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曾写道：“编译局在一小巷深处，堪称闹中取静，虽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也称不上世外桃源，但说到做学问，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地方。”此文是尹承东纪念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前身是毛著室）成立40周年（1961-2001）之作。那时谁会想到（或预料到）十多年后第六任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的风流韵事？网上不堪入耳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实录，使一向默默无闻的编译局，一夜间，名声大振、如雷贯耳！这是对半个多世纪“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的马列编译局何等的讽刺！对千百个勤勤肯肯、默默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的编译局同仁何等的侮辱！
历史无常，翻云覆雨，此一时彼一时。当读道：“编译局在一小巷深处，堪称闹中取静，虽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也称不上世外桃源”时，又有谁会想到此地无声胜有声、百年前的编译局原址会不会称得上“世外桃源”呢？那么编译局原址又是什么呢？在此篇引言中，我曾引述一位熟悉北京西斜街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的一句话，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油画家陈越刚在他成百上千幅《北京胡同》油画中，画了一幅“二百八十五【西斜街】”：编译局的比邻西斜街42号大院。这幅2005年之作虽然不是编译局原址（西斜街36号），但可见一斑：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深宅老院的影壁和筒子瓦覆顶的垂花门。
在翻阅、查找编译局原址史料中，最近有幸在网上看到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来源于@榮壽公主Imperial，按语是：“【桂春宅】原址位于北京西 城区西斜街，20世纪70年代初被全部拆毁，属老北京私人园林。”
“北京西斜街的胡同和四合院”的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立礼，在回复@榮壽公主Imperial中写道:“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和珍贵的老照片！我也猜想这私家花园是编译局原址。我对西斜街很熟悉，除了编译局没有大院子。我家就在编译局对门，我曾往里面张望，看到过亭台廊子，有的和照片很像。我写的四合院回忆系列西斜街提到了。”
从老编译局同仁“局史回顾”的只言片语中，多少佐证了五十年代老编译局的原址內却是有不少亭、台、楼、榭。第四任编译局局长宋书声在《传播真理 奋斗不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一篇题为“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纪事”中写道：
“当时在编译局从事这一工作的干部只有一百多。除了师哲、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谢唯真等老一辈翻译家和从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来的不多几位搞过一些翻译工作的老同志以外，绝大多数干部是刚从北京、上海、哈尔滨三个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他们在校学习时间不过两、三年，刚刚踏进机关大门，根本谈不上翻译工作经验。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工作时间外，每天提前上班，学习一小时。下班后，到了晚上，各个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楼台上，庭院里，水榭旁，书声朗朗，颇像一所大学校。学理论，学语言，学历史，学翻译工作经验。全局有统一的干部培养计划，每个人都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室组定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有自学，有辅导，有专题讲座，有经验交流会。学习的气氛浓，热情高，收效大。在老同志的带领下，边工作边学习，一支翻译马列著作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直到今天，编译局的业务骨干大部分就是这些当时只有20岁左右的“小青年”。
老编译局陈瑞林在“坚持锻炼，做好工作——回顾我局体育活动的几个侧面”中提到：“游泳过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体育活动，我局得天独厚，有个小游泳池，下水游泳的人很多，既有干部，又有家属，热闹非常。70年代，编译局为了盖西斜街36号旁门宿舍，填平了游泳池。”
那编译局“得天独厚”的小游泳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另一位老编译局冯申在“忆往昔看今朝 ——为局庆五十周年作”中写道：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局里上上下下齐动手将一个荷花池改建成了一个小小游泳池。编译局上上下下不少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包括干部子女在内，都是在此游泳池里学会游水的。在这个小游泳池存在期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游泳爱好者，一有空就游，不论大白天还是傍晚，一天游好几次的也大有人在，终于游出了后来成为北京市专业游泳运动员的尖子人物——周惠年同志的女儿师晓朗即是。”
周惠年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康生的秘书。和师哲结婚后成为他第三任妻子。育有四个子女。师哲1963年被捕后，周惠年与师哲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