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法预料到此信发出后不久,国内的形势急转直下,岳父的这个美好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前面我曾提到,1985年7月初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岳父被诊断患有肾癌,随后做了紧急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以后每三个月、后减至每半年需用膀胱镜检查一次。1988年11月12日在一封給在上海居住的四姑丈陈蜀生的家信中,岳父写道自己“年來精力漸差”。1995年1月,岳父的兄弟姊妹和我们全家一起专程在佛罗里达为他庆祝八十大寿。 岳父是40年代初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加拿大的老一代科学家。岳父母在温哥华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八十年代初退休后也一直留驻温哥华。我妻子是两老独生女儿。岳父过完80岁生日后,我们便决定从美国东岸搬到西岸离温哥华最近的城市西雅图,以期对二老的生活有个照应。
1995年5月初,我们告别了在马里兰大学的好友,告别了八年多的留美生涯。开着我们1990年购买的丰田Tercel,行程五天五夜、2,775英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西北海岸城市西雅图,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旅美生活。
结语
毛泽东当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那首“水调歌头”后半段是这样写的:“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而立之年“留洋”英、美,“留洋”结束时我刚好38周岁。垂髫至束发之年在风雨飘摇的文革中度过。高中毕业后戴着历史对我们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 - “知识青年”- 被送到乡下接受“再教育。”历经几年的“再教育”后,弱冠之年赶上了“面包会有”时代的末班车,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开始了“一切都会有”时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