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西南大区时的老战友闫阿姨，从小就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当时她在中央马列编译局人事部门工作。知道国际室法文组征召笔译人员，推荐我去试一试。参考的另一个年轻人不仅法文好、还有扎实的德文功底。她被考取当之无愧。我那时两次考试名落孙山，心灰意冷自不待言。
回村后，重操旧业，继续我的伙房管理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有道是：
“一日三餐每天做，下顿饭食有着落；
采购理帐不出错，度日如年想法过。”
就在这百无聊赖中混日子的一天，突然村里开来了一辆丰田，停在伙房门前。从车里走出笑容满面的闫阿姨，连声说道：“小泉儿，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可以回城啦！我这里有车，快把行李收拾收拾装在车里，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拼命地擦了擦眼睛，定了定神，心想这不是白日梦吧？闫阿姨如此神通、神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声不响地把我办回北京。事前我全然不知，消息封锁的滴水不漏！事后我问及父母，他们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闫阿姨我在伙房管理工作需要几天了结、交接、处理。一旦完毕，我才能回去。
接下来的那几天是怎么过的，我的记忆是矛盾的。像是梦幻、又像是夜游中的幽灵。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内疚。回城是我们知青赖以生存的盼望、梦寐以求的终极，当然不能坐失良机。但我不是和一起下乡的伙伴们一起回城，而是先他们一步独自回去。此举大有患难弃友之嫌！
回城那天，告别了伙伴们，告别了北辛庄，我独自一人骑车踏上了不归路。离别北辛庄，内心有感一丝隐痛，但我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告别好友伙伴，那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遗憾。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别了，北辛庄！别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结语
我的知青生涯不到两年，却意想不到地影响了我一生。在当时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知青”不仅伴随着我度过了那难以忘怀的年代，也成了我的“身份证”和工作“履历”。来之不易的“知青”标签陪伴着我赶上那“面包会有的”时代末班车，从“后门”溜出了“广阔天地”、挤进了京城中央直属单位。一年半后，1979年夏季，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我虽“政治不及格”、却以其它考试科目成绩总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上，冠冕堂皇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我曾在《国府大院》中引述晨风“大院感伤”的一句话：“出身的背景造就了人生起点的不平等，让贫民孩子常会‘输在起跑线上’。后来，文革抹平了一切。”虽然文革并没有抹平一切，晨风所讲的我不仅认同，而且亲身经历。出身背景的差异，影响到人的一生。起跑线上差之毫厘，多少年后就是天渊之别、难以记述的“千里”！
自1983年二外毕业后，我留校教了一年英语。第二年，1984年和妻子林东宁一起出国留学。先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the University of Keele），85年获硕士学位。87年来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93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从美国东岸移居西雅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工作至今。
2000年9月下旬，我和妻子第二次回国。期间9月29日我们和当年知青好友魏重斌、杨金标、奇善凯一起回到了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插队落户的北辛庄。当年的书记连德海依然如故，仍是书记，只是比先前发福了许多。昔日明争暗斗的 “死对头” 竟像老友在村中不期而遇。老远的距离，我还来不及辨认，便听到他特有的嗓音： “那不是咱张泉吗？”
久别重逢、一见如故。昔日村民们随手拆信卷烟的破队部，旧貌换新颜。貌似衙门的大庭院，迎面一溜窗明几净的红瓦平房，内有车库、迎宾室，配备司机。迎宾室内和当年骂我们“怂样”的四队队长留了影。村里撞见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王守田和村赤脚医生。
我们一起专门拜访了当年和我搭档管理知青的李景伦。 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头”年事已高，中风后行动不便。我从内心感激他与我的合作。
最后临别前大家在长子营镇上吃了一顿“团圆”饭。昔日的“怨恨”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烟消云散。没有妨碍彼此生存的明争暗斗，没有你死我活的“厉害”关系，久别重逢后，谁还不和和气气？
“没有吃、没有穿，一见那粮食就急眼；
有了吃、有了穿，何必还瞪眼？”
在回城的路上，我暗自叹息：在那广阔的天地里，知青原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它的代价如此之高，得不偿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