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
就在我为别人呐喊呼吁时，自己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天晚上，我正在给母亲换尿布。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瘫痪了，半身不遂。一位朋友忽然打来电话，说我申报二级作家的资格被取消了。
我急忙乘车连夜赶往哈尔滨，却得知，职称评委会已经解散了。我找到有关领导，问是不是我的作品不够格，他们回答说不是。
原来，文化系统开评时，作家系列还没下来，因我没有戏剧作品，文化局只好给我报一个三级编剧，没等批下来，作家系列又下来了，我只好重新申报二级作家。没想到，一位省作协副主席（早已调走）在评委们就要对我举手表决时，忽然提出张雅文有职称，不能参评……结果，全省十九名申报二级的作家全部通过，唯独我自己被取消了申报资格。按规定，我只能等到五年后再次参评了。
几十年没评职称了，我好不容易盼来一次机会，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评定。职称不仅是名分和待遇，也是对一个人的价值评估与认定。据说有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因为职称问题，竟然有人跳楼自杀了。说到底，人们希望的是一份起码的、能让人接受的公平。如果条件不够，我无话可说，却因为某种原因而使我成为一个倒霉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总是被人有意无意地打入另册……
返回佳木斯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遇到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家真先生，他看我挺可怜，又不能报销旅费，就让我在他的软卧包厢里坐了一夜。
这天是1989年10月28日。
车上很冷，我抱着肩，忐忑不安地坐在郑家真先生的卧铺边，听着他人的鼾声，在颠簸的黑暗中坐了一夜，也劝慰了自己一夜：“没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级作家算啥，我还要当一级作家呢！”人哪，总得有点阿Q精神，不然，拿什么去化解内心的不平……
第二天早晨，我向郑家真先生道谢之后，从车站通勤口偷偷地溜出站台，到家匆匆吃了点东西，八点钟，准时走进了市委党校……
说来可笑，昨天我还在省城哭鼻子呢，今天却以强者的姿态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前，一连三个小时，向全市妇女干部大谈成才之路……
但是，母亲却看出了我情绪的低落。虽然母亲只有一只眼睛，而且早已视力低下，但她能觉察出我内心的些微变化。我相信母亲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母爱来洞察女儿的。
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了母亲。这位来日不多的老人，说了几句当时我并没有完全领悟的话：“雅文啊，人活着像个人似的，争来争去，你看看我现在，应该什么都明白了。”
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诸多坎坷并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方才明白母亲这番话的真正寓意。
其实，人活着只是一个过程，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等到真正大彻大悟那天，离上帝已经不远了。
从那以后，母亲更不愿给我添麻烦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但我知道，我最亲的亲人正经历着人生的最后时光，她瘦小的身子扁扁地贴在床上，就像一片薄薄的树叶，一点点地走向枯萎，走向生命尽头……
现在一想，人的生命不就像一片树叶吗，说走，来一阵风就把它刮走了。
瘫痪了两年之后，母亲走了，差两个月九十岁。
调离佳木斯之前，我和贺玉给父母在四丰山买了一座墓地，在碑上刻了一行字：“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肉体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你们的爱却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关于我的职称问题，我给省委宣传部及省人事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重视，省委宣传部向省人事厅打报告，给我申请特批了一个副高指标。第二年，我的二级作家职称总算解决了。
不久，我被调到佳木斯群众艺术馆，由行政编制变成了事业编制。艺术馆的几位领导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我的不少作品都是在艺术馆那几年创作的。
九十
然而，真正令我痛苦的不是职称，而是创作。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为无法突破而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我曾一次次地试图突破自己，但都一次次地失败了，最后使我完全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就是那部改编成四十四集电视剧的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一天傍晚，一位个子不高、穿一套黑西服的中年医生，又来找贺玉磨叨离婚的事。贺玉不在，他就跟我讲起他的坎坷一生，讲到伤心处竟然抱头痛哭，最后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活活毁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你跟周法官说说，让我离了算了！”
恰恰是这句话给了我灵感。
回头我对贺玉说：“你就给他离了算了，一个好端端的人活活摽在一个疯子身上，一辈子多痛苦啊！”
贺玉却说：“你不懂法律，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要没有其他监护人，其配偶不准离婚，避免给社会造成麻烦。”
我知道作家是靠感情亲近世界，而法官却是靠准绳去衡量世界，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简·爱》里的男主人公就因为妻子是精神病，所以一直不能解除婚约。
但我却想：一个好端端的人一辈子活活摽在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身上，这就符合道德、符合人性吗？
当然，这个令世界法学专家都感到两难的问题，绝非我一个小作者所能弄明白的。
一连几天，我脑海里总是响起那位医生说的话：“我这辈子活活毁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
我见过不少疯子，也听到不少疯子的故事……
在佳东银行时，经常看到一个头上弄得花花绿绿的疯女人，一见到女的就恶狠狠地说：“你想把俺家刘再福抢走啊？没门！”有一天，她把两个四五岁的儿子扔进松花江里“游泳”去了。后来，人们经常看到她老实巴交的丈夫坐在江堤上，呆呆地望着江水……
一位女友对我说，她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疯丈夫的检查，如果在内裤上发现异样，就逼迫她交代跟谁发生关系了。晚间睡觉，他把她的手绑在他手上。睡到半夜，她经常看见丈夫手拿菜刀恶狠狠地盯着她……
贺玉的二妹也是精神病。贺玉的三个妹妹都是下乡知青。大妹返城后回到双鸭山，可是，相爱八年、供他上完大学的男友却偷偷地跟另一个女友结婚了。大妹伤心欲绝，心灰意冷。我费好大劲把她从双鸭山调到佳木斯，帮她找了一个不错的爱人。大妹和小妹都返城了，唯独剩下得过中耳炎的聋二妹仍然留在农场。
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二妹农场打来的电话……
我赶到农场，只见二妹披头散发地坐在铁柜上，用手指着周围的人，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有枪，就把你们通通都毙喽！”原来，她卖冰棍少了两块钱，领导说她贪污了。她突然精神失常了。
一向随和的二妹变得十分凶狠，动不动就要杀人。她来我家，我赶紧把刀和剪子都藏起来。一天中午，一个朋友来家里跟我小声说了几句话，朋友一走，二妹就指着我鼻子凶巴巴地说：“张雅文，你把我给你的台布还给我！”
我只好翻箱倒柜找出发黄的桌帘还给她。她到棚子里找出一瓶汽油倒在桌帘上，划根火柴就在桌子上点着了，吓得我急忙抓起呼呼冒火的桌帘扔进泔水桶里，她却一脚把泔水桶踹翻了。
二妹早早就死了。但我经常想起她可怕又可怜的样子。
于是，我想写一篇有关精神病人的小说。
我到精神病院去体验生活，听到许多精神病人的故事，看到那些狂躁型、抑郁型、妄想型等各类病人的种种表现。但我不想写男人，男人毕竟比女人有力气。我想写女人，想写一个美丽、善良的山里姑娘，饱受疯丈夫的摧残和蹂躏，日夜盼望着能逃出魔掌，最后跟着外乡来的小木匠逃跑了。可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自身的蒙昧与无知……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要写大山里的姑娘，其实是在写我自己，在写我的母亲和姐姐。她们虽然没有生活在疯子手里，但我忘不了母亲和姐姐站在山顶上眺望山外的情景，忘不了她们渴望走出大山的眼神……
创作这部小说时，我调动了好多生活积累，也调动了我的全部创作激情。我以小兴安岭山区为背景，把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把主宰我家几代人的神秘箩筷都写了进去，写到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性的冲突与困惑，写到一个山里姑娘对爱情、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觉醒……
在主人公山杏跟第三个男人发生关系时，我写道：
“她并不感到羞怯，也许是趟过了两条男人河的缘故，也许是那羞怯早被疯鬼作践光了。可是，他却是童子鸡，没下过女人河。当那洁白如玉、像云像雾像山涧溪流般的身子袒露在他面前时，他突然呆若木鸡，一动不敢动了。是她拽过他，他才用柞木棒似的手指像捉蝈蝈似的，向她的身子悄悄地伸过去……末了，是她拉着他走进了这条女人河，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诱人的，也是毁人的，世上多少人都毁在这人人都走过、人人都享受过、人人都咒骂过的世界里……”
当山杏跟第四个男人发生关系时，她才第一次尝到爱情的愉悦。
“她觉得那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心与心、灵与肉的交融。那种交融像甘露一样，流遍了她的每根神经，浸透了她的每个细胞，使她整个身心完全融化在一片不能自已的迷雾之中。那一刻，她一下子明白了几年云雨之路未能明白的道理——有爱情才有幸福。”
当我写到山杏被疯丈夫家人找到后，她不得不面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审判时，这样写道：
“此刻，她不再感到痛苦，就像又死过一回一样。命运再次把她扔到淬火池里，再淬一次火，是软是硬，是曲是直，由她自己选去，这就是命。
她回到了无名屯，于是，寂寞难忍的无名屯，又掀起了一股旋风。她家门口，又像过去一样永远候着三个活物，一人一孩一狗。不过，狗老了，孩子高了，疯鬼疯得更可怕了，问她：‘你是谁？是俺老婆就进屋跟俺睡觉！’”
写到这里，我哭了。
中午吃饭时，我跟贺玉讲起山杏，又情不自禁地哭起来。
贺玉忍不住笑我：“你说你呀，明明是自己瞎编的，还哭啥？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后来一到吃饭他就逗我：“哎，咱们今天是先吃饭，还是先哭呢？”
是的，故事是我瞎编的，但山杏在我心中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是我给了她生命，给了她灵魂，也给了她无尽无休的苦难……
我在创作许多作品过程中都哭过。我明明知道是虚构的，是我自己瞎编的，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爱动感情，我拿我自己也没办法。
在创作这部《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小说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晚上，贺玉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哎，我收到一封有关你的匿名信……”
“不可能！”我以为他又在骗我，他经常开玩笑逗我。我这人好糊弄，经常上当。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他拿出一支手枪对准我脑门说：“哎，这是我新买来的麻醉枪，打上二十分钟就能醒过来。我给你来一枪试试怎么样？”
“别别别！千万别开枪！”我惊恐地大叫起来，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坏良心了。
“那我自己来一枪试试！”说着，他就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别别！千万别胡闹！”我的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枪口吐出了一串火苗，原来是一只打火机。
还有一天早晨，我看到窗台上放着两只茶杯，茶杯上套着两只袜子。我问他这是干啥，他一本正经地说：“别动，昨天去野游我抓回来几只蜜蜂，看看它们怎么酿蜜？”
我信以为真，心想，他还挺有闲心呢。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别动，你爸要看蜜蜂酿蜜呢！”
儿子瞅一眼空杯子，说了一句：“才不是呢！”
原来贺玉新买来的袜口紧，套在两只茶杯上撑袜口呢。
但这次却是真的。这封信至今保存在我的资料中。
信中写到：“周贺玉同志，你想知道你爱人张雅文每天中午跟谁约会吗？去市政府四楼××房间调查一下，你就明白了。”落款是：一名关心你的同志。
我感到很吃惊，并非因为这封匿名信，而是贺玉。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问他。
“当时你写《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正在兴头上，我怕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那你去调查了吗？”
“你整天头不梳脸不洗，像丢了魂似的写你小说，还用调查吗？”
听到这话，我感到鼻子一阵发酸……真的，这样的男人不要多，一辈子遇到一个就知足了。
贺玉说：“如果我去调查，不正中这个家伙的诡计吗？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跟你闹，闹得你写不下去东西，他就达到目的了。”
是的，看着这斜斜的、有些面熟的字迹，我想他肯定在等着看我和贺玉的笑话呢。可惜让他失望了。我和贺玉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哪是几句胡说八道所能搅黄的，贺玉哪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男人呢……
对这部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我充满了希望，希望它能一炮打响。
我带着稿子专程跑到北京，来到我最钟情的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社，找到一位曾去过佳木斯组稿的资深老编辑。老编辑非常热情，看完稿子，跟我谈了大半天，还留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可是，当我走出老编辑的家门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的心也像这瓢泼大雨一样……
多年后，这位老编辑一再对我说：“雅文，我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没有帮上你。当时总觉得你的作品还差那么一块……”
是的，这正是我最痛苦的。
后来，这篇《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集，收入《西天有片殷红的血》、《活着是多么美好》、《此情与谁说》等四个中篇。该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我把全部生命都押在文学的圣坛上，但是，上帝并不会因为我的执著与付出而垂青我。有些东西，就像一个先天得了软骨症的孩子，不是靠后天努力所能弥补的。我发现，当别人说我不行时，我不服，我可以用一辈子的志气来证明自己。当我自己真正认清自己时，那才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陷入了创作以来最漫长、最痛苦、最艰难的爬坡阶段……
创作以来，我喜欢写小说，也喜欢写报告文学，不过，大家都说我的报告文学比小说写得好。我想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报告文学作家。可现在，我想写报告文学，却找不到好素材；想写小说，却发现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之后，不会写小说了，一写小说就像写报告文学似的，激情有余但冷静不足，缺少小说的空灵与含蓄，语言显得直白而张扬……
我开始失眠，变得心浮气躁，经常莫名其妙地跟家人发脾气，害得全家只好看着我的脸色行事。我整夜趴在桌子上，写完又撕，撕完又写，清晨扔出去一堆废纸。深夜，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就跑到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着万家灯火一点点地熄灭，直到贺玉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一想，真是对不住家人，尤其对不住贺玉，让他跟我受了那么多不该受的烦恼……
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沉浸在痛苦的追求之中，听凭心在低吟，灵在哀鸣。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自豪，却又为寻不到突破而苦恼。我就像一匹瞎马，整天在森林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为每一丝阳光而兴奋，却又为每一片乌云而低泣。茫茫之途，我找不到出路，只有我的心灵在向我的心灵哭诉……”
可我再痛苦，也不敢跟别人说，怕人家说我江郎才尽，怕人家说我完蛋了，写不出东西了。
我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无数次地问自己：你在文学的金字塔上到底能爬多高？三层、五层，还是七层、八层？你到底有多大的天赋和才华供你使用？
有一段时间，我干脆不写了，拼命读书，读《百年孤独》、《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一条军规》、《第三次浪潮》……总之，国内外流行什么我就读什么，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不管读什么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我几次跑到哈尔滨找《小说林》编辑阿成，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名，向他请教如何写小说。
我俩坐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一杯清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告诉我，写小说要不动声色，要娓娓道来，就像你面前坐着朋友，你给他慢悠悠地讲故事一样。他说他背过字典，案头总是放着喜爱的小说，每天反复读。
有一次，阿成把他的老师韩大年先生也请来了。韩大年先生是中学教师，文学功底很厚。我们三人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就着几碟小菜，从下午三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他们讲着，我则瞪着一双并不年轻、却像小学生似的眼睛，贪婪地听着，认真地记着……
后来阿成告诉我，韩大年先生出门之后说了一句：“你看吧，张雅文早晚能冲出来。”
几年前，齐齐哈尔市的编剧郭大彬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一次在太阳岛办戏剧创作班，天很热，守着松花江却没人下水。我问几位第一次见面的男编剧，去江边游泳好不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于是，我迅速穿好泳衣出现在几位男士面前，他们却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后来，一位编剧告诉我：“当时，我们几个全被你给镇住了。郭大彬说了一句，你看吧，这小女子今后只能在咱们之上，而不能在咱们之下。”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一股劲头……”
我也问过阿成：“大年根据什么说的，他又没看过我的作品。”
阿成说：“他看到你身上有股劲头。”
这都是多年以后他们才告诉我的。当时我痛苦得就差没跳楼了，哪还知道能不能冲出来……
当时，我并不懂得性格所包含的内在驱动力将构成人的行为，并形成人的命运等高深的哲学问题。后来读了弗洛伊德及一些哲学家的作品，才渐渐明白了精神即性格，性格即命运的人生哲理。也知道了萨克雷的那句名言：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
不过，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不管我的文学道路能走多远，不管我能冲上第几个台阶，我都会坚定不移、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就像当年在小兴安岭读书一样，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野兽，我都会继续创作下去——因为文学早已成为我生命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需要。
阿成的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打响之后，我曾经学过阿成的语言，渴望自己也能像阿成那样一炮打响。可我肚子里那点“炸药”只能把我自己炸了。学了半天，反而成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连自己的语言风格也丢掉了。
无论是黑色幽默、意识流，还是模仿别人，都没有使我走出困境。我这时才意识到，文化功底差，语言匮乏，知识积累不足，都决定我不可能在小说方面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了。
我饱尝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寂寞，也领教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但却永远也体会不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慰了。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家——尽管这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如何走出困境，如何闯出一条新路，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也是对我个性的一次重大考验。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之后，我决定给自己松绑，决定扬长避短寻找其他出路。我觉得在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方面比较顺手，发表的一些作品反响都不错。可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报告文学步入低谷，好多题材都处于敏感领域。于是，我决定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到国外去闯一闯。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松绑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使我不再像过去那么不自量力，那么苛刻，那么逼迫自己了。
我变得自由了。
九十一
当时，前苏联刚解体不久，冷冻多年的中俄边贸开始活跃起来，中国涌现了一股“淘金潮”，大批人赴俄淘金，人们管这些人叫做“国际倒爷”。
我决定去俄罗斯闯一闯，因为去那里的差旅费便宜，护照也好办，黑龙江与俄罗斯只有一江之隔。再说，我们这代人是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唱着《小路》、《山楂树》，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格言走过来的，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早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我随黑龙江作家旅游团曾去过新西伯利亚，那里到处都是阳光、绿树和鲜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可是，一贯支持我的贺玉却不同意：“俄罗斯那么乱，你又不会一句外语，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万一出事怎么办？”
当时的俄罗斯确实很乱，据说不少“中国倒爷”都遭到过抢劫，有的还惨遭杀害了。
但只有勇敢地闯入别人没有闯入的领域，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天地，才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
我决心去闯俄罗斯，而且从不等待他人的恩赐，因为从小就没人恩赐过我，我每走一步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没有差旅费，我决心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边走边卖边赚旅费……
母亲曾说我是“走星照命”，说我从小就野。是的，我从小就渴望走出山沟，长大了又到处去跑，现在又一心去国外闯荡……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决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创作来说太重要了。它不仅使我走出创作上的困境，而且使我从此敢于孤身出国闯荡。
从1991年夏天开始，不会一句外语的我，怀揣一本简单的《中俄对话》小册子，背着半人高的十几套皮夹克，手里拎着两只装有旅游鞋的旅行袋，汗流浃背地夹杂在众多“倒爷”中间，晃晃悠悠地登上佳木斯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客轮，一连三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历时四个多月，到过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皮亚季戈尔斯克、车臣、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市。
孤身一人，又不会外语，在这刚刚解体、错综复杂的陌生国度里闯荡，我的狼狈和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就像一个睁眼瞎子似的，经常找不到饭店，找不到住处，住过没有蚊帐的小店，被俄国大蚊子咬得满身大包，住过留学生的宿舍，住过素昧平生的华侨家，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深更半夜被一阵砸门声吓醒了，第二天早晨发现，一个醉鬼躺在门口睡着了。有一次，我手拿相机正准备拍照，一个俄国男人走过来，冲我比比划划要用他的伏尔加轿车换我的美能达相机。我冲他摆手不同意，他上来就抢，吓得我抱住相机拼命大喊……
然而，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现在一心想获取素材的强烈愿望又主宰着我，所以，对一切困难都觉得只不过是路上的几粒砂石而已……
每到一座城市，我就随着“中国倒爷”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照葫芦画瓢记下住所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至于把自己弄丢了。之后，我就跑到嘈杂的市场上，守着一堆皮夹克和旅游鞋，跟俄国人“吧唧吧唧”地讨价还价，一蹲一天，到了晚上，兴高采烈地数着赚来的大把卢布，赚够了旅费，我就去找华侨、留学生、“国际倒爷”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聊天，听他们讲述在异国他乡闯荡的故事……
我去过皮亚季戈尔斯克，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故居，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诗人宽敞、考究的书房以及他的鹅毛笔，而是摆在写字台上，一只硕大的刻着裸体女人的玉石烟嘴……我想，诗人一定是叼着这只“裸体女人”，完成了他的《当代英雄》。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为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大学生死在了情敌的枪口之下。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我手捧鲜花来到诗人决斗的地方——如今，陪伴诗人孤独灵魂的，除了那个久远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墓碑以及两束沾满露珠的鲜花……
我去过莫斯科，到过红场，参观过克里姆林宫，坐过莫斯科迷宫一样的地铁。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无名英雄纪念碑前，我遇到两位令我记忆深刻的老人——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秋雨，无名纪念碑前没有游人，只有一位裹着黑头巾、身穿黑色长裙的老妇，佝偻着身子，动作迟缓，将秋雨打落的花瓣从地上捡起来，一瓣一瓣地摆在大理石的墓碑上。墓碑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圈鲜艳欲滴的红玫瑰花瓣，看上去很美，很有诗意。我不禁驻足凝思：长眠在墓碑下的是她什么人，丈夫、儿子，还是兄弟……我从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从她空洞洞的目光中，看到一种历经沧桑的孤独与凄凉。在俄罗斯，有许多这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
另一位是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夫，披着一件灰色旧风衣，手边放着一根拐杖，毫无表情地坐在一条长椅上，膝前放着一只脱了漆的木碗……在俄罗斯，我见过许多这样有着辉煌历史、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老人。我曾送给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一筒可乐，老人却没舍得喝，将饮料揣进衣兜说是留给孙子，说他孙子从未喝过可乐……
在俄罗斯，我感受着丰厚的俄罗斯文化，也目睹了变革时期的俄罗斯现状，听到许许多多中国人闯荡俄罗斯触目惊心的故事。这些新奇而鲜活的故事激励着我的灵感，荡涤着我心中长期以来的迷茫与困惑，在我眼前拓开一片崭新的视野……
在火车上，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年仅十五岁的徐鹿学在北京某学院当通讯员，跟一个叫留达的乌克兰少女通信并相爱了。留达来到北京，以乌克兰少女火一般的激情，让懵懂无知的徐鹿学在羞怯与朦胧中，成了真正的男人……
可是，就在两人兴高采烈去找学院领导准备登记结婚时，院领导却悄悄对徐鹿学说：“你们的婚事已经不可能了，苏联专家接到命令，立刻回国……”
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就要开动了，一对恋人，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车窗外，相互发出山盟海誓：“我们永远相爱，我们明年再结婚……”
可是，明年却变得遥遥无期，两人不久就断绝了联系。
一天，学院领导对徐鹿学说：“你马上找一个女人结婚，不要问为什么，否则……”
1989年春天，徐鹿学忽然接到一封留达的来信。
不久，两个苦恋三十多年、两鬓斑白的恋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众目睽睽之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讲故事的人只给我讲到这里，我问徐鹿学和留达后来怎么样，他说他也不知道结果。
回国后，我专程跑到北京去寻找徐鹿学的下落。可我查遍北京好多所大学都没有叫徐鹿学的，只好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可我没带介绍信，一位老先生说什么都不给查。于是，我就给他讲起闯俄罗斯的经历，讲起惊险的车臣之旅，讲起七天七夜光啃黑面包，体重掉了十几斤……
老先生终于说了一句：“你等一下吧。”
于是，我从老先生拿出四张“徐鹿学”的登记卡片上，找出一个年龄近似的，按照卡片上的住址，来到北京钢铁学院家属宿舍，敲门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
果然，这个苦恋三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后半集，终于被我敲开了。
留达告诉徐鹿学，她一直在等他。徐鹿学不敢相信一个乌克兰姑娘怎么能熬得住这二十多年漫长的人生寂寞，不过，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如何向患难与共的中国妻子交代。没想到，在钢院托儿所当保育员的妻子张美丽却非常通情达理，主动给他们让出房间……
留达却说：“美丽妹妹，我不能伤害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不久，徐鹿学来到乌克兰，走进留达为他准备了二十多年的家，第一次见到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阿克珊娜。
快要做母亲的阿克珊娜紧紧拥抱着第一次见面的中国父亲，激动地说道：“爸爸，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和妈妈等你等得好苦啊！”
而徐鹿学拥抱着女儿，却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为徐鹿学感到高兴，他很幸运，一辈子遇到两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
而另一个俄罗斯男人就不那么幸运了。
在贝加尔湖畔，有一个长着黑眼睛、黑头发、体格彪悍的混血男人。他没有女人，没有朋友，只有酒和一只叫花儿的狗与他朝夕相伴。
夏天，人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躺在贝加尔湖畔的沙滩上，唱着那首古老而忧伤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一天傍晚，贝加尔湖来了一个中国商人，他对中国商人笨笨地说了一句：“我也是中国人……”
于是，他向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国商人，第一次敞开了封闭多年的心扉……
他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五十多年前，瓦西里的父亲从中国山东来到海参崴淘金，遇到一位俄罗斯姑娘。十九年后，她给他们父子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撒手人寰了。
“你们爷儿俩回中国去吧。”
不久，父亲带着瓦西里回到山东平都一个贫穷山村。
吃惯了奶油、面包的瓦西里，吃不惯地瓜干，不会讲中国话，不会锄地，整天生活在孤独与苦闷之中。
一天，他正在院子里擦身子，一串笑声从篱笆墙那边飘过来：“啊呀呀！你咋像猴子似的长了一身毛啊？咯咯咯……”
从此，一双美丽的黑眼睛照亮了他孤独的心。
她教他干农活，教他学中国话。他们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勇敢地相爱了。就在他们收拾好新房准备结婚的前一天傍晚，来了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三天内必须回国，否则以苏修特务论处！”
他提出抗议，找到村长和公社……
第三天早晨，两个相爱的人面临着生离死别。
她说：“你走了，俺不知俺能不能活下去？”
“你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回来娶你！”
回到苏联，他给她写过无数封信，却是泥牛入海。渐渐地，他的心冷了，从此远离喧嚣的城市，来到荒寂无人的贝加尔湖畔。
中国商人安慰他不要难过，说中国开放了，他可以去中国找她……”
瓦西里却说：“找她有什么用？她肯定早嫁人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酒……”他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贝加尔湖畔又传来那首古老而忧伤的民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为痴情的瓦西里，也为那个年代……
在哈巴罗夫斯克，我遇到一位俄籍华人科学家姜堪政。
姜堪政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期间，他就迷上了认为能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的《场导论》。为此他多次遭到批判，几次出逃，几次被抓，被判刑……1971年7月，他终于逃到了海参崴，以为这回可以安心研究他的《场导论》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十年无国籍的流放生涯。十几年后，他总算可以研究《场导论》了，却又屡遭剽窃……
在试验室里，我见到了他自制的、粗糙但却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场导机”。我不懂科学，不知道他的《场导论》是否有科学道理，但从这位花甲老人身上，却看到一个献身科学、不屈不挠的灵魂。
在俄罗斯，见到最多的是“中国倒爷”触目惊心的故事……
一天，在新西伯利亚市场，我看到一帮黑头发、黑眼睛、穿着大肥裙子的胖女人，像一群恶狼似的呼呼啦啦地扑倒了一个中国男人，上前一把夺下他腰间的老板包，往大裙子里一塞，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中国男人气得直骂，但毫无办法。在俄罗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黑头发、黑眼睛的吉普赛人，好多抢劫都是他们干的。
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炒汇市场，我见到一名炒汇老大——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国朝鲜族青年，坐在一辆伏尔加轿车里。
车窗开着，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注视着四周。
我问他：“听说你炒汇很厉害，好多炒汇的都要看你的行情。”
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你每天带多少钱来炒汇？”
他没有瞅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盖着夹克衫的旅行袋。
“你带这么多钱不怕被人抢吗？”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把旅行袋上的夹克衫轻轻一掀，竟然露出一支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
我大吃一惊：“可你就一个人，万一……”
他又把身上的花格衬衫轻轻一掀，吓得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腰间居然绑着一圈雷管样的东西。只听他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不玩命能赚大钱吗？”
我惊讶得半天无语，为他的胆量和勇气，也为他玩命的劲头。
我本想跟他多聊几句，这时，几个俄罗斯男人向伏尔加轿车走过来，他急忙说：“你赶快离开！”
我只好赶紧离开他。
我知道去俄罗斯淘金的中国人都在玩命，包括我自己。所以后来为我的报告文学集取名《玩命俄罗斯》。不过人家玩命是为了赚钱，而我玩命却是为了采访。
当年，鲁迅曾经毫不留情地鞭挞过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曾经为孩子干涸的心灵得不到疗救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可现在，“孩子”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鲁迅当年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到底扔掉了多少？我无法妄加评论。但在俄罗斯所见到的一切，却使我对我们民族有了更深刻、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看吧，哪里最吵、最脏、最乱，哪里肯定集聚着中国人，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亲眼看到几伙中国“踩包帮”守在码头上，等到中国客轮靠岸以后，他们立刻蜂拥而上，向“中国倒爷”伸手要钱，男的要交一千卢布，女的交五百卢布。有的“倒爷”拒不交钱，跟“踩包帮”理论，结果很惨，轻者被打得鼻青脸肿，重者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很想把这一幕拍下来，可我不敢，怕他们冲我动刀子。
在哈巴罗夫斯克，多次发生中国人血洗中国人的事件。一天夜里，一帮中国人手持凶器闯进一家“中国倒爷”住的旅馆，逼着每个中国人交钱，把旅店里的中国人全部洗劫一空。对这些事，俄罗斯警察根本不管，你找到他，他双手一摊，耸耸肩就完事了。他认为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跟他俄罗斯警察毫无干系。
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痛心，在国内窝里斗不算，还跑到国外来继续互相残杀，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而且，我看到“中国倒爷”带去的“阿迪达斯”、粉笔制成的“化妆品”、仅穿一周的“礼拜鞋”、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等各种伪劣商品，给中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我无意中也参与到“倒爷”队伍中，也成了推销伪劣商品的罪魁。
在俄罗斯，经常看到俄国人拿着用一个月薪水买来的“礼拜鞋”，或是芦苇和鸡毛做成的“羽绒服”，气呼呼地去找“中国倒爷”算账，撵得“中国倒爷”到处躲……我看到俄国商店门口贴着醒目的横幅：“此店没有中国货”……
我亲眼目睹了俄国人从排队抢购中国货，到极度厌恶，到最后抵制中国货！
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及东欧一些国家，极需价格低廉的中国货。这对中国尤其对东三省来说，本来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假冒伪劣商品却像洪水般地冲出国门，虽然充足了少数“倒爷”的腰包，但却冲毁了中国在俄罗斯、东欧、乃至全世界的名声及信誉，更使东三省失去一次大好的腾飞机会！
我一直为东三省失去这次机会而感到惋惜。
在俄罗斯，最惊心动魄的要属去车臣了。
1992年9月，佳木斯某公司杨经理要去皮亚季戈尔斯克及车臣催要货款，我决定跟他一起去采访。杨经理说车臣正在打仗，太危险。
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承担差旅费，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我觉得能去车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又背着十几套皮夹克，跟随他们一行三人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飞往位于北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从那里乘火车再去车臣首府格鲁兹尼。这次出行，我还带了一本《五笔字型练习法》，一路上学会了五笔打字。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随他们三人从皮亚季戈尔斯克登上开往格鲁兹尼的列车，住进一间破旧的、门板上有好多窟窿的包厢。
已是午夜，我们四人躺在漆黑的包厢里却毫无睡意，紧张地盯着从门板窟窿里射进来的灯光，听着过道里不时传来的脚步声……
此刻，正是俄罗斯与车臣交战的前夜。这里除了少数列车及客车与外界通行之外，飞机和铁路货运全部被俄罗斯封锁了。车上的治安极差，经常发生抢劫杀人事件。前不久，据说几个中国人就在车厢里被抢了。
正提着心，门外忽然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及“叽里呱啦”的吼叫声。我们谁都不敢吱声，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只见翻译起身猛地打开包厢门，冲着门外“嗷嗷”大吼几声，回头对我们说：“几个家伙找错包厢了！”我看见昏暗的过道里虎视眈眈地站着几个彪形大汉，鬼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列车终于到达了车臣首府格鲁兹尼。尽管杨经理电话通知了欠款客户苏里曼来接我们，但他却没来。我们只好站在秋雨绵绵的站台上等他。
格鲁兹尼，是我在俄罗斯见过的最灰暗、最破烂不堪、乞丐最多的城市。马路上到处都积满了雨水和落叶，房屋建筑又矮又旧，毫无生机。只有一幢十几层的大楼，它就是后来被炸的总统府。总统府只是一座三层小楼。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集聚着许多人，好像在激烈地辩论什么，有时还推推搡搡地动起手来。杨经理告诉我，那是车臣的各个政治派别在辩论。我很想过去拍几张照片，却被杨经理制止了。他说：“千万别去！这里的人很野，也很敏感。他们看你拍照非把你的相机抢去不可！”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我们才见到个子矮小、头发稀少、长了一双猫头鹰眼、一看就是老滑头的苏里曼。
一见面，杨经理就谴责他言而无信，质问他为什么三百万货款到现在还迟迟不发。
苏里曼却把玩着手中的油笔，说他账面上有的是钱，但俄罗斯把银行封了，汇不出去；还说他有大量的石油，但俄罗斯封锁了海陆空运输，运不出去。说完，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架势。
一连几天，都是在这种毫无成效的谈判中度过的。
在这里，时时都能感受到战争前的恐怖。白天还算平静，一到晚间，站在旅店窗前往外一看，远处炮火连天，枪炮声像爆豆似的，火光把半边天空都烧红了！再低头往窗下看，身着迷彩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五成群地在马路上走着，“咔咔”的皮靴声整夜整夜敲着无眠者的耳鼓……后来得知，这就是在俄罗斯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的车臣黑手党。
一到晚间，我们谁都不敢出门，每人买一把斧子，白天出去腰里都别着斧子。说来可笑，一把斧子能抵挡住黑手党的冲锋枪吗？自己给自己壮壮胆呗！
要说不害怕那是撒谎，但我丝毫不后悔，反而觉得挺自豪，经历过车臣这样的战乱环境以后，后来再去韩国，去欧洲，就觉得非常轻松了。
在格鲁兹尼的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乞丐。这里的乞丐非常多。在一座几十米长的桥上，我数了数，不下十几个。一位父亲领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看我们过来，三个小家伙立刻齐刷刷地跪下来，向我们一齐伸出小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一身黑色长裙，一条黑头巾，身旁放着一只红色小木桶，毫无表情，一动不动地坐在桥头，远远看去，就像一幅色调深沉的油画。我很想扔给她一点钱，但随行的杨经理告诉我，千万不要发善心，更不要露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这儿，中国男同胞经常会遇到漂亮的车臣女郎，勇敢地向他们“求爱”：“先生，请留下来吧，我爱你！”她们认为中国人有钱，想嫁给中国人。在这儿，有一万元人民币就算富翁了。
在车臣逗留了一周，第八天早晨，我们乘客车准备离开这里……
上车后，我望着满目萧条、充满恐怖的城市，想起旅店老妈妈跟我们告别时说的话：“唉，你们回中国多好，没有战争……”
是啊，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多么渴望和平的生活啊！
我曾问过老妈妈，车臣人愿不愿意独立，她悻悻地说：“独立有什么好？车臣四面都被俄罗斯包围着，光有石油有什么用？现在连面包都没有！闹独立的都是那些当官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势！老百姓要的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鬼知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老妈妈说得极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老百姓发起的，更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车臣爆发战争以后，我不禁想起那位老妈妈以及在桥头乞讨的那些孩子，不知她们是否还活着……
上车后，满嘴起泡的杨经理长叹一声：“唉，这趟又白跑了！”
为这三百万货款，杨经理冒着生命危险六次来到车臣，曾找到车臣共和国总理玛玛大耶夫和后来被俄方炸死的总统杜达耶夫，都没有解决问题。他的密码箱被人抢跑，在旅馆房间里发现子弹头……可是一分钱都没要回去。
客车开出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停下来，我急忙往窗外看，只见公路两旁停着大炮，身穿迷彩服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前面的公路上摆着长长的蛇形水泥预制板的路障，路障中间只能容下一辆汽车经过，所有的枪炮都齐刷刷地对准我们这辆客车，只见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走上车，让我们交出护照，打开旅行包……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更不知他们要干什么，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只见司机下车了，跟路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交涉了好一阵……
客车终于重新启动了，在狭窄的路障中间像蛇一样缓缓地向前驶去，我这才舒了一大口气，总算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原来这是车臣与俄罗斯的交界处，车臣方面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检查，看有没有俄罗斯派来的间谍。
1992年10月5日，我从莫斯科登上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旅客列车。这趟横跨欧亚大陆、行程七天七夜的列车，是世界上行程最长的列车。
七天七夜，太难熬了。
俄罗斯的十月很冷，车里没有暖气，四面透风，穿了好几条裤子仍然觉得冷。车窗外面除了遮天蔽日的森林还是森林，车里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最要命的是买不到吃的，连热水都没有。俄国人不喝热水。
上车前，我以为车上有卖食品的，只买了一个西瓜，上车后才发现，车上除了黑面包什么都没有，没办法，只好把西瓜皮都吃光了。每到一个小站我就第一个跑下车去，却发现站台上空荡荡的，只买到一次马铃薯馅的饺子。俄罗斯旅客都自己带着食品。只有我和几个中国人，一连七天，光啃黑面包及国内带去的咸香椿，回国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我不理解，俄罗斯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怎么就没人种呢？弄得蔬菜奇缺，黄瓜折合人民币十几元一斤。在那儿要是能吃上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就是最大的奢侈了。我奇怪，俄国人个个健壮得像北极熊似的，为什么这么懒惰呢？是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把他们惯坏了？更让人费解的是，一个被我们向往、效仿、崇拜几十年的老大哥，一个称雄世界堪称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一个被中国人称为“明天”的伟大民族，为什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贫穷、如此“瘦弱不堪”、如此匮乏呢？
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看到偶尔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彪悍男人，以及头上扎着三角巾、手拎奶桶的丰满女人，我心中的迷惑越发感到难以释然。
不过，当我回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心里也就渐渐释然了。
是的，体制决定一切。
我坚信，俄罗斯早晚会强大起来，走出困境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我发现俄罗斯是一个爱读书、崇尚知识的民族，随处可见手捧书报的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上车时拎着两个大提包，一提包是食品，另一提包就是要看的书。你看吧，车厢里一个个因颠簸而晃动的脑袋都俯在一本本书上，就连孩子都捧着画报津津有味地看着。而我走过几个车厢却发现，中国人没一个看书的，都在聊天，打扑克……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同行的男同胞搂着俄罗斯姑娘在车厢过道上接吻。男同胞悄声告诉我：“这姑娘向我要烟，我提出要亲她……”
一连七天，他们都是在这种无声的交易中度过的。
这使我想起在哈巴罗夫斯克干过的一件傻事，我去敲一位同胞的屋门，敲半天也没人应声。一位男同胞悄声对我说：“张大姐，你敲什么呀？”
我说：“我明明看着他们几个刚进去，怎么不开门呢？”
他说：“张大姐，你挺聪明的人怎么就糊涂呢？”
“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你是说……”我从男同胞狡黠的微笑中猛然醒过腔来。
大白天，三对中俄男女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做爱。其中一位男同胞是我的朋友，过后他一脸尴尬地对我说：“张大姐，你说我这人完蛋不完蛋？见到那女的说什么都不行，白花了五十元人民币！”
我目瞪口呆之后把他臭骂了一顿，他只好一个劲儿地“嘿嘿”傻笑。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人似乎都因为禁锢得太久，而显得过于饥渴，只是所表现的需求形式不同罢了。
俄罗斯人虽然穷，但仍然不失文明教养。他们向中国人要烟，但他们划过火柴之后，却把火柴杆重新放进火柴盒里；买面包，三个人也要排队；上汽车，男士绝不会像中国男人那样疯狂地跟女人抢座位，而是彬彬有礼地让女士先上……
但俄罗斯男人爱酗酒。他们喝酒不用劝，攥着瓶子自己“吹”，喝醉了，十天八天都醒不来。所以，俄罗斯设有许多醒酒所。一天深夜，我起来上厕所，发现车厢过道里躺着两个酒气熏天的俄国男人。后来，两个警察用警棍打他们，醉鬼睁开眼睛瞅一眼警察又睡过去。警察只好像拖死猪似的把两人拖下车去。
在七天的旅途中，我天天跑到各个车厢去找中国人聊天，听到许多“中国倒爷”闯俄罗斯的故事。我还跟几个延边来的“中国倒爷”约定，他们回国过春节期间，我去延边采访他们后期的故事……
10月13日零点一刻，七天七夜之后，列车终于到达了哈巴罗夫斯克。
我急忙背上旅行包，拖着麻木的双腿走出站台，登上一辆出租车，递给司机一张事先写好的字条……不久前，女儿和女婿被佳木斯外贸公司派到哈巴罗夫斯克工作，住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
正是午夜，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一辆汽车之外，见不到一个人影。
我紧张地注视着满脸大胡子、壮得像拳击手似的司机……他不时地转头瞅我一眼，目光中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凭着天性的敏感，我心里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哈巴罗夫斯克很乱，很多中国人被抢。
我想立刻下车，可转而一想，他要起歹心不可能停车。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一个十岁从中国跑过来、当过克格勃黑社会老大的人……我曾经采访过他妹妹。
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笨拙的俄语：“你知道尼古拉·金吗？”
大胡子一愣，惊讶地瞅瞅我。
我拍拍胸脯：“我是他的姐姐！”
大胡子越发惊讶地瞅瞅我，我又指了指字条上的地址……大胡子急忙点点头，目光顿时变得规矩起来。没想到，从《中俄对话》小册子上学来的几句蹩脚的俄语，关键时刻却救了我。
我的心在嗓子眼儿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幢三层小楼前。
小楼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光亮。我摸黑跑上二楼去敲女儿住的屋门，可我敲了半天却没人应声。我急忙把楼上所有的房间全敲遍了，却没有一个人。整座小楼阴森森的十分瘆人，只有我的敲门声在小楼里回荡：“哐哐哐，哐哐哐……”
这幢三层小楼是俄国某公司租下来准备与中方合开酒店的。在我去车臣之前，这里曾发生了几起恐怖事件。一天傍晚，四个俄国人在走廊里抢走了我女婿的提包。一天深夜，有人开着升降车来到窗外，爬进二楼屋里盗走了中方公司存放的二十套踏花被。一连三天夜里，十几个手拎大棒的俄国人开着大卡车包围了这幢小楼，准备抢劫中方存放在此的三十二台彩电。中方工作人员手拎斧子和木棒在楼道里守了三天三夜，吓得女儿一连几天几夜不敢睡觉……
在这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令人毛骨悚然的小楼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我不知女儿他们去了哪里，更不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楼上楼下跑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呼喊着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忽然，我发现楼梯下一间门缝里射出一道灯光，我急忙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身穿睡衣、脸色苍白、十七八岁的俄罗斯少女。我用笨拙的俄语问她中国人去哪儿了，她摇摇头，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稍许，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满脸雀斑的小伙子。小伙子睡眼惺忪地弄懂了我的意图，比比划划地让我住他的房间，说他到少女的房间去住。我不敢住，让他送我去阿木尔宾馆，小伙子同意了。
凌晨两点，我推着装有美能达相机、大量采访笔记及衣物的旅行包，跟着这位素不相识的俄罗斯小伙子，走在空寂无人、冷风瑟瑟、落满枯叶的大街上，心里紧张到了极点，几次偷偷地瞄那小伙子，心里捉摸：如果他起歹心抢我，我能不能打过他？还好，他一直走得很规矩。
大约走了四十多分钟，终于来到阿木尔宾馆，我这颗惊魂未定的心顿时落地了，张开双臂紧紧拥抱这位素昧平生的俄罗斯小伙子，一再对他说着“斯巴细巴！斯巴细巴！”
小伙子则憨厚地笑着，转身回去了。
旅馆服务员早已休息，我只好在同行的两位男同胞房间里呆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俄罗斯小伙子又跑来带我去找女儿。在“交谈”中得知，他是孤儿，二十五岁，从小失去父母，很穷……
小伙子带我跑遍了哈巴罗夫斯克，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我心急如焚，再次来到女儿的住处敲门，仍然没人。我无望地叹息一声“唉……”
就在这时，我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喜的喊声“妈！”
我回头一看，正是我亲爱的女儿……
女儿告诉我，他们公司的人都回国了，只留下她们夫妻俩看家。那三十二台彩电搬到另一家仓库里，却被俄国人挖洞盗走了十六台。这里太不安全了，他俩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刚好回来取东西……
女儿夫妻俩请小伙子和少女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送给小伙子一千卢布。小伙子接过卢布高兴得连蹦带跳，“乌哇”喊叫着向少女的房间跑去……
他们走后，女儿悄悄对我说：“妈，我告诉你，那小伙子是拉皮条的，那女的是卖淫的……”
我听了先是震惊，继而对这两个年轻人生出几分敬意。他们虽然因为贫穷而沦为暗娼和皮条，但人格并不低下，灵魂并没有堕落，仍然表现出善良的天性。他们完全可以抢我，甚至把我干掉。但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帮助一个走投无路的外国人渡过了难关。
九十二
这次去俄罗斯跑了一个半月，终于回家了。
贺玉张开双臂欢迎我：“噢，天哪！你可回来了。我天天惦念你，就怕你出事……哎，你怎么这么瘦啊？”
而我却打量着重新装修过、焕然一新的家，以为自己走错门了。我问他为什么又趁我不在家搞装修，他说了一句令我特受感动的话：
“为了让你回来高兴呗！”
他总是这样，我外出回来，经常发现家里有了变化，不是粉刷了墙壁，就是增添了一样新家具，或者添了几盆花……
噢，回家真好，真舒服！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吃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安安稳稳地睡个大觉，再不用啃那该死的黑面包，不用提心吊胆怕遭抢劫了。
但不久，我又动身去北京采访徐鹿学了。
采访完徐鹿学，我从北京直接去了吉林延边。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贺玉惊喜地叫起来：“噢，太好了！你可回来了！在哪儿呢？我马上去接你！”
我却说：“在吉林呢。”
“啊？该死的，你真去吉林了？你真狠心把我们爷几个扔到家里不管哪？”贺玉立刻命令我，“不行，马上回来！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回来过年呢。你要不回来过年，我就自杀！”
我笑道：“别自杀，我跟那些倒爷在俄罗斯就约好了春节去采访他们，我要不去就失信了。亲爱的，别生气，你跟孩子好好过年，祝你们春节快乐……”我所以等到大年三十才给家里打电话，就是怕受不了他和孩子的召唤。
“好吧，我拿你是真没办法！”他转而又叮嘱我，“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过年，吃点好的，别为了省钱。要注意安全，到那儿一定给家里来个电话，免得我挂念……”
可是，一连五天我吃的都是方便面，没有饭店开门。
正月十五，我带着大量采访素材，从延边风风火火地赶回家里。
一进门，两个孩子却故意绷着面孔问我：“同志你找谁？我们不认识你……”
贺玉也一本正经地说：“雅文，孩子向我正式提出……”
“提出什么？”
“要求换妈。”
“好哇，小兔崽子！换吧，我帮你们选一个，前院那个大傻子怎么样？”我笑骂道。
从此，我背上一条不回家过年的罪状，被他们爷儿仨数落了好多年。
但我的收获却是非常之大。
不久，我开始坐在电脑前，用去俄罗斯途中学会的五笔字型进行创作了。
从此，我在创作上的苦闷与困惑消失了，消失在太多太多的激情与灵感之中。我开辟了一个独特而新奇的境外领域，接连在全国数家报刊发表了《苦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司》、《被当作人质的经理》、《留学的骗局》等几十篇纪实作品，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玩命俄罗斯》。徐鹿学和留达的爱情故事《跨国之恋》，在《羊城晚报》连载之后，编辑来信说读者好评如云，问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讲述俄籍华人科学家姜堪政的报告文学《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在《当代》杂志发表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编辑部为此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期间，在《十月》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报告文学《畸形世界的呼唤》，编辑部也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从这时起，我开始量力而行，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再苛求“深刻”与“伟大”，不再过分追求“高雅”与“纯文学”。总之，不再给自己套上不现实的枷锁。这样一来反倒轻松了，创作起来多了几分从容，也多了几分洒脱。我在困惑与迷茫中拯救了自我。
但是，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转变，这个时期也写了不少猎奇的东西，大多是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种种遭遇。今天翻开那个时期的作品，发现在语言方面仍然没有摆脱文学青年的幼稚，仍然在堆砌辞藻，缺少准确与平实。
走出困惑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这个高峰期持续了很长时间。从1991年到1995年，发表了六十多篇报告文学及纪实作品，出版了两本报告文学集、一部长篇小说、编写了一部四十四集电视连续剧。
也正因有过闯俄罗斯的经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九十三
谈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这部作品，不能不谈到我个性中一个最大的缺点——轻信。
由于轻信，我上过不少当。
一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子来找我，哭哭啼啼地说她父母离异，没人管她，生活没着落。她爱写诗，希望我能帮她推荐一下。我信以为真，看她的诗写得不错，就向电台推荐并被录用了。没过几天，电台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她的诗全是抄袭的。
又一次，一个中年女子拿着一篇小说，从外地专程跑来找我，我看完小说对她婉转地提了一些建议。她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一定要我收她做学生，我不答应她就死活不起来。我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拽起来，做了六个菜招待她。她说不吃牛肉，我只好把牛肉撤下去。可她又气呼呼地说：“我不吃！六个菜待客，五个菜待鳖！”我觉得这人精神不正常，只好下了逐客令。可是，我从阳台上看到她哭着离去的背影，心里又觉得很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一个文学爱好者进了监狱，来信说他家里不管他，让我给他寄点钱，说等他出来后就还给我，结果音信皆无……
朋友们说我太幼稚、太善良、太单纯了。
是的，这种善良和轻信，可能源于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那里没有那么多谎言和欺骗。父母从不许我们撒谎，说撒谎可耻，还说撒谎是万恶之源。我不会撒谎，以为别人也不会撒谎呢。
但是，世界是丑陋的，它充满了谎言与欺诈。
事情发生在1994年夏天——
在《当代》杂志发表了那篇《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的报告文学之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想跟俄籍华人姜堪政合作“场导机”项目。有的专程从新疆、山东跑到佳木斯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办理赴俄考察手续。我就托人找关系帮他们办签证，担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
有一个姓高的烟台人最为积极。他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他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对“场导机”很感兴趣，让我把姜堪政请到北京来洽谈合作问题。我和高某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负责把姜堪政请到北京，他负责承担五千元费用。他满口答应。
8月28日晚间十一点三十分，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高某打来的电话，说他刚从香港飞过来，要立刻见我。我只好穿上裙子跑下楼去。
在大厅里，看见一个长得又矮又黑、头发稀得连天灵盖都盖不住、半边面部神经麻痹的男人，身着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旧密码箱，匆匆地走进来。
我心里大为疑惑：这人能是英方代理商吗？可转而又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
高某开口就说：“对不起，张女士，我下飞机时钱包被偷，所以来晚了！”
我并没有多想，还为他惋惜一番。
接下来，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博士，说韩博士给韩国几任总统当过保健医，是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他说可以请韩博士来投资“场导机”的项目……
第二天，高某与姜堪政洽谈之后，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随后，高某让我等他电话，说要带我去见韩晟昊先生的儿子。
我从下午一点等到半夜十一点四十分，高某终于打来电话，却是满嘴醉话：“张女士，你猜我是谁？”
我说：“你不是高先生吗？”
“不对！你猜我是谁？”他一连问我好几遍。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我是国际大骗子！”
我脑袋“嗡”的一声，急忙问一句：“你谁都骗吗？”
“对，谁都骗！”
“……”我顿时哑言了。
他却话锋一转：“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接触你吗？”
“不知道！”
“我是想利用你这支笔……”
在以往的通话中，他曾经流露过，说他的一生很坎坷，希望有人能写写他。但我从不充当这种“御用”文人，也就没搭茬。接下来，他的话就更离谱了，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这人气质好，说他要是没有老婆就让我离婚，他要娶我……
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高先生，请你自重点！”我厉声打断了他，“希望你能兑现诺言，关于这次来京的费用，你什么时候付给我？”我不得不考虑最实际的问题了。
他说：“明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你这儿！”
“我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电话挂了，我却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不禁担心起他所承诺的五千元费用问题。
果然未出所料，第二天上午九点刚过，宾馆服务员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
这家伙明明自己说他是国际大骗子，反倒栽赃到我头上了。但毫无办法，只能认倒霉了。这么大个北京我上哪儿找他去？再说也没那个时间，南京一家公司还邀我带姜堪政去洽谈合作问题呢。
可我带来的几千元钱，买完两张去南京的机票仅剩下五十元，连机场都去不了。恰在这时，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读者王依媛女士来拜访我，目睹了我的狼狈，请我到家里做客。临走，她硬塞给我二百元钱，这才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还好，南京那家公司向我支付了差旅费。
在南京，我脑海里总是转着高某说的那位韩晟昊博士，凭着我对题材的敏感，觉得如果确有其人，这将是一个难得的独特题材。
在南京办完事之后，我立刻返回北京去寻找韩晟昊先生的儿子。可是高某只说他在北京某中学工作，并没说具体是在哪个中学。偌大的北京，茫茫人海，上百所中学，上哪儿能找到这位韩姓人士？
我在北京跑了三天，这天傍晚，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韩晟昊先生的儿子，从而又敲开一个绝妙的素材——
韩先生说：“我父亲这一生真可谓饱经沧桑，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太值得一写了！”
之后，我贸然给韩老先生接连发去两封信，不见回信，又发出第三封，不久，终于收到老先生的回信，同意我去汉城。
1995年8月2日下午两点。
我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走进韩晟昊先生在汉城开的新东和汉医院，走进古色古香、摆着奇石古玩、墙上挂着用金刚经绘制而成的观音菩萨像的会客室，来到瘦小枯干、神态高傲、手里把玩着两块小石头的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第一句话却问我：“张女士，你为什么这么远跑来写我？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钱！”
面对老先生的坦率，我只好坦诚地说：“韩博士，如果为了钱，我用不着跑这么远来采访你了。在国内有人出价二十万让我给他写传，都被我拒绝了……”
的确，不止一个人找过我，让我为他们写传，有的还让我自己开价。我是一个穷作家，去俄罗斯采访都得靠卖皮夹克来赚旅费，当然需要钱。但我觉得人生有限，不愿为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空耗生命，所以一概谢绝了。
我说：“韩博士，听说您这一生很坎坷，也很辉煌，尤其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我觉得很值得一写……”
听我这么一说，老先生长叹一声：“唉，我这人九死一生，真是一言难尽哪！”
于是，这位生性高傲、刚愎自用的老先生，终于把他坎坷一生以及从未向他人敞开的内心世界，第一次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作家敞开来……
在他时而激越，时而沉重，时而老泪纵横，时而开怀大笑的讲述中，我感受着一位饱经沧桑的七旬老人波澜壮阔而又悲壮的人生，以及无法抗拒的坎坷命运——
他原名叫韩早先，出生于吉林省长白县，毕业于吉林国立师范大学。1947年土改时，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当他得知要被处死时，从枪口下脱逃，逃进长白山深山老林，后来跑到韩国，成为台湾的高级间谍，曾受到蒋家父子的召见与嘉奖。当他发现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之后，又毅然退出政坛，自学成医，成为韩国的一代名医，与朴正熙、卢泰愚、金泳三等几位总统成为至交。他受卢泰愚之托出使中国，为打开中韩通道充当秘密使者。为此，他荣获大韩民国国民勋章。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显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甚至是黑大于白的人物。所以在采访时，我极力在老先生身上寻找着“亮点”—— 一个能成为这部作品灵魂的亮点。
当老先生讲到受卢泰愚之托去中国打通中韩通道回来，面对台湾驻韩官员的质问他说出的一番话，让我心头顿时一亮……
台湾驻韩官员质问他：“韩晟昊，你是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现在却为共产党做事。难道你被共产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全都忘了吗？”
韩老先生却说：“我韩某人当然没得健忘症！没错，我的家族一天就死了好几口人，我也是九死一生。但那都是过去了。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在为共产党做事，而是在为民族做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短暂的，唯独民族是永存的。台湾再强大也代替不了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在大陆，只有大陆强大了，中国才算真正强大！国家的强弱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假如老韩家都死光了，能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老夫也心甘情愿！老夫已经到了老朽之年，不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干什么大事了，如果能在中韩邦交方面作点贡献，使中国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听到这黄钟大吕般的铿锵之言，我看到一颗爱我中华的赤子之心，看到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炎黄子孙之情结。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段血与泪的历史……
我终于抓到了老先生的生命之魂，也就是这部传记之灵魂，所以我在书中写道：
“他对共产党没有好感，对国民党更没有好感，可是对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民族，却有着永远的中国心！无论他冤死过多少次，无论他受过多少委屈与磨难，他的心都永远不会变，永远属于那个生他养他的祖国……”
这些年来，国外好多情报机关赏识他的才干，多次用重金收买他，让他充当间谍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他说：“我爹妈生就我一身硬骨、傲骨，就是没给我生出一块出卖民族利益的贱骨头！我告诉你们，不要再打我韩晟昊的主意。我韩某人绝不干那种背叛老祖宗的卑鄙勾当！”
韩老先生长得瘦小枯干，却是一个敢恨、敢爱、敢怒、敢骂，在韩国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采访期间，我遇到这样几件事：
中秋节前夕，当政的金泳三及下野的卢泰愚都派秘书来给韩老先生送礼。
我去“三八线”的板门店参观，韩老先生竟然给韩国国防司令官打电话，让国防司令派专车来陪我……
韩老先生预订了一辆现代产的顶级轿车，按合同应在中秋节前一天交货。这天，现代公司打来电话说不能按期交货，要拖后几个月。韩老先生顿时勃然大怒：“我限你明天三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就撤你的职，割你的脑袋！你听着，我叫韩、晟、昊！”说完，“啪”地撂了电话。原来，现代产的顶级轿车很紧俏，有人拿老先生的车走后门了。
当天晚上，现代公司江南支店经理急忙来到韩老先生家里，进门就磕头作揖赔礼道歉：“对不起，韩博士，请您多多原谅！手下人不懂法，做出了这种事……”
老先生训斥道：“起来，在我家用不着来这套！我要让你们知道，中国人是讲法、讲理、讲人情的，但不是好欺负的！我限你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必须把车给我送到。否则我跟你们没完！”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辆现代产的顶级轿车乖乖地开到了老先生的家门前。
然而，这只是韩老先生小露峥嵘而已，他在韩国呼风唤雨的事多了。
卢泰愚竞选总统，韩老先生为其组织十万人的拥卢大军；金泳三竞选总统，他为其组织三万人的演讲大会；中韩建交之前，为了保住价值十亿美元的中国驻韩大使馆，他发动华侨向台湾当局口诛笔伐，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收回企图卖掉大使馆的呈文；而令人称奇的是，他至今还是韩国十万多名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袖……
说起汽车修理工，这里面还有一件轰动全韩的故事。
1989年8月，数千人一连数月围在韩国国会门前，看见来国会办事的车辆就烧，闹得国会鸡犬不宁，根本无法办公，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这些人过去都是收废品的后来改成了修理汽车，他们要求政府给他们修理汽车的合法经营权，可是国会一直没通过……
这天，卢泰愚跟韩老先生谈起这事，韩老先生却直言不讳地说：“自古以来，官逼民反。你逼老百姓造反，老百姓当然要反了！他们要求了十几年的汽车修理经营申请，国会为什么不通过？我考虑主要是一些有经营许可证的汽车修理厂老板在国会活动，所以国会才迟迟不肯通过。你想想，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们能不闹吗？”他跟总统的交往向来不卑不亢，直言不讳，从不媚颜取悦。他说：“这样吧，我来帮您解决这个大老难……”
卢泰愚不相信，韩国政府十几年未解决的大老难，你一个中国人能有什么办法？
原来，韩老先生有恩于那些“闹事者”……每当看到穿着破烂的穷困潦倒者前来就医，他不但分文不取，还经常掏钱周济他们。他对他们的周济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年两年……汉城四十二个区，四十二个区的闹事头头当中，有一半以上受过他的周济。
随后，韩老先生在汉城驰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大饭店摆下四十桌酒席，宴请四十二个区的代表。席间，他对这帮从没登过大雅之堂、诚惶诚恐的代表们说：“我对总统说了，什么都可以忍耐，就是肚子饿了不能忍耐！我要求你们不是不要斗争，而是要合理合法地斗争！你们重新拟定一份提议案，我到总统那里去为你们争取……”
但是，国会议员对议案仍未通过，最后，卢泰愚只好以总统身份下令试行此案。
之后，在韩老先生的倡议下，全韩十万名汽车修理工成立自动车轻整备联合会，并在体育场召开一万五千名代表参加的大会。
韩老先生发表讲话说：“我之所以要帮助你们，是因为地球村的人都是人，都应该享受同样的生存权利！为什么医生能受到很高的待遇和尊重，而你们却不能受到这种待遇？这不公平！医生是治人的医生。而你们是治汽车的医生……同是医生，为什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但平等不是哪个人给的，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但绝不能像你们过去那样，靠闹、砸、抢、烧的办法去争取。如果那样，你们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今后，你们要改变自己以往的坏形象，你们过去有六大错误，今后必须改掉……否则，明年国会开会之前，你们决议案仍然不能通过……”
会上，韩老先生将一面全国自动轻整备联合总会会旗，亲手授给该会第一任会长，而会长也以大会的名义赠给韩老先生一把用一两黄金铸成的金钥匙，象征着韩老先生为他们打开了生存大门……
从此，国会门前烟消云散，曾搞得全韩上下鸡犬不宁的汽车修理工们，再没闹过一次事。而韩老先生也因此成为全韩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袖。老先生开车跑遍全韩无需担心车坏，只要一提到韩晟昊的名字，修理工们顿时肃然起敬，唯恐有失敬意。一时间，他在韩国传为美谈。
韩国总统称他是“了不起的中国人”；老百姓称他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大写的中国人”；而外国情报机关却称他是“中国奇人”。
不过，这位奇人却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因为他永远也记不住自己的车牌号。而且，自己医院的三个电话号，只能勉强记住一个……
卢泰愚成为阶下囚以后，韩老先生一如既往，定期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为他出诊。这给身陷囹圄的卢泰愚极大的安慰。按规定，监狱医院院长向韩晟昊汇报完卢泰愚的病情，韩老先生给卢泰愚看完病，开好药方，就该走人了，出诊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第一次来出诊，一帮警护人员说时间已经过了，几次催促他离去。
韩老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催我干什么？我是你们法务部请来为卢阁下看病的医生！我告诉你们，我的药是治病，我的话也是治病！对卢阁下来说，他现在的心病比身病更重。因此，我的话比药还重要，请你们不要再催我了！”说得警护人员哑口无言，从此再不催他。
于是，在众多警护人员的监视下，他与卢泰愚旁若无人地海侃神聊，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一次，卢泰愚说他小腹疼胀，小便困难，半天都尿不出尿来，憋得肚子生疼，韩老先生厉声质问监狱院长：“这不是明显的着凉吗？为什么不给他利尿剂？为什么不想办法帮他解决？”
院长说：“给卢阁下开药要请示上级批准，报上去三天以后才能批下来。”
“那三天不撒尿人能受得了吗？”
“可这是规定……”
“什么规定也得让他撒尿啊！三天不撒尿谁也受不了。你马上给他找个热水袋，让他晚间放在肚子上！这不用批吧？”
我在传记中写道：“一个中国人与一位韩国总统的友谊，竟是如此牢固。他不因其荣升而自我膨胀，也不因其遭贬而与其疏远。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一直开满了真挚的友谊之花。这在人类的交往史上，大概也为数不多吧。”
李登辉等人闹台湾独立，韩老先生公开发表文章骂台独分子：“台湾之独立，国土之分裂，是犯了民族大逆不道之罪，国民党担当不起，共产党也担当不起，李登辉更担当不起！我希望中国与海外华侨，绝不要袖手旁观，要群起而攻之，防患于未然。精诚团结，保住台湾。这是中华民族之命令，也是中华民族之浩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宁给侨胞做牛马，不给台独当祖宗！”
他发现国民党腐败之后，他问自己：“我韩某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说穿了，我只不过是充当了国民党的炮灰，一条给人家拉磨的驴！叫嚣一时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反攻大陆的可能，而且共产党越来越强大……我曾寄予厚望的靠山，只不过是一个长满蛀虫的马粪包，寄养着一帮酒囊饭袋和贪官污吏。我怎么能把自己的一生押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党身上？”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辞呈。
韩老先生对自己有一番深刻的自我剖白：
“宁愿鸡嘴骨瘦，不愿牛腚肉肥。
宁愿正面交锋，不愿苟且偷生。
宁愿洁身清贫，不愿辱名浊富。
宁愿清高孤独，不愿同流合污。
宁愿抬头看日月喝清风，不愿低头求荣达沽虚名。
只能为医，不能为相。”
这番自我剖白，恰恰是他独特个性与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期间，我还遇到这样一件事……
这天，老先生派一个年轻女子陪我在汉城转转。一上车，她一扫在老先生面前毕恭毕敬、沉默寡言的态度，向我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张女士，请问您看毛泽东和蒋介石哪个人更伟大？”
我并没在意，随口说：“当然是毛泽东了。不然，率领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就不会被撵到小小的台湾岛上去了。”
她又问：“毛泽东杀了那么多人，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说：“蒋介石杀的也不少啊！为了夺取政权，哪个当权者不杀人？蒋介石到台湾不也杀了一大批吗？”
“请问您如何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同样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同样也会犯错误。中国刚刚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觉得他是一个从皇帝到领袖之间的衔接人物，但他不愧为一位载入中国史册、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人。”我发现这小女子是有来头的，不敢再信口雌黄。
“张女士，请问您如何看待大陆严重的腐败现象？”
“任何正直的人对腐败都会深恶痛绝。腐败是世界性的，韩国的几任总统不都因为腐败而遭到民众的谴责吗？”我对腐败深恶痛绝，但不知她出于什么目的，所以出言谨慎。
这时，轿车经过台湾驻韩办事处门口（中韩建交后，原台湾大使馆改为台湾办事处），她一连三次对我说：“张女士，进去坐坐吧。台湾大使这人非常好。您去见见他，他会请您去台湾的，台湾很美……”
台湾确实很美，我也很想去看看。但此刻，无论她怎样盛情邀请，我都不会走进台湾办事处，这点政治敏感我还是有的。
后来得知，这小女子是台湾派到韩老先生身边的特工，被他发现后辞退了。
我在汉城采访了二十天。
临走，韩老先生与我握手告别，却说了半句话：“张女士，我可等着看你怎么写我呢，可我一直怀疑……”
是的，韩老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一直持怀疑态度。韩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文章写得很漂亮。他自办《韩华天地》杂志，每期都有他文笔犀利的文章。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跟你们大陆人谈话真费劲，你们对韩国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不了解韩国历史，你怎么写我？”
的确，不了解韩国历史，就无法写韩老先生。但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以后，中韩两国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死对头，想找韩国资料都很困难。
回国后，我从各个方面了解韩国的历史及风土人情……
我觉得韩老先生鲜明的个性、坎坷的人生、卓有建树的成就，以及他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业为重的坦荡胸怀，都显示出一部难得的传记文学特征。于是，我潜下心来开始创作……
对这部传记，我没有泛泛地写他的人生经历，而是截取一些重大事件的生活断面来展现他的个性，展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语言叙述方面，我扔掉了以往那种堆砌辞藻、故弄高深的臭毛病，采取一种准确、平实的叙述方式，力求达到一种流畅、朴实的语言风格。
我在开篇时写道：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用这句古语来形容四十多年来的中韩关系，确有几分贴切。
那些年，一谈起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除了板门店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之外，人们搜遍脑海也寻不出更多的记忆。复杂而沉重的历史，恰似一座冰山，横亘在地球村里的两户近邻之间，阻碍着彼此间的一切信息与交流。
然而，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八个春天，两家冷漠了近半个世纪的近邻，却忽然发出了轻轻的呼唤声。地球村里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柴门，终于悄悄地敞开了一条缝隙……
这是人类的和平之音，是人类永恒的渴盼。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人类历史就是从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走过来的。
那么，谁是这两家近邻的牵线人？”
在创作中，我对这部长篇传记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信心……
第二年，我带着二十八万字的书稿第二次来到汉城。
看完书稿，韩老先生握住我的手，两眼饱含热泪，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张女士，我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不但写出了韩国的历史，而且写出了老夫一生的思想精华及文章精华！我这个老头子很少佩服人，我佩服你，你太了不起了！”
这次分手时，韩老先生笑着问我：“张女士，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出版啊？老夫可着急等着看了！”
“您放心，很快就会出版的，到时候我一定请您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然而没想到，我的承诺却变得遥遥无期。
回国后，我将书稿接连给了几家出版社，编辑看完都说书稿不错，但韩晟昊这个人物太特殊，几次报批都没有通过。最后一次是作家出版社报批的，经过几个部门审读之后，报到外交部亚洲司又一次被枪毙了。
这天，我捧着被枪毙的书稿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到十分茫然，不知该如何向老先生交代，为这部书稿，我已经折腾三年了。韩老先生多次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迟迟不见书？”我只好说仍在修改。我不敢把书稿被枪毙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刚直不阿，敢怒，敢骂，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我找到审批书稿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谈了四十分钟。我说：“我接受一切修改意见，只要您提出意见，我都可以修改，只希望你们能同意出版。”
年轻的副司长面带微笑，就是不肯表态。
从外交部出来，走在雄伟壮观的外交部大楼下，我觉得自己无论是我的存在还是我的声音，都像一只蚂蚁似的……
好多编辑朋友都劝我：“雅文，死了心吧，没戏了。”
但我觉得这样一位被历史伤害一生，却不计前嫌，为中韩邦交正常化而奔走呼号的华侨老人，应该得到中国的首肯。我坚信这是一部歌颂民族大义的好书，没有任何危害社会和国家的内容！我坚信我国的出版政策……
于是，我通过朋友找到一位外交部的领导。这位领导很有水平，中央领导出访的许多讲话稿，都是由他最后把关。我对他说：“如果您觉得这部书稿确实有问题，我就不再努力了。”
看完之后，他说：“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个别提法有些欠妥，需要修改一下。”
我急忙说：“如果我把书稿报到您这，您能给我审批吗？”
“可以。不过要快，我马上要去国外任职了。”
于是，我急忙请作家出版社第二次报批，再次报到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又报到出版署，出版署再一次报到外交部……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责编刘进元、张玉太、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以及出版署阎晓宏、何秀珍两位处长，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第二次报批的。
可是，外交部发给出版署的第二次批文，只写了该书需要修改的几条意见，并没有注明“修改后可以出版”的字样。出版署领导当天就在书稿上第二次批示：“此书不宜出版”。
那是1998年夏天最热的一天下午，三十七八度，汗水把我的连衣裙都湿透了。走进外交部大楼前，我这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人，却冲着明晃晃的太阳作了三个揖，祈求上帝帮帮我，否则，我无法向韩老先生交代……
我含着泪向那位领导说明了情况，他同意补发一份批文，补发的批文只有几个字：“此书修改后可以出版”。
为此，我非常感谢这位外交部领导，否则，这部书稿也许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1998年12月，这部折腾了四年、多次被枪毙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终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12月22日上午，作家出版社举行隆重的《韩》书新闻发布会，中国侨联副主席郭麟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原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夫妇、裴家义夫妇、驻韩公使解起华夫妇、韩老先生的子女及众多记者，参加了发布会。韩国现代集团亚洲司的总经理，陪同韩老先生专程从汉城飞来北京，并赠送花篮以示祝贺。
会上，屡经生死磨难的韩老先生激动得老泪纵横，良久泣不成声。
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张女士却给我送来一个美丽的黄昏……”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华美时报》全文连载，国内几十家报刊同时连载、选载。韩晟昊先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中国侨联选为世界华人名誉副会长，多次被有关部门请回国观光、参加会议……
该书后来被评为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一等奖。
九十四
1993年秋，那本沉寂多年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篇集，突然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几个人看中了。
编剧远方打来电话，说他们决定将其中的两个中篇《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和《西天有片殷红的血》，改编成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由陈国军执导，由我和远方联合编剧。
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住了三个月，跟远方共同完成了四十四集电视文学剧本。1995年夏天，四十四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趟》的同名长篇小说。《当代》原主编何启治先生及编辑胡玉萍女士，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大帮助。
《趟》剧的成功，使我的创作又打开了一条路子。
我觉得写剧本不需要那么多描写，剧本讲的是故事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关系及人物对话。这恰恰掩饰了我语言匮乏的弱点，却能发挥我的长处——编故事的能力以及占有大量生活素材的优势。再者，写电视剧本的收入可观，我再出去采访就用不着背羊毛衫和皮夹克了。所以，我相继又独立编剧并投拍了三部二十集电视剧，一部反映滑冰题材的《冰雪人生》，一部反映青少年教育的《妈妈，拉我一把》，还有一部反贪题材的《不共戴天》。
1997年夏天，我从佳木斯群众艺术馆调到省里某影视单位。省政府以奖励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名义，解决了我在哈尔滨的住房。
离开佳木斯那天，好多领导和朋友都来为我送行，不少朋友都落泪了。他们开着车把我和贺玉一直送到与外县的交界处，才与我挥泪告别……
坐在汽车里，我回头望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变成记忆的城市，一直泪流不止。人就是这样，你在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一旦离开，却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
我知道这座城市就像母亲一样，给了我生命的精华——
在这里，我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苦孩子，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两届省“三·八”红旗手、两届省党代会代表、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我代表全国受表彰的一百九十四名自学成才者，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宣读倡议书……
是的，我深深眷恋着这座给了我幻想也给了我失败，给了我成功也给了我赞誉的城市。我永远忘不了这里所给予我的一切！
所以，无论今生我能有多大出息，有多大成就，我都愿意回到母亲的身边，偎依在她怀里，跟她撒撒娇，吹吹牛，我永远是黑土地的女儿。
因这里有我的恩师，有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有栽培我、关照我的领导，还有我无话不谈的知己……
我调到省影视部门，本想创作几部好电视剧，不久却发生了我前面提到的那部儿童电影的事，后来又发生了《盖》剧的侵权事件……
我发现，我对许多事情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开始，但最后却常常是厄运缠身…...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