就像当年在二外，

  教室、操场、食堂、宿舍里

  风里、雨里、哭里、笑里

  处处都有你

  (组委会）

  2009年7月15日

  我更遗憾没能参加2013年毕业30周年聚会，感谢徐冬妮寄来的合影：

https://flickr.com/photos/30775447@N06/sets/72157634888032996

  感谢徐艳转发的李天明主席肺腑之言，我至今不能忘怀:

  亲爱的老同学，你好吗？

        已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窗外月光如水，每栋楼的窗户没有灯光，一行行的排列着，让人想起月初清明扫墓时看那漫山遍野一行行，一列列的墓穴。我在那里？你在那里？记得30年前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却 ‘各怀鬼胎’，不告而别！此生我们还能再见一面吗？还是我在那里，你在这里，却永不复见？我有一个不断重复的美梦：总也毕不了业，学业没有尽头，你还和我在一起……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我们一个象夏天一个象秋天

  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

  才常泼我冷水怕我忘形

  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

  却为我的美好形象保密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相信

  同学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把你冷冻结冰

  你也不会恨我

  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确定

  同学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我的弦外之音

  我的有口无心

  我真的想念你

  一生一世的老同学”

  毕业30年聚会你来吗？我们会再见吗？

  李天明

  有道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但愿此篇拙文能帮我们一起

  追忆那斑驳的岁月、

  寻觅雪地上的脚印、

  带给你我哪怕些许的

 怀念、憧憬和珍惜。

17. 七九影集荟萃

  （照片免登）

16. 藕断丝连之情

  最近有机会看到自己二外毕业“自我鉴定”和韦颉签名的“班组鉴定”，有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三十八年像流水一样昼夜不息，转眼即逝。

   二外毕业后，我留校一年，和吴正、李文心在英语系任教。七九级留校的不少，包括老八班的周荧和陈宁。留校一年中除了和吴正、兰京夫妇来往外，那时在贸促会工作的单身汉朱宁和我们来往比较频繁。此公原是78级学生，喜好交际，中途曾 “留洋” 。一年半载后 “杀了个回马枪” 。时值78级已毕业，赶上七九级末班车。我们不是同班同学，也不知道何时相识。只记得一次在二外北门外的小吃店，我在排队点菜，只听身后有人讲， “两个菜就够吃的了……” 此兄站在我身后。就这样他是靠着 “蹭” 我的饭互相认识的。以后经常放学结伴回家。他的家我从没去过，也没被邀请过。差不多每次回家他总是陪我先到我家，一块吃晚饭。饭后聊够了天，才扬长而去。

   我们那时在小英子胡同编译局宿舍小楼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公寓。三层小楼里一共只有六家，每层两家，我们住三层。对门夫妇在外留学，所以三层只有我们一家。小楼外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和非常体面的院门。妻子六十年代曾随父母去日本讲学，对日本人简洁的室内布置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们的卧室没有家具，地上铺设从北戴河购买的类似“日本”榻榻米的地毯式草席，客厅摆着我们结婚时买的一对单人沙发和书架。被拒签证后，我们将“机票”旅费转换成冰箱、彩电、洗衣机。

  朱宁公差回来总是带回在北京买不到的东西，诸如一篓子无锡河蟹、一整串儿的广东香蕉、或白兰地之类的酒品。河蟹倒进水池子里却爬出来，躲在厨房的角落里。青绿的广东香蕉，只能放在室内当成展品，只能看不能食。后来我们到英国留学后，他还曾带着那时还是女友后为伉俪的许莉到我们在小英子胡同编译局宿舍小楼，讲述当年我们和彭文兰一起用碳炉火锅涮羊肉的狼狈情景，以及他那百吃不厌、千篇一律的酱油、麻油、葱花外加荷包蛋混合而成的担担面。

        朱宁后来美国密歇根州安阿堡法律学院读书期间，得知我们1986年底从英国毕业后申请到美国东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便带着许莉远道驱车赶来看望我们。我还记得我们刚刚从朋友家搬出，搬进一间一居室宿舍，行李还没打开，他们夫妇已到。饭后大家只好将就着在地板上席地而睡。夜里突然听到许莉惊叫。原来夜里竟有蟑螂从她头上爬过，由此惊吓而醒。使我想起毛信礼当年出洋相时讲得那句中国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自此我们有不少往来。1991年我父母来访，我们也曾带着他们去朱宁当时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公寓。以后朱宁夫妇有了孩子、我们搬到西岸西雅图后，也没断过来往。只是朱宁公务在身，成了忙人，很少打照面。更多接触的的是许莉和他们女儿Kathy。

         在马里兰期间还看到过刚刚从德州贝勒大学毕业的李文心。他北上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顺道来看望我们。李文心在二外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参加《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的功臣和战友、留校二外英语系的教友、美国文学的爱好者。我还记得他在宿舍前的停车场上吃过一张罚单，他随即当场撕毁，满不在乎。大有初出茅庐不怕死的气质。普渡毕业后，他曾在我们华盛顿州近邻爱达荷州教书，因公来过我们西雅图的寒舍。以后搬到东岸纽约长岛大学任教后，有过电邮通讯，但后来失去联系。

   刘梅来马里兰和西雅图看望过我们。起初她在匹兹堡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毕业工作后曾来西雅图开会。透过刘梅，我有幸拜读了杨立新早年写的两本自传体大作，为我们二外七九级也有写作人才而骄傲。以后因种种原因和刘梅也失去了联系。

   在马里兰期间还看到过吴涛和安伟。还记得84年出国前，朱宁有意请客为我们饯行。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吴涛和安伟不请自来跟着蹭饭。我们一起到当时位于西单南大街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吴涛和安伟说他们认识朱宁很长时间才吃上这顿饭。朱宁反唇相讥：有的是认识他的人比他们长的，还没吃过他的饭呢。

  1995年我们来西雅图时，吴正已从加拿大安大略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应聘回母校（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大学任教。听到我们搬来西岸，他和兰京特意前来探访，久别重逢，不亦乐乎。应他们邀请，我们还专程坐船到美丽的温哥华岛上回访，并一起参观游玩了百花争艳的布查德公园、观看了有名的花园夜景和烟火表演。使我想起84年在我们小英子胡同公寓三层楼向东的阳台上和二外同学老友一起观看天安门烟火表演的情景。那时分配到人大会堂工作的“老尹” 尹中言也在场。一别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也不知“老尹”今在何方！

  二外同学中，唯有四班的桂丽算是同城近邻。那还是一次偶然巧遇。九年前在为一个朋友追思会上讲话时，被一位坐在台下编译局老友认出，会后专程探访并邀请我们参加一个家庭合唱会。盛情难却，按地址找到府上时，在引吭高歌的女歌手中巧遇桂丽。虽然我们不同班、以前在二外只打过照面没说过话，但在他乡相遇，一见如故。七九级百十号人中除了老八班和新组合的二班同学外，我很多都只是打过照面没说过话，真正认识的并不多。几年前我曾试着发电邮和同学联络，作为消遣有时还寄给大家一些即兴之作，还差点闹出笑话。

   我前面讲过“人世间有些事情其实早该知道，但本人却不善于观察，迟悟了许多人生的基本现象和规则。”我曾与二外同学分享一篇图文并茂的短文“动物世界的启示”。有位四班同学回函称我为“老兄”，我就在电邮网上和人家称兄道弟地攀谈起来，岂不闹出笑话和误会？到我迟悟出自己的愚拙时，已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这几年和大家分享拙文中，有机会联系到不少多年杳无音信的老同学，包括一班的陈宁（原老八班），二班的杨立新、吴建春、庄继尧，三班的单蒲，四班的刘劲松、蒋雅兰、王碧波、陈登明，五班的吴正、徐艳、，六班的李文心、张明源等。

15. 没有不散筵席

  1983年夏季，七九级全体毕业。我和妻子林东宁那时意想不到地被拒绝去加拿大的签证。理由是1978年2月，林东宁放弃了加拿大籍，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据签发加拿大签证的领事讲， “没有人放弃过加拿大国籍！” 言下之意此举是对他们的侮辱。林东宁加入中国国籍时《中国青年报》曾以题为“北美洲燕子飞回来”加以报道。1980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她放弃加拿大籍后的“遗憾吗？”短文。

  1980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同期第三版，正好是短文 “遗憾吗？” 的另一面，刊登了唐恺的题为“我的自修生活”。以前只听说他是一位有名的法语专家，《毛泽东选集》的法译本由他最后定稿。透过他的文章，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唐恺是自学成才，用他自己的话：“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

   文革时期唐恺身为副院长和其它“几个院领导都被批斗，其他领导在那种情势下都不得不低头弯腰，独他昂首挺胸，同学生对着干。一次，是个冬天，他又和学生对吵起来，一激动，头一甩，连戴的毡帽子都甩得掉了下来，真是‘怒发冲冠’了。”文革结束后，唐恺主动要求调离二外，到中联部担任了一个司的司长。曾在二外“童怀周”将“天安门革命诗抄”编印成册缺乏纸张的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1979年3月至1983年9月，正好是我们七九级四年学习期间，唐恺返回二外就任院长。七九级毕业生的毕业文凭、学位证书都是唐恺签名。

   参加《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的四人中，吴涛考上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朱宁选择贸促会、李文心留校任教。我原定不参加毕业分配，被拒签证后，选择留在二外英语系教书。

14. 英语广播竞赛

  1983年5月，我们即将毕业前，时任二外英语系系主任张秀桂找我谈话。内容是让我领军，挑选三位同学，代表二外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高校《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那时电视并不普及，在学校里也无暇去看什么电视节目。我对中央电视台《星期日英语》的栏目一无所知。也从来没参加过任何智力竞赛，更不知道何为电视台英语智力竞赛。张秀桂放出话，不管竞赛结果如何，只要我们能代表二外参赛，英语系将全力支持，参赛者毕业分配优先。我只好答应。倒不是因为毕业分配优先的应许，那时我已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研究院录取（Simon Fraser University，缩写：SFU）正在申请入境签证。

  我知道系主任让我领军参赛表明她对我的信任，我想这其中也有她的难言之处，所以当场接受了这个挑战。当时77、78级早已毕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七九级不仅是最高年级，而且在百十来号人中确实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不乏出类拔萃的英语俊杰。经过一番斟酌、酝酿，我决定挑选一班的吴涛、三班的朱宁和六班的李文心。吴涛才貌双全、聪明过人；朱宁有胆有谋、遇事不愁；李文心反应机敏、智力超群。请来三贤一摊牌，大家一拍即合，同心参赛。

  接下来准备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全无记忆。只记得开赛的头天，以落枕即睡自居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虽然有生以来当众献丑的事没做过，类似于在全年级面前检讨躲避早操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此次出师亮相是在中央电视台上，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时不要说输赢胜败难测，就连谁是我们对手，竞赛内容包括那些项目，一概不知。正常的觉是睡不成了，只好在昏睡中熬到天明。

   我们那次竞赛分两场进行，上午彩排，下午正式比赛。对手是我79年报考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第一志愿中的北京外贸学院。二外属“一般高等学校” 所以从竞赛横向排列看，两校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二外在等次上略逊一筹。上午彩排的结果也证实北京外贸学院参赛实力在比赛各项中明显强于二外。

   中午休息时，有些二外前来观摩助赛的同学对上午的彩排结果大失所望，不少流露出气馁的表情。我抓紧时间总结教训，并和李文心商讨突破“通过手势猜出英语谚语”的技巧。下午正式开赛后，我们四人背水一战。大家同心合一，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和提问。比赛中李文心用心观察、领会并迅速而准确地猜出我对 “a stitch in time safes nine”的手势，使我们积分领先，反败为胜。最后击败了北外贸。得胜后的喜悦自不待言。

   第一届高校《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的主持人是英籍华裔彭文兰女士。在网上一位署名“守朴自乐斋斋主”在一篇题为“我的外籍英文老师”中如此描写这位19八十年代初跟过电视学英语无人不知的英籍华裔：

   “彭文兰既娴雅淑静，又透着雅致和大气；她梳着两根小辫子稚气未消，穿着朴素得就像一个中国农村姑娘，白衬衣蓝布裤子，脚蹬一双当时国内时兴的一根带攀的布鞋。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她那很特殊的声音立刻会吸引你的关注，她是个地道的BBC (British Born Chinese，英国出生的中国人)，英语纯正、优雅、层次分明，带有磁性。无论从她姣好的面貌、优雅的气质到丰富的知识面，以及清新自然、活泼的教学方式，都让人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彭文兰主持此赛时秉承公正、不偏不倚，对每一位参赛的人都温文尔雅、一视同仁，给我留下很好的影响。竞赛后我们有机会和彭文兰保持联系，并通过来往认识了她的姐姐彭静芙。彭静芙那时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给首批博士研究生进行英语集中培训。她们姐俩的母亲，据说是广东后裔。父亲是江苏人，国军海军，抗战胜利后到英国接舰时在英国不幸染病住院，在那里两人相识、喜结姻缘，后定居英国伦敦。

  言归正传，高校《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得胜的消息使二外人心大振，参赛的四人除获二外“嘉奖”外，系里还发了薄酬奖励。特意召开全系“交流经验”大会，让我代表参赛四人讲话。具体讲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但有一点确实是实话：我们虽然击败了重点院校北外贸，那也仅仅是反败为胜。如果没有彩排的机会的话，我们是输定了。竞赛的胜负无法说明各校的教学质量高低，更不能说明我们比别人好，只能说明我们有好有坏、不相上下、平分秋色。我的一席话言不中听、使系领导大失所望，但毕竟我们不负众望为二外英语系赢得了第一届高校《星期日英语》智力竞赛。对此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13. 悟出牛顿四律

  人世间有些事情其实早该知道，但本人却不善于观察，迟悟了许多人生的基本现象和规则。比如坐车买票原是天经地义、不足挂齿的小事。搭乘北京公车，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节，需要费些力气。有的公车见车站等车的人太多，也有不停的。有的甚至于开离该停的车站一段后再停下，把下车人放出。不少人，包括本人在内，也曾试图扒在车门外强行令车开门。遇到这种无理可讲的时刻，那就看谁的嘴皮子过硬了。以此法挤上车后，售票员除了骂你“找死”外，还振振有词地讲什么“怕迟到，早干嘛来着？偷什么懒啊！”冒着生命危险、费劲巴力地扒车门后挤进公车的乘客，只好回嘴喊道：“装孙子不停车，再早管什么用！”一路上骂声不止、直到下车。下车前售票员少不了盘问你是否买了车票或出示月票。即便不是高峰的时候，也不列外。

  一天有两个七九级同学陪我进城买东西。买什么已记不清楚。搭车时，很奇怪，一块上车，这两位大摇大摆从女售票员身边经过如入无人之境。我断后，却被售票员拦住买票。我脖子上挂着月票，明知故问。我也懒得搭理她。到了站，二位陪我进城的贤弟又目中无人地从售票员身前走过下了车。那位要我买票的售票员一声没吭。

   进了商店，有两位女售货员值班，店里没有其它顾客。我一边走向摆着我要买的商品柜台，一边跟他们打招呼。陪我买东西的二位无事可干，一边聊天，一边向和我相反的商品柜台走去。当我走到我要买的商品柜台时，发现两位女售货员并没有过来照应，而是格外殷勤地招呼着我那二位贤弟。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是买东西的顾客，主动和她们打了招呼，她们不照应；反而去照应不买东西的、逛商店的闲客，岂有此理。

   后来才琢磨出这其中的奥秘、缘由。除非你是高官显贵、名人明星，人与人往来接触、接人待物的潜规则是以貌取人的。这并不像什么牛顿第几定律那样玄妙深邃，但毕竟还得经过苹果落地砸头，牛先生才痛定思痛地悟出此道。本人对以貌取人的迟悟，实在是因没有自知之明所致。如同“货比三家”，亲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种种后，才顿开茅塞、恍然大悟。陪我进城买东西的两位贤弟是二外校园内有口皆碑的“帅哥”，老中青中的“青”英。鄙人三生有幸，提早喜结姻缘。不然凭着“半残“之躯（据说一米七以下的男士为“半残”）在余生会经历更多爱答不理的冷落和凄凉。

12. 南下厦门之行

  在厦门期间，和岳父母一道参观了包括厦门鼓浪屿鹿耳礁林氏府和港仔后菽莊花園等许多景点。鼓浪屿鹿礁路13号到19号有三幢别墅，一幢叫大楼，是181995年一位英国船长的别墅，181995年岳父的曾祖父林维源割台内渡后居住鼓浪屿时购买;一幢叫小楼，是林维源空居鼓浪屿后所建;一幢叫八角楼，原为小楼的一部分，统称府内或林氏府。1915年岳父就是在厦门鼓浪屿鹿耳礁林氏府的小楼出生的。

   岳父的祖父林尔嘉181995年割台随父林维源内渡厦门后，虽台湾总督府三番五次威胁利诱，曾试图授予尔嘉男爵，林维源、林尔嘉父子始终不肯加入日籍。内渡厦门后，清政府以 “尚其操，矜其遇” 赐知府嘉奖尔嘉。光绪三十年（1904）奉诏以“道员”衔入京条陈新政利弊。光绪三十二年（1905-07）清廷褒奖尔嘉四品“京堂，”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任期六年。宣统元年（1909）清廷邀其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参与整理币制。同年秋，林尔嘉以度支部审议员身份搭乘轮船赴沪参加大清银行审议会，看见十余艘日舰在海上横冲直闯、喷涛吐浪，随处闯翻倾扎渔船。目睹此情此景的林尔嘉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国势推移，天禄将终，若言国强，非兴练海军不可。”随后慨然捐献四十万银元，帮助清廷添置舰艇，重建海军。

   辛亥革命以后，林尔嘉更受礼遇，屡受政府嘉奖。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造福桑梓，有口皆碑。如开办电话公司，参与兴建漳厦铁路，创立自来水公司，积极参加厦门市政建设。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遴选林尔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3年，林尔嘉选址鼓浪屿港仔后兴建“菽庄花园”。

   花园布局精心设计，具江南园林韵致，又有我国东南园林的个性。背负青山，面临沧海，在不足十亩的坡地上，创造出无垠宽广的视觉空间，把四周的海天景色纳入花园怀抱。园中建有顽石山房、十二洞天、眉阁、蕙香榭、茆亭、芦溆、听潮楼、眉寿堂（又名海客谈瀛轩）、四十四桥、千波亭、渡月亭、招凉亭、观涛台、小板桥、壬秋阁、真率亭。

11. 新组合的二班

   新组合的二班，除我之外，内有老八班的杨立新和韦颉。我们三位不仅是八班元老，论年龄无论是在新组合的二班还是七九级整个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比起同班直接从高中、有的高中还没毕业就考进二外的同学，和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五、六岁。所以在新组合的老、中、青中，我们还是“老”字号。但这毕竟是37年前的照片，那时相差五、六岁也还是同代的“年轻人”，混在新组合的老、中、青队伍中，也看不出岁数的明显差别。八班被解散后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丢了那顶“班干部”的乌纱帽，不再是众矢之的，刘某之流“微服暗访”的对象。昔日的那位在宿舍里“直言不讳”的仁兄韦颉“轮流坐庄”和二班元老刘建平任命为新组合的二班正、副班长，从此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照片上新组合的老、中、青二班同学，沐浴在阳光灿烂日光下，显得格外清新、朝气蓬勃。站在我左手的吴建春是咱们山东老乡，一头黝黑自然卷发，加上他那副黑框眼睛，难怪人称他为“许国璋”。他的强项就是“政治经济学”，旁听此公的辅导，笔者受益匪浅，无需上课，考试全优。相识恨晚，不然本人79年高考的政治卷子不会不及格的。 站在我右后边是杨立新，外校毕业，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表达幽默。在老八班里我们彼此搭配的不错，度过了难忘的多事之秋。站在我右手的是亲切随和、广结人缘的上海人艾敏。

   这里有段插曲，八班被解散、我被分派到新组合的二班之际，正赶上我大二喜结姻缘之时。艾敏家住福州，1980年底回家度假时，得知我和妻子林东宁会去福州探望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的岳父母大人，就留给我她福州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到了福州后，我曾打电话到府上，接电话的问道：“我是老艾，你找谁？”措不及防中，我连忙讲：“我找小艾。”

   在福州逗留期间正值新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物构所所长卢嘉锡教授陪同下前来岳父母下榻处拜年。岳父林慰桢和卢嘉锡少年时在厦门鼓浪屿同窗好友。卢嘉锡多少年后风趣的讲述开学第一天见到少年慰桢坐在林家轿子上的窘迫样子。自此以后，林家的轿子不见踪影。两人同是从厦大化学系起家，三十年代末先后考取中英庚款獎學金化学专业。

   六十年代通过不同渠道林慰桢和卢嘉锡取得联系，从此以后两位在通信中互相交流、探讨他们所共同感兴趣的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电子化学以及材料化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中的理论、实际课题。1976年9月时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林慰桢博士欣然接受老友卢嘉锡教授邀请，前往卢教授所创办的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研究一年。自此林慰桢便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和老友盧嘉錫同堂講課、同室研究、一同下地勞動、稱兄道弟、親如手足。

   新组合二班照片中站在艾敏边上的是厦门人李红，为人正直、学习一丝不苟，待人温文尔雅。我和妻子1980年底南下的第二站就是厦门。在福州过了新年后，岳父母应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结构化学中的同仁、好友蔡启瑞教授的邀请前往厦大讲学。蔡启瑞一九四七年赴美留学，一九五零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九五六年回国，任教于厦门大学化学系，从事催化理论、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结构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我们和岳父母一行同车前往。

10. 咎由自取之错

  学校食堂吃饭是件头疼的事。特别是午饭，下课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寂静的食堂顷刻间变成人声噪杂、硝烟弥漫的战场。最早排队有序的阵容，顷刻间被一拥而上的“夹塞儿”饥民打乱、瓦解。有一天我正好在排队时撞上一位“夹塞儿”癖，便毫不犹豫地当众把他“拿下”。没想到二外无奇不有，此公竟是一位自诩见多识广、有过“前科”的、曾一度打架不要命的“浪子回头”。当众把他“拿下”如同太岁爷头上动土，对他是奇耻大辱。他亮出“前科”真相，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并当众扬言用“石块拍死”我。在文革中见过不少此类欺软怕硬的孬种，根本不把他的恐吓当回事，硬是把他从“夹塞儿”的队伍中剔除出去。其实把他赶走就可了事，可我那时气盛，对此种败类不依不饶，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吃完饭后还特意找到他的门上，想私见识此徒如何用“石块拍死”自己。同届好友朱宁着实为我担心，暗中随我前行护驾。这位“浪子回头”私下向我吐露真言，用“石块拍死”我是假，当众数落他“夹塞儿”丢了他的面子是真。既然我敢登门拜访，他只好主动和我言和。现在想起来此举实在不太明智，真有个三长两短，无谓的牺牲，得不偿失。

   在二外我个人确有不少咎由自取之过，比如前面提到的逃避早操就是其中的一例。我原以为我是下乡插过队、参加过工作、在二外七九级中又属大龄的学生，暗自以“有阅历”的过来人自居，谁知那仅仅是矬子里拔将军有表无实的招牌。更没料到的是“有阅历”敌不过 “有心计”的人。

   同班中有位生活困难的外地同学。恻隐之心使我对他的境遇特别同情。我那时虽不是什么“大款”，但比上不足、比下特别是和此君相比，那还是“绰绰有余”。我在二外期间，除家住北京外，还因其它种种原因，很少周末留宿学校，更不用说逢年过节，就连晚饭也很少在校食堂吃。但我还是每月如数买下整月的饭票，并将它拱手交给此君“入伙”保管。我想人各有志，帮人之难时，也要考虑人家的面子。“入伙”之意是我们不分彼此共同分享饭票。

   没想到有一天周末晚上，我留校吃晚饭。因为饭票锁在此君处保管，我便到食堂找他。见他和大家正在吃晚饭，便向他索取饭票，此君当众说“没有”。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尴尬中我愤然离席而去，从此和这位仁兄断了来往。这大概是我在二外最为“惨烈”的咎由自取之错。从中学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

   另一例咎由自取之过，实在和我不“识相”或“不识庐山真面目”有关。那时教室后排经常有“旁听生”时隐时现。有的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有的行迹诡异、来去无踪。其中一位大名早已忘记，但那时大家确以“刘something”称呼之。此君除其貌不扬外，总是嬉皮笑脸、为人低调，在教室里探头探脑、东听西问。课堂上的“小动作”、“馊主意”、“恶作剧”他了如指掌、尽收眼底。此君还故弄弦虚不时地为我们出谋划策、画龙点睛。殊不知“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和我们接触一段时间后，此公在我们进入二年级之际，以英语系七九级“党支部书记”身份亮相，并对我们年级大刀阔斧地整顿改编。可怜的八班首当其冲，第一个被砍掉，同七班一起被编入其余6个班级！冒充“旁听生”的刘某以“微服暗访”的伎俩，把我们玩于掌股之中。再一次证实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只是此次吃堑长智也无济于事，短命的八班从二外英语系七九级里永远的消失！为此我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内疚和难以言状的感叹。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趋势。分班之际，韦颉找了辆车带着2/3老八班人马去了趟密云水库最后合影。

9. 同室操戈事件

  八班的名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都不同” ，褒贬各异。但八班确实是个是非之地、多事之秋。我这个人生活比较规律，很少开夜车。到时就得睡觉，头刚落枕即睡熟, 鼾声不止到天明。上大一的一天晚上，我照常就寝。睡梦中被人吵醒。睡眼惺忪中一个陌生的面孔冲我吼道： “你是班长吗？” 我那时哪有那闲心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一翻身背对问话人，片刻间又堕入梦乡。

   直到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宿舍出了事。宿舍楼里经常因有人偷用电炉而短路停电，造成许多不便。特别是夜间上下楼、上厕所的不便。为此，负责宿舍楼的电工非常恼火，希望大家配合，检举偷用电炉的“不法”分子。我们同宿舍的一位仁兄，偶然发现住在我们宿舍楼道对过德语系的学生在屋里“开小灶”，电工查问时，便报告了他的发现。电工当即在对面宿舍里发现并没收了电炉。德语系的学生做贼心虚，怀疑是我们宿舍的人打的“小报告”，便敲门询问此事缘由。我们那位仁兄也不含糊，好汉做事好汉当，毫不隐讳地承认是他报告的。对门宿舍的学生一听大怒，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我们那位仁兄那里是这伙人的对手，被他们当场从上铺拖到地上、撕破衣裤、拳打脚踢，身上多处受伤。

   知道事情原委后，我按捺着心中的怒火，要求同宿舍在场的同学保持冷静，尽力保持现场，避免和对面宿舍的任何接触、挑衅和冲突。然后我带着那位仁兄和几位当事人，敲响了二外院长办公室的大门。当时负责学生事务的一位山东籍的副院长带着一帮助手、行政人员立即来到现场调查、记录。德语系学生殴打英语系学生的事件在二外不胫而走。英语系是大系，77、78、79届学生加起来三百多号人，远远超过德语系和二外其他语种的学生总数，此事如不妥善处理，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冲突。据此，校领导决定严肃处理。

   我们宿舍的那位仁兄也不是省油的灯。考进二外前，他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当他的工友们听说此事件后，闻讯赶来、拔刀相助。一时宿舍大楼内劍拔弩張、一触即发。我不得不出面调解，此事对方理亏，校方已答应“严肃处理”；如果再动武，我们变为无理，反倒帮了对方的忙、开脱了他们的罪责。好言相劝后工友们才愤愤离开。

   此时住在宿舍对面的肇事者们感觉事头不妙、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早上，他们敲开我们宿舍门，集体向我们道歉、希望我们“通融”，不要给校方处理此事施加压力。殊不知他们是77、78届老生，有来自兵团插队的知青，还有党员在内。我看到他们中有的嘴里还叼着烟，只好下逐客令。没多久，校方给肇事者们以记过、党内警告处分。此事就此了结。

   同宿舍的另一位外地学生本想趁火打劫，事发后违背保持现场的劝诫，将自己完好无损的皮革行李箱一脚踏破，想借此机会勒索打架对方的赔偿，作为班长我没有理睬他的无理赔偿要求。想起此君聪明反被聪明误、咎由自取。

8. 逃避二外早操

  79年的二外，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做早操。入秋后，天色一天天见短。早操时外面漆黑一团，难以分辨谁来谁去。至少我们宿舍的男生这样认为。每天早操总是把大家从睡梦中吵醒，宿舍楼里顿时混乱一团，来不及上厕所的、来不及抢到水龙头洗漱的、来不及干这干那的，怨声载道。同宿舍的不知是谁灵机一动，想到反正天黑认不出人，趁乱不去、蒙混过关。我们那时的门窗都是破烂不堪，门上的玻璃早已被一片三合板代替。群策群力，我们想出倒锁门的主意。把门上的三合板撬开，把手从里面伸出门外将锁挂上。

   如意算盘没打几分钟，就听深重的脚步声停在门外，正当大家屏住呼吸、不做任何声响时，只听“砰”的一声响，门上的三合板被人一拳打开，负责早操的老师马彪，站在打掉门窗的外面，怒目直瞪着睡在上下铺二层的我怒吼到，“装什么孙子！跟我来这套。你蒙谁呢！倒锁门……” 挨了训后，我们灰溜溜地穿上衣服跟着下了楼。

   早操后，我们还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不了了之。没想到几天后，我被点名在全年级面前做检讨。这里忘了交待入学时我和杨立新任命为八班正、副班长的事。我一直以为我和杨立新在八班岁数最大所以被立为班长，后来有机会看了个人档案“可录取绝密专业”，才知道这和政审有关。这下可好，因逃避早操，我要在全系百十号人面前代表八班男生检讨。

   幸好文革时曾去过不少小学，在成百上千人面前做过“讲用”报告。后又下乡插过队，参加过工作，在二外七九级中又属大龄学生，除了脸皮比别人厚以外，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挡驾。总算在全年级同学面前亮了相，过了检讨关。八班的名声由此大振。那以后不久，不知何故，早操不声不响地被取消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有道是欲速则不达！

7. “不敬师长”之徒

   那时做老师的也不容易。教我们英国文学概况的老师大概是河北天津一带的人。此公对所教的专业虽满腹经纶，但口音有些差强人意、令人大失所望。说真的，这位老师的发音确实需要李汝梅老师“纠正”一番。不然他不会成为我们这帮“不敬师长”之徒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听概况课的多是慕名而来，却因此公的口音而败兴而去。我因对此专业确实感兴趣，恋恋不舍，一直没有放弃。前面我已讲过，入学二外以后，我决定放弃记笔记的习惯。但偏偏此课，我还做了些当堂录音，为的不是帮助记忆或思辨能力，而是一种纯粹“恶作剧”。录了自己听还不算，还在宿舍里播放。特别是他那句中英文混合“Shakes-pea-yuh was byou-reed in 伦敦”听后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睡不着觉。现在想起来实在不应该。

   当然有些茶余饭后的笑料并不都是“不敬师长”之徒们的“恶作剧” 所致，有些是咎由自取。马登阁一度教我们大三的精读和口语同时在校外兼课。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出洋相弄混所教的内容，给人以心不在焉的形象。最大的洋相莫过于留学归来任英语系副主任的毛信礼。据说毛信礼留学期间特别对英国诗感兴趣。有一年英语系请来一位研究英國詩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英国教授讲演。毛信礼接风并在全系讲演会上介绍这位英国教授。不知道是没有准备还是过于紧张，可怜的毛信礼那天一反常态，忽而中文、忽而英文，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介绍一开始，他用中文讲，“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顺势转身用英文问那位英国教授“do you understand?”没有中文翻译，那位英国人当然不知道毛信礼在讲什么，只好张口结舌、呆若木鸡。最后总算熬到介绍完毕，毛信礼最后一句欢迎词是“And now, let’s welcome Mr.Robert Browning”弄得讲员晕头转向、听众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