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
然而，我却多次走进劳教所，走进监狱……
每当我看到熟悉的孩子在贺玉的法院被判刑，看到他们的父母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看到年轻的生命倒在法场上，我就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一直很关注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我跟那些满脸稚气的劳教少年促膝长谈，跟那些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面对面地交谈，却发现，在他们简单、卑微、充满罪恶的心灵背后，不仅蕴藏着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且隐藏着发人深省的社会及家庭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
在看守所简陋的预审室里，我见到一个十九岁的青年。
进门前，看守所所长一再叮嘱我和贺玉：“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些亡命徒死到临头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可是，随着一阵“哗啦哗啦”作响的铁镣声，我看到的却是武警带进来的一张令我吃惊的脸——
他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大眼睛显得惶恐而无助，从这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罪大恶极的顽劣。
为了采访顺利，我特意带来一本我的书《爱献给谁》。
我说：“小秦，你别紧张。我是搞创作的，我想送给你一本书……”
他却微微一怔，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
我拿着书仗着胆子走过去，很怕他一把抓住我，或者举起大手铐向我砸过来。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却看到了极为揪心的一幕……
只见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书，就像捧着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戴手铐翻书不方便，他只好低下头用嘴唇轻轻地掀开扉页，看到上面写的一行赠言“祝你一路走好”，他忽然抬起头来，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绝望地看着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母亲能救救他……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太残酷了。
好一会儿，他才哽咽着说出第一句话：“谢谢你，从来没人送给我书……”
接着，他用哀伤的声音慢悠悠地讲起他十九岁的短暂人生……
他从小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中学时是班长。中学毕业后，纺织厂招工，四百多人报考仅录取三十八名，他考了第十五名，上班不久就被提升为班长。一天晚间，几个朋友去造纸厂偷手推车，他糊里糊涂地给人家当了放哨。结果，几个朋友因盗窃被判刑，他虽然被免予起诉，但工厂对他留厂察看一年，撤掉班长职务，工资降到每月十八元。他跟厂保卫科的人吵起来，从此产生了报复心。一天深夜，他用油纱点燃了车间，手持一把用灭火器伪装的“手枪”，蒙面闯进车间办公室，抢走了工人的四千元工资……
我望着他沮丧而绝望的脸，试探着问他：“小秦，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唉……”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还能想啥？只想能活下去呗。”
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
人们都想活得风光，活得荣华富贵，活得功名利禄，甚至活得贪得无厌。可是，对于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最大的奢望只是想活下去，可他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告诉他，公审那天我会去看他，会陪他走完最后的路。他冲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从看守所出来，我问贺玉：“他能不能不判死刑？”
他说：“不可能了，他是数罪并罚。”
公审那天，我看到小秦像孩子似的一直在哭。
在法场上，我远远地看着他单细的身子跟着另外两名死刑犯，在法警的押送下，趔趔趄趄地向插着小黄旗的一片枯草走去，走走，他忽然回过头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啊，我忽然明白了！他一定是在找我！因为我答应过他。
可是距离太远，他不会看到我……
枪响的刹那，我再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了，为他小小的年龄，为他满脸稚气的生命，也为他渴望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后来法警告诉我，在小秦胸前的衣服里，发现一本被血染后看不出书名的书。我不禁大吃一惊……
从法场回来，我来到小秦的家。
小秦年迈的母亲听说我去了法场，拉着我的手哭得死去活来。她有九个孩子，小秦是她最小的儿子，小名叫小九。
一连好多天，我都忘不了那张白白净净、满是稚气的脸……
后来，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中篇小说《活着是多么美好》。
提起杀了十几个人的曲某哥儿俩，我想佳木斯好多人也许还记得。
这哥儿俩一起作案，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搞得佳木斯一时人心惶惶。
这天，当走廊里传来瘆人的脚镣声，我顿时觉得头皮发乍，忙问给我当保驾的贺玉：“你枪准备好了没有？”
要知道，这种杀人狂心狠手辣，完全可能举起手铐砸死我，对他来说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反正都是死。
但我这人视文学为生命，只要能获取好素材，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
我听说这个杀人狂很有才气，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我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他们哥儿俩到底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我相信在他们背后，一定蕴藏着更深刻、更悲绝的故事。
随着门响，武警带进来的果然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汉—— 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留着监狱里绝无仅有的长发和络腮大胡子，双手拎着“哗啦哗啦”响的脚镣，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大模大样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预审室不大，我和曲某的距离不超过三米。我和贺玉都绷紧了神经，紧张地盯着曲某，注意观察他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很怕发生不测。他也用阴冷的目光冷冷地盯着我……
“小曲，我这样称呼你，你不会介意吧？”我微笑着，很客气地开口道。
他冲我点了点头。
“小曲，你虽然走到了今天，但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思想的人，我是搞创作的，所以想跟你聊聊。”
对他的采访，我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读过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但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期望得到赞许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他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但我相信他仍然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
之后，我看着他，担心他会不会拒绝，甚至破口大骂。到了这种时候他是无所顾忌的。
然而，他开口却说：“张老师，我认识你，我早就看过你的作品，别人很早就向我推荐过你……”
我以为他在跟我套近乎，他一个杀人狂怎么能认识我呢？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敷衍一句：“噢，是吗？”
然而，当我听完他短短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之后，我责怪自己小瞧了这个死囚。没想到，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恶魔，曾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却又屡遭厄运的无辜者……
曲某的父亲身体不好，常年不上班，就靠干临时工的母亲养活他们姐弟三人。一家五口过着清贫但却平静的日子。1966年秋天，在他家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发现一只被打碎的毛泽东石膏像。一天晚间，他的父母突然被人押走了，一年之后才被放回来。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一心想当画家，但报考美术学院没考上。一天，他跟着几个朋友去哈尔滨玩，正在街上走，忽然开来一辆敞篷大汽车，把他当作“盲流”给抓走了。所谓“盲流”，就是“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2003年，这个在中国使用了很长时间的不雅之词，才退出它的历史舞台。他被莫名其妙地关进收容所，又被莫名其妙地送去劳教三个月。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忽然被人打醒了，他睁眼一看，全屋一百多号劳教人员都光溜溜地站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四个人站在狱头面前，他心里顿时一惊，他本来跟这四个人商量好准备明天夜里逃跑的……
狱头问他：“你小子听着，你们的事败露了。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吧？”
所谓认打，就是十个人用木棒每人打五下，共打五十大棒。认罚，就是不分昼夜地站在墙角，一站就是几天几夜。两天前，他看到一个人站了三天三夜，一头倒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他说认打。于是，他趴在通铺的炕沿上，把屁股亮给十名打手，头几下还知道疼，打到十几下就没了知觉，打到三十几下，裤衩和屁股被打烂了，双手把土炕席都抓碎了。可他一声不吭，只是透过挥舞的大棒死死地盯着坐在木头箱上的狱头，心里暗暗发誓：“用不多久，我一定要坐在你的位置上……”
这五十大棒结束了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单纯与清白，也结束了他的画家梦。这短短几十分钟，一个无辜少年走完了他报复人生、报复社会，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施暴者的心路历程……
不久，他不但坐到狱头的位置上，而且借用他人之手把十名打手全给收拾了。三个月的劳教，他学会了撬门压锁、扒窃……不久，他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出狱后，他想开个饭馆，却处处受到刁难，没开几天就被迫关闭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每天到松花江边一直坐到深夜……
一天夜里，他发现深更半夜回家的弟弟身上有血迹，于是对弟弟说：“以后干这种事不要找别人了！”
讲到这里，他问我一句：“能给一支烟吗？”
他接过贺玉递给他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继续说：“其实，我并不想杀害那些平民百姓。我想杀的几个人都列出了名单……”
“你想杀谁？”我惊讶地问了一句。
听他说出一连串的名字，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第一个就是我非常熟悉的干部。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怎么得罪你了？”
他说：“我父亲被放出来不久就死了。我妈带着我几次去找他，他当时是革委会的头头。我妈要求给我家平反。他冲我妈大拍桌子，吓得我躲在妈妈身后直哆嗦。从革委会出来，我妈妈哭着对我说，孩子，咱家被他们熊到家了呀！从那以后，我就想杀了他报仇，可是……”
他低着头连连抽了几口烟，再开口时却说：“张老师，在我最绝望、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去找你。有一天晚上，我都走到你家门口了，你家就住在第二十中学西面那栋拐巴子楼，最里面那个单元……”
听他说出我家的准确地址，不禁大吃一惊，问他：“那你为什么没进去？”
“我这人爱画画，也爱写点东西，想请你给我指出一条活路。可我走到你家楼下又犹豫了。我这人自尊心特强，报复心也特强。我怕你瞧不起我这个二劳改……”
“不，不会的……”
“你真的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他疑惑地望着我。
“当然不会！”
他却摇了摇头。不知他摇头是不相信我说的，还是后悔自己没有去找我，总之，一脸让人捉摸不透的疑惑。
这时，传来敲门声，看守在门外喊：“时间太长了，该结束了！”
我急忙看表，这才发现我们已经谈了六个多小时。
我说：“小曲，谢谢你能接受我的采访……”
他却说：“不，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临死前能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张老师，不怕你见笑，我被关进看守所这三个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如果时间允许，我还想把自传写出来，就怕写不完了。”
“可你写出来也不能……”我以为他在吹牛，脱口说了半句话。
“我知道不能发表！我这样的人死了也要被剥夺政治权利。不过，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心里痛快。”
我说：“如果可能，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那好，我走以后，我会托人捎给你的。”
这时，门开了，看守出现在门口。曲某双手拎起脚镣缓缓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临出门，又回过头来冲我说了一句：“张老师，再见了！我要早认识你，也许不会走到今天……”
我站在预审室门口，看着他模糊的背影随着“哗啦哗啦”响的脚镣声，越去越远，最后完全消失在阴暗的走廊尽头……
但他最后那句话，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张老师，如果我早认识你，也许不会走到今天……”他所以想来找我，是奔着“社会良心”的作家职业来的，可惜他没有来……
十几天后，曲家哥儿俩同时被处决了。
处决后的第二天，我来到曲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炕上，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呆呆地盯着手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哥儿俩很小，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很单纯，很可爱。老太太身边还放着一幅“五子拜寿”图。我知道那是曲某的遗作。他对我说过，要给母亲留下一幅画。
不久，从看守所转来一张字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竖写着两行很漂亮的字：“张雅文女士，我今天就要走了。我写的那些东西请你到公安局某某那里去取吧。曲某绝笔。”
当我来到公安局，从那人手里接过一部厚厚的手稿时，我不相信这是他写的，我想任何人也都不会相信……
此刻，曲某留下的全部遗作和资料就摆在我的案头，一边是罪大恶极、有着十几条人命的法院判决书，另一边却摆着七百一十一页字迹漂亮的武侠小说《龙吟侠隐》手稿、十几页没写完的自传、二十几首诗……
而这一切，都是他戴着手铐和脚镣趴在地板上，用三个月时间完成的。
他在自传的开头写道：
“我想，每个人在即将迎接死神光临的时候，都会把那有限的时间用在回忆上，回忆那些欢乐的、失去时才知道留恋和珍惜的往事，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真正地领悟到幸福和快乐是什么。即使回忆是一种痛苦的记忆，也会觉得留恋和回味。虽然那回味很苦、很涩，但在那苦与涩当中，仍然会品出留在其间的一丝甘美……”
他的诗是写给一个杀夫女犯的。这两个男女杀人犯竟然在监狱里相爱了，而且留下二十几首催人泪下的爱情诗——
华年虽好去程少，
晓风残月几时存？
风流人物浪淘尽，
忆美时节近黄昏。
人生贵在逢知己，
何患此日临归期？
畅言平生苦乐事，
道是一场梦幻时。
……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特大杀人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完成这部三十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凡是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需要心静。那么，这个死囚有着怎样一副“视死如归”的坚强神经，又有着怎样一种超常的心理素质，居然在随时准备被拉出去枪毙的死牢里，每天趴在地板上，潜下心来写他明明知道永远不能发表的小说？
我常常在想，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事业干不成？又有什么样的困境闯不过去呢？可惜，命运并没有给他提供干事业的机会，而是把他早早地送上了断头台……
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罪大恶极，却能写会画、有才气、有毅力的年轻人……
我想，如果他的父母没有被抓，如果他没有被收容，如果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真来找我，那么，他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
当然，对曲某来说，已经没有“如果”了。但对我来说，却有着深刻的反思与感悟。从他身上，我发现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那就是，再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而再善的人也有恶的一面。善与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看社会和命运把这个人推到哪一步……
曲某的素材我一直没有动用，准备在下一部长篇里使用。
八十五
这天下午，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很轻，却很执著，“笃笃，笃笃，笃笃……”。看来不是本市的，他没有摁门铃。
我从猫眼里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问他找谁。
他说：“张老师，俺是桦南县的！俺找你好长时间了，你让俺进去见见你好吗？”声音很粗憨，有些沙哑。
我说：“可我并不认识你……”
他说：“张老师，让俺进去吧。俺找你找得好苦啊！”
就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我不应该开门，不少人因为轻信而惨遭横祸。可我觉得他可能是文学爱好者，人家大老远地跑来不忍心把他拒之门外，只好说了一句：“那你稍等一下。”
我急忙拨通贺玉的电话，让他过几分钟来个电话，如果我没接就马上回来。他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来了一个人……
来者，二十六七岁，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上衣、黄胶鞋，从黑里透红的脸膛看，是一个常年在外劳作的人。
我让他坐在沙发上，而我则坐在离门较近的椅子上，这样便于观察，也便于行动。
他两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没等我开口，就自我介绍说：“张老师，俺是桦南县农村的，姓田，叫田钢锋。俺实话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你觉得害怕，俺立刻就走……”
尽管我采访过不少杀人犯，但那是在看守所，而且有人保驾。而此刻，我一个人面对自称是杀人犯的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甚至想让他马上离开。可是，恰恰是他的坦率使我不好张口，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信赖和好奇……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目光从他脸上移到他的双手上，那是一双过早从事体力劳动的手，就像我母亲的一样，很短，很粗糙，指尖裂出好多干皴的口子……
电话响了，是贺玉。我说：“没事，忙你的吧。”
就是这双手，使我鼓起勇气让他留了下来。从而又留下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悲剧的人生，也留下我对这个绝望青年的一份友谊……
小田出生在桦南县农村。他家的悲剧是从他姐姐跟村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开始的。从此，田家人觉得抬不起头来。他大弟一直找不到对象，变得越来越沉默。一天傍晚，大弟突然用菜刀把小田妻子砍死了，扔下两个三四岁的女儿。小田把大弟送进精神病院，可是住院费太贵住不起。一天晚间，大弟又犯病了，拎着菜刀要杀他全家。无奈，小田乘大弟熟睡之机，把大弟绑在床上要勒死他。这时，大弟忽然清醒了，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哥哥。哥儿俩进行了一场生死诀别的对话——
“大弟，你能不能不杀人？你要不杀人大哥就放了你……”
“哥，你快勒死俺吧。俺一犯病啥都不知道了，你快下手吧！”
“大弟，你可别怪哥心狠哪！哥实在没法子呀！大弟……”
“哥，俺不怪你……”
小田抱着弟弟放声大哭……
之后，小田哭着跑进派出所，一头跪倒在地上……
公安局考虑他投案自首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对他免予起诉。不出百天，小田一个人送走了两位亲人……
讲到这里，小田早已泪流满面。
他说：“张老师，俺不求别的，只求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苦点穷点都没啥，可为啥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你是作家，你告诉俺，这到底是为啥？”
我无法回答他，我弄不明白这个高深的命运问题，就像弄不明白我自己的许多事情一样，只能说几句劝他面对现实的话。
“张老师，俺来找你，是想求你写写俺家，用俺家的悲剧教育教育农村人，别那么愚昧了。你看俺爹妈生了一帮孩子，却没能力管教俺们，到头来搞得家败人亡……”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妇女之友》上，还配了他们父女的照片。
就这样，我和小田有了交往，他带着女儿偶尔来我家坐坐，我鼓励他好好生活下去。
小田很能吃苦，下井，种地，卖菜，什么活都干。可是，他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一天，我正准备往哈尔滨搬家，忽然接到电话，说小田被人打伤住院了。我急忙赶到医院，只见小田头上缠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原来他帮二弟卖菜，别人打架飞来石头把他脑袋骨给砸塌了。小田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求我：“张老师，求你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惩罚打人凶手……张老师，你说为啥倒霉的事都让俺摊上了？这到底是为啥呀？”
我无法回答他，只好把兜里的一点钱留给他，按照他的乞求，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不久，我离开了佳木斯，与小田断了联系。
几年后，我在北京正被三起官司搞得焦头烂额，一天上午，忽然又接到小田在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张老师，俺找你找得好苦哇！”
我问他来北京干什么，他说来告状。我问他告什么状，他说：“在电话里说不清，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我急忙打车来到崇文门地铁站，看到爷儿仨汗流浃背地站在三十多度的太阳底下，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子，他怎么把两个女儿也带来了？
多年不见，小田明显地老了，三十几岁的人，却是满脸皱纹。而他的两个女儿却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张老师……”小田握住我的手，没等开口眼圈就红了。
他告诉我，上次被打以后，他落下癫痫的后遗症，一犯病就倒在地上全身抽搐，毫无知觉，打他的凶手一直没有得到惩罚，所以他来北京告状。边说，边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一间狭小而阴暗的地下室，并从墙角拿出两样东西，一个是两根长长的铁棍子，另一个是要求惩处打人凶手的白布横幅。
中午，我请他们爷儿仨吃午饭。
餐桌上，小田哭了，又像多年前那样问我：“张老师，俺不求别的，俺只求俺们爷儿仨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可为啥总是出事？你告诉俺，老天爷为啥总是跟俺过不去？要是没有这两个孩子，俺就杀了他们……”
“小田，你可不许胡来！”我急忙劝阻他。
“张老师，你说是不是俺的名字不好？是不是‘田钢锋’的名字太硬了？‘钢锋’两个字都是金字旁，你说俺是不是应该改名字？”他两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两个女儿也停下碗筷，瞪着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可我却低下头去不敢瞅这爷儿仨，好一会儿才说：“要改你就改成刚强的刚，山峰的峰……”
“那俺听你的，回去就改！”
我劝他：“既然来了，你可以去中央信访办反映一下，但不要抱太大希望。尽快带孩子回去吧，别在这儿耗着了，没用！”
“张老师，不怕你见笑，俺兜里只剩三十元钱了。”说这话时，他一脸卑微的样子。
临走，我把兜里的几百元钱都留给他，嘱咐他尽快回去。
三天后，小田打来电话，说他带孩子要回去了，还说：“张老师，俺听你的，回去就把名字改喽。”
后来，我经常想起小田说的那句话：“老天爷为啥总是跟俺过不去？”但愿上帝对小田一家能仁慈些，他们太不幸了。
八十六
这年冬天，应《北方文学》杂志主编韩梦杰先生之邀，我去黑龙江省桦川县集贤村采访先进人物——村党支部书记许振中。
走进这个远近闻名的傻子屯，看到破旧、萧条、不堪入目的村子里，到处都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傻子，冲着我“嘿嘿”地傻笑。我心里感到一阵阵地战栗。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同胞。
但是，一切都是真的。
这里是克丁病的高发区，由于严重缺碘造成的。
我在报告文学中写道：“255户的小村，1313口人，却有859名地甲病者，150多名克丁病者（傻子），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村落？”
全村百分之十五都是傻子，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不精不灵的“二傻子”。省、市领导来村里视察工作，竟然找不出一个能端茶倒水的，只有一个男青年能数到五，要来六个人他就数不过来了。全村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年龄。我问一个脏兮兮的老太太：“你今年多大岁数？”她嘿嘿一笑：“俺跟后院老头属一个马。”我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院子里撒尿，却像三岁孩子一样穿着开裆裤……
这里简直是一片上帝的弃地。
所以，我在报告文学中写道：“上帝的弃地。一片人人不愿走近的死海。活的人死了。死的却还活着。天地间没有一个活的音符，只有冷风送来一阵阵凄厉的号叫：俺要生——俺要生孩子——”
“三九天，炕上蠕动着四个赤条条的生命，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一个在吃鼻滋嘎儿，一个抓起屎块搓成条条……屋地上，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双手颤巍巍地举着一炷香，将头艰难地叩到地上，冲菩萨连连磕头，天天如此。她泼辣能干，却一连生了四个痴呆孩子。她一心想生出一个正常孩儿。产期快到了，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抖成一团，整夜整夜地跪在地上……可是，第五个孩子仍然是一个傻子，她疯了。从此，这个家的男主人张林只好守着五个傻子，一个疯子……”
而另一位父亲就更惨了。李木匠夫妇五十岁才得子，给儿子取名宝玉，夫妻俩视儿子若掌上明珠。可是，宝玉只活到二十二岁，无论冬夏都一丝不挂，整天用手拽着小鸡鸡到处跑，大家都叫他“牵牛单干户”。冬天，他浑身冻得又青又紫，夏天，他从臭水泡里捡起死猫烂狗连毛一起吃……李木匠的心碎了，他的哑巴妻子死了。
“但是，傻子屯有一颗永远不死的灵魂——他用群众的苦难燃烧着自己的良心。为了解决傻子屯的用水问题，他向各级部门啼血般地呐喊着，呼吁着。他以人类少有的韧性，年复一年不屈不挠地疏通着中国一根根麻木而又堵塞的神经。八年来，去县城路边的小树长高了，他脚掌磨厚又磨薄了。但当时的中国，在忙于学习小靳庄，忙于斗私批修，忙于庆祝“四人帮”的毁灭，忙于将成百上千的医务人员派往非洲去解放全人类，去救死扶伤……”而傻子屯的同胞，却备受着严重缺碘的煎熬。
在调查中发现，中国是缺碘高发区。中国不只一个傻子屯，仅黑龙江就有几十个。据讲，贵州那些贫穷山区更多。许振中很早就发现是由于水中缺碘造成的，他向各级部门啼血般地呐喊了八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得以解决。我们现在使用的碘盐，就是由于他的呐喊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国才开始实行盐中加碘。调查的数据还告诉我，中国不仅缺碘，而且各种地方病严重，仅以黑龙江为例：全省3000万人口，当时竟有地甲病人177万、氟中毒85万、大骨节病60多万、克丁病发病率高峰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人……
为了改变傻子屯的面貌，许振中带领全村一帮傻子打井、开砖厂、办酒厂……他不仅把自己豁出去了，而且把当教师的妻子和女儿都拉进来，让娘儿俩成立“育智班”，像驯兽一样训练那些傻孩子，要把傻孩子训练成自食其力的人。许振中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党代会代表、全国优秀党员……许振中一家是后搬来的，所以没有出现傻子。
然而，在集贤村简陋而冰冷的党支部办公室里，我却看到这位铁打的汉子几次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站到窗前……我从他微微颤抖的背影上，从他噙满泪水的眼睛里，看到他内心深处无法述说的苦衷。后来，当我采访他妻子和女儿时，娘儿俩从一开始就哭，一直哭到采访结束。他妻子告诉我，她几次想自杀，她女儿曾自杀被抢救过来……
我从许振中及妻儿的泪水里，读到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一个以献祭般的精神为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先进人物其自身的悲哀。全家拼着性命改变了傻子屯，但却无人来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了。
许振中累倒了，肾小球肾炎，严重肝硬化，肝腹水，全身浮肿得像气球似的躺在医院的大门口，却因缺一百元钱住不上医院。他妻子攥着借遍全村才借来的五十元钱，不禁放声大哭：“求求你们快救救老许吧，他快不行了！”
后来，他奇迹般地活下来……
在这篇作品中，我不仅讴歌了许振中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崇高的奉献精神，而且揭示出中国地方病的严重现状，以及如何对待劳模这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我写道：“从宏观与微观来看，从社会发展与社会价值来看，苦了他一个救活一个村，他应该奉献，当今中国太需要这种奉献精神了。但是，如果欣赏这种流血的奉献，笔者不禁要问：这就是一个先进、典型、优秀党员的下场吗？当今有多少这样傻乎乎的奉献者？高唱奉献赞歌的人又有几个在无私奉献？人们还记得焦裕禄、王进喜他们伟大的自我毁灭性的奉献，但今天，时代不同了。如果人们还出于某种需要、某种宣传，利用奉献者的善良愿望，而欣赏他们自我摧残的奉献，看着他们带着崇高的奉献过早地走向毁灭，这是否也是一种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多少人摇过许振中这面大旗，现在旗摇秃了，只摇剩一根旗杆，多少人戴过这朵带血的鲜花，现在花蔫了，快枯萎了……”
“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许多科学家的早殇，曾扯痛了多少社会良心！那么典型呢？典型是天生为某种光环而存在的苦行僧和殉道士吗？不，他们同样是精英，是国粹，是中华民族之脊梁，是没有被铜锈熏臭的高贵灵魂！珍爱他们吧！典型需要自我松绑，需要社会松绑，他们同样需要人文关怀！”
采访结束的那天晚上，桦川县县委书记得知我来采访，带着县委全班人马来宴请我。我对这位在省党代会上认识的县委书记印象不错，就直言不讳地谈到许振中一家的困境，以及如何对待劳模的问题。但是，我与县委书记的观点相悖，我俩激烈地辩论起来，一直辩论到凌晨一点，最后不欢而散。
不久，我应《北方文学》之邀到哈尔滨改稿子，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
这天上午，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农民，进门就说：“张老师，俺是许振中书记派来的，他让俺告诉你，不要写他了，写出来也别发表了！”
“为什么？”我问他。
“俺也不知道为啥，好像是县委领导不同意……”
“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许书记，桦川县委无权干涉我。”
这篇《走过伤心地》的报告文学在《北方文学》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告文学选刊》等好多报刊转载，被收入多本报告文学集，并被评为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一等奖。
但是，桦川县却以县委的名义向市委告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市委正准备提拔我为文联副主席，为此搁浅了。不过，许振中一家的处境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