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洋”的第一站是香港。前来接机的是为二外教师开设写作进修班的美国教师Dr. Louie Crew。Dr.Crew 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洋人。人很随和，大大咧咧，没有架子。我和吴正、李文心都直呼其名：Louie。他熟读狄更斯，具有写作天分。听他的课，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受益匪浅。我出国留学之际，恰好Louie转香港大学执教。听说我们第一站落脚香港，便执意前来接机。也幸亏他热情相助，不然的话，谁知会遇到什么更为离奇的尴尬局面。84年的香港对于一个第一次迈出国门的大陆人，简直是霓虹灯下的千奇百怪：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在这个挤满中国面孔的弹丸之地除了能听懂洋人讲的英文外，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混乱中，不记得是Louie驱车还是搭乘出租，不知不觉来到预定的旅馆门前。几位服务的少年一拥而上，将行李运至房间内，便背手列队等在门前，直到Louie迅速给每位掖了小费后才离去。Louie寒暄几句后便告辞回府。这位热心肠的老外，帮了我们大忙，但交纳小费这一课，还是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饥肠漉漉的肚。好在旅馆周围是闹市区，不乏饭馆、小吃店。我们信步跨进一家面馆，饭后结账时，突然想起小费。港币不熟，面值吓人不说，各种“钢镚儿”就让你眼花缭乱，一时间很难分辨。面馆服务跑堂的，二话不说，伸手从我们手掌中抓了一把转身扬长而去。碍着不懂港话，又在人家地盘，争执无益，只好忍气告退。也打消了逛夜市的情趣，败兴而归。
第二天一早，和Peggy走出旅馆门外，她突然惊喜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家挂着 “McDonald”照牌的店，自言自语道：“That’s it！”这是我第一次品尝McDonald，吃的是什么、是否对口，早已忘记。却记得无需算计小费，无需看别人眼色。
接下来岳父母大人抵港，他们回国讲学，我们出国留学。正好在香港见面，在一起欢聚几天后，我们便分手告别，各奔东西。此次自费留英全部由他们解囊资助。他们从温哥华特意为我们买了一架崭新的美国出产的“Smith Corona”袖珍手提打字机。这架打字机在我们留英期间“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我们的学业立下汗马功劳。我们两位轮流敲打，不出一年，键盘打出的字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到最后阶段打出来的稿件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连审阅我们毕业论文的英国教授都止不住地牢骚满腹。说什么我们手写的都比我们打出来的好看。
送走岳父母回国讲学后，我们开始踏上留英的征程。Peggy七十年代在语言学院、北大留学的同学好友Wanda的先生Henry驱车把我们送到机场，又陪伴我们检票、托运行李，走到海关查检处，还依依不舍。正当我们向他挥手告别时，一位海关人员把我们拦下。硬说我们手提打字机超过行李包的尺寸，勒令没收。措不及防，我们仓皇地从海关处退出，幸好Henry还在那里等候没走。我们告诉他打字机的遭遇后，身为港府《大公报》老板儿子的Henry，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从我们手里接过打字机后，二话不说，大步走进海关查检处，高喊“谁是你们的领班，叫他出来！前面洋人带的大包小包，你们连屁都不敢放，大陆人带个手提打字机，你们却百般刁难。你们这帮‘洋奴’！”在场的海关人员没人敢吭一声、还一句嘴，乖乖地招呼我们过关通行。
此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遇到过不少“洋奴”。他们的嘴脸竟像克隆人一样，如出一辙。记得在英国毕业，在伦敦办理去美留学签证手续期间，在留学生堆里，竟有人大言不惭地讲述当年上海拉洋车的都比其他省份人的英语讲得地道。这位“洋奴”已经忘记当年上海拉洋车的即便英文讲得再好，也只不过是为人为“奴”罢了。
1994年夏季回国，在故宫内排队买冷饮时，发现售货员出售瓶装矿泉水时，给 “洋人” 拿的是从冰箱里冰镇水瓶，给自己同胞拿的却是随便放在一边的水瓶。我把此事当众挑明后，引起了顾客们对此 “洋奴” 行为的不满，迫使她当场改邪归正，此为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