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七十年代风采

   七十年代末编译局的生活虽然比不上编译局元老周懋庸在“多才多艺、文采风流——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局的戏剧活动”中描写的那样“绚丽”、“风采”，也没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一池碧水，小桥通向池心亭，池的周围是彩画游廊。东西向游廊顶端又是一个高阁。七月节的夜晚，人们在游廊上观看池中的彩灯，笑语声声，顿消暑气。”但它却蕴育着七十年代末编译局不可磨灭的独特“人气”和“活力”。

  1975-77 年间编译局从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外语系招收了一批青春洋溢、风华正茂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给文革摧残后、劫后余生的编译局带来了新的生机。一时间，前楼、后楼、室内、室外重现了五、六十年代才有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景象。那时编译局元老们早已步入中年、成家立业，下班后回到编译局周围的家属宿舍。年轻的“工农兵学员”们大都单身、未婚，吃住、工作、学习都在编译局办公楼里，成为了编译局新一代的主人。

   毛著室的英、法、西、俄组也随着增添了新人，英文组的朱建、任月华、周小忠，西文组的边彦耀、余小虎，俄文组的赵秀琴、董勤，除董勤和孙晓燕家住北京外，其余都住在毛著室办公楼里。个别老同事也有因家远或单身住在办公室内的，如西文组的申宝楼、资料室的鞠惠芬。晚饭后，我们一同散步、聊天。然后各回各的办公室继续学习。

   毛著室的新人一到，正好赶上《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开始。他们放下行装，便和全室人员投入紧张的翻译工作。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生边彦耀1975年8月14日跨进了中央编译局的大门，被分配到毛著室西文组工作。两个月后，便和全室同仁一起，参加《毛选》五卷的翻译工作。“如此优越的语言环境和工作条件，使边彦耀如鱼得水。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他从做卡片做起，一丝不苟，不懂就向老同志请教。”

   《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的“语言环境和工作条件”确实“优越”。负责编译局毛著室《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的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回忆道：

   “当时的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以它为基础，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文局、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等单位调集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组成了阵容十分壮观的5个翻译组。每组配备2－3名外国专家，有的专家也是用电报紧急催来的。不消说翻译组组长都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拔尖的名人教授：英文是新华社的钱行；法文是中联部的王麟进；俄文是中央编译局的赵仲元；西班牙文是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刘希良；日文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10月25日全体工作人员正式集中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即今日的金台饭店旧址）开始工作。在这儿办公的除了一个l0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有一个以刘大年和王子野为首的著名学者们组成的20余人的注释组，他们除了为《毛选》第五卷的正文加注之外，还负责翻译组在中文理解上的质疑工作。”

   以往“接到中央一个大的任务，包括像党代会、人代会这种政治性很强的翻译任务，要想从兄弟单位借人来支援那是要磨破口舌的。”尹承东接着回忆：

   “可在翻译《毛选》第五卷那时节却是另一番天地，哪怕是最傲气的名人教授，一声令下，马上搬起打字机就走，决无二话。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工作是组织的信任，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所以不少外文界的元老都主动出山了。如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教授 （英文）（当时李教授已年过六旬，但仍骑自行车从北大到厂桥上班，而且从不迟到），全国总工会的丁骥千（法文），中央编译局的陈用仪（西班牙文），外交部的方祖安（俄文），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和郭承敏（日文）等。”

   提到李赋宁教授，当时他是北大西语系主任。四十年代末在耶鲁读博士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赋宁当时已经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论文写作，很快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他放弃了学业，毅然回国。

   在《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期间，李赋宁教授对参加审稿的毛著室英文“小专家”林东宁非常赏识。工作结束后，曾邀请林东宁到北大西语系教授英文。1979年我考上二外英语系离开编译局后，林东宁曾一度在北大西语系兼课教授19七九级英语快班。八十年代后期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美国研究博士的同学，孙玉梅，就是北大西语系19七九级林东宁教授英语快班中的学生。1980年我和林东宁结婚时，李赋宁教授还特意送我们一幅精致裱好的立轴“齐白石荷花蜻蜓莲藕画”。画中初秋时节，塘中荷叶渐黄、莲藕长成而红荷尚在，一尾轻灵的蜻蜓闯进这静谧的画面。此画一直默默伴随着我们至今37年，点缀着我们的寒舍，衬托“秋日思语”的情趣。至今我还保留着李赋宁教授为我的学士论文“《八月之光》的种族问题”（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专门写了评语。

   其实齐白石生前就住在西斜街附近，离昔日桂春宅园不远，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故居坐西朝东，面积204平方米，是一座三合院带跨院的住宅。 齐白石(1863一1957)自50岁后直至逝世前寓此。3间北房是当年的 “白石画屋”，因屋前安有铁栅栏，又称铁栅屋。北房檐下悬挂有齐白石撰刻的长3．3米、高0．84米的篆体“白石画屋”横匾。大字尚依稀可见。

   王立礼曾在“北京西斜街的胡同和四合院”中写道：

       “西斜街连着许多胡同。西斜街41号四合院附近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距离内居住着中国三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住在辟才胡同里的跨车胡同；蒋兆和先生的家在前泥洼胡同，正对着西斜街的粮店；王雪涛家就在西斜街，和我家隔着三四个院子。王雪涛的家，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好像不是独门独户，王雪涛的画室，只见临窗有一张硕大的画案，上面铺满了纸张摆着笔墨颜料。北京是历史古城、文化中心，是历史人物、文人、艺术家等荟萃之地，不知有多少名人曾在这里居住并留下他们的足迹以及传世之作。”

言归正传，1977年末，《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结束，毛著室的同仁们回到了编译局。此时，经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准，毛著室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日文组。陈弘为日文组组长，那时有日侨白明、赵兰英、“工农兵学员”闫恒和孙晓燕。1978年春编译局从外地为日文组调进日侨袁政雄、陈月霞夫妇。到了1978年我来到编译局时，“工农兵学员”不仅成为各室、各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全局老、中、青相结合的一支不可小觎的“生力军”。工间操时、工作之余，乒乓球台、篮球、排球、羽毛球场上常会出现老、中、青配搭的激烈竞争场面。三十八年过后，我还记得当年我和英文组60岁的老程对俄文组的一位年轻人（忘记了名字）和76岁的张报的那场双打羽毛球恶/混战。

结语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后欣然命笔《水调歌头》中的一句感慨之词。那年毛泽东72岁，回忆当年34岁在井冈山上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红军第四军时“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志”。《水调歌头》发表的第二年，1966年5月，73岁的老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他亲手建立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灾难和危机。文革发动后的第十年，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享年83岁。

   三十八年前活跃在编译局羽毛球场与二十几岁年轻人奋力拼搏、一生饱经风霜的张报也已作古。我和林东宁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91994年的一个夏天。张报赤裸着晒得黝黑的上身，在编译局官园宿舍大院里悠闲自得地散步。真可谓不管烈日炎炎，“胜似闲庭信步”。那年他已91岁高龄，见到我们，和三十八年前一样，还是笑容满面，用英文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聊天。191994年是我和林东宁出国留学十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次回国。

   离开编译局三十八年中许多亲人、老友、同事都已作古。191994年我们见到张报一年半后他就去世（1903年11月5日-1996年1月17日），享年93岁。李赋宁教授2004年在北京去世（1917年3月24日－2004年5月10日），享年87岁。程镇球教授2007年在北京去世（1919—2007），享年82岁

   当年在北京出席1980年我和林东宁婚礼宴席的不少长辈们也相继去世。95岁的外公李志民2002年在贵州赤水去世（1907年1月19日- 2002年1月26日）。93岁的王应睐教授2001年在上海去世（1907年11月13日－2001年5月13日）。卢嘉锡教授2001年在福州去逝（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享年86岁。岳父林慰桢教授201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1915年2月5日-2010年7月16日），享年95岁。岳母刘淑璋201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1917年1月1日-2014年8月5日），享年97岁半。厦大蔡啟瑞教授在厦门去世（1913年12月3日－2016年10月3日），享年104岁。

  昔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三十八年像流水一样昼夜不息，转眼即逝。

   那时晚饭后我们经常到编译局周围散步。出编译局大门往右拐，街道向北倾斜，北口有一个粮店，杂货店，裁缝店和一家以刀削面著称的小饭馆。北口出去便是丰盛胡同。右手是中直礼堂，节假日或周末有时放映电影或演出节目。沿着胡同向西走就到了南北走向的太平桥大街，出了丰盛胡同过马路向北走不到百米既是大名鼎鼎的政协礼堂，礼堂的北侧是政协机关所在地。远处往北可以看见位于阜成门内大街驰闻遐迩的白塔寺。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西斜街是文人、艺术家荟萃之地。十分钟的距离内竟居住着包括齐白石先生等三位国画大师。更不知道我们脚下的路是昔日古城河道，我们的居/局所是昔日京城清代“公扎尔塔宅”、或是清末东边道奎训和粮道、仓场侍郎桂春营造的极品“桂春宅园”。

   那时林东宁根本不知道她的祖上林家几代为国捐献过数以百万计巨资而最后无一例外地付之东流的历史，更不会猜想到编译局的原址上所营造的私家豪宅花园很可能和在清代末年慈禧“垂帘听政”、醇亲王把持“海军衙门”时期，醇王为迎合慈禧太后重建颐和园而挪用林家为建造海军所捐献的巨款；投机钻营的满清贪官污吏们又从重建颐和园的材料中，“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监修颐和园）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营造私房豪宅花园。

   围绕扑朔迷离的编译局原址的探讨虽“宗支荒忽，莫可究诘”, 历史的幽灵却一直徘徊在这块藏龙卧虎是非之地，使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以及无数翻译界群英们没能逃过翻云覆雨的历史磨难。历史的讽刺和巧合，伴随着桂春园/编译局的生灵度过了风雨飘摇的“面包会有的”时代，目睹、亲历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

13. 不是咱中国人？

  1978年2月，林东宁放弃了加拿大籍，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青年报》曾以题为“北美洲燕子飞回来”加以报道。1980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她的“遗憾吗？”

        那时看守编译局大门的是张师傅。他的妻子是个白俄后裔，叫马璐霞。有一次碰到林东宁打开水,便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当听到林东宁讲是从加拿大来的时候，马璐霞惊奇地说道：“啊，你不是咱们中国人哪！”

   刚来编译局时，林东宁每次骑车出编译局大门时，张师傅总是问：“小林子，到哪儿去？”或“吃了没有？”起初林东宁暗想怎么能随便问人家到哪儿去？吃了没有？不知如何回答。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师傅打招呼的口头禅，如同说“早上好”一样。以后，张师傅一打招呼，林东宁就痛痛快快地回答“出去！”或“吃了！”

   另一个让林东宁为难的是当有人出于客气讲“到我们家坐一坐，喝杯茶”时不知如何应付。更难对付的是当你在人家真的做客后起身告辞时，主人的那句“急什么，再多坐一会儿”总是难以谢绝。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客套口头禅，不必认真。

  1978年1月3日，我到中央编译局毛著室英文组报到上班第一天所看到的林东宁和左边这张相片是一样的。辫子盘在头两侧，两只套袖罩在上衣胳膊上。我原以为她是维修打字机的工人！

  林东宁盘辫子、戴套袖的习惯可以追朔到1976年她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英文时期。1977年春节后，林东宁被调到中央编译局参加《毛选》五卷英文译审工作，临别前在她的学生、好友吴翠玉陪同下和戴着套袖的大厨师告别合影。

  林东宁戴套袖的照片是她1979年春节在好友赵秀琴家里照的。1978年春，吴翠玉来北大短期进修，正赶上春节。林东宁邀她来编译局一起过节。期间，毛著室尹承东、黄栽桃、好友王毓琳分别邀请她俩吃年饭。转眼一年过去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眼看着毛著室的年轻同事都在筹备回家过年，林东宁一人没有地方去。她听说俄文组好友赵秀琴也要回东北农村过年，便主动提出，想和小赵一块到她家过年。本来到朋友家过年不算什么大事，可对于林东宁来说，按当时的规定，需要领导批准。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刚刚从加拿大回国，入中国籍一年。作为好朋友，小赵虽然答应了，但不得不请示毛著室领导尹承东。老尹告诫小赵，林东宁虽然加入了中国籍，但要绝对注意到她的安全，否则就对不起她在国外的父母亲。小赵担心的也正是她的安全和饮食问题。这些林东宁当然不知道。当得知可以和小赵一同回家过年后，林东宁便开始欢天喜地的忙活“盘点年货”的事。

   她托英文组专家Neil Burton从友谊宾馆买茅台、中华牌香烟、富强面粉、肥皂、大白兔糖果等等。小赵此次回家过年还有一项任务。她和列斯室任建华是大学同学，工作期间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此次计划一同回沈阳，见见未来的公、婆。林东宁随行无意中给任建华家增添了麻烦。

   小赵的家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上有父母、兄嫂，下有妹妹、侄辈。这是林东宁第一次在中国农村过年。为招待好远道而来的客人，尽全家之力，杀了猪、宰了鸡。节日期间全家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上顿东北水饺、下顿猪肉酸菜炖粉条。足足待了半个多月，林东宁才恋恋不舍地和小赵踏上了回京之路。

   前面提到小赵此次回家有两个目的，一是探亲回家过年，二是见未来公婆。所以衣着入时新颖：脚蹬皮靴，身穿厚呢大衣。林东宁只知道东北寒冷，所以出发前东拼西凑，借了一身冬装：脚穿我插队后淘汰的“抗美援朝”大头鞋，下身穿着我母亲借给她的棉裤，上身穿着自己的棉袄，外面裹着王毓琳借给她的棉猴儿（带帽子的棉大衣），头上裹着自己的黄绿格子头巾，手拎一个半旧的浅绿军用帆布旅行代，一副典型的乡下村姑的打扮。难怪回北京在甘石桥下车后，小赵看有人向林东宁走近时，连忙说“没有！没有！”事后林东宁才知道，别人误以为她是乡下人到城里卖鸡蛋的，所以小赵连忙替她挡驾。

   东北之行的“行头”把“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林东宁打扮成貌似乡下到城里卖鸡蛋的村姑。此段“洋相”表明，光凭打扮，林东宁足以蒙混过关为“咱们中国人”啦！  

12. 一切从零做起

  1978年1月3日，我就是沿着西斜街东口往西北歪斜弯曲的路线来到中央编译局毛著室英文组报到上班的。昔日桂春宅园的建筑古迹那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但后来机关不断扩建，盖了办公楼和食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在原宅园中路北部，1953年建起了“一座火柴盒式的青砖平顶楼”，称为编译局“后楼”。后楼共三层，一层为国际室；二至三层为毛著室。桂春宅园南半部，1966年3-4月间建起中央编译局大楼，又称“前楼”。前楼是马恩室（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室），编译局的主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局里上上下下齐动手将一个荷花池改建成了一个小小游泳池”, “70年代，编译局为了盖西斜街36号旁门宿舍，填平了游泳池。”

  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刚刚结束。毛著室的英、俄、西、法、日五组同仁们，除部分下放中办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外，也刚刚回到了编译局。英文组当时只有七、八个人：组长程镇球、副组长姜桂华、定稿员萨福铣、译审刘丽媛、“小专家”林东宁、翻译王毓琳、叶傑、打字员黄栽桃。

  论年龄，老萨、老程最大（五、六十岁）；接下来是刘丽媛、黄栽桃、姜桂华（四十多岁）；叶傑、王毓琳（三十多岁）。年轻人中除了我就是林东宁。那时另两位英文组年轻人，朱建和任月华正下放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

  论资格老萨是英文翻译元老，中文底子也很深；据说早年还听过鲁迅讲课。老程江苏宜兴人。1941年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44年考取中英庚款奖学金，赴英留学，进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政治理论。1949年5月回国，在北平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执教。自1960年起，曾分别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五卷英文版的定稿及修订定稿工作。刘丽媛来自外交学院。前面提到姜桂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六十年代初就参加《毛选》第四卷翻译工作。黄栽桃的英文打字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王毓琳加入英文组时正赶上文革，目睹了张报领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哭笑不得的情景、老萨跳“忠字”舞的尴尬。林东宁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一年前参加了《毛选》五卷英文定稿，是英文组的“小专家”。

  论年龄和资格，我无法和大家相比。但我相信我是群英荟萃的毛著室、以至整个人才济济的编译局中的第一位“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经历了近两年的风雨和“再教育”。虽然文革中所学的那点残缺不全的浅薄知识，被“再教育”中再度支解破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几近荡然无存，但对于亲历、目睹因“愚昧无知”而造成贫困堕落的知青，广阔天地里再大的作为还是大不过“唯有读书高”的千年传统概念。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是讲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进了编译局后，从零做起，不分上班、下班、白天、黑夜、周日、周末，我一边练习打字、一边补习英文。天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不到两个月，1978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毛著室几乎全体人马倾巢出动参加了历时半个多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老萨因身体不适没能参加此次大会工作和我两人留守英文组。

  老萨那时刚刚六十出头，瘦高的个子，戴着极度近视的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目光炯炯有神。听说老萨不太搭理人，平时总是独自欣赏他所喜爱的英文作品。他特别对植物感兴趣，在办公室书架上备有一整套英文植物百科全书。但我和他留守英文组期间，他却出人意外地主动和我聊天，并耐心、细致地回答我那时非常粗浅的英文问题，受益匪浅。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星期后，老萨因心肌梗塞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过早地离去。在病房陪护期间，听老萨家人讲，他的心脏病有可能和他平时喜欢吃肥肉有关。留守毛著室的还有西文组的蒋宗曹。我们每天一起吃午饭、聊天，蒋宗曹的丈夫鲍彤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五届人大翻译工作结束后，毛著室大队人马回来，大家又恢复了往日有节奏的学习、工作。每天工间操，我和林东宁跑到楼顶上活动，在那里会遇到笑容满面的张报，他会用英文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聊天。一点看不出他是饱经风霜的历史风云人物。俄文组有过去和我家同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的俄文专家杨蕴华和定稿员阎明复。大家在一起时无拘无束、有说有笑。俄文组的赵仲元和阎明复五十、六十年代中期在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

  俄文组元老徐坚以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称，他的兄长就是著名的《茹尔宾一家》翻译家徐立群。解放战争期间，徐坚曾为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林彪及辽沈战役的苏联著名军事记者西蒙诺夫当翻译。我所看到的徐坚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编译局同仁郑异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中有一段记载徐坚在干校的生活片段：“此公生活能力较差，不断闹笑话。他看见人家磨镰刀，都用手试试是否磨快了。他磨完也用手去试，人家是横着试，他却顺着刀锋直着试，后果自然是“一刀见血”！他需要松紧带，去到小卖部，问人家有没有橡皮筋，人家说没有，只好空手而回。”听英文组同事/好友王毓琳讲，在干校期间，一次睡觉前，徐坚发现宿舍院子里平时晾晒衣、被绳上还挂着一床被子。出于关心，他便挨门挨户的询问是谁忘记收回，无果；回到自己寝室时看到自己被子不见时，才悟出缘由。一个夏天，徐坚从编译局机关走回官园家，发现锅里有水，以为是儿子为他烧好后凉下来的“绿豆汤”。喝到锅底才发现一只袜子沉淀其中，恍然大悟是儿子洗泡袜子掺有“灰锰氧”的凉水。

  “整个1978年和1979年，毛著室除了完成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整理《毛选》一、二、三、四卷的外文资料和总结翻译经验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可说比较清闲。”我却在那段时间里得到了更多学习机会。为了加速提高业务水平，除了在黄栽桃指导下练习打字外，英文组为我和后来加入组里工作的张小冬专门开设了英文补习班。日文组的孙晓燕也闻讯参加。林东宁教口语、刘丽媛教语法，师资雄厚。学员虽只有三位，但各自英语水准参差不齐、相差甚远。每次考试结果下来，我是无一例外地排在最后一名，就连日文专业的小孙都遥遥领先。别人没有太多事可做，我那来的“清闲”可盼！语言的长进，常常是欲速则不达。为此我经常情绪低沉、精神郁闷。林东宁看在眼中、急在心上，不时为我打气、安慰。下班后，吃过晚饭，我们便坐下来温习我的功课、纠正我的发音。我还记得起初的日子里，林东宁不厌其烦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法文的A、B、C、D的发音中纠正到英文的字母发音。那情形不亚于帮人“解毒”脱离鸦片的魔爪。那真是名副其实地从零学起！有如婴儿学步、鹦鹉学舌、一步一步、一字一句地学起。学累了，出去散散步，回来接着学。此间我和林东宁结下不解之缘，为日后结为伉俪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就这样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我的英文听、读、说、写的能力与日俱增。一年半后便参加了1979届高考，以总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上，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1. 无巧岂能成书

  尽管板桥林家前辈们为国捐献数以百万计巨资而最后无一例外地付之东流，他们的后人并没有放弃救国的希望。1971年4月，第七屆中英庚款奬學金化學專業得主、时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的林慰桢博士，偕妻子刘树璋、女儿林东宁（Peggy）结束在丹麦哥本哈根奥斯特研究所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后，绕道巴黎，从中国驻法国使馆取得入境签证，乘法航飞往上海，回到他侨居国外几十年如一日（1940-1971）、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故乡参观访问。自那以后，他利用每一个休学年回中国大陆讲学研究。林慰桢的女儿林东宁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In late April 1971, my family and I flew out on Air France from Paris to Shanghai. This was before Nixon’s visit to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S. –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Canada, however,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I think Europe was way ahead of both Canada and the States.

  I had met up with my folks in London in the summer of 1970 and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Mom and Dad in Copenhagen where Dad was on sabbatical. We took that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Copenhagen and to set up the trip to China. At that time, only Air France could get us there from Europe,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out. The evening before we were to fly out, I walked around the Odeon area and the Left Bank, where we were staying, to say goodbye to Paris. And I haven’t been back since then.

  We flew into Shanghai, and from there we had to change to a local flight to Beijing. And what a change it was! From the slim and classy stewardesses on Air France to the young girls, plump and rosy cheeked, with long black braids, and wearing the baggy dark blue pants and olive-green jackets of the Chinese Airforce! It was my first trip ever to Asia, and I was in a general state of stupefaction throughout what was actually quite a historic trip –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Throughout our trip, after we’d landed in Beijing, we were accompanied by Lao Hwang, a skinny young man with glasses, who hailed from Shanghai and worked for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In those days, it wasn’t possible for foreigners to travel by themselves in China. And it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difficult anyway, because we had no idea how things worked. Lao Hwang bought the tickets and made all the hotel and travel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some plan already set up for the month we were to spend in China.

  In Beijing, among other things, we got to see the May 1st, International Labor Day, celebrations from the grandstand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Mao even came out to wave to the crowd, but I was too short to see him. The last stage of our trip, before we were to leave China from Guangzhou, was to Fujian province so that Dad could visit Amoy and Gulangyu. At that time, Fujian province was not open to any travel by foreigners. It was considered a potential war zone, a frontline province, since it is right across the Strait from Taiwan. In fact, both sides were still bombarding each other periodically with propaganda pamphlets, and at Amoy University we saw scars left by other bombardments from Taiwan.

  In Gulangyu, we visited Shuzhuang Garden, but it had been renamed Qian Shao Gong Yuan (loosely, Vanguard Outpost Garden), in keeping with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at grandpa’s statue was not there. Though the fight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stopped, as well as much of the physical abuse, the spirit of that mass movement was still strong.

  From Shuzhuang Garden, we were taken to the old home where your Dad and my Dad grew up. In the Octagon Building, on the first floor, we saw 「San Ma」, whom you and I should call 「No. 3 great grandmother」. However, for convenience, I will refer to her as San Ma which is what our dads would have called her.

  All I remember of that visit was that the building was dilapidated, and the room was dark. San Ma was a small, thin woman, with her grey hair tied up in a bun at the back.  And she told us that since great grandpa wasn’t available, his bronze statue had been taken around the city instead, to be castigated, beaten and whatever. From then on, the statue had disappeared. She told us that she hadn’t suffered muc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she’d been known for her kindness to the poor.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until recently that she couldn’t say much more, because Lao Hwang was with us, and she must have learned to speak carefully. I know I cried a lot, listening to her. Lao Hwang made a little fun of me, and I didn’t quite understand why at the time. I just felt so sorry that she’d been left behind by great grandpa when the rest of the family left the Mainland for Taiwan in 1947.

  San Ma asked us to visit the old servant, Hui-Ah, who lived just outside the family compound. He was the family’s only faithful servant, she said. All I remember is that the room was bare, and he lay, very sick, on a hard-wooden bed. We never saw either San Ma or Hui-Ah again. San Ma passed away in 1973。”

  信的大意是：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我和父母乘法航从巴黎飞到上海。这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之前。那时加拿大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欧洲领先于加拿大和美国，早已建交。

  一九七○年夏天，我在伦敦和父母汇合，并和他们一起在哥本哈根度过了父亲的教学休教年。借此机会我们为准备中国之旅访问了在哥本哈根的中国大使馆。当时，只有法国航空公司有自欧洲到中国的航线，所以我们选择了法航。晚上，临行之前，我在旅馆附近的国宾区（Odeon）和左岸走了一圈，以此告别巴黎。至今我没有回过巴黎。

  我们飞到上海后，从那里改乘国内班机飞往北京。从苗条、优雅的法航空姐，到满面红光、黑色长辫、穿着宽大松弛、深蓝色裤子和身着橄榄绿外套的年轻中国空军小姐，两个航班是多么的不同！这是我第一次来亚洲，我当时处在一种麻木状态，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 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飞机在北京降落后，一位戴眼镜自称「老黄」的从中国旅行社派来的瘦小年轻人陪伴我们全程旅行。那时，外国人不可能自己在中国旅游。即便可以自由旅游，也没人知道如何运作。老黄在我们到达之前早已为我们一个月的国内旅行买好各种机票、车票，安排好旅馆、交通的诸多繁琐事项。

  在北京被安排满满的事项中，我们有幸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被安排进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各项庆祝活动。毛泽东曾出来向人群挥手，但因我个子太矮，没有看到他。此行最后一段从广州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参观了福建厦门和鼓浪屿。福建海峡对岸就是台湾，当时是潜在的战区前线省份，对外一律不开放给任何外国人参观。事实上，海峡两岸还在定期炮轰对方，但大多是宣传小册子。也有动真的时候，在厦门大学校园留下炮轰后的痕迹。

  在鼓浪屿，我们参观了菽庄花园。但它已被改名为前哨公园， 很合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用词。曾祖父的铜像不见了。虽然文革时的武斗、人身虐待已经停止，但群众运动的精神依然旺盛。从菽庄花园，我们被带到了父亲从小长大的故居。在八角楼一层楼的一间屋里，我们看到了「三嬷」（虽然我应该叫她三曾祖母，为方便起见，这里就用父亲叫她的称呼）。

  我只记得那次访问中的大楼很破旧，屋里一片漆黑。三嬷是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扎起一个发髻。她告诉我们，因为曾祖父本人不在，他的铜像便被拖出去游街示众、鞭打辱骂。从此铜像没了踪影。三嬷告诉我们，因她平时总是乐施济贫，所以在文革期间没有遭罪。直到最近我才想到当着旅行社老黄的面，三嬷不便讲话，要讲也得小心翼翼。我记得听三嬷讲话时，我哭得很厉害。老黄因此还笑话我，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我只是为三嬷而难过，曾祖父离夏赴台时带走了全家人，却留下她三嬷一人在大陆。

        临别时，三嬷要我们去看望住在林家大院外的老仆人，辉仔。「辉仔是家里唯一忠实的仆人」，三嬷讲。我只记得走进一间光秃秃的房子，病重的老仆人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这次访问后，我们再没有看见过三嬷和辉仔。一九七三年三嬷过世。

  多年深受父母爱国教育和影响，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毕业不久的女儿林东宁（Peggy）先行父母一步。于1973年11月飞往香港，乘火车到达深圳，徒步经罗湖入境后，在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开始了她第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第二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生活。

  林东宁在北京学习期间，和林慰桢同期获得（1939年第七届）中英庚款奖学金、同船前往加拿大留学，回国后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伟长教授夫妇曾邀请东宁到他们家吃饭、作客。

  1976年9月林慰桢欣然接受老友卢嘉锡教授邀请前往卢教授所创办的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研究一年。妻子刘树璋、女儿林东宁一同前往。到达国内在上海参观期间，正赶上毛泽东九月九日去世。9月中旬，全家来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林慰桢在物构所指导顺磁研究工作，妻子刘树璋和女儿林东宁在福建师范大学分别教授生物化学和英文。

  1977年春节后，林慰桢的女儿林东宁结束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一学期的教学，被调到中央编译局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的英文译审工作。

  林慰桢夫妇一直工作到秋季，才返回加拿大。林慰桢和老友卢嘉锡同堂讲课、同室研究、一同下地劳动、称兄道弟、亲如手足。

  1978年7月，林慰桢夫妇再次回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

10. 颐和园之瓜葛

  奎训（光绪十年，1888年，四月任东边道）和桂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山东粮道，宣统三年，1911年，任仓场侍郎）任职期间正值慈禧“垂帘听政”劳民伤财、耗资巨款两次修复被摧毁的颐和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孝圣皇后动用448万两白银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形成了从现清华园到香山长达二十公里的皇家园林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重建这座皇家园林，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地。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北洋水师，于181994年的甲午战争中全军复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颐和园复遭毁灭性摧残，慈禧回京后立即动用钜款修复它。在1904年慈禧70岁生日之时，不惜耗费国帑在此举行 “万寿庆典” 。繁华景致之下的颐和园实掩盖不住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

   慈禧“垂帘听政”期间签订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同治朝：二十三条；光绪朝：一百一十七条；宣统朝：十九条），赔了近十亿两白银赔款，其中包括：

  1876年因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赔款20万两白银

  1881年曾纪泽签订《伊犁条约》。赔款900万卢布

  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争迅速失败。

  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

  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签订《辽南条约》赔款3000万两白银

  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共计：4亿5000万两白银。

  读者不禁要问：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二十年多来，签署了那末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赔了近十亿两白银，哪里捞到额外的巨款（重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一亿两！）去重建她梦寐以求的颐和园？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中如此解释：

  “颐和园工程是一八八四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载湉已十三岁。西后的打算显然是，五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十八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一八七三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再用个大陆上的名词）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十九世纪的六〇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国的第一富孀。经过二十多年（一八六一～一八八四），或明或暗地没命的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如李提摩太、如丁韪良等等“中国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王、文祥、翁同和那一阶层。一班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

  读者或许要问：西后垂帘二十来年，哪能贪到那么多钱？……

  按理西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

  俗话说，上樑不正下梁歪。在醇亲王把持“海军衙门” 时期的满清官吏们， “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监修颐和园）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 营造私房花园豪宅，不但 “并非没有可能” ，而且不足为奇。

  “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

  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却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欣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作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党的天下了。
　　   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

  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快倒塌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荩。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三十万两，“助修三海”。

  为着慈禧的“万寿”，为着“造园”，醇亲王奕譞“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谁也不知其详。大致至少是一千万，多至三千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 这个 “衙门” 和 “海军” 这个名义，去另外揾钱，那就没法估计了。”

  几年前我曾为我的岳父，已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林慰桢博士，百年诞辰撰写了“自别故园几经秋” 一文，以纪念他为祖国和世界科学默默付出的一生。林慰桢教授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台湾首富、“板桥林本源邸园”主人林维源，祖父是富贾一方、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曾统计，当时台北地区前三大富豪：排名第三的是艋舺的洪合益，有资产二十万日圆，排名第二的是大稻埕的李春生，有资产一百二十万日圆，排名第一的就是板桥林家，拥有资产一亿一千万日圆。板桥林家的财力独冠全台。

  我在“自别故园几经秋”有一段这样的记述：

  “林维源虽富可敌国，但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在生活用度上却十分严谨、苛刻。他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凡有义举，无不仗义疏财，竭力而为。他时时以救济台湾百姓民众为念，先后资助筹设保婴局，创办养济院，以恤穷黎；助修《淡水志》，以存文献；倡办大观义学，以惠士林；建造大甲溪浮桥，以济百姓等，处处无不展现其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一面。林维源热爱家国故土，具有精诚爱国之心和强烈民族意识，凡是抵御外侮、强军卫土之举，无不热烈响应。一八六八年，年届二十八岁的林维源眼见英帝侵华而订下辱国的《樟脑条约》，「憎恨帝国主义尤深」。为加强台湾海防，巩固边疆，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福建巡抚丁日昌视台，筹商防务。林维源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家岂为富不仁者」，挺身而出，捐输五十万两洋银，荣任内阁中书衔。一八八三年，边防吃紧，饷械两乏，林维源再次捐银二十万两，认募（自备资斧）水陆团勇一营，以应防务之需。中法战争时，林维源除了集合林氏族人五百多人追随刘铭传持械开赴沪尾前线助战外，还捐银二十万两，以济军队粮亏饷缺之急，「共支危局」。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为了整建海军，增强国力，振作国威，林维源又捐巨资二百万两白银。未料，此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去重修供自己玩赏的御苑——颐和园（原名「清漪园」）。

  林尔嘉继承父亲乐善好施、精诚爱国遗志。一九○八年南靖一带水灾，倒塌民房一千多间，伤亡二百多人，他当仁不让，除自己带头捐献救灾外，还以厦门商务总会名义函电海外侨团，发动侨胞、香港同胞募捐，计得银十万多元，大米一千多包。宣统元年（一九○九）清廷邀其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参与整理币制。同年秋，林尔嘉以度支部审议员身份搭乘轮船赴沪参加大清银行审议会，看见十余艘日舰在海上横冲直闯、喷涛吐浪，随处闯翻倾扎渔船。目睹此情此景的林尔嘉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国势推移，天禄将终，若言国强，非兴练海军不可」。随后慨然捐献四十万银元，帮助清廷添置舰艇，重建海军。奉旨擢侍郎衔，赏二品顶戴。朱批来京陛见，从优叙用。不料这笔捐款却被挪用修复颐和园，爱国夙願成为泡影，林尔嘉愤而辞职回归故里鼓浪屿。所以在大陆流传有「一个颐和园，林家捐了半个」的说法。”  

  1888年林维源为了整建海军捐巨资二百万两白银，却被慈禧太后挪用去重修颐和园；1819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赔款2亿两白银，还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受命为清廷督办全台团防大臣的林维源不得不携眷弃台内渡。这是对板桥林家几代为国捐献数以百万计巨资而最后无一例外地付之东流的历史何等的讽刺！

9. 并非没有可能

        编译局元老周懋庸在“多才多艺、文采风流——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局的戏剧活动”中有段对老编译局更为生动的描写：

        “时光染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鬓发，岁月在我们额头眼角刻下了年轮。忆起当年，我们也曾有过绚丽的青春风采，那风采在我们业余的文娱生活，尤其是戏剧活动中曾充分展现。那时的业余文娱生活相当丰富，不仅是一般的组织看电影、办舞会。在一些民族节口也有别开生面的活动。中秋节楼顶赏月，七月节水放荷灯。那时局里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一池碧水，小桥通向池心亭，池的周围是彩画游廊。东西向游廊顶端又是一个高阁。七月节的夜晚，人们在游廊上观看池中的彩灯，笑语声声，顿消暑气。  “那时局里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

  难怪看了@榮壽公主Imperial 在网上提供的【桂春宅】原址旧照的一位署名“月弓城”的读者惊叹道：“以前北京西城还有这样的私家院落么 。。神奇。。看着都和恭王府差不多了。”难怪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根据《啸亭杂录》中提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把马列编译局原址列为: 公扎尔塔宅。

   无独有偶，喜仁龙( Osvald Siren)的《中国园林》( Gardens of China)和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各自“推测”出桂春园的建筑来源:“出自一个曾经为慈禧太后监修颐和园重建工程的人物之手。他的名字叫桂中堂, 而且据说他曾经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监修颐和园）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 、 “以奎任东边道发财, 竭数年之精力, 造此房, 花园最美。” 喜仁龙推测桂春园中山石取自颐和园的用石虽“只是传闻”，据贾珺推断“亦并非没有可能”：“据茹竞华先生1963 年的调研, 山石上还有多处题字, 如“ 求福”“ 凝碧”“叫泉”“沁芳”等。”

   虽然缺乏佐证，桂春和奎训两人，史书有记载。不仅确有其人，而且间接佐证《中国园林》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推测”的可能性。

  有关东边道奎训的记载不多，奎训是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十年（1888年）四月任东边道。清代专管一地的道有分守、分巡之名，统称为守巡道，东边道是其中一种。《大清宣统政纪》卷八记载：

   宣统元年二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奏称，“奉省南边防务之重要，什百倍于曩昔。上年划吉省南境奏设长白府归奉管辖，于是奉省东南边防更形吃重。东西沿鸭绿江岸，处处与韩毗连，日本对岸经营著著进步，彼则屯守相望，我则势孤援绝。由长白至安东东边道治且千有余里，日人趋利甚捷，稍事迟徊，赴机已迟。而南沿江岸除塔甸已设长白府治外，临江最据要害，拟请划东边道东境，于兴京厅之临江县设道员一缺，辖长白一府，海龙府全属，临江、辑安、通化三县，名曰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大清宣统政纪》，卷八)清政府很快批准这一奏请，两月后设临长海道。

   根据《清史稿》卷24德宗本纪二记载：桂春是满洲正蓝旗人，富察氏，字月亭。清朝末年官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山东粮道升任甘肃按察使，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候補三品京堂充總理衙门大臣 。1899年授太常寺卿。1900年任内阁学士，充出使俄国大臣，寻命兼使奥国。但未到任。遂改任礼部右侍郎，旋即改任戶部左侍郎，仍任總署民政大臣。1902年他任仓场侍郎。

   根据《清史稿》宣統皇帝本紀：宣统三年（1911年）庆亲王奕劻组内阁，桂春回仓场侍郎任（九月九日卸任）。后调绥远城将军（清代内蒙古地區最高官員），任上募旗兵数千，欲代京中汉籍警察，倡屠城之议，为最后之一搏。袁世凯获得起用后，不久即去职。后他曾和良弼等结宗社党。中华民国成立后郁郁而终。

        粮道（又名粮储道、督粮道）是个肥缺（非法收入多的官职）。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有的省与盐法、驿传合为一道，称为粮驿盐道或粮盐道。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收储和支放驻防本省旗、绿各营的兵粮，承办过省客人的迎送费用(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有漕省分的粮道还要负责办理漕务，诸如漕粮的征收、押运、折色等(见《钦定户部则例》)。

        仓场侍郎也是一个肥缺。据《清实录》记载，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将所征收的粮米解往指定地点及京师，以供官、军之用，这种粮米一般是由水路运送的，因此叫漕粮。漕粮解到指定地点及京师后，要收贮在一定场所（即仓场）中，这样就需要有一个管理漕粮收贮的行政机构。清代时，这种机构是隶属于户部的仓场衙门，最高长官全称叫总督仓场侍郎，简称仓场侍郎。由于仓场侍郎是仓场的总管，因此又称仓场总督。

        桂春和奎训各自的官职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他们的职衔都是“肥缺”是尽人皆知的。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中有一段对清代“卖官鬻爵”、官职的“肥缺”精辟的论述：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买给有志作“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上述严复，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也者，“捐款救国”也；“捐肋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干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敞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打那个混帐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五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帐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捐也可捐入私囊。”

且不论桂春官职的“肥缺”、是否“卖官鬻爵”得来，他以仓场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政绩有一佐证可查。梅兰芳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讲到“武昌兵变”时期，时任仓场侍郎兼總署民政大臣的桂春在京城骄横跋扈、颐指气使：

      “据军谘府的朋友告诉我：“武昌兵变”的消息到京几天后的某晚，谭鑫培、杨小楼在宝禅寺街庆升茶园合演《连营寨》。当谭先生唱到刘备哭灵牌的时候，电灯突然灭了，满园漆黑，只得散戏。紧接着，以仓场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桂春叫京师巡警总厅通知戏园停演夜戏，前门大街上每逢三、六、九日的夜市也勒令停。入夜后，热闹街市的饭庄、铺户都没有电灯，路少行人，景象萧条：同时谣言纷起，传说桂春从城外调来了三营旗兵准备杀汉人，人心更为恐慌。大清银行（在西交民巷，后改中围银行）发生挤兑，门口人声嘈杂，车辆拥挤，都是拿钞票来兑现洋，准备拉回家的。大老富商们更用银元兑换赤金，金价飞涨到四十几换。桂春的鲁莽措施，不独汉籍官员反对，即亲贵中如载涛等也不赞成。

      御史赵熙上奏参劾桂春说：“……桂春平日杳无才识，甫任民政大臣，即乖谬失政，误听谣言，以赴试留学生解树强为革命党，捕送法庭，及经大理院讯，乃毫无证据，随奏请释放。该大臣以此毫无证信之事，擅行逮捕，以致上劳慰谕，失政实甚。且现当各省乱机窃发之时，京中人心亦极惶惑，该大臣决不足保护治安，维持秩序，请另简贤员，以利民政……”这时，袁世凯已被清廷起用，代替庆亲王做了内阁总理大臣，军政大权一把抓，就把桂春调回仓场侍郎，派赵秉钧署民政大臣。警厅传知各戏院开演夜戏，广德楼、天乐园首先恢复夜戏，前门大街的夜市也照常摆摊，市面秩序才渐渐安定下来。”

8. 昔日桂春宅园

        2008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史》主编、建筑学院图书馆馆长贾珺，发表了一篇题为 “北京西城桂春宅园” 的文章，摘要如下:

       “晚清大臣桂春宅园的原址位于北京内城西斜街，20世纪70年代初被全部拆毁。此园顺应弯曲的地形条件，其中建筑大多随机定向，非常灵活，其布置方式明显不同于北京私家园林最常见的正朝向格局，空间形态更近于江南园林。其主体部分以平顶游廊环绕，中心设有驳岸曲折的水池；园中同时拥有很多精美的湖石和青石，假山造型丰富；此外建筑做工精细，花木繁多，是北京私家园林的杰出作品。

        贾珺通过文献考证对此园进行复原研究，并分三部分对其（1）历史沿革、(2)基本布局以及(3)造园手法进行了探讨。在历史沿革中，贾珺写道：

“北京内城西斜街上曾经修筑过一座精美的花园, 此即晚清大臣桂春的宅园。桂春字月亭, 满洲正蓝旗人, 清光绪、宣统间曾经担任内阁学士、仓场侍郎、民政部大臣等职务, 其事迹在《清史稿》中有零星记载。民国初年桂春的这座宅园归某商会会长常铸久所有, 又称常园; 后又一度归一位外国商人所有。据老住户回忆, 解放前此宅还曾经用作山东会馆, 后改为小学校, 1949 年后属于中央编译局宿舍, 1970年左右被完全拆毁。

        此园所在的西斜街36 号旧址上已经新建了一座编译局大楼, 原有遗迹全无。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的佟裕哲教授、故宫博物院的茹竞华先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王其明先生分别于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对此园做过调查, 佟先生还绘制了平面图并留下一幅双亭的照片[1]; 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于1954 年左右也留存了此园的测绘草图和部分黑白照片; 更可贵的是瑞典学者喜仁龙( Osvald Siren) 的著作《中国园林》( Gardens of China) 中也提到过北京的一座花园, 明确说明其建造者为“桂中堂”( Kuei Chung- T’ang) , 并附有极其珍贵的8 幅照片( 数量超过此书中提及的其他许多著名的南北私家花园, 其重视的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座“桂中堂” 的花园正是目前已经消失了的桂春宅园。”

        瑞典学者喜仁龙( Osvald Siren) 在他的著作《中国园林》( Gardens of China) 中记述了桂春宅园的历史（贾珺自译)：

        “在旧都( 指北京) 中有几个花园营造或重建于19世纪末或更晚的时间, 随后落入外国人之手, 但它们依然完全保持着同样性质的传统印记。当然, 它们的尺度很有限, 但非常引人入胜。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这座20 世纪 (指19 世纪) 末属于常敬伟(Chang Ching- Wei,音译) 的花园, 20 世纪20 年代为一个意大利商人所得。花园最初的经营不知是什么时候, 但据推测现在这极为丰富多彩的设计出自一个曾经为慈禧太后监修颐和园重建工程的人物之手。他的名字叫桂中堂, 而且据说他曾经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 。 ”

   据贾珺分析喜仁龙( Osvald Siren)的记载中称桂春为“桂中堂”, 应该是以讹传讹的称谓, 实际上桂春仅官至民政大臣, 而中堂是大学士才有的敬称。文中称这位“桂中堂” 曾经监修颐和园并挪用石料, 也只是传闻而已。其中提到的 “常敬伟” 可能是常铸久的字号, 花园归属常家应该是1912 年民国建立之后而不是文中所称的19 世纪末。

   贾珺另一个考证是根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东边道奎训, 住西斜街。此人此房本不足记, 以奎任东边道发财, 竭数年之精力, 造此房, 花园最美, 将告成而此公殁矣, 哀哉!”

   崇彝是蒙族，清末曾任户部文选司郎中，世居北京，闻见较切。本书以笔记体裁记述了清朝道光、咸丰以来北京的掌故旧闻，内容涉及园林宅第、寺庙古迹、市井风俗、节令游览、人物轶事、里巷琐闻各个方面。此书过去从未刊印过，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据已故史学家邓之诚所藏手稿之抄本点校整理出版，1982年第一次和读者见面。贾珺推断：“或许《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称的西斜街奎训宅园在奎训死后即归桂春所有,二者本是同一花园。其间具体的传承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7. 西斜街 36号

   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曾写道：“编译局在一小巷深处，堪称闹中取静，虽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也称不上世外桃源，但说到做学问，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地方。”此文是尹承东纪念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前身是毛著室）成立40周年（1961-2001）之作。那时谁会想到（或预料到）十多年后第六任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风流韵事？网上不堪入耳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实录，使一向默默无闻的编译局，一夜间，名声大振、如雷贯耳！这是对半个多世纪“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的马列编译局何等的讽刺！对千百个勤勤肯肯、默默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的编译局同仁何等的侮辱！

   历史无常，翻云覆雨，此一时彼一时。当读道：“编译局在一小巷深处，堪称闹中取静，虽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也称不上世外桃源”时，又有谁会想到此地无声胜有声、百年前的编译局原址会不会称得上“世外桃源”呢？那么编译局原址又是什么呢？在此篇引言中，我曾引述一位熟悉北京西斜街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的一句话，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油画家陈越刚在他成百上千幅《北京胡同》油画中，画了一幅“二百八十五【西斜街】”：编译局的比邻西斜街42号大院。这幅2005年之作虽然不是编译局原址（西斜街36号），但可见一斑：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深宅老院的影壁和筒子瓦覆顶的垂花门。

        在翻阅、查找编译局原址史料中，最近有幸在网上看到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来源于@榮壽公主Imperial，按语是：“【桂春宅】原址位于北京西 城区西斜街，20世纪70年代初被全部拆毁，属老北京私人园林。”

       “北京西斜街的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立礼，在回复@榮壽公主Imperial中写道:“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和珍贵的老照片！我也猜想这私家花园是编译局原址。我对西斜街很熟悉，除了编译局没有大院子。我家就在编译局对门，我曾往里面张望，看到过亭台廊子，有的和照片很像。我写的四合院回忆系列西斜街提到了。”

        从老编译局同仁“局史回顾”的只言片语中，多少佐证了五十年代老编译局的原址內却是有不少亭、台、楼、榭。第四任编译局局长宋书声在《传播真理 奋斗不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一篇题为“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纪事”中写道：

        “当时在编译局从事这一工作的干部只有一百多。除了师哲、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谢唯真等老一辈翻译家和从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来的不多几位搞过一些翻译工作的老同志以外，绝大多数干部是刚从北京、上海、哈尔滨三个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他们在校学习时间不过两、三年，刚刚踏进机关大门，根本谈不上翻译工作经验。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工作时间外，每天提前上班，学习一小时。下班后，到了晚上，各个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楼台上，庭院里，水榭旁，书声朗朗，颇像一所大学校。学理论，学语言，学历史，学翻译工作经验。全局有统一的干部培养计划，每个人都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室组定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有自学，有辅导，有专题讲座，有经验交流会。学习的气氛浓，热情高，收效大。在老同志的带领下，边工作边学习，一支翻译马列著作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直到今天，编译局的业务骨干大部分就是这些当时只有20岁左右的“小青年”。

        老编译局陈瑞林在“坚持锻炼，做好工作——回顾我局体育活动的几个侧面”中提到：“游泳过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体育活动，我局得天独厚，有个小游泳池，下水游泳的人很多，既有干部，又有家属，热闹非常。70年代，编译局为了盖西斜街36号旁门宿舍，填平了游泳池。”

       那编译局“得天独厚”的小游泳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另一位老编译局冯申在“忆往昔看今朝 ——为局庆五十周年作”中写道：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局里上上下下齐动手将一个荷花池改建成了一个小小游泳池。编译局上上下下不少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包括干部子女在内，都是在此游泳池里学会游水的。在这个小游泳池存在期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游泳爱好者，一有空就游，不论大白天还是傍晚，一天游好几次的也大有人在，终于游出了后来成为北京市专业游泳运动员的尖子人物——周惠年同志的女儿师晓朗即是。”

        周惠年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康生的秘书。和师哲结婚后成为他第三任妻子。育有四个子女。师哲1963年被捕后，周惠年与师哲离婚。

6. 非驴非马非革

   前面说过中央编译局本来是归中宣部管的。文革伊始，“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这个“阎王殿”被砸烂，编译局身为中宣部的下属单位 “小阎王殿”、“阎王殿分殿” 不仅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且变得没人管的单位。1969年底，决定由中央办公厅代管。实际上是由中央办公厅派遣的军宣队管理，“斗批改”审查干部的工作是他们负责的。郑异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 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

   “我是编译局第二批下放五七学校的，1971年底到达进贤。“文革”中我算革命群众，属于局内不左不右的群众组织，没有担任群众组织的任何官职。在“文革”初期局内各派打派战，有大字报说我们编译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的著作）是为中宣部“阎王殿”提供“反党炮弹”，对这种无端指责，打口水战显然不解决问题，我和同事殷叙彝进行了调查，最后由我就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材料，寄给康生和中央文革，目的是请他们认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工作，但久久未有回音，不料1971年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康办把信转回来，说是“整康老的黑材料”，把我列入清查对象，关了五十多天。放出来后恢复自由身，也参加局内“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去江西的火车要在上海转车，上午到达上海，傍晚转车去进贤。在上海自由自在，我一个人还跑到城隍庙旁边的豫园待了半天。

   车到进贤，一下火车，来迎接的军代表就让我们十来个在局内受审查的人出列，单独站在后面。来迎接的同志，同新来的战友热烈握手，走到我们旁边立即把手收回来了，收起的还有脸上的笑容。我们知道，自此以后要受管制了。

   我们这同道的十来个人，有的是审查对象，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有的是“右派”。我是审查对象，中办五七学校给我们量身定做了一顶帽子，叫“非革命群众”，我们自称“非革”。这些人受审查，不能承认是革命群众和五七战士，但也不能说是敌人，所以就创造了一个“非革命群众”的帽子。这些人，在校内也属于不能乱说乱动的，行动受限制，例如不能单独去进贤城里购物看病，要去必须有革命群众跟随，有些会议我们不能参加。这是政治待遇问题，并非真的怕我们私自逃跑——要逃跑，北京上海要方便得多。后来我同其他单位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都对“非革命群众”的称号感到新奇，国内还没有听说过其他单位有这种新奇的称号！这是中办五七学校的一大发明。

  局长王惠德是“走资派”，下放审查，亦属“非革”。

  ……

   我的同行殷叙彝是研究五四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专家。他的问题只是因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用了一个当时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康生就此批示：“经验告诉我们，坏分子常常是借历史研究的招牌去进行反党的罪恶勾当。”这就成了大罪。殷叙彝高度近视，有力气但不善于体力活，因此常闹笑话。一天，他挑两筐土，用手使劲抓住扁担的两头，结果后面筐掉了也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一般人在五七学校改造两年就回京，不知根据什么条例，他却呆了四年。

   徐立群是著名翻译家，俄语很好。在五七学校给他戴的帽子是“历史反革命” ，属 “敌我矛盾” 。这个问题实际上五十年代就查清楚了，现在翻的是老账。有几天派我和他一起用粉碎机粉碎饲料。这是轻松活，老徐人也挺好，干了两天，我突然醒悟，一个 “非革命群众” 和一个 “敌我矛盾” 在一起干活，万一机器坏了，或者烧了，这是破坏还是一般事故，谁也说不清楚，还是小心为上，我向连部提出，请求换人。那是一个没事找事的时代，疏忽不得！”

   昔日的文革“革命群众”，因直言不讳，一夜间，变成“非革”；昔日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因引用了一个当时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成了大罪，一夜间，变成“非革”；昔日著名的《茹尔宾一家》翻译家，文革中被戴上“历史反革命” 帽子，属“敌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非驴非马“非革”，那真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事找事时代的真实写照！

5. 株连九族之灾

  陈昌浩败绩夺爵的命运，不仅仅毁掉了他个人的一生，也株连到他的家人。1935年2月，在旺苍任新成立的妇女独立师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政委的张琴秋，在长征途中与陈昌浩结婚，成为他第二任夫人。西路军不久失败，张随军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被释放，前往延安工作，长期在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1939年陈昌浩去苏联。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为夫妻。解放后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1949年后张琴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52年4月，滞留苏联十余年的陈昌浩携苏联夫人格拉娘及幼子陈祖莫回到北京。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出于革命友谊的考虑，徐向前在自己的寓所宴请陈昌浩夫妇。张琴秋与苏井观夫妇二人，以及其他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也在座。陈昌浩见到张琴秋时说 “琴秋，是我让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张琴秋大度地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琴秋因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是陈昌浩的夫人，西路军失败后还被俘过，被定为“反党分子”而受迫害。不堪羞辱的张琴秋于1968年4月22日凌晨跳楼自杀。 “一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的女将军、女部长，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最后却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残酷迫害致死。” 死后“四人帮”中的某个成员说“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样，张琴秋唯一的女儿张玛娅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和丈夫一同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1976年，张玛娅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不对？！” 就因为这一句话，张玛娅遭受了更大的迫害，最后被迫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人世。

   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杀。”

   编译局翻译室主任林利，林伯渠大女儿，文革初期因李立三特务集团案而被打成“苏修特务”，案情材料被上报到中央文革、公安部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尚在任职的领导。1968年3月，林利被逮捕、关押7年零40天。先后关押在北京的三个监狱：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半步桥街43号北京市监狱、秦城监狱。欧阳菲是师哲身边翻译组付组长，革命烈士女儿，俄语水平高，在苏联长大受教育。文革初期，欧阳菲被作为“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逮捕入狱，死在狱中。

   以同一罪名同期逮捕入狱的还有两位苏俄人，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和陈昌浩第三任夫人格拉娘。李莎在莫斯科上工农速成班期间与李立三相识。1935年二人结婚。李立三因为与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时回国，1938年被关进内务部监狱，这里也是索尔仁尼琴牢狱生涯的头一站。在“老大哥”的监狱里，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头和关“小号”的惩罚。李莎前往各所监狱排队探寻，后来终于在塔岗卡监狱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钱物。当时李莎自己被开除团籍，哥哥也被判刑劳改修运河。1939年底李立三被释放。1949年后李立三任劳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却在1951年因为主张工会独立于行政、保护工人利益的“工团主义”被批判为“社会民主党”，1954年被免去劳动部长，变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在“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再次做了检讨。此后不久，毛开始将李立三与饶漱石、王明、张国焘等人相提并论。中苏交恶后，李莎问题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

   文革初，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党，又在1967年开始的“揪叛徒、特务”风潮中受到揪斗，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斗会后被分别带走，李立三握着李莎的手说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别。两天之后，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饭时间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给毛泽东称：“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李的遗体以“自杀者李明”名义火化，骨灰以“无人招领”为名和一些所谓盲流的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的人生如此谢幕。

  1952年4月格拉娘随陈昌浩到中国，结识了李立三夫人李莎，成为密友。格拉娘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是当时编译局在编干部职工中唯一的外国人。当时她满头金发，胖胖的，只能讲一句中国话“你好”。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时期，李莎和格拉娘得知北京崇文门附近有家代顾客加工毛衣的个体编制户，款式丰富，乃慕名前往，在那里偶遇也是来加工毛衣的苏联驻华大使夫人。格拉娘将此事告诉陈昌浩，陈昌浩却将此事写成材料，诬告李莎与苏联驻华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头，并声称李莎是“修正主义分子，常给苏联大使馆送情报”，还“带坏”了格拉娘。格拉娘为此和陈昌浩大吵一架。不久，陈昌浩提出离婚，理由是格拉娘是修正主义分子，“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法院判决离婚并均分财产。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格拉娘在1967年李莎被逮捕入狱后不久也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被捕时，蓬头垢面的格拉娘因为惊慌，在大街上高喊：“斯大林万岁！”格拉娘和李莎、林利、欧阳菲等人都被当作“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格拉娘在秦城监狱关押8年后获释，精神已失常，幻视幻听，认不出探监的儿子。

   文革时期，“秦城监狱夫人”中除李立三夫人李莎和陈昌浩夫人格拉娘外还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真夫人张洁清、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潘汉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遗孀杨之华、饶漱石前妻陆璀、茅盾的前妻秦德君和陆定一夫人严慰冰。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入狱是由于检举林彪夫人叶群的“匿名信事件”。在此之前有一个前奏，即牵涉林伯渠夫人朱明的“匿名信事件”（朱明是编译局翻译室主任林利的母亲）。1954年，随毛泽东在浙江的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从上海发出，由浙江省交际处转江青，使用华东文委信笺，内容是写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史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警告江青不要为所欲为。江青接信非常恼火，曾对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哭诉。因写信人深知江青19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浙江省公安部门由王芳主持立案侦查，称为“18号案”，多人受到怀疑，但未破案。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主要是希望对林伯渠遗体不要火化，容许土葬，并强调林伯渠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同盟会员，可以区别对待。此信被用于与匿名信查对，两封信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服安眠药自杀。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明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严慰冰的“匿名信事件”是因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得知消息，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汤，曾要警卫员头顶鸡汤泅水过延河，更引起严慰冰反感。1949年后进城，叶群作风未变，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颐指气使。严慰冰则一直任教员，早年对叶群的意见更形深化。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痛骂叶群，当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门多方查对笔迹未获，以后却由于严慰冰与叶群在友谊商店购物时相撞，受到叶群叱骂而气愤难平，向总政写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里被看出笔迹，严慰冰因而被隔离审查。

  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但株连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1967年2月被投入秦城监狱。在1966年5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中，列举了陆定一所谓的“八大证据”，认为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受陆定一的指使。林彪亲自披挂上阵，他指着陆定一的鼻子质问：“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的态度很坚决：“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

   从此陆定一一家倍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1978年12月1日蒙受了13年囹圄之苦的严慰冰才重见天日。1986年3月18日年仅68岁的严慰冰悄然离世。1987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严慰冰生前撰写的散文集《魂归江南》。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严昭生前是我母亲（李星辉）在国务院外办同事、好友。文革前严昭曾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英文秘书）。周恩来总是喊她“老二”，因为她是革命先烈严朴（1917.7 - 1949.6.5，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次女。严朴共有“五朵金花”：长女严怀瑾（又名严慰冰），次女严仲昭（又名严昭），三女严淑芬（又名严梅青），四女严平。第五个女儿从小送人。严朴与周恩来、陈云是老战友。严昭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视周恩来如同父执，而周恩来也待她如同女儿，所以沿用严朴家中的叫法，喊她“老二”。严昭是随父亲严朴来到延安的，在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毕业。起初，她在延安担任过蔡畅、吴玉章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严昭在晋西北军区，在贺龙手下工作。当时美国人在那里派驻了“观察分组”，24岁的严昭担任翻译。建国后严昭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1975年4月28日，蒙受了九年囹圄之苦的严昭走出牢门。1988年3月15日她曾寄给我母亲一本她姐姐严慰冰撰写的散文集《魂归江南》。书中还夹着一封怀念昔日 “同志之间推成相见” 的信。

        2008年5月在孤独中严昭离开人世，享年86岁。

4. 此一时彼一时

  编译局第四任局长宋书声在“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纪事”中总结了编译局成立50周年以来的战绩和成果时，当讲到六十年代初基本上译完《马恩全集》39卷(俄文版11卷补卷是1968年以后出版的)，大有希望，信心很足之时，无不感慨道：“形势很好，然而，好景不长”：

  “文化大革命”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不能幸免。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 “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 ，实际上给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宣判了死刑，马列的书都不读了，何必还要翻译出版呢! 已经印好的书停止发行，已经定完的稿子束之高阁。更不必说，没有翻译的书不必再去翻译了。从“文化大革命” 开始到1970年，编译局没有出过一本马列的书。编译局似乎可以关门了。”

   其实也不尽然。“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之时，正是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建立、发展的火红年代！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开始翻译毛泽东著作俄文版。那时主要译员除了苏联哲学家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还有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最先定稿的《实践论》，于1950年12月在苏联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1953年，莫斯科大学中国历史系学生杨蕴华读到了《实践论》。这位始终以“宁波人”自居的中俄混血儿被深深打动。“毛泽东思想让我激动、自豪。翻译水平也高，就像是毛泽东面对面地用俄文和我交谈。”6年后，杨蕴华随中国丈夫回国定居。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后，她也和毛泽东思想有了交集，从此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业再未分开。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和王琎在一篇题为“架设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桥—记中共中央编译局对外翻译群体”报道中这样写道：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世，中央决定 “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俄、法、西、日等外文版”。当年5月，英、俄两个语文组率先组建。英文组组长是著名翻译家程镇球、徐永瑛，俄文组组长则由被称为 “沙漠里的骆驼” 的翻译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

   时值中苏关系破裂，《毛选》俄文版翻译困难重重。姜椿芳开始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在他的努力下，李立三夫人、俄语教育家李莎，外文出版社苏侨翻译伊科尼科夫等权威专家都加入进来，为《毛选》俄文版贡献力量。

  在此期间，一批批苏联学成回国的优秀人才陆续加入这个团队，林伯渠之女林利、烈士之女欧阳菲就是其中的代表。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脑，专家们都是手写，还常改得很难辨认。我们就一遍遍转抄、校对、油印。一天下来头昏眼花，浑身油墨。”时年24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姜桂华，在《毛选》第四卷英文组开始了翻译生涯。

   就这样自力更生、精益求精，到1964年，翻译组不但完成了四个语种的《毛选》第四卷翻译，还修订出版了《毛选》一至三卷。其间，在姜椿芳、中联部负责人伍修权等的提议下，1962年4月，我国第一个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诞生了，归属中央编译局管理。“临时编译小组”的很多成员留了下来，从此有了自己的大本营。”

  1966年3、4月间，中央编译局办公大楼落成，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便由万寿路招待所迁回了西斜街36号机关大院。

   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毛著室领导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向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中央决定多语种翻译《毛泽东选集》，除了英、法、俄、西、日5大语种外，还有德、阿拉伯、朝、越、印尼、荷兰、斯瓦西俚，甚至非洲的乌尔都、豪萨等小国语言，总共不下30种。各翻译组的定稿员都是翻译专家，如法文组的齐宗华、庞浩、胡祥雄，西文组的蔡同廓、汤柏生；俄文组的杨蕴华、刘华兰、张报 …… 一般的翻译人员也称得上是精兵强将。中央指定中联部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以及另外一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领导同志，共同组成5人小组领导这项声势浩大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央领导人还有批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然张报的“好景不长”。前面提到他并没有因中央领导人批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幸免于难。尹承东接着写道：

  “根据这项指示，为了不受干扰，大部分翻译组驻在友谊宾馆的南配楼，只许周日回家一次，唯有英、法、俄3个语种的译文组留在编译局，因这3个组都是做修订工作：英文根据伦敦版本修订；俄文根据莫斯科版本修订；法文根据法共社会出版社版本修订。英、法、俄、西、日5种语文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先后在1969年以前出齐。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样，译文同样是上乘的。这期间各语文组还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的剧本。”

   提到“《毛泽东选集》修订工作”就想起平时“总是微垂着头，表情严肃，来去匆匆”的陈昌浩死得冤枉。作为西路军的主帅，1937年10月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检讨中，自称他指挥“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默认“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是他个人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西路军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疑云。但这一说法与几十年后亲历者及其党史、军史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原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的儿子张复在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陈昌浩父子”中解释到：“当年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他这样说，可能是他要与延安当时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口径与严峻气氛相一致，他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他这样做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张复写道：

  “1982年初，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他写了六七千字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第 254页）。李先念指出：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对此，邓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介绍，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都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

   以后，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修改了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表述了西路军从成立之始到作战任务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一文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修订后，与40年前1951年第一版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和改变：

  1951年第一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一卷横排本，第223-224页) ”

  1991年第二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1991年第二版第一卷，第24l页)”

   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历史无情，当年“刺刀见红” 、驰骋沙场的红军西路军主帅陈昌浩不仅没能躲避败绩夺爵的命运，也没能熬过文革的翻云覆雨、逼迫凌辱，在历史还未得到最后澄清之际，便过早地撒手尘寰。直到1980年8月21日被平反。

3. 我是牛鬼蛇神

  1957年1月，师哲离开中央编译局，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犯了男女关系错误，1958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下放陕西扶风。1962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急电，派人护送师哲返回北京交代问题。到北京后，师哲被关押在东总布胡同，自此开始13年的监狱生活。文革前夕被送进秦城监狱，成为1966年秦城监狱收押的第一个犯人。他和当年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上司潘汉年、同事布鲁、李敦白成为狱友，但互不知情。师哲入狱的罪名起初是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因师哲曾陪刘少奇访苏，所以罪名变成伙同刘少奇反对毛泽东，逼迫师哲承认苏联克格勃发展刘少奇为特务。师哲拒绝，便冠以“苏修特务”罪名。因日夜罚站逼供，师哲双腿血管坏死，后又接受胸部肿瘤切除手术。1975年5月，师哲获释出狱，但他的案子未结束，仍被下放到陕西扶风。1979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经王震建议，1980年师哲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为东欧中亚研究所）任顾问。1986年，因患脑血栓偏瘫而离休。成为副部级离休干部。1998年8月17日，师哲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讲： “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 ，江青很早就骂中宣部是 “阎王殿” 。中央编译局本来是归中宣部管的。文革伊始，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中宣部这个 “阎王殿” 被砸烂，编译局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一夜间，编译局领导和各室主任、译审权威，变成了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文革初，编译局第一任局长陈昌浩成为本单位造反派，但不久就被人以历史问题打成“牛鬼蛇神”，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

   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1961年兼任编译局局长（1961年1月－1978年10月），文革时因是“二月提纲”的执笔人之一，成为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活老虎”（指当时中央尚未点名的副部长）、“黑笔杆”、“黑爪牙”。许立群是被揪斗最早的部级领导，被关押8年半，遭受迫害，患精神分裂症，受病折磨30年而后猝然死去。前面提到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

   文革伊始，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了“臭老九”。知识分子成堆的编译局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阎王”坐牢，“小鬼”受株连。在编译局工作比较久的业务骨干被打成“阎王殿”的“亲信”、“黑爪牙”，被监督劳动，斗了“阎王”斗“爪牙”，有的也被拉出来陪斗“阎王”。编译局元老郑异凡曾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 中有这样一段有关编译局毛著室俄文翻译家张报的描写：

   “张报清华出身，在美国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怀疑他是美帝特务，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劳改，在“文革”中又怀疑他是苏修特务，受到审查，成为五七学校的“非革命群众”。此公久经政治运动的“锻炼”，对批斗什么的早有准备，还没有被揪斗，就在家里练习“喷气式”，说估计自己跑不了。就是他奉命领着我局的“牛鬼蛇神”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丧歌”。1973年底在五七学校毕业回京，他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人生七十是初秋，一不退来二不休”——还有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

   张报的一生的确“曲折而神奇”（1903. 11.15 —1996.1.17）。1920年张报考入了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因受进步学生影响，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校长压制民主。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1年改名莫震旦考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次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4年至1926年转读于北京国立师范大学研究科，获教育学士学位。1926年张报留美，在号称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先后就读于美国密执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研究生。1928年2月5日加入了处境艰难的美国共产党，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书记。在美国纽约，他还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及同盟机关报《先锋报》周刊主编。张报和美国姑娘玛莉·梅结了婚, 育有一女，取名维多利亚。后来，由于被美国移民局警察追捕，1932年秋由美共中央安排秘密将张报送往苏联列宁学院学习。这个时期， 1935年在苏联莫斯科创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周刊（印刷所在法国巴黎），他任副主编。此时的张报，与该社的英文秘书鲁登科日久生情。他们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华列利。30年代末，他在莫斯科被卷入肃反扩大化的狂风暴雨，1938年2月，张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流放到北极边的哥米共和国劳动营，整整被监禁、流放了18年。1955年9月，张报得以平反。1956年初，张报归国心切，他告别妻儿，踏上了归程。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工作。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他创立了俄文广播，负责对外俄文广播工作。1964年，张报被调到中央编译局，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俄文翻译工作。

   文革初期，张报又被以“国际特务”的罪名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此时的张报早已练就了一身抵挡莫须有罪名的功夫。面对强加在他头上十恶不赦的罪名，他“脸不变色、心不跳”，沉着应战。欣然奉命领着编译局的“牛鬼蛇神”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列队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丧歌”。在外人看起来奇耻大辱的“嚎歌”，张报却出人意外地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当“牛鬼蛇神”中有人走调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边打着拍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教唱、领唱此歌：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

   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

   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文革的第二年，编译局第一任副局长，年仅61岁的陈昌浩（1906.9.18 －1967.7.30），因不堪忍辱于1967年7月30日服毒自杀。十年动乱中，张报（1903. 11.15 —1996.1.17）被送到中央办公厅在江西省进贤县设立的 “五七干校” 劳动。70年代初重返工作岗位后，直到1983年作为编译局高级专家离休，1996年1月17日去世，享年93岁。

2. 藏龙卧虎之地

  编译局更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人才萃集的场所。这里云集了全国俄文翻译界精英。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1953年1月－1957年1月）既是一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又是俄文翻译界权威。1925年春，到河南加入国民二军，进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同年，被选送留学苏联，进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工程专业学习。1927年10月，转至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9年，由访问苏联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1929年10月到1938年3月，奉派到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晋升为上校，获得了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及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在大清洗中，师哲的老上司、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曾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及处长失踪；一位年轻同事仅因和师哲打了场网球而被人诬称与日本领事馆人员来往，在办公室用枪自杀；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共事的王人达被捕流放。1939年，专职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政治秘书。1940年3月，以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身份随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及任弼时等人经新疆回中国。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师哲名为任弼时秘书，实为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负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电  报来往及毛泽东接见苏联来客的翻译任务。师哲亲历了中共同苏联就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事件来往电报的翻译工作。1948年3月，随毛泽东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1953年夏，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质问，是谁将师哲安插在他身边。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随即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取代。江青由此打破延安时期的 “约法三章” ，开始介入政治。

  1953年编译局成立，师哲出任编译局首任局长，同时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北京俄语专修学校首任校长、外文出版社首任社长。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师哲、费德林、尤金负责中文译俄文工作。师哲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俄文版翻译工作。1952年后，苏联先后出版师哲负责译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据编译局俄文翻译元老赵仲元在他的“在局长师哲身边工作时经历过的几件事”中回忆，五十年代的编译局俄文翻译阵容初具规模、不可小觑。一开始重要文章由在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如安东诺夫、谢德明等译出来，然后交给在《中苏友好报》报社工作的两位在哈尔滨长大并工作过的苏侨，即易国尼可夫与小基里洛夫从俄文角度加以修饰。后来，编译局的一些在延安外语学校培养出来何匡、刘水、陈山以及陆梅林等参加初译，由编译局的几位副局长，如陈昌浩、姜椿芳和中宣部的曹葆华等进行审校。最后又请李立三做了终审。再往后参加初译的有：林基洲、陆梅林、顾锦屏、周亮勋、赵仲元等人，译出初稿后，交给何匡、刘水、陈山以及陆梅林等审校。在对俄文的理解上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则请俄文水平很高的欧阳菲、林利两位给予帮助。李立三和夫人李莎长期参与了编译局俄文翻译校审工作。

  和陈昌浩同期担任编译局副局长兼第一翻译室主任的姜椿芳（1953－1966）, 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专门的俄文戏剧翻译家。他翻译了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里的《赌棍》、丹青科的《往事点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三十岁时出任时代出版社社长兼《时代周刊》总编期间，姜椿芳翻译了许多俄文诗歌、剧本、小说，如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肥缺》、高尔基的《小市民》、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等等，成了一位出色的文学翻译家。建国后白手起家组建上海俄文学校（简称“上俄”，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出任首任校长。

  1951年冬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姜椿芳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他们这些从外地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1953年，党中央为了集中翻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师哲任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局长。姜椿芳负责《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定稿工作。他还经常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点名做俄文的口头翻译。1960年，他负责把《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成俄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姜椿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1975年获释，1978年后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等。

  1954年任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是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其译作多为精品，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二十年代张仲实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1930），与张闻天、伍修权等同一个翻译班，学习理论期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教材讲义的翻译工作。三十年代在上海时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工作。翻译过斯大林的大会报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编译了长达400多页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还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条目、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当时译名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拉比杜斯和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著作。1940年5月，张仲实和茅盾一起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延安文化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张闻天专门来到他们居住的党中央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并彻夜交谈。6月初，张闻天便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接替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从这时起到晚年，他一直是我国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延安期间，张仲实领导马列著作编译部的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包括《马恩丛书》10卷、《列宁选集》20卷。据何锡麟回忆，《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很重，只有极少数几卷有中文译本，是由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翻译的，其他大部分需要我们翻译。为完成任务，大家不辞辛劳，日夜苦干。张仲实亲自参加了《列宁选集》20卷中译本的校阅和审定工作。1954张仲实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 败绩夺爵之运

        七十年代末的编译局是个表面上不太起眼的中央单位。原址上的古旧建筑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荡然无存。首任局长、副局长们不是在文革期间作古、就是被关进秦城监狱。即便文革后活着出狱，也没有回此地续职。引言中提到《寻找京城清王府》的作者冯其利曾在“西斜街和王佐胡同的扎公府”中写道：“扎克纳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追封庄亲王舒尔哈齐后裔，一生屡升屡降，曾授镇国公，又降为辅国公，甚至被革爵除宗室籍，后又重入宗室，复授辅国公。”另据介绍扎克纳：

         “崇德三年（1638），随睿亲王多尔衮统左翼兵，毁边墙，至涿州，分兵趋临清，渡运河，克济南，破天津卫。次年凯旋，赐以驼、马、银，授镇国公。后因事而降为辅国公。六年，从皇太极进攻锦州，又与费扬古追击明将吴三桂、白广恩至塔山。次年，追论敏惠恭和元妃丧期，与阿济格歌舞为乐，受到开除宗室、幽禁的处罚。顺治二年（1645），宽释，复入宗室，仍授辅国公。六年，晋封固山贝子。九年，随敬谨亲王尼堪征讨桂王至湖南，大战衡州，失利，尼堪战死。十一年，追论衡州败绩罪夺爵。十四年，以征云南克永昌功，复授辅国公。”

        扎克纳的近本家、同是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府邸在甘石桥东侧的镇国公屯齐，和他的命运如出一辙：

        “屯齐早年在清太宗皇太极身边做事，跟从英亲王阿济格攻打明朝有功。崇德四年（1639年），屯齐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打明朝的辽东重镇锦州、松山、杏山，九战九胜。最后力战受伤，赐银一百两，被封辅国公。

  崇德五年（1640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兵夜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坐不临城及私遣兵还，议削爵，命罚银千。崇德六年（1641年），跟从皇太极攻打锦州、塔山，击败了明兵，又从多尔衮围锦州。

  顺治元年（1644年），进贝子。寻从豫亲王多铎击破了李自成流寇，平定陕西、河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跟从多铎下江南攻破南京，明福王朱由崧逃到太平，与贝勒尼堪追至芜湖，俘获了朱由崧。大军班师回京后，赐金一百两、银五千、鞍马一，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

   顺治三年（1646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破贺珍，解汉中围。会一只虎、孙守法陷兴安，进师汉阴，击走之。顺治五年（1648年），陕西回乱，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师讨之。总督孟乔芳已击斩回酋米喇印、丁国栋等，还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顺治六年（1649年），进封为贝勒。顺治十一年（1654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镇国公品级。”

   根据《清史稿》记载：“崇德元年，定九等爵。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十二等爵位是这样的：

  “（一）和硕亲王；（二）多罗郡王；（三）多罗贝勒；（四）固山贝子；（五）奉恩镇国公；（六）奉恩辅国公；（七）不入八分镇国公；（八）不入八分辅国公；（九）镇国将军；（十）辅国将军；（十一）奉国将军；（十二）奉恩将军。”

   和扎克纳同是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屯齐因攻打明朝九战九胜被封六等辅国公，后进封四等贝子，最高进封为三等贝勒。顺治十一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授镇国公九等品级。扎克纳削爵，复授辅国公十等品级。虽然历经败绩夺爵之运，但毕竟是皇族太子党，仍然保留住低品爵位。

   历史无情，撇开编译局原址是否为扎公府不论，近三百年后，历史风云人物们屡升屡降、败绩夺爵的命运却是相差无几、经久不息。编译局第一任副局长(1953 －1967.07. 30）陈昌浩就是一例。

  1926年陈昌浩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现武汉大学)，同年12月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等人交厚，成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1年4月同张国焘一道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同年9月年仅25岁陈昌浩任红四军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成立于湖北黄安，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成为张国焘的忠实部下，是鄂豫皖根据地时“肃反”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者。1935年，陈奉命率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同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6日，在沙窝会议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7月，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影响下，陈昌浩有所转变，与他们一起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同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宁夏计划”无法实施的实际情况下，陈昌浩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与徐向前一起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力图打开前往苏联的通道。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困战4个月后，由于补给缺乏，又无援军，西路军全军覆灭。陈昌浩早年与王明、博古，特别是与张国焘等人交厚，西路军全军覆灭注定了他一生败绩夺爵之运。使他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一落千丈，从此厄运缠身再也没有恢复当年西路军主帅的威严。

   昔日赫赫有名的西路军战将中有元帅、大将、上将（14人）、中将（12人）。曾在陈昌浩麾下的西路军将领中不少建国后成为了党、政、军界的重要领导人：其中有国家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副总参谋长、各大兵种、各大军区司令员：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徐深吉中将（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杜义德中将（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

  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周希汉中将（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参谋长）、

  红四军政委王建安上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上将（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

  红四军参谋长张宗逊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

  红四军副参谋长王宏坤上将（海军副司令员）、

  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第十一师政治委员陈锡联上将（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中将（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

  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贤约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

  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胡奇才中将（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

  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上将（第三届国务院副总理）、

  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员、国防部副部长）、

  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上将（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红九军政治委员詹才芳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

  红九军参谋长毕占云中将（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第三任国家主席）、

  红三十军参谋长李天佑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红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中将（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解放军首任第二炮兵部队政治委员）、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中将（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上将（国防部副部长）、

  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上将（解放军总后勤部首任政治委员）、

  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上将（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周纯全上将（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

  红三十一军政委、红九军政委曾传六（商业部副部长）、

  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王近山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

  西路军全军覆灭后。陈昌浩于1937年8月中旬只身返回延安。幸好陈昌浩身怀绝技，不仅通晓俄文，并对马列理论有较深的研究，是红军高层将领中不可多得的一位能文不能武的书生。回到陕甘宁之后，陈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在此期间，他编纂了《近代世界革命史》。1939年8月，他请求去苏联“养病”，获批准。自1943年至1952年，陈昌浩在苏联孙文书籍出版局工作，他不仅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文集》两卷，还翻译了《旅顺口》、《日日夜夜》等苏联畅销小说。特别是他主编出版的《俄华词典》，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十分流行的俄语工具书。1952年陈昌浩被批准回国，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编审室主任（1953 －1967.07.30）。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1980年8月21日被平反。

“桂春园/编译局”

引言

  北京的街道和胡同星罗棋布, 大多横平竖直，或东西、或南北走向，极少有歪斜的。一旦碰上那歪斜的街道胡同，里头的名堂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了。就拿北京西斜街为例，顾名思义，歪歪斜斜、弯弯曲曲。莫非走在脚下的路曾是北京一支古河道？有水必有桥。西斜街东口公交车那站叫甘石桥，没有河道哪来的桥。经考证，果然甘石桥又名白石桥，建于元代，在原阜财坊东北角，横垮在小河漕干沟上。现埋于西斜街东口的西单北大街道路下面。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兴办有轨电车，此处是天桥至西直门有轨电车路线的一个车站，称甘石桥。因为电车的轨道必须是平的，遂将拱形的桥面垫平，加之日后铺路，加高路面，桥拱便埋于地下，过往行人和驾车人，只知其地为西单北大街，而不知地下尚有甘石桥，惟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尚保留有甘石桥的站名。

  甘石桥下车，便是西斜街东口，往西没走多远便开始向西北方向倾斜，这样一路斜着延伸，当你正疑惑是否走差了道、陷入老北京胡同迷魂阵的时候，拐弯之处、老槐树后，突然发现一座鹤立鸡群的大楼，院门号码西斜街36号。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编译局，全名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马列编译局”或“中央编译局”、“编译局”。1953年1月29日，中央专门作出决定，把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以这两个单位为基础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直属中央，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有关编译局原址的说法就更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了。据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上讲，马列编译局原址为: 公扎尔塔宅。这种说法是根据《啸亭杂录》中提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

        《啸亭杂录》的作者是爱新觉罗·昭梿（1776年－1833年），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昭梿是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年因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梿传。嘉庆十年（1805），昭梿在其所著的《啸亭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在北京的八十九处王公府第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到“公扎尔哈齐宅在西斜街。”

        《寻找京城清王府》的作者冯其利曾在“西斜街和王佐胡同的扎公府”中写道：

  “九十年代初，位于西城甘石桥西斜街的西城文化馆建成新楼之后，我前去拜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金恒琦先生，聊天当中顺带从四楼往下观察，无意中发现西城文化馆东侧有一组古旧建筑院落。在西斜街东口北一道砖墙之内，一处三开间由筒子瓦覆顶的旧房，原是一处府邸的街门，街门北边东、西房已改建，正房是五开间的旧房。再北是经过改建的二门。二门里边是后院，院内正房五开间。在今西单北大街6l号院，还有筒子瓦覆顶的东房。今西单北大街47号院，院里还有两套小院，有两处垂花门，其一已失去养护。从建筑规模来看，这里无疑是一处王府所在。经多方考证，我认为它很可能是清初辅国公扎克纳的公爷府。

      扎克纳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追封庄亲王舒尔哈齐后裔，一生屡升屡降，曾授镇国公，又降为辅国公，甚至被革爵除宗室籍，后又重入宗室，复授辅国公。以他的官阶来看，他应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府邸，可惜遍查史籍，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众所周知，清初八旗居住地址在北京内城是划分区域的，所以辅国公扎克纳的府邸不可能远离他的宗族。已知扎克纳的近本家、舒尔哈齐的其他后裔如镇国公屯齐府邸在甘石桥东侧，贝子罗托府邸在缸瓦市路西的兵马司胡同，那么，扎克纳居住在甘石桥西斜街是很有可能的。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130页，转引《啸亭杂录》记述：“公扎尔哈齐宅在(西城)甘石桥西斜街。”这条记述让人大惑不解，因为无论宗室或非宗室公爵中均无扎尔哈齐其人。我一直寻找这一记述的合理解释，甚至还设想扎尔哈齐为“扎尔固齐”之误(扎尔固齐是清初掌管诉讼的官员)，但始终找不到佐证。依笔者拙见，这一记述应是“辅国公品级扎克纳宅在甘石桥西斜街”之误写。”

  冯文记载，九十年代初，他去西城文化馆，看见47号院里有两套小院，有两处垂花门。61号院有筒子瓦覆顶的东房。

   虽然我们无法佐证昭梿《啸亭杂录》所记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出于误写，也无法佐证冯其利《寻找京城清王府》所记述“辅国公品级扎克纳宅在甘石桥西斜街”是否正确，但他们所记述的大概是同一家在西斜街的公爷府。如果冯其利在九十年代初，在西斜街东口附近新建西城文化馆四楼往下观察，无意中发现的那组古旧建筑院落，就是昭梿《啸亭杂录》所记述的“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那么马列编译局原址就不是像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所讲那样是公扎尔塔宅的遗址了。编译局原址上的古旧建筑到七十年代初早已荡然无存，而且编译局院门号码是西斜街36号。

        那么编译局原址到底是什么呢？一位熟悉北京西斜街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写道，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但后来机关不断扩建，盖了办公楼和食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1978年初到1979年夏，我在编译局工作了一年半时间，时间虽短，它却影响了我一生、三十八年后不能忘怀。

16. 别了广阔天地！

      父母在西南大区时的老战友闫阿姨，从小就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当时她在中央马列编译局人事部门工作。知道国际室法文组征召笔译人员，推荐我去试一试。参考的另一个年轻人不仅法文好、还有扎实的德文功底。她被考取当之无愧。我那时两次考试名落孙山，心灰意冷自不待言。

      回村后，重操旧业，继续我的伙房管理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有道是：

      “一日三餐每天做，下顿饭食有着落；

      采购理帐不出错，度日如年想法过。” 

      就在这百无聊赖中混日子的一天，突然村里开来了一辆丰田，停在伙房门前。从车里走出笑容满面的闫阿姨，连声说道：“小泉儿，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可以回城啦！我这里有车，快把行李收拾收拾装在车里，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拼命地擦了擦眼睛，定了定神，心想这不是白日梦吧？闫阿姨如此神通、神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声不响地把我办回北京。事前我全然不知，消息封锁的滴水不漏！事后我问及父母，他们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闫阿姨我在伙房管理工作需要几天了结、交接、处理。一旦完毕，我才能回去。

        接下来的那几天是怎么过的，我的记忆是矛盾的。像是梦幻、又像是夜游中的幽灵。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内疚。回城是我们知青赖以生存的盼望、梦寐以求的终极，当然不能坐失良机。但我不是和一起下乡的伙伴们一起回城，而是先他们一步独自回去。此举大有患难弃友之嫌！

        回城那天，告别了伙伴们，告别了北辛庄，我独自一人骑车踏上了不归路。离别北辛庄，内心有感一丝隐痛，但我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告别好友伙伴，那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遗憾。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别了，北辛庄！别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结语

  我的知青生涯不到两年，却意想不到地影响了我一生。在当时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知青”不仅伴随着我度过了那难以忘怀的年代，也成了我的“身份证”和工作“履历”。来之不易的“知青”标签陪伴着我赶上那“面包会有的”时代末班车，从“后门”溜出了“广阔天地”、挤进了京城中央直属单位。一年半后，1979年夏季，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我虽“政治不及格”、却以其它考试科目成绩总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上，冠冕堂皇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我曾在《国府大院》中引述晨风“大院感伤”的一句话：“出身的背景造就了人生起点的不平等，让贫民孩子常会‘输在起跑线上’。后来，文革抹平了一切。”虽然文革并没有抹平一切，晨风所讲的我不仅认同，而且亲身经历。出身背景的差异，影响到人的一生。起跑线上差之毫厘，多少年后就是天渊之别、难以记述的“千里”！

  自1983年二外毕业后，我留校教了一年英语。第二年，1984年和妻子林东宁一起出国留学。先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the University of Keele），85年获硕士学位。87年来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93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从美国东岸移居西雅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工作至今。

  2000年9月下旬，我和妻子第二次回国。期间9月29日我们和当年知青好友魏重斌、杨金标、奇善凯一起回到了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插队落户的北辛庄。当年的书记连德海依然如故，仍是书记，只是比先前发福了许多。昔日明争暗斗的 “死对头” 竟像老友在村中不期而遇。老远的距离，我还来不及辨认，便听到他特有的嗓音： “那不是咱张泉吗？”

  久别重逢、一见如故。昔日村民们随手拆信卷烟的破队部，旧貌换新颜。貌似衙门的大庭院，迎面一溜窗明几净的红瓦平房，内有车库、迎宾室，配备司机。迎宾室内和当年骂我们“怂样”的四队队长留了影。村里撞见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王守田和村赤脚医生。

  我们一起专门拜访了当年和我搭档管理知青的李景伦。 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头”年事已高，中风后行动不便。我从内心感激他与我的合作。

  最后临别前大家在长子营镇上吃了一顿“团圆”饭。昔日的“怨恨”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烟消云散。没有妨碍彼此生存的明争暗斗，没有你死我活的“厉害”关系，久别重逢后，谁还不和和气气？

  “没有吃、没有穿，一见那粮食就急眼；

        有了吃、有了穿，何必还瞪眼？”

  在回城的路上，我暗自叹息：在那广阔的天地里，知青原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它的代价如此之高，得不偿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15. 洋罪不如插队

        高考的惯例是夏天，老邓主持1977年8月3日的科技、教育座谈会，当场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之时正值夏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举刻不容缓，不能再拖到第二年。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决定当年冬季12月11日至13日在全国举行10年后的第一次高考。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神州大地关闭了10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参加了这一 “史无前例” 的冬季高考。我是怎么度过77年高考的那几天，在记忆中已是模糊不清。唯一记起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天！

        不管是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也不管是风刀霜剑的寒风暴雪；“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也罢，你总得找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那时几个赴考的知青，腰包里揣着盖了章的“报考证”，各自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一早出发，向着高考通知书上写的“大兴县黄村中学”考场挺进。我们中只听说过、却没人去过黄村。至于黄村中学在哪儿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我们一行一路打听道路、风尘仆仆地赶到黄村。几经周折才找到黄村中学。进了考场，考试早已开始，我们至少晚点半个小时。

        12月11日正值寒冬，我却大汗淋漓，坐在考场里两眼发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时考的什么，先考的哪一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我们终于费劲巴力地找到了考场。好像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因我报考的是外语（法语）专业，我被通知去位于北京东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考笔试。笔试通过后，又被通知去位于北京西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考口试。口试的前一天晚上，经父亲熟人介绍，我前去北外英语系当时主持中央广播电视英语教学节目的陈琳老师家，陈琳老师的妻子在外语学校教法语。我去一是认认北外门，二是请教她如何应付法语口试。因为第二天参加法语口试的学生中有陈琳老师妻子的学生，现在也聚集在她家中，我只好在一边听了听他们之间的谈话后，就此告辞。

        第二天在北外是怎么参加法语口试？四十年过后，细节早已忘记。唯一记得口试的考官讲的不像我学的法语。因为听不懂问的是什么，所答非所问、无地自容的洋相是难以形容的。只记得当时在考官们面前，我强装镇定（“既来之则安之”）。不管他们问的是什么，我将那篇描述我“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经历，事先早已背得滚瓜乱熟的法文底稿（俗话说：“有备无患”）滔滔不绝、大义凛然地演讲出来。口试出来，仰天长叹：这种洋罪不如插队！

14. 哪有时间准备？

        文革期间，因中苏关系恶化，学校停止教授俄文。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不知为什么我所在的北京五十一中那时改教法语。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中，我便鹦鹉学舌地学讲法文。那时也没有法语广播，甚至连像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难买到。 为了掌握复杂的法语动词时态和习惯用法，我还特意苦心积累、自己编篡法语动词词典。 

        老毛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邓名言：别担心，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老邓冒着“复辟”的危险、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后，我们怎能坐失良机。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法文上，下乡后还和朋友用法文通信，唯恐疏于应用后，把它忘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劝我“把时间用来继续学习外语，少看点数、理、化”的原因。

        恢复高考，梦寐以求。垂髫至束发之年是在风雨飘摇的文革中度过。高中毕业后是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戴着历史对我们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知识青年”被送到“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经几年的“再教育”竟使多年残缺不全的教育再度支解破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几近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和全国570万考生拼搏、竞争27万个大学生名额（不到5%）谈何易！

        距12月11日-13日考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面对文、史、地、政治、外语诸科，从哪开始？怎么复习？八十口人“油、盐、酱、醋、柴（煤）”的购买,全部“吃、喝、拉、撒、睡”的琐碎问题谁去管理？谁去记录那名目繁多的新、老知青粗、细粮账、每日出纳现金账? 大队知青管理李景伦、伙房的大师傅和帮厨咬牙临时把这个担子挑起，让我回城复习。千叮咛、万嘱咐，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回城路。在家里，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眼前的文、史、地、政、外不时地变成油、盐、酱、醋、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揪心挂虑？

        终于有一天意想不到、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那天我所居住的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大院里突然闯进一辆手扶拖拉机，大队知青管理员李景伦跳下车，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敲响我的家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了事情原委后，我知道伙房出了人命攸关的事，急需我刻不容缓回去解决。李景伦走后，我立即动身骑上我的自行车奔回五十多里地外的北辛庄知青点。

        我走后，伙房不仅少了一个人，而且少的是伙房管理员。平时伙房出了差错、问题，我来出面调解、处理。我不在的时候，出了差错、问题，就得大家担待。出事的那天，一些没吃饱的知青，趁伙房发饭时人手顾不过来之机，乘虚破门而入，一窝蜂冲进伙房内，不顾劝阻、抢夺留在笼屉里还没有被领取的食物。伙房的三个人怎能对付蜂拥而至多余他们十倍、甚至于二十倍的“饥民”、“暴徒”？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伙房里有两个大铁锅，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热水。用来热水的大铁锅虽然不直接接触煤火，但平时也会 被加热到近乎沸点。此锅的热水不是用来饮用，而是专门为知青女生提供的。当几十人冲进伙房时，伙房人员手无寸铁保卫，只好展开以一对十的肉搏战。屋内狭窄、地面淤泥，混乱中一位趁火打劫的知青被无意间抡进近乎滚烫的热水锅。幸亏及时捞出、送往公社医疗站抢救。据当时诊断35%烫伤。

        出了事后，其实我能做的事不多，为了防范此类事件发生，我不得不打消回城复习高考的念头。面对一天天临近的高考日期，除了暗自叹息，也只能听天由命啦！

13. 万般皆是下品

        恕我直言，毛主席在五十年代讲的那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理名言时，他老人家恐怕没有想到：在那广阔的天地里，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在千万的知青眼里再大的作为还是大不过“唯有读书高”这一千年传统概念。

        七十年代后期流行的《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为什么那时那样脍炙人口？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多少个寒暑春秋、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盼来了老红军“邓大人” 恢复了科举。不管白专、红专，考上了就是大专。1977年8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主持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邹承鲁，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武汉的查全性，北航的吴文俊，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等等。会上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邓小平略一沉吟，“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一锤定音。消息传得很快。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关闭了10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610万人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十年文革中，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大家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1977年底，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我最近找出当时的日记、书信，记录了我们那一代人听到老邓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的所谓“小道”消息。

12. “无为”的穷欢乐

        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也有它难以忘怀的乐趣。村里的红白喜事，就是一例。虽然我们没有沾亲带故，但毕竟都是“咱本村的事儿。”当不上主角儿，“娶媳妇打幡儿跟着哄”（凑凑热闹）。况且这又是咱穷乡僻壤唯一和“吃、喝”逢源的难得机会。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去掉百十来户的黑五类，正好缺咱七八十知青凑凑份子、捧捧场儿。碰上这事儿，村里和过年、过节差不多。最先是村里供销社小卖部挤满了买“礼物”的人。出于好奇，我们也伸长脖子去“观摩。”穷的叮当响的农民哪来的钱买礼物？观摩后才发现这其中“以物换物”的奥秘。具体的换法咱还没搞透，若干鸡蛋倒手后便奇迹般地变成一把挂面！放在一个盛满麦麸子的点心盒内，盖上盖、铺上一张粉纸后、上下左右绕上两圈纸绳，最后打上一个可提携的结扣，拎在手上，带上全家老小，便是一件拿得出手“体面”的红白喜事见面礼。这还是顾惜脸面的“亲戚”、七姑八大姨之流，碰上咱“偷鸡摸狗”的外族，打完牙祭后连鸡毛都没有，哪还有这福分如法炮制、以蛋换礼？

        恰好和我们处境相同的村民不算少数，知青便浑水摸鱼地挤进那“无礼”大军，奇迹般地变成了红白喜事筵席的座上宾。席上“酒”、“肉”不断，应接不暇。席中我暗自惊叹，从我伙房讨取的仅够买一个猪头的“肉”票竟能应付几百口村民的酒席？对此我至今也没找到答案。可酒的秘密俺知道。几瓶廉价老白干私下兑上井水，便成了源源不断的“酒坛”。既然“无礼”取闹来蹭酒席，哪能吹毛求疵乱挑剔？

         印象最深的还是“白”事的哭丧队。那不只是一个场景，还是古老传统的彰显。哭丧队的打扮自然与众不同，清一色的“白”：白鞋、白裤、白褂、白帽。送葬队前，人头攒动，只听一声仰天哭号，人们便训练有素地跟着哭起来。如同领唱，领队的哭号阴阳顿挫，哭丧人群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像是表演一台大戏。

        知青的业余生活也不能一概而论为单调枯燥。除了前面提到有沾染“五毒”的嫌疑外，有人玩过气枪，本人在伙房后面滑过冰场。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被传阅得稀烂。偶或也能听到二胡、小提琴、吉他和口琴的声音：

        “二胡拉的是样板戏，提琴拉的接不上气；

        吉他弹的单调的曲，口琴吹的没有情绪。”

        大队部里是收发信件的地方，晚了一步，来信很可能被人当烟纸处理。烟雾中人们谈论着“计划生育，”叼烟的嘴里哼着小曲。

        知青的业余生活最丰富是在暴风雨天，那时他们可以不下地。下棋、打牌、赌博，     “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谩骂声伴随着窗外：

        “二胡传来“朔风吹、林涛吼”，提琴拉到“向前进！向前进！”；

        吉他弹到“啊朋友再见！”，口琴吹到“在那高高的谷堆上面。”

        杂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也像是一台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