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编译局的生活虽然比不上编译局元老周懋庸在“多才多艺、文采风流——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局的戏剧活动”中描写的那样“绚丽”、“风采”，也没有“一个和颐和园中谐趣园极相似的小园。一池碧水，小桥通向池心亭，池的周围是彩画游廊。东西向游廊顶端又是一个高阁。七月节的夜晚，人们在游廊上观看池中的彩灯，笑语声声，顿消暑气。”但它却蕴育着七十年代末编译局不可磨灭的独特“人气”和“活力”。
1975-77 年间编译局从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外语系招收了一批青春洋溢、风华正茂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给文革摧残后、劫后余生的编译局带来了新的生机。一时间，前楼、后楼、室内、室外重现了五、六十年代才有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景象。那时编译局元老们早已步入中年、成家立业，下班后回到编译局周围的家属宿舍。年轻的“工农兵学员”们大都单身、未婚，吃住、工作、学习都在编译局办公楼里，成为了编译局新一代的主人。
毛著室的英、法、西、俄组也随着增添了新人，英文组的朱建、任月华、周小忠，西文组的边彦耀、余小虎，俄文组的赵秀琴、董勤，除董勤和孙晓燕家住北京外，其余都住在毛著室办公楼里。个别老同事也有因家远或单身住在办公室内的，如西文组的申宝楼、资料室的鞠惠芬。晚饭后，我们一同散步、聊天。然后各回各的办公室继续学习。
毛著室的新人一到，正好赶上《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开始。他们放下行装，便和全室人员投入紧张的翻译工作。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生边彦耀1975年8月14日跨进了中央编译局的大门，被分配到毛著室西文组工作。两个月后，便和全室同仁一起，参加《毛选》五卷的翻译工作。“如此优越的语言环境和工作条件，使边彦耀如鱼得水。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他从做卡片做起，一丝不苟，不懂就向老同志请教。”
《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的“语言环境和工作条件”确实“优越”。负责编译局毛著室《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的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回忆道：
“当时的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以它为基础，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文局、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等单位调集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组成了阵容十分壮观的5个翻译组。每组配备2－3名外国专家，有的专家也是用电报紧急催来的。不消说翻译组组长都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拔尖的名人教授：英文是新华社的钱行；法文是中联部的王麟进；俄文是中央编译局的赵仲元；西班牙文是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刘希良；日文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10月25日全体工作人员正式集中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即今日的金台饭店旧址）开始工作。在这儿办公的除了一个l0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有一个以刘大年和王子野为首的著名学者们组成的20余人的注释组，他们除了为《毛选》第五卷的正文加注之外，还负责翻译组在中文理解上的质疑工作。”
以往“接到中央一个大的任务，包括像党代会、人代会这种政治性很强的翻译任务，要想从兄弟单位借人来支援那是要磨破口舌的。”尹承东接着回忆：
“可在翻译《毛选》第五卷那时节却是另一番天地，哪怕是最傲气的名人教授，一声令下，马上搬起打字机就走，决无二话。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工作是组织的信任，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所以不少外文界的元老都主动出山了。如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教授 （英文）（当时李教授已年过六旬，但仍骑自行车从北大到厂桥上班，而且从不迟到），全国总工会的丁骥千（法文），中央编译局的陈用仪（西班牙文），外交部的方祖安（俄文），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和郭承敏（日文）等。”
提到李赋宁教授，当时他是北大西语系主任。四十年代末在耶鲁读博士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赋宁当时已经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论文写作，很快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他放弃了学业，毅然回国。
在《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期间，李赋宁教授对参加审稿的毛著室英文“小专家”林东宁非常赏识。工作结束后，曾邀请林东宁到北大西语系教授英文。1979年我考上二外英语系离开编译局后，林东宁曾一度在北大西语系兼课教授19七九级英语快班。八十年代后期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美国研究博士的同学，孙玉梅，就是北大西语系19七九级林东宁教授英语快班中的学生。1980年我和林东宁结婚时，李赋宁教授还特意送我们一幅精致裱好的立轴“齐白石荷花蜻蜓莲藕画”。画中初秋时节，塘中荷叶渐黄、莲藕长成而红荷尚在，一尾轻灵的蜻蜓闯进这静谧的画面。此画一直默默伴随着我们至今37年，点缀着我们的寒舍，衬托“秋日思语”的情趣。至今我还保留着李赋宁教授为我的学士论文“《八月之光》的种族问题”（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专门写了评语。
其实齐白石生前就住在西斜街附近，离昔日桂春宅园不远，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故居坐西朝东，面积204平方米，是一座三合院带跨院的住宅。 齐白石(1863一1957)自50岁后直至逝世前寓此。3间北房是当年的 “白石画屋”，因屋前安有铁栅栏，又称铁栅屋。北房檐下悬挂有齐白石撰刻的长3．3米、高0．84米的篆体“白石画屋”横匾。大字尚依稀可见。
王立礼曾在“北京西斜街的胡同和四合院”中写道：
“西斜街连着许多胡同。西斜街41号四合院附近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距离内居住着中国三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住在辟才胡同里的跨车胡同；蒋兆和先生的家在前泥洼胡同，正对着西斜街的粮店；王雪涛家就在西斜街，和我家隔着三四个院子。王雪涛的家，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好像不是独门独户，王雪涛的画室，只见临窗有一张硕大的画案，上面铺满了纸张摆着笔墨颜料。北京是历史古城、文化中心，是历史人物、文人、艺术家等荟萃之地，不知有多少名人曾在这里居住并留下他们的足迹以及传世之作。”
言归正传，1977年末，《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结束，毛著室的同仁们回到了编译局。此时，经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准，毛著室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日文组。陈弘为日文组组长，那时有日侨白明、赵兰英、“工农兵学员”闫恒和孙晓燕。1978年春编译局从外地为日文组调进日侨袁政雄、陈月霞夫妇。到了1978年我来到编译局时，“工农兵学员”不仅成为各室、各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全局老、中、青相结合的一支不可小觎的“生力军”。工间操时、工作之余，乒乓球台、篮球、排球、羽毛球场上常会出现老、中、青配搭的激烈竞争场面。三十八年过后，我还记得当年我和英文组60岁的老程对俄文组的一位年轻人（忘记了名字）和76岁的张报的那场双打羽毛球恶/混战。
结语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后欣然命笔《水调歌头》中的一句感慨之词。那年毛泽东72岁，回忆当年34岁在井冈山上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红军第四军时“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志”。《水调歌头》发表的第二年，1966年5月，73岁的老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他亲手建立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灾难和危机。文革发动后的第十年，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享年83岁。
三十八年前活跃在编译局羽毛球场与二十几岁年轻人奋力拼搏、一生饱经风霜的张报也已作古。我和林东宁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191994年的一个夏天。张报赤裸着晒得黝黑的上身，在编译局官园宿舍大院里悠闲自得地散步。真可谓不管烈日炎炎，“胜似闲庭信步”。那年他已91岁高龄，见到我们，和三十八年前一样，还是笑容满面，用英文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聊天。191994年是我和林东宁出国留学十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次回国。
离开编译局三十八年中许多亲人、老友、同事都已作古。191994年我们见到张报一年半后他就去世（1903年11月5日-1996年1月17日），享年93岁。李赋宁教授2004年在北京去世（1917年3月24日－2004年5月10日），享年87岁。程镇球教授2007年在北京去世（1919—2007），享年82岁
当年在北京出席1980年我和林东宁婚礼宴席的不少长辈们也相继去世。95岁的外公李志民2002年在贵州赤水去世（1907年1月19日- 2002年1月26日）。93岁的王应睐教授2001年在上海去世（1907年11月13日－2001年5月13日）。卢嘉锡教授2001年在福州去逝（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享年86岁。岳父林慰桢教授201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1915年2月5日-2010年7月16日），享年95岁。岳母刘淑璋201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1917年1月1日-2014年8月5日），享年97岁半。厦大蔡啟瑞教授在厦门去世（1913年12月3日－2016年10月3日），享年104岁。
昔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三十八年像流水一样昼夜不息，转眼即逝。
那时晚饭后我们经常到编译局周围散步。出编译局大门往右拐，街道向北倾斜，北口有一个粮店，杂货店，裁缝店和一家以刀削面著称的小饭馆。北口出去便是丰盛胡同。右手是中直礼堂，节假日或周末有时放映电影或演出节目。沿着胡同向西走就到了南北走向的太平桥大街，出了丰盛胡同过马路向北走不到百米既是大名鼎鼎的政协礼堂，礼堂的北侧是政协机关所在地。远处往北可以看见位于阜成门内大街驰闻遐迩的白塔寺。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西斜街是文人、艺术家荟萃之地。十分钟的距离内竟居住着包括齐白石先生等三位国画大师。更不知道我们脚下的路是昔日古城河道，我们的居/局所是昔日京城清代“公扎尔塔宅”、或是清末东边道奎训和粮道、仓场侍郎桂春营造的极品“桂春宅园”。
那时林东宁根本不知道她的祖上林家几代为国捐献过数以百万计巨资而最后无一例外地付之东流的历史，更不会猜想到编译局的原址上所营造的私家豪宅花园很可能和在清代末年慈禧“垂帘听政”、醇亲王把持“海军衙门”时期，醇王为迎合慈禧太后重建颐和园而挪用林家为建造海军所捐献的巨款；投机钻营的满清贪官污吏们又从重建颐和园的材料中，“为自己挪用了一批为皇家别苑（监修颐和园）所准备的园林用石和其他材料”，营造私房豪宅花园。
围绕扑朔迷离的编译局原址的探讨虽“宗支荒忽，莫可究诘”, 历史的幽灵却一直徘徊在这块藏龙卧虎是非之地，使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以及无数翻译界群英们没能逃过翻云覆雨的历史磨难。历史的讽刺和巧合，伴随着桂春园/编译局的生灵度过了风雨飘摇的“面包会有的”时代，目睹、亲历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