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中央编译局本来是归中宣部管的。文革伊始，“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这个“阎王殿”被砸烂，编译局身为中宣部的下属单位 “小阎王殿”、“阎王殿分殿” 不仅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且变得没人管的单位。1969年底，决定由中央办公厅代管。实际上是由中央办公厅派遣的军宣队管理，“斗批改”审查干部的工作是他们负责的。郑异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 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
“我是编译局第二批下放五七学校的，1971年底到达进贤。“文革”中我算革命群众，属于局内不左不右的群众组织，没有担任群众组织的任何官职。在“文革”初期局内各派打派战，有大字报说我们编译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的著作）是为中宣部“阎王殿”提供“反党炮弹”，对这种无端指责，打口水战显然不解决问题，我和同事殷叙彝进行了调查，最后由我就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材料，寄给康生和中央文革，目的是请他们认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工作，但久久未有回音，不料1971年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康办把信转回来，说是“整康老的黑材料”，把我列入清查对象，关了五十多天。放出来后恢复自由身，也参加局内“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去江西的火车要在上海转车，上午到达上海，傍晚转车去进贤。在上海自由自在，我一个人还跑到城隍庙旁边的豫园待了半天。
车到进贤，一下火车，来迎接的军代表就让我们十来个在局内受审查的人出列，单独站在后面。来迎接的同志，同新来的战友热烈握手，走到我们旁边立即把手收回来了，收起的还有脸上的笑容。我们知道，自此以后要受管制了。
我们这同道的十来个人，有的是审查对象，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有的是“右派”。我是审查对象，中办五七学校给我们量身定做了一顶帽子，叫“非革命群众”，我们自称“非革”。这些人受审查，不能承认是革命群众和五七战士，但也不能说是敌人，所以就创造了一个“非革命群众”的帽子。这些人，在校内也属于不能乱说乱动的，行动受限制，例如不能单独去进贤城里购物看病，要去必须有革命群众跟随，有些会议我们不能参加。这是政治待遇问题，并非真的怕我们私自逃跑——要逃跑，北京上海要方便得多。后来我同其他单位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都对“非革命群众”的称号感到新奇，国内还没有听说过其他单位有这种新奇的称号！这是中办五七学校的一大发明。
局长王惠德是“走资派”，下放审查，亦属“非革”。
……
我的同行殷叙彝是研究五四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专家。他的问题只是因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用了一个当时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康生就此批示：“经验告诉我们，坏分子常常是借历史研究的招牌去进行反党的罪恶勾当。”这就成了大罪。殷叙彝高度近视，有力气但不善于体力活，因此常闹笑话。一天，他挑两筐土，用手使劲抓住扁担的两头，结果后面筐掉了也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一般人在五七学校改造两年就回京，不知根据什么条例，他却呆了四年。
徐立群是著名翻译家，俄语很好。在五七学校给他戴的帽子是“历史反革命” ，属 “敌我矛盾” 。这个问题实际上五十年代就查清楚了，现在翻的是老账。有几天派我和他一起用粉碎机粉碎饲料。这是轻松活，老徐人也挺好，干了两天，我突然醒悟，一个 “非革命群众” 和一个 “敌我矛盾” 在一起干活，万一机器坏了，或者烧了，这是破坏还是一般事故，谁也说不清楚，还是小心为上，我向连部提出，请求换人。那是一个没事找事的时代，疏忽不得！”
昔日的文革“革命群众”，因直言不讳，一夜间，变成“非革”；昔日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因引用了一个当时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成了大罪，一夜间，变成“非革”；昔日著名的《茹尔宾一家》翻译家，文革中被戴上“历史反革命” 帽子，属“敌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非驴非马“非革”，那真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事找事时代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