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穷途末路者，意外发现兜里还剩一个铜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把全部生命押在文学的圣坛上，将会搏出怎样一番人生？
七十三
1977年5月，随着我离开体工队调到佳木斯电子仪器厂，我们结婚十年搬了十次、在风雨中漂泊了十年的家，终于安定下来了。
经过十年的折腾，本以为我这颗心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奢望，只能相夫教子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我像许多父母一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考大学，能有出息。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孩子是我投入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的确是一项大“工程”，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比任何事情都艰难都重要！
后来，贺玉不止一次地说：“一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被判刑，我就感到后怕……”
的确，今天想起那个环境仍然感到后怕。我们住在郊区的城乡结合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很糟。这里没有楼房，没有柏油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下雨，道路就泥泞得像大酱缸似的，连自行车都骑不动。这里居住的人很杂，工人、农民、劳改释放犯、小偷、抢劫犯……什么人都有。胡同里，整天疯跑着辍学在家的孩子。我家放在菜窖里的一筐苹果，没舍得吃，被邻居孩子偷光了。晾在院子里的衣服忘了收进去，第二早晨发现衣服没了。紧挨着我家左边邻居的孩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右边邻居的男孩被人莫名其妙地杀害了；右边隔一家邻居的男孩因盗窃在法院开庭时，借上厕所之机从二楼跳窗逃跑了，被抓回来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胡同对面一家男青年是在逃的杀手……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幼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父母的能不感到后怕吗？
尽管外面环境很糟，但我家却充满了欢乐，小日子过得像火炭似的。
我家住房小，自己接出来一间厨房；没有自来水，在厨房里打了一口压井；在院子里种上葡萄，可惜只结了三串；在院子里盖起一个大花窖，养了六十多盆花；还养了七只鸡，我做饭贺玉剁鸡食，小鸡下蛋好给孩子带饭。每到周末，我们全家举行诗歌朗诵会，朗诵自己写的诗……
在对待两个孩子的教育上，我丝毫不敢放松。
早晨，我一边做饭，一边给孩子掐表练习速算，儿子在全校速算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全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唱机，请电子仪器厂的朋友教孩子学英语。我把《明日歌》贴在墙上，每天让孩子背一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孩子长大以后，不止一次地揶揄我：“我们根本不明白《明日歌》是什么意思，都是给你背的！”
我怕孩子在外面学坏，干脆把大门锁上不让他们出门。可是等我上班一走，一帮孩子就趴在板障缝儿像勾魂儿似的来勾引他们了。没过多久，两个小家伙就从板障子跳出来，跟外面的孩子“同流合污”了。而且有人在胡同口放哨，看到我从远处一露头，立刻就通风报信地大喊起来：“不好了！海燕你妈回来了！”等我进屋时，两个小家伙的胸脯还呼呼大喘呢。孩子正在写作业，窗外一双双小眼睛像走马灯似的，勾得两个孩子心神不定。有一次，我把一个趴门缝儿的淘小子给撵走了，第二天却发现，我家大门被人用斧子砍了。
我深切体会到“孟母三迁”的苦衷。可我无处可搬，只能严格地管教两个孩子。
一天，我接到女儿老师打来的电话，问我女儿为什么一连几天不去上学。我一听就急了，急忙跑回家，老远就看见女儿正在门口跟几个孩子跳皮筋呢。我立刻像抓小鸡似的把她抓进屋去……
女儿哭着说：“一个男生总截我，不让我上学……”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住？”
这天晚上，我跟贺玉跑遍了那片居民区，总算找到了那个男孩子的家。男孩子不在，一对农民夫妇坐在炕上点着蜡烛摸纸牌呢。我对他们说，你们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许再截我的女儿了。
可是，我和贺玉刚到家，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就气呼呼地闯进来。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把弹簧刀，开口就骂：“你们他妈找俺家干啥？找死啊？我告诉你，明天我还截她，天天截！你再敢找俺家，我就杀了她！”
女儿吓坏了，躲在墙角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们……
对付这种小无赖，讲道理根本没用，我指着贺玉说：“你们知道他是干啥的？就你们这小样，三五个都不是他对手！信不信？”
两个小家伙一看贺玉膀大腰圆的样子，顿时怯了几分，转身要走，却被我叫住了：“别走，你们必须保证不再截我女儿了！”
拿弹簧刀的男孩子，悻悻地说了一句：“行。”
“你说话可得算数！”我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男孩子犹豫一下，向我也伸出了小手指……
可我们仍然不放心，一连好多天都送女儿去上学。
儿子距离中考还有三个月了，学校进行摸底考试，他考得很差，政治和生理卫生两科不及格。老师私下里对我说：“这孩子恐怕考不上重点中学了……”
儿子也一脸沮丧地问我：“妈，你说我能不能考上？你要说我考不上，我坐地就瘫歪了。”“瘫歪”就是完蛋的意思。
我说：“能！一定能考上，妈妈帮你复习！”
其实我心里根本没底。可在这种时候，当妈的只能硬着头皮鼓励他，不然孩子就更没信心了。我对孩子说：“中考和高考是人生的关键时刻，这不仅是对你们学习的考验，也是对你意志、品质及吃苦精神的锻炼。你们吃这点苦算啥？跟我和你爸当运动员相比差远了！”我总是拿我们当运动员的劲头鼓励孩子，“进考场就像比赛一样，一站到跑道上谁都紧张，你要不紧张你就赢了！”
儿子的数理化很好，只有几科死记硬背的学科差。于是，我给他请来资深的俄语老师辅导他俄语，又给他做出详细的复习计划，几天一个大周期，几天一个小周期，每天晚上我像训练一样陪着他一起背题，背不会我们娘儿俩谁都不许睡觉，好多课程我都背会了。早晨我一边做饭，一边念中文考他俄语单词，每次都把五六册初中课本的俄语单词全部考一遍，把不会的筛出来再考，一遍遍地淘汰，直到全部对了为止。后来老师说：“这哪是考孩子，这明明是考妈呢！”
结果，中考前一个月，学校再次进行摸底考试时，儿子居然从全校一百多名一下子跃到第四十三名，全班第十二名。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十分惊讶。
女儿在初中时早恋，学习成绩一度很差，搞得我焦头烂额的，但无论怎样我对她都从没有放弃过。结果，两个孩子都以优异成绩考进了省重点中学——佳木斯一中。
我觉得既然生了他们，就应该对他们高度负责，这是为父为母天经地义的责任。后来我创作以后，自己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也从没有放松过对孩子的教育。
为了孩子，我厚着脸皮去老师家挨个儿拜访，请各位老师关照我的孩子……
儿子高考结束后，我请假跑到全国高校在黑龙江的招生地大庆，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等待招生结果。招生区不让进，我就从围墙的排污口钻进去，每当从臭气熏天的排污口往里爬时，心里总会自嘲地想起那首革命诗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为了孩子什么都豁出来了。
这天，在招生区门前，我偶然遇到佳木斯大学来招生的陈老师，她邀我到她房间里小坐，正好碰到中央某财经大学的两位招生老师出门，陈老师对我说：“这两位老师要去退档，被退档的学生是咱佳木斯一中的，叫金英，考了五百零八分，她的第一志愿要被退档，说不定被塞到二表哪个学校了？”
我一听就急了，急忙说：“陈老师，要那样就太可惜了。你能不能帮帮金英这孩子？你去找那两位老师，让她们不要退档，就说我是金英的母亲，请她们关照……”
陈老师欣然同意了，急忙去追那两位老师，让我傍晚听消息。
傍晚，看到陈老师满脸笑容地向大门口走来，我悬了一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金英最终被中央某财经大学录取了。
陈老师问我：“你认识金英吗？”
我却摇了摇头，但我知道她是我儿子的同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她一生的关键，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几天后，我得知儿子被某大学录取之后，这才兴致勃勃地踏上回家的列车。
我家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我又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只知道从早到晚逼着孩子学习，不听话就打。为此，两个小家伙跟我闹得很对立，甚至向我提出抗议：“你看谁家孩子像咱家？整天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们，弄得我们像蹲监狱似的，一点自由都没有！”
的确，我觉得真有些对不住孩子，给孩子的自由太少了。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没办法，我只能打着、骂着，拽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懵懂无知而又十分关键的童年，直到把他们送进高等学府……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两个孩子在北京发展得都不错。
说到来北京闯荡，不能不谈到我和贺玉的个性问题。两个孩子在黑龙江都在机关工作，工作都不错。但我们觉得，他们这样下去不会有太大发展，只能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于是，就动员他们停薪留职去北京闯荡……结果，两个孩子都继承了我们运动员的拼搏劲头，工作干得都不错，不仅买车、买房，而且都上了系统的光荣榜……
我从两个孩子身上发现，孩子的可塑性是极大的，他们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可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也可以成为社会垃圾，就看如何去引导了。即使孩子暂时不理解，甚至和父母对立，都永远不要放弃。他们总有一天会理解的。
七十四
到工厂以后，我本以为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已经死了。
可是，就在这年夏天，全国恢复高考，看到厂里一些年轻人纷纷复习课程准备高考，我这才发现我那颗心并没有死，它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任何时候都痛苦。
初试那天早晨，看到别人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而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我清楚记得，那次初试的作文题目是《当我走进考场》……
为了这一天，我曾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天不助我，生不逢时，我再也没机会走进考场了。
此刻，我多么希望像那些考生一样，重新去选择一回人生啊。可是，时不待我。两个孩子太小，孩子需要我，贺玉需要我，这个刚刚平静下来的家更需要我……
离开考场，我一个人来到铁路旁的丁香树下坐了很久。晚上，贺玉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说打扫卫生迷的。
我发现，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尽管接连不断的挫折把我苦苦追求的梦想，一次次地撕得粉碎，可我仍然像一个天真少年，仍然活在向往未来、向往成功的幻想之中。我心中的激情与抱负仍然还活着，它从来就没有死过。可是，越是活着就越是痛苦，因为它太不现实了。
十多年前，我刚从运动队下来时，也像今天这样彷徨过痛苦过，可那时才十九岁，干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觉得再也不会有任何机会了。
可是，再彷徨，再痛苦，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一个底层的小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地回味一下，悄悄地舔舐一下心灵的痛苦，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藏在心底，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一份永久的证明，证明自己也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梦想过，追求过……只能如此了。
1979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
3月初，全国冰球比赛在佳木斯举行，我和贺玉写了一首“八亿人民为你助战”的小诗，发表在《合江日报》上。
这天晚上，我跟贺玉看冰球比赛回来，冻得嘶嘶哈哈的却很兴奋。
贺玉开玩笑说：“哎，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
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听到这句玩笑，我却忽然产生一种渺茫的但却异常兴奋的感觉——好像我一直在期待着这句话，又似乎这辈子就是为了这句话才来到世界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实现自我，社会上也并不提倡这些。当然更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人的追求分成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五个层次。我只是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有人曾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
我却觉得机遇就像天上的流星，一闪即逝，就看能否抓住它。
我对自己说：“干吗要等到老年？我现在就写！”
于是，就在这个早春的夜晚，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想法，又从我心底里冒出来，随之，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又开始澎湃起来，就像少年时第一次看到运动员训练一样。不，比那次更强烈，更坚定，也更疯狂！因为我知道，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我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现在一想，我所以能抓住这句玩笑，并把它变成改变命运的契机，还是我那不甘于平庸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个性在起着主导作用，也再次决定着我的命运。
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东西，更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然而，这句玩笑却激发出我个性中潜藏的、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特质。
有时，人的命运往往就在看似平常的小事中带来了转机……
不久，《合江日报》副刊部主任阎英奎老师邀我参加报社举办的文学讲习班。阎老师后来告诉我，说他从那首小诗里看到我有些才气，所以想培养我。
参加讲习班的三十多个人，别人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唯独我只发表过一首小诗。我怕人家瞧不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家，总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
然而，恰恰是这短短半个月的讲习班，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穷途末路者，意外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就在这次讲习班上，我决心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
这枚铜板正是时代赐给我的——中国正掀起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场文学热。
之后，我背着贺玉，怕他笑话我，以工厂为素材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
捧着这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丁老师，您看看我这篇东西行不行？”
这位面相慈祥，曾写过许多散文的老编辑，看完之后，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不知丁阎二位老师从我的小文里看到了什么才气，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匹找不到归途的老马，终于听到有人对我说：“看，那就是你回家的路！”
为了寻找这条归途，我苦苦地寻觅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召唤……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人能指导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闯对了，也许就闯出来了，闯错了，一辈子也就白混了。不仅是我，好多人都像我一样，都在苦苦地求索，孜孜不倦地追求，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忙。我跟头把式地折腾到三十五岁，才偶然找到一条渺茫的、不知结果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更没有受过名人指点，只受过五年正规教育的三十五岁女人，仅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凭着对理想的狂热，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所以，我非常感谢丁、阎两位老师。他们不是发了我一篇稿子，而是指出了我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的命运。
2006年11月1日，我被佳木斯请回去参加《佳木斯日报》（即《合江日报》）五十周年的庆典，会上，我眼含热泪地向两位恩师敬献了鲜花，我说：“我非常感谢两位恩师，是他们给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也给了我重大的人生转折。在此，我向两位恩师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谢谢二位恩师……”我说，“是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培养了我。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这棵大树长多高，我永远是黑土地的女儿。我的根都永远扎在黑土地里……”
两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为有我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我为遇到这样的恩师而感到庆幸。
1979年7月6日，我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发表在《合江日报》上，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评论。
不久，我收到第一笔稿费十二元钱。贺玉用这笔钱买点肉，炒了几个菜为我祝贺。孩子一看到肉立刻高兴地叫起来：“哇！太好了！妈以后你多写点儿，咱家就有肉吃了！”
这篇小说使全家兴奋了好多天，也使很多人对我议论了好多天。他们不相信是我写的，都说是贺玉替我写的。大家都知道贺玉爱写诗，比我有才气。记得有一次，全国第三届冰运会在佳木斯举行，第二天上午要举行开幕式，头一天晚上七点钟，体委领导送来一篇开幕式解说词让贺玉和我帮着修改，贺玉一看解说词不行，就重新写了一篇。第二天上午，这篇散文诗般的解说词在开幕式上赢得运动员一阵阵掌声。还有一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佳木斯拍了一部冬泳片，让我们给写解说词。看完片子，贺玉出口成章，以诗歌般的语言，完成了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遗憾的是，贺玉一直没有机会发挥这方面的才能。
不过，当我把这篇小说拿给父亲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看了半天，激动地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我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
但很遗憾，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并没有看到我出成果那天。
父亲临去世前两天，我回家去看望他，他病得有些糊涂了，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才颤抖地问我一句：“你又写了吗？”
我冲他点点头。他却摆手撵我走。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撵我，后来终于弄懂了父亲的心思，他让我回去写小说，他说他死不了。
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父亲第二天就走了。但父亲摆手撵我走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让我回去写小说，父亲希望我能有出息……
七十五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这个魔鬼不是别人——
我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拼起来。
回忆我这一生，许多时间都是在梦想与追求中度过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查尔斯·萨姆纳说过“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毅力，毅力，还是毅力！”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却不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一样，我只有持之以恒地拼搏下去，才能实现我的冠军梦！当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也许没有取得过好成绩，但他绝不缺少毅力。我曾在大学讲座时说：“我也许没有才气，也许缺少灵性，但我敢说，我绝不缺少无坚不摧的毅力！”
我深信罗曼·罗兰说的话：“前途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是的，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我的个性。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多年以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你的那股劲头不是让人佩服，而是让人感到可怕！别人都管你叫拼命三郎……我相信一个人要有你那股劲头，没有不成功的！”
是的，我不是拼一天两天，而是一拼就是二十年！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我在小桌前贴上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经属于历史，而是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我就像着了魔似的，脑袋里除了小说什么都没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数字，但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上班、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小说，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贺玉开玩笑说：“以后别叫你雅文了，干脆叫你毛愣三光吧！”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最狼狈的一次，我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闯进了男厕所……后来再上厕所，我总是一再提醒自己，千万别走错了，太丢人了！
而且，我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我本来天性豪放，爱运动，爱唱歌，但从动笔创作以后，我变得喜欢沉思与内敛了。
但我发现，白天想得好好的，晚间一坐到折叠小桌前脑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词都没有了，坐在那苦思冥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唯一的收获就是墙角一堆揉皱的稿纸。折叠小桌是贺玉在一个高低柜上安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很是方便。
我问自己：“你能行吗你？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行，你一定能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千百遍地问自己，又千百遍地回答自己，每天都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苦苦地折磨自己，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来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不要小瞧了这种内心的斗争，它是战胜自我的关键。如果一开始我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那就不会走到今天了。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文化功底太浅，语言匮乏，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都远远不够，必须发愤地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是，我开始发愤地读书，利用一切时间，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儿用。白天上班，就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地看，下班回家，一边摇风轮做饭，一边囫囵吞枣地啃着《红楼梦》；一边切菜，一边背诵墙上挂的古诗词。切土豆丝，不小心把手指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把卧室和厨房的墙上，全都挂上古诗词，几天换一茬。读小说读到好的段落，就把它抄下来。今天再翻开那些摘抄笔记，仍然觉得那些语言很美，很有感染力。
“她好像是生活在一幅死亡的幕后面。这沉寂的死亡，缠住罗耆波的生命，似乎每天都在使他的生命萎缩下去……我坐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魔术圈外，以一种不满足的如饥似渴的心情，企图穿透这薄薄的而深不可测的奥秘，恰如天上的星星一夜一夜地消磨时光，想以永不闪动的低垂目光看透黑夜的奥秘，而终不可得。”（摘抄泰戈尔的小说《摩诃摩耶》）
这种摘抄对我早期的创作大有启发。它使我感受到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使我渐渐找到一种文学创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就像运动员进入竞技状态一样，创作也需要进入一种状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且，我发现过去摘抄的那些名言警句，爱唱的那些歌曲，对我创作都大有益处。
有一次，丁继松老师问我：“雅文，我很奇怪，你没读多少书，哪来那么多词汇？”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好多歌啊！我一写东西，那些歌词就从脑海里蹦出来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我都会唱，像《刘三姐》、《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长征组歌》等许多电影插曲，尤其青少年时代学的那些外国歌曲，对我的影响太深了，几十年都是唱着这些歌走过来的。歌词虽然不是小说语言，但好多歌词写得很美，很有诗意。
我一动笔，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闪现出那些歌词，描写黄昏，就会想起《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描写月光，脑海里就会闪出《衷心赞美》：“皎洁的月亮高挂天上，把大地照得明亮。四周一片银光……”写到春天，就会想起那首朝鲜歌曲：“阳光照耀山野村庄，坡前梨树呀，吐露芬芳……”写到忧伤，就会想起那首记不得名字的歌曲：“灰色的早晨，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凄凉的啼叫声，是仙鹤在向我倾诉别离情……”写到怀念，自然想到那首伴随我一生的前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丘旁，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的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啊，这些美妙的歌曲，不仅给我带来美的享受，陶冶了我的情操，而且给我早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使我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
在阅读中，我把国内外几十篇优秀中、短篇小说摆到面前，看人家如何开篇，如何结构，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开来加以叙述，这种对比性的阅读，对我小说的结构大有益处。
与驾驭语言相比，我在编织故事方面要容易一些。这可能与我从小就爱幻想、爱瞎编故事有关。小时候，我最爱编的故事就是罗锅二姐的病好了，又能直溜溜地站着了，又拽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那个货郎子骑着大红马来娶二姐了……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瞎编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这种爱幻想、爱动感情的个性，正是作家的特质。我也不知是不是作家的特质，我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好像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的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贺玉除了帮我阅读小说，就为我们娘儿仨端茶送水，给我们每人沏上一杯奶粉……
深夜了，孩子都睡了。贺玉来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唤我：“太晚了，睡吧。”而我则抬起头来茫然地瞅瞅他，又继续盯着眼前的稿纸……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