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第四任局长宋书声在“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纪事”中总结了编译局成立50周年以来的战绩和成果时，当讲到六十年代初基本上译完《马恩全集》39卷(俄文版11卷补卷是1968年以后出版的)，大有希望，信心很足之时，无不感慨道：“形势很好，然而，好景不长”：
“文化大革命”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也不能幸免。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 “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 ，实际上给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宣判了死刑，马列的书都不读了，何必还要翻译出版呢! 已经印好的书停止发行，已经定完的稿子束之高阁。更不必说，没有翻译的书不必再去翻译了。从“文化大革命” 开始到1970年，编译局没有出过一本马列的书。编译局似乎可以关门了。”
其实也不尽然。“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之时，正是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建立、发展的火红年代！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开始翻译毛泽东著作俄文版。那时主要译员除了苏联哲学家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还有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最先定稿的《实践论》，于1950年12月在苏联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1953年，莫斯科大学中国历史系学生杨蕴华读到了《实践论》。这位始终以“宁波人”自居的中俄混血儿被深深打动。“毛泽东思想让我激动、自豪。翻译水平也高，就像是毛泽东面对面地用俄文和我交谈。”6年后，杨蕴华随中国丈夫回国定居。不曾想到的是，一年后，她也和毛泽东思想有了交集，从此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业再未分开。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和王琎在一篇题为“架设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桥—记中共中央编译局对外翻译群体”报道中这样写道：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世，中央决定 “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俄、法、西、日等外文版”。当年5月，英、俄两个语文组率先组建。英文组组长是著名翻译家程镇球、徐永瑛，俄文组组长则由被称为 “沙漠里的骆驼” 的翻译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
时值中苏关系破裂，《毛选》俄文版翻译困难重重。姜椿芳开始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在他的努力下，李立三夫人、俄语教育家李莎，外文出版社苏侨翻译伊科尼科夫等权威专家都加入进来，为《毛选》俄文版贡献力量。
在此期间，一批批苏联学成回国的优秀人才陆续加入这个团队，林伯渠之女林利、烈士之女欧阳菲就是其中的代表。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脑，专家们都是手写，还常改得很难辨认。我们就一遍遍转抄、校对、油印。一天下来头昏眼花，浑身油墨。”时年24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姜桂华，在《毛选》第四卷英文组开始了翻译生涯。
就这样自力更生、精益求精，到1964年，翻译组不但完成了四个语种的《毛选》第四卷翻译，还修订出版了《毛选》一至三卷。其间，在姜椿芳、中联部负责人伍修权等的提议下，1962年4月，我国第一个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诞生了，归属中央编译局管理。“临时编译小组”的很多成员留了下来，从此有了自己的大本营。”
1966年3、4月间，中央编译局办公大楼落成，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便由万寿路招待所迁回了西斜街36号机关大院。
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毛著室领导尹承东在“默默奉献四十年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向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中央决定多语种翻译《毛泽东选集》，除了英、法、俄、西、日5大语种外，还有德、阿拉伯、朝、越、印尼、荷兰、斯瓦西俚，甚至非洲的乌尔都、豪萨等小国语言，总共不下30种。各翻译组的定稿员都是翻译专家，如法文组的齐宗华、庞浩、胡祥雄，西文组的蔡同廓、汤柏生；俄文组的杨蕴华、刘华兰、张报 …… 一般的翻译人员也称得上是精兵强将。中央指定中联部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以及另外一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领导同志，共同组成5人小组领导这项声势浩大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央领导人还有批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然张报的“好景不长”。前面提到他并没有因中央领导人批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幸免于难。尹承东接着写道：
“根据这项指示，为了不受干扰，大部分翻译组驻在友谊宾馆的南配楼，只许周日回家一次，唯有英、法、俄3个语种的译文组留在编译局，因这3个组都是做修订工作：英文根据伦敦版本修订；俄文根据莫斯科版本修订；法文根据法共社会出版社版本修订。英、法、俄、西、日5种语文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先后在1969年以前出齐。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样，译文同样是上乘的。这期间各语文组还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的剧本。”
提到“《毛泽东选集》修订工作”就想起平时“总是微垂着头，表情严肃，来去匆匆”的陈昌浩死得冤枉。作为西路军的主帅，1937年10月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检讨中，自称他指挥“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默认“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是他个人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西路军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疑云。但这一说法与几十年后亲历者及其党史、军史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原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的儿子张复在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陈昌浩父子”中解释到：“当年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他这样说，可能是他要与延安当时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口径与严峻气氛相一致，他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他这样做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张复写道：
“1982年初，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他写了六七千字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第 254页）。李先念指出：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对此，邓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介绍，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都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
以后，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修改了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表述了西路军从成立之始到作战任务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一文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修订后，与40年前1951年第一版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和改变：
1951年第一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一卷横排本，第223-224页) ”
1991年第二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1991年第二版第一卷，第24l页)”
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历史无情，当年“刺刀见红” 、驰骋沙场的红军西路军主帅陈昌浩不仅没能躲避败绩夺爵的命运，也没能熬过文革的翻云覆雨、逼迫凌辱，在历史还未得到最后澄清之际，便过早地撒手尘寰。直到1980年8月21日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