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京的街道和胡同星罗棋布, 大多横平竖直，或东西、或南北走向，极少有歪斜的。一旦碰上那歪斜的街道胡同，里头的名堂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了。就拿北京西斜街为例，顾名思义，歪歪斜斜、弯弯曲曲。莫非走在脚下的路曾是北京一支古河道？有水必有桥。西斜街东口公交车那站叫甘石桥，没有河道哪来的桥。经考证，果然甘石桥又名白石桥，建于元代，在原阜财坊东北角，横垮在小河漕干沟上。现埋于西斜街东口的西单北大街道路下面。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兴办有轨电车，此处是天桥至西直门有轨电车路线的一个车站，称甘石桥。因为电车的轨道必须是平的，遂将拱形的桥面垫平，加之日后铺路，加高路面，桥拱便埋于地下，过往行人和驾车人，只知其地为西单北大街，而不知地下尚有甘石桥，惟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尚保留有甘石桥的站名。
甘石桥下车，便是西斜街东口，往西没走多远便开始向西北方向倾斜，这样一路斜着延伸，当你正疑惑是否走差了道、陷入老北京胡同迷魂阵的时候，拐弯之处、老槐树后，突然发现一座鹤立鸡群的大楼，院门号码西斜街36号。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编译局，全名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马列编译局”或“中央编译局”、“编译局”。1953年1月29日，中央专门作出决定，把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以这两个单位为基础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直属中央，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有关编译局原址的说法就更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了。据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上讲，马列编译局原址为: 公扎尔塔宅。这种说法是根据《啸亭杂录》中提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
《啸亭杂录》的作者是爱新觉罗·昭梿（1776年－1833年），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昭梿是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年因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梿传。嘉庆十年（1805），昭梿在其所著的《啸亭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在北京的八十九处王公府第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到“公扎尔哈齐宅在西斜街。”
《寻找京城清王府》的作者冯其利曾在“西斜街和王佐胡同的扎公府”中写道：
“九十年代初，位于西城甘石桥西斜街的西城文化馆建成新楼之后，我前去拜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金恒琦先生，聊天当中顺带从四楼往下观察，无意中发现西城文化馆东侧有一组古旧建筑院落。在西斜街东口北一道砖墙之内，一处三开间由筒子瓦覆顶的旧房，原是一处府邸的街门，街门北边东、西房已改建，正房是五开间的旧房。再北是经过改建的二门。二门里边是后院，院内正房五开间。在今西单北大街6l号院，还有筒子瓦覆顶的东房。今西单北大街47号院，院里还有两套小院，有两处垂花门，其一已失去养护。从建筑规模来看，这里无疑是一处王府所在。经多方考证，我认为它很可能是清初辅国公扎克纳的公爷府。
扎克纳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追封庄亲王舒尔哈齐后裔，一生屡升屡降，曾授镇国公，又降为辅国公，甚至被革爵除宗室籍，后又重入宗室，复授辅国公。以他的官阶来看，他应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府邸，可惜遍查史籍，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
众所周知，清初八旗居住地址在北京内城是划分区域的，所以辅国公扎克纳的府邸不可能远离他的宗族。已知扎克纳的近本家、舒尔哈齐的其他后裔如镇国公屯齐府邸在甘石桥东侧，贝子罗托府邸在缸瓦市路西的兵马司胡同，那么，扎克纳居住在甘石桥西斜街是很有可能的。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130页，转引《啸亭杂录》记述：“公扎尔哈齐宅在(西城)甘石桥西斜街。”这条记述让人大惑不解，因为无论宗室或非宗室公爵中均无扎尔哈齐其人。我一直寻找这一记述的合理解释，甚至还设想扎尔哈齐为“扎尔固齐”之误(扎尔固齐是清初掌管诉讼的官员)，但始终找不到佐证。依笔者拙见，这一记述应是“辅国公品级扎克纳宅在甘石桥西斜街”之误写。”
冯文记载，九十年代初，他去西城文化馆，看见47号院里有两套小院，有两处垂花门。61号院有筒子瓦覆顶的东房。
虽然我们无法佐证昭梿《啸亭杂录》所记述“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出于误写，也无法佐证冯其利《寻找京城清王府》所记述“辅国公品级扎克纳宅在甘石桥西斜街”是否正确，但他们所记述的大概是同一家在西斜街的公爷府。如果冯其利在九十年代初，在西斜街东口附近新建西城文化馆四楼往下观察，无意中发现的那组古旧建筑院落，就是昭梿《啸亭杂录》所记述的“公扎尔塔宅在西斜街”，那么马列编译局原址就不是像西城区文物古迹名单所讲那样是公扎尔塔宅的遗址了。编译局原址上的古旧建筑到七十年代初早已荡然无存，而且编译局院门号码是西斜街36号。
那么编译局原址到底是什么呢？一位熟悉北京西斜街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写道，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但后来机关不断扩建，盖了办公楼和食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1978年初到1979年夏，我在编译局工作了一年半时间，时间虽短，它却影响了我一生、三十八年后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