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
1980年秋，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我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春天……
佳木斯市文联秘书长阎世利先生来工厂找我，问我：“雅文，你愿不愿意去文联当编辑？如果愿意，我马上可以调你。”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愿意！”
阎秘书长走后，我立刻去找厂长蔡成巨……
蔡厂长却问我：“雅文，你来电子仪器厂三年，厂领导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我调到电子仪器厂三年，长了两级工资，入了党，又让我担任财会负责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调走？我告诉你，厂领导下一步对你还有安排。行了，回去好好安心工作吧！”
我说：“蔡厂长，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你不放我，就像你当年一样，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蔡厂长年轻时长得很帅，考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但家里坚决反对，他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听我这么一说，蔡厂长长叹一声：“唉，你这么一说，我只好忍痛放行了，不然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可是，由谁来接你的工作……”
1980年10月，我调到了佳木斯市文联编辑部，当编辑兼文联会计。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一段时光，远比十五岁那年进体工队还要兴奋。
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哼着歌，乐颠颠地走进编辑部，看稿，编稿，晚上回到家里，坐在小桌前潜下心来写我的小说。我参加文联组织的全市业余作者在马库力举行的创作班，大家在一起研究小说、诗歌……
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是的，对某种理想生活渴望得太久了，一旦到来，反倒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了。我觉得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青春，它远比蒙昧无知的第一次青春更充实、更成熟、也更充满了希望。
春天来了，下班回家看到铁路旁，一簇簇紫丁香开在晚霞之中，我就跳下自行车，跑过去折几枝带回家去，插到瓶子里放到我的小桌前，一晚间都闻着丁香花儿香。我的心就像这盛开的丁香花一样，充满了淡淡的苦涩及幽香。
七十七
1982年春天，气候冷暖无常，马路上到处都化得稀溜溜的，淌着黑糊糊的雪水。
此刻，我完全沉浸在追求理想的兴奋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也像这天气一样，处在乍暖犹寒的寒流之中……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小说林》编辑部的编辑刘子成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雅文，你别吱声，因为大家一知道我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这次，我和陈主编是专程回来找你的，准备去你家里看看。你过来接我们，我们在兵团招待所门口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先生来佳木斯组稿，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就像见到上帝一样，从早到晚围着他们。这期间，我跟他们谈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构思。当时，陈主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我告诉他197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在《北方文学》、《体育报》、《新体育》、《山泉》等报刊，发表二十多篇小说及随笔。
他又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小学没毕业，就去当运动员了。
“你当过运动员？搞什么项目？”他显得有些惊讶。
“滑冰。”
“噢……”他点点头，说了一句，“雅文，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回来找我了。
我家住的郊区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车，只好带着两位编辑往家步行。刚开春，道路十分泥泞，走几步就得甩一下鞋底的泥，不然就带不动了，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进门，两位编辑就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之后，陈主编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对。”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的座右铭问我：“这是你写的？”
我笑着点点头。
吃饭时，餐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盘是土豆片炒白菜，另一盘是炒土豆丝，连个肉星儿都没有。让客人吃这么简单的饭菜，我和贺玉觉得很难为情，我俩一个劲儿地道歉：“真对不起，让二位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后来陈主编告诉我，他从我的第一次交谈中，觉得我这人挺有灵气，构思很独特，想培养我，所以想了解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小说写出来寄给他。临走，我和贺玉骑着自行车一人驮一个，把两位编辑送回了招待所。路上，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去。
一位素昧平生的主编带着编辑专程跑到我家里，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来说，那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鼓励和感动啊！两位编辑的到来，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陈昊先生被打成二十年右派，1980年刚刚平反。他对作者的那种热忱、那种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从此，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如今每次回到哈尔滨，只要有空，我都去看望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主编。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恩师，更忘不了那个泥泞的春天，两位编辑两脚粘满稀泥跑到我家吃白菜片的情景……
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来源于几个真实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不少男女为了追求新欢，将为父为母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看到这种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我构思了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此时，我已经走出了语言的艰难期，写得很流畅，但却犯有初学者最大的毛病，过于追求语言的华丽与“优美”，而缺少准确与质朴。
十几天后，我将小说寄给了陈主编。没过几天，我接到《小说林》吴学运编辑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
第一次被编辑部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请了一周假，在哈尔滨改了一周，这篇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奋斗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就在这天的火车上，我又构思了另一篇小说《夏天的梦》……
1982年7月，《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后，反响很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并被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奖。
然而没有想到，厄运却在微笑中再次向我走来，而且来得如此之快，令我实在措手不及……
七十八
创作以来，我对自身的不足认识得很清楚，也很充分，我尽最大努力弥补着自身的缺憾与不足，但对客观环境、对人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所以，很快就遇到了许多业余作者所遭遇的境况……
事情就是从那部中篇小说引起的。
这天，我接到黑龙江省电视台编辑巴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将我的《迷途者的足音》改编成了电视剧本，省电视台准备投拍，让我马上去哈尔滨研究一下剧本。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去找领导请两天假。
可是，一直对我很好、几天前还拍着我肩膀说我是佳木斯女才子的领导，突然板着面孔，说出一番令我目瞪口呆的话：
“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告诉你，你一年发个一两篇露露脸就行了！从今往后，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老老实实当好你的编辑就不错了！”
创作以来，多少人怀疑我，瞧不起我，说我小学生还想当作家，纯属不自量力！甚至拿着我的作品去市委告我，告我抄袭……对这些舆论我从不在乎。“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人嘴两片皮，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
可是，当我看到我的领导当着我的面亲口说出这番话时，却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是的，我是小学生。但是，一个在暴风雪中滚打出来的苦孩子，一个极想证明自己却屡遭磨难的底层人，一个在竞技场上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其骨子里所蕴藏的那股劲头，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绝不是一个“小学生”所能轻易否定的，更不是哪位领导所能改变的……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集中所有的精力和心志去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值得追求的事业，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失败。”
我坚信，当一个人把全部生命都抵押在某项事业上，全身心地投入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投入将会变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它可以创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它完全可以改变一个“小学生”的命运！更何况我早已自修完了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
后来我才发现，这“小学生”就像海丝特·白兰胸前的“红字”一样，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标签了，多少人都用你是“小学生”的有色眼镜来看我，就像人们看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样……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好转身离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领导的关系开始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一周后，巴威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省电视台领导对《迷途者的足音》剧本有分歧，可能要下马，让我马上去一趟，向台领导再争取一下。
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第二次去找领导请两天假，但仍然没能请下来。我觉得领导在有意刁难我，赌气留下一张请假条走人了。
两天后，我从哈尔滨回来了。电视剧下马了。
领导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名利思想严重，并两次为我专门召开党员大会“帮助”我，我第一次检讨没被通过，又让我第二次检讨……
我想不通，回家问贺玉：“领导为什么这么刁难我？我到底有什么错？”
贺玉却说出一番极为深刻的话：“你没有错。你想想，省电视台要拍你的电视剧，对你、对单位、对佳木斯有什么不好？两天假，对一个编辑来说，并不算什么，为什么坚决不让你去？雅文，你太单纯了。你以为你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剧，别人都会为你高兴？你错了，除了你的亲人以外，没人为你高兴！人人都有嫉妒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看透了这点……”
无奈，我只好第二次在党员会上违心地说假话，进行检讨……
在这次党员会上，领导公开讲：“张雅文，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从你今往后，一天假也不能给你！”
后来，外地编辑部或出版社多次邀请我参加的会议，领导一律不许参加。而且，我所有的信件都被领导用大头针挑开看完之后，用糨糊重新粘好后再交给我。这是我调走以后办公室人员告诉我的。
但是，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创作的酷爱。
这天上午领导没在，我看到报纸里夹着一封我的信，是《新体育》编辑部邀我去北戴河参加体育报告文学研讨会。
看到这封邀请函，我内心斗争很激烈。要在过去，我一定乖乖地听命，绝不敢越雷池半步。但现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党内两次“帮助”，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处处听话、处处克己自律的“孩子”了！
要知道，这种全国性的研讨会对一个刚起步的作者来说，太重要，也太渴望参加了。我知道领导肯定不会给假，考虑再三，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二天，我收到沈阳大姐发来的一封电报：“母亲病重，速来沈！”
拿着这封电报请假很顺利，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心情却十分沉重，生平第一次撒谎，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自责。
我们下榻在北戴河东海滩一家别墅式的宾馆，来参加会议的十几位作家和编辑，都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理由、杨匡满、鲁光、王南宁、郝克强、张家圣……唯独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我感到自己既寒酸又渺小。别人都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而我则像一个乡巴佬似的怯生生地站在一旁。餐桌上，第一次见到螃蟹，不敢吃，也不会吃。王南宁女士教我先把螃蟹爪子掰下来，用蟹爪去剜蟹壳里的蟹肉……
这天上午，大家一起到海边去游泳，我第一次看到大海，觉得大海很美，很浩瀚，但我丝毫不感到兴奋。我知道愁者看海，海是愁的；乐者来看海，海是乐的；而绝望者来看大海，大海则成了他最后的归宿……我这个生性要强却命途多舛的北方女子看到大海，则别有一番感慨，我觉得大海太深奥、太博大、太缥缈了。我读不懂它，就像读不懂人一样。我太浅了。大海留给我的更多是惆怅。
下海后，杨匡满、理由、王南宁等人纷纷向拦鲨网游去，我则跟在他们身后。那天海浪很大，我第一次游海水，又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游出一段觉得体力不支，便不想往前游了。我打算跟他们打声招呼就一个人往回游去。可我一转身却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眼前一片波涛。我一下子就慌了，心一慌，手脚立刻全乱套了，身子直往下沉，连连呛了两口又苦又咸的海水……
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完了！我要淹死在北戴河了！这回我单位领导又该……
“不！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着……”我急忙提醒自己，给自己鼓励，“别紧张，千万别紧张，一定要冷静！你在松花江游个来回都不成问题，就凭你的水性，肯定能游到岸边……”
人在绝望时，冷静与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放松，调整好呼吸，把头扎进海里，一下一下向岸边游去，一边游一边鼓励自己：“对，就像在松花江里游泳一样，游吧，没问题，一直游下去……”
当我的双脚终于踏上生命之岸——柔软的沙滩时，我突然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瘫倒在海边沙滩上……
三天会议转眼就结束了。会上，每位作家都分配到了任务，我的任务是采访全国冬运会，写一篇冰雪题材的报告文学。
临走那天，张家圣和鲁光先生把我送到车站，他们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站台前的花坛边，不由得想起我单位领导对我的态度，想到领导如果发现我撒谎怎么办，会不会处分我……
这时，忽然有人叫我：“张雅文，你怎么了？”
啊，是鲁光和张家圣先生又回来了。
他们问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们哪里照顾不周？”
在他们的再三追问下，我不得不道出了实情。
张家圣先生说：“没想到你受这么大委屈。没关系，如果因为这件事领导批评你，你告诉我，我向他解释。”
后来，《新体育》杂志报销了我这次的旅费。这不仅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更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还好，我的谎言并没有被发现。
冬天来了。
我和领导的关系也像越来越冷的冬天一样，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僵，最后完全结冰了。这期间，黑龙江出版社、北方文学杂志社等编辑部，先后给我发来七次邀请，都不得不放弃了。
其实，我很想跟领导缓和关系，而且也试着做过努力。
1983年元旦前，在外贸局上班的作者刁秀娟，帮我买了十斤牛肉。那时牛肉很难买，花钱也买不到。刁秀娟让我把我单位领导的十斤牛肉也顺便带回去。我不想带，怕领导对我产生误会。刁秀娟说：“没关系，你就说我给他买的，又不是不要钱……”
我只好用自行车驮着十斤牛肉，硬着头皮向领导家走去。还好，他没在家，他夫人很明事理，欣然留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看稿，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吧唧”一声，一只袋子重重地落到地上，接着传来了领导的大嗓门：“张雅文，这是你昨天给我送去的牛肉，我给你送回来了！”
编辑部的人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不是我给你的，是……”我急忙想解释。
却被领导高声打断了：“我不管你谁给的，我不要！你爱给谁给谁！”说完就走了。
而我心里却憋了一肚子说不出、道不明的窝囊气……
1983年3月初，我再次接到《新体育》杂志张家圣先生发来的“特邀记者”介绍信，邀我去采访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冰运会，写一篇滑冰题材的报告文学。
我再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了，于是，硬着头皮去找领导请假。
领导的第一句话却说：“他凭什么邀请你，为什么不邀请我？我要写信告他们！”
后来，他果然去信谴责张家圣先生不该邀请我……
无奈，我只好去找市委宣传部，找市委领导，但始终没能请下来两天假。于是，我那倔强的个性开始抗争了，就像当年从家里偷走行李一样，给领导留下一张“我去省里找说理人”的字条，走人了。
这天晚上，在空寂无人飘着清雪的站台上，我靠着贺玉的肩膀，觉得我的神经脆弱得就像头丝似的，只要贺玉的肩膀一撤，我立刻就会倒在站台上……我觉得想干点事太难了。有人可以长时间地泡病号、休息，而我请两天假去采访，却比登天都难……
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从未跟领导搞僵过，这是第一次，我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但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创作下去，我觉得只有创作我这辈子才没有白活，只有创作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临上车，贺玉叮嘱我：“到那好好采访，什么都不要想！”
车上的人很多，过道都挤得满满的，我在洗脸间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下车后，我来到哈尔滨全国冰运会的接待处，找到黑龙江省体委宣传处于继涛处长，请他安排我的食宿。可是，于处长却迟迟没有安排。傍晚时，他才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跟领导搞僵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单位打来电报，不让我们接待你，让你马上回去……”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想到领导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无奈，我只好离开了组委会，来到华灯初放的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不知到哪里去过夜？
这次，我本来想采访曾获得世锦赛一千米亚军、现任省队教练的王淑媛，现在却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我不能辜负了张家圣先生对我的信赖，既然来了，我干脆采访完再说！
于是，我来到运动员下榻的旅馆门外，进不去，只好在门口等着，一直等到晚间八点多钟，终于看见王淑媛走过来……
这样，我跟王淑媛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夜，谈了一夜。后来，这篇《生命在于拼搏》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体育报》上。
第二天晚间，我准备回去了。
上车前，我从省委警卫那里打听到省委宣传部张向凌部长的住址。张部长曾在佳木斯担任过地委书记，我见过他。我怕回去受处分，想请张部长帮我说句话。
去张部长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样冒昧地去打扰人家，怕人家不高兴。不过，我对这位操着南方口音、和蔼可亲的老部长印象极好。
在张部长家的大门外，我正犹豫，忽然看见张部长从院里走出来。
我急忙叫了一声：“张部长……”
张部长微微一愣，认出了我：“噢，雅文啊，你怎么跑来了？”
“张部长，我找您有点事……”
他说：“太不巧了。我要出去办事。这样吧，你上楼跟我爱人讲，她会转告我的。”
我不认识他爱人，只好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走进屋去……
张部长夫人非常热情，拉我坐到沙发上，给我沏了一杯茶。
捧着这杯热茶，我觉得心里暖暖的，竟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看到您和张部长这样的干部，我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句话说得有些可笑，人家对你微笑，对你热情，你就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反之，人家对你冷脸，对你严肃，你就觉得共产党没有希望了？
其实，老百姓对问题的认识往往是具体的、直接的。任何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他代表的都不是他个人。而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听完我的情况，张部长夫人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不对的，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黑龙江多几个作家没什么不好！中央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要爱护知识分子，不许压制知识分子。你放心，我一定让向凌给你们市委书记打电话，让他们不要再刁难你了。”她在科委工作，很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全国发生多起压制知识分子的事件，中央下文件不许压制知识分子。
我从张部长家出来，急忙向火车站跑去，要赶乘晚九点三十分的火车。
火车站售票大厅里挤满了人，排队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顶着不堪入耳的骂声，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前，可是当我伸手去掏兜里的钱时，却顿时傻了，脑袋“嗡”的一声……
兜是空的，三十元钱没了。
我翻遍所有的衣兜，只翻到二分钱，连买一张站台票都不够。
我急忙跑出售票厅，向西跑去，记得车站西边有一个通勤口……
我穿过黑糊糊的通勤口，顺着铁路跑进站台，找到车长，赔着笑脸说明了情况……
车长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可是，如果像你这样的情况都让上车，那列车就成了救济站了！”说完，转身向一处拥挤的车门走去。
无奈，我只好向车厢后面跑，看能不能遇到熟人……可我一直跑到行李车也没见到一个熟人，只见行李员站在行李车门口清点货物，就急忙上前恳求他：“师傅，求您帮帮忙好吗？”
他连瞅都没瞅我，就说：“想捎东西？没门！”
“不，我想搭您的行李车……”
“捎东西不行，捎人就行了？”他奚落我一句。
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心急如焚，灵机一动，急忙冲着行李员大喊：“师傅，我是你们行李房党延嘉的老姨！”党延嘉就是我二姐的孩子。
行李员这才抬头瞅我一眼：“你真是小党他老姨？”
“那还有假？不信你回去问问小党！”
行李员终于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这天，我在行李车厢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