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元老周懋庸在“多才多艺、文采风流——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局的戏剧活动”中有段对老编译局更为生动的描写：
“时光染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鬓发，岁月在我们额头眼角刻下了年轮。忆起当年，我们也曾有过绚丽的青春风采，那风采在我们业余的文娱生活，尤其是戏剧活动中曾充分展现。那时的业余文娱生活相当丰富，不仅是一般的组织看电影、办舞会。在一些民族节口也有别开生面的活动。中秋节楼顶赏月，七月节水放荷灯。那时局里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一池碧水，小桥通向池心亭，池的周围是彩画游廊。东西向游廊顶端又是一个高阁。七月节的夜晚，人们在游廊上观看池中的彩灯，笑语声声，顿消暑气。 “那时局里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
难怪看了@榮壽公主Imperial 在网上提供的【桂春宅】原址旧照的一位署名“月弓城”的读者惊叹道：“以前北京西城还有这样的私家院落么 。。神奇。。看着都和恭王府差不多了。”难怪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根据《啸亭杂录》中提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把马列编译局原址列为: 公扎尔塔宅。
无独有偶，喜仁龙( Osvald Siren)的《中国园林》( Gardens of China)和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各自“推测”出桂春园的建筑来源:“出自一个曾经为慈禧太后监修颐和园重建工程的人物之手。他的名字叫桂中堂, 而且据说他曾经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监修颐和园）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 、 “以奎任东边道发财, 竭数年之精力, 造此房, 花园最美。” 喜仁龙推测桂春园中山石取自颐和园的用石虽“只是传闻”，据贾珺推断“亦并非没有可能”：“据茹竞华先生1963 年的调研, 山石上还有多处题字, 如“ 求福”“ 凝碧”“叫泉”“沁芳”等。”
虽然缺乏佐证，桂春和奎训两人，史书有记载。不仅确有其人，而且间接佐证《中国园林》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推测”的可能性。
有关东边道奎训的记载不多，奎训是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十年（1888年）四月任东边道。清代专管一地的道有分守、分巡之名，统称为守巡道，东边道是其中一种。《大清宣统政纪》卷八记载：
宣统元年二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奏称，“奉省南边防务之重要，什百倍于曩昔。上年划吉省南境奏设长白府归奉管辖，于是奉省东南边防更形吃重。东西沿鸭绿江岸，处处与韩毗连，日本对岸经营著著进步，彼则屯守相望，我则势孤援绝。由长白至安东东边道治且千有余里，日人趋利甚捷，稍事迟徊，赴机已迟。而南沿江岸除塔甸已设长白府治外，临江最据要害，拟请划东边道东境，于兴京厅之临江县设道员一缺，辖长白一府，海龙府全属，临江、辑安、通化三县，名曰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大清宣统政纪》，卷八)清政府很快批准这一奏请，两月后设临长海道。
根据《清史稿》卷24德宗本纪二记载：桂春是满洲正蓝旗人，富察氏，字月亭。清朝末年官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山东粮道升任甘肃按察使，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候補三品京堂充總理衙门大臣 。1899年授太常寺卿。1900年任内阁学士，充出使俄国大臣，寻命兼使奥国。但未到任。遂改任礼部右侍郎，旋即改任戶部左侍郎，仍任總署民政大臣。1902年他任仓场侍郎。
根据《清史稿》宣統皇帝本紀：宣统三年（1911年）庆亲王奕劻组内阁，桂春回仓场侍郎任（九月九日卸任）。后调绥远城将军（清代内蒙古地區最高官員），任上募旗兵数千，欲代京中汉籍警察，倡屠城之议，为最后之一搏。袁世凯获得起用后，不久即去职。后他曾和良弼等结宗社党。中华民国成立后郁郁而终。
粮道（又名粮储道、督粮道）是个肥缺（非法收入多的官职）。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有的省与盐法、驿传合为一道，称为粮驿盐道或粮盐道。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收储和支放驻防本省旗、绿各营的兵粮，承办过省客人的迎送费用(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有漕省分的粮道还要负责办理漕务，诸如漕粮的征收、押运、折色等(见《钦定户部则例》)。
仓场侍郎也是一个肥缺。据《清实录》记载，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将所征收的粮米解往指定地点及京师，以供官、军之用，这种粮米一般是由水路运送的，因此叫漕粮。漕粮解到指定地点及京师后，要收贮在一定场所（即仓场）中，这样就需要有一个管理漕粮收贮的行政机构。清代时，这种机构是隶属于户部的仓场衙门，最高长官全称叫总督仓场侍郎，简称仓场侍郎。由于仓场侍郎是仓场的总管，因此又称仓场总督。
桂春和奎训各自的官职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他们的职衔都是“肥缺”是尽人皆知的。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3)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中有一段对清代“卖官鬻爵”、官职的“肥缺”精辟的论述：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像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买给有志作“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上述严复，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也者，“捐款救国”也；“捐肋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干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敞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打那个混帐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的“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五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帐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捐也可捐入私囊。”
且不论桂春官职的“肥缺”、是否“卖官鬻爵”得来，他以仓场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政绩有一佐证可查。梅兰芳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讲到“武昌兵变”时期，时任仓场侍郎兼總署民政大臣的桂春在京城骄横跋扈、颐指气使：
“据军谘府的朋友告诉我：“武昌兵变”的消息到京几天后的某晚，谭鑫培、杨小楼在宝禅寺街庆升茶园合演《连营寨》。当谭先生唱到刘备哭灵牌的时候，电灯突然灭了，满园漆黑，只得散戏。紧接着，以仓场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桂春叫京师巡警总厅通知戏园停演夜戏，前门大街上每逢三、六、九日的夜市也勒令停。入夜后，热闹街市的饭庄、铺户都没有电灯，路少行人，景象萧条：同时谣言纷起，传说桂春从城外调来了三营旗兵准备杀汉人，人心更为恐慌。大清银行（在西交民巷，后改中围银行）发生挤兑，门口人声嘈杂，车辆拥挤，都是拿钞票来兑现洋，准备拉回家的。大老富商们更用银元兑换赤金，金价飞涨到四十几换。桂春的鲁莽措施，不独汉籍官员反对，即亲贵中如载涛等也不赞成。
御史赵熙上奏参劾桂春说：“……桂春平日杳无才识，甫任民政大臣，即乖谬失政，误听谣言，以赴试留学生解树强为革命党，捕送法庭，及经大理院讯，乃毫无证据，随奏请释放。该大臣以此毫无证信之事，擅行逮捕，以致上劳慰谕，失政实甚。且现当各省乱机窃发之时，京中人心亦极惶惑，该大臣决不足保护治安，维持秩序，请另简贤员，以利民政……”这时，袁世凯已被清廷起用，代替庆亲王做了内阁总理大臣，军政大权一把抓，就把桂春调回仓场侍郎，派赵秉钧署民政大臣。警厅传知各戏院开演夜戏，广德楼、天乐园首先恢复夜戏，前门大街的夜市也照常摆摊，市面秩序才渐渐安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