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3日，我就是沿着西斜街东口往西北歪斜弯曲的路线来到中央编译局毛著室英文组报到上班的。昔日桂春宅园的建筑古迹那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五十年代中央编译局挂出牌子后，“从大门口往里张望还能看到院子深处的亭子和走廊，但后来机关不断扩建，盖了办公楼和食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在原宅园中路北部，1953年建起了“一座火柴盒式的青砖平顶楼”，称为编译局“后楼”。后楼共三层，一层为国际室；二至三层为毛著室。桂春宅园南半部，1966年3-4月间建起中央编译局大楼，又称“前楼”。前楼是马恩室（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室），编译局的主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局里上上下下齐动手将一个荷花池改建成了一个小小游泳池”, “70年代，编译局为了盖西斜街36号旁门宿舍，填平了游泳池。”
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刚刚结束。毛著室的英、俄、西、法、日五组同仁们，除部分下放中办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外，也刚刚回到了编译局。英文组当时只有七、八个人：组长程镇球、副组长姜桂华、定稿员萨福铣、译审刘丽媛、“小专家”林东宁、翻译王毓琳、叶傑、打字员黄栽桃。
论年龄，老萨、老程最大（五、六十岁）；接下来是刘丽媛、黄栽桃、姜桂华（四十多岁）；叶傑、王毓琳（三十多岁）。年轻人中除了我就是林东宁。那时另两位英文组年轻人，朱建和任月华正下放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
论资格老萨是英文翻译元老，中文底子也很深；据说早年还听过鲁迅讲课。老程江苏宜兴人。1941年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44年考取中英庚款奖学金，赴英留学，进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政治理论。1949年5月回国，在北平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执教。自1960年起，曾分别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五卷英文版的定稿及修订定稿工作。刘丽媛来自外交学院。前面提到姜桂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六十年代初就参加《毛选》第四卷翻译工作。黄栽桃的英文打字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王毓琳加入英文组时正赶上文革，目睹了张报领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哭笑不得的情景、老萨跳“忠字”舞的尴尬。林东宁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一年前参加了《毛选》五卷英文定稿，是英文组的“小专家”。
论年龄和资格，我无法和大家相比。但我相信我是群英荟萃的毛著室、以至整个人才济济的编译局中的第一位“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经历了近两年的风雨和“再教育”。虽然文革中所学的那点残缺不全的浅薄知识，被“再教育”中再度支解破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几近荡然无存，但对于亲历、目睹因“愚昧无知”而造成贫困堕落的知青，广阔天地里再大的作为还是大不过“唯有读书高”的千年传统概念。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不是讲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进了编译局后，从零做起，不分上班、下班、白天、黑夜、周日、周末，我一边练习打字、一边补习英文。天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不到两个月，1978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毛著室几乎全体人马倾巢出动参加了历时半个多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老萨因身体不适没能参加此次大会工作和我两人留守英文组。
老萨那时刚刚六十出头，瘦高的个子，戴着极度近视的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目光炯炯有神。听说老萨不太搭理人，平时总是独自欣赏他所喜爱的英文作品。他特别对植物感兴趣，在办公室书架上备有一整套英文植物百科全书。但我和他留守英文组期间，他却出人意外地主动和我聊天，并耐心、细致地回答我那时非常粗浅的英文问题，受益匪浅。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星期后，老萨因心肌梗塞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过早地离去。在病房陪护期间，听老萨家人讲，他的心脏病有可能和他平时喜欢吃肥肉有关。留守毛著室的还有西文组的蒋宗曹。我们每天一起吃午饭、聊天，蒋宗曹的丈夫鲍彤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五届人大翻译工作结束后，毛著室大队人马回来，大家又恢复了往日有节奏的学习、工作。每天工间操，我和林东宁跑到楼顶上活动，在那里会遇到笑容满面的张报，他会用英文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聊天。一点看不出他是饱经风霜的历史风云人物。俄文组有过去和我家同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的俄文专家杨蕴华和定稿员阎明复。大家在一起时无拘无束、有说有笑。俄文组的赵仲元和阎明复五十、六十年代中期在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
俄文组元老徐坚以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称，他的兄长就是著名的《茹尔宾一家》翻译家徐立群。解放战争期间，徐坚曾为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林彪及辽沈战役的苏联著名军事记者西蒙诺夫当翻译。我所看到的徐坚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编译局同仁郑异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中有一段记载徐坚在干校的生活片段：“此公生活能力较差，不断闹笑话。他看见人家磨镰刀，都用手试试是否磨快了。他磨完也用手去试，人家是横着试，他却顺着刀锋直着试，后果自然是“一刀见血”！他需要松紧带，去到小卖部，问人家有没有橡皮筋，人家说没有，只好空手而回。”听英文组同事/好友王毓琳讲，在干校期间，一次睡觉前，徐坚发现宿舍院子里平时晾晒衣、被绳上还挂着一床被子。出于关心，他便挨门挨户的询问是谁忘记收回，无果；回到自己寝室时看到自己被子不见时，才悟出缘由。一个夏天，徐坚从编译局机关走回官园家，发现锅里有水，以为是儿子为他烧好后凉下来的“绿豆汤”。喝到锅底才发现一只袜子沉淀其中，恍然大悟是儿子洗泡袜子掺有“灰锰氧”的凉水。
“整个1978年和1979年，毛著室除了完成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整理《毛选》一、二、三、四卷的外文资料和总结翻译经验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可说比较清闲。”我却在那段时间里得到了更多学习机会。为了加速提高业务水平，除了在黄栽桃指导下练习打字外，英文组为我和后来加入组里工作的张小冬专门开设了英文补习班。日文组的孙晓燕也闻讯参加。林东宁教口语、刘丽媛教语法，师资雄厚。学员虽只有三位，但各自英语水准参差不齐、相差甚远。每次考试结果下来，我是无一例外地排在最后一名，就连日文专业的小孙都遥遥领先。别人没有太多事可做，我那来的“清闲”可盼！语言的长进，常常是欲速则不达。为此我经常情绪低沉、精神郁闷。林东宁看在眼中、急在心上，不时为我打气、安慰。下班后，吃过晚饭，我们便坐下来温习我的功课、纠正我的发音。我还记得起初的日子里，林东宁不厌其烦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法文的A、B、C、D的发音中纠正到英文的字母发音。那情形不亚于帮人“解毒”脱离鸦片的魔爪。那真是名副其实地从零学起！有如婴儿学步、鹦鹉学舌、一步一步、一字一句地学起。学累了，出去散散步，回来接着学。此间我和林东宁结下不解之缘，为日后结为伉俪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就这样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我的英文听、读、说、写的能力与日俱增。一年半后便参加了1979届高考，以总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上，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