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
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我体会最深了。
满月后的第八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多年后想起那个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因为那个梦太逼真、太可怕了。
梦见贺玉在“牛棚”里被煤烟熏死了。等我赶到时，只见白茫茫的雪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新坟。我哭喊着扑到新坟上，拼命扒着坟头的泥土，边扒边喊：“贺玉，你不能死啊！你还没见到我们的女儿啊！你丢下我们娘儿俩就这么走了，让我怎么活呀？亲爱的，我不能没有你啊！”
扒着扒着，忽然听到棺材里传来贺玉微弱的喊声：“雅文，快救救我……雅文，快救救我……”
我又惊又喜，冲他大喊：“贺玉，我来救你了！你等着……”
贺玉问我：“你真是我的雅文吗？”
“是的，我是你的雅文……”
“雅文……”
“贺玉……”
我俩一个在坟墓里，一个在坟墓外，隔着一层冰冷的冻土，呼喊着对方的名字，相互鼓励着。
“贺玉，你一定要挺住！”
“可这棺材里没有空气……我快憋死了……我看不到我们的女儿了……”
“不！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会看到的……”我拼命地扒着硬邦邦的泥土，手指扒出血了，冒着血丝……
忽然，不知从哪冲出来几个造反派，虎视眈眈地冲我吼道：“周贺玉已经死了，你为他扒坟就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
“不！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我冲他们大声吼着。
那帮造反派冲上来拽我，我跟他们拼命厮打……
母亲把我叫醒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哭喊道：“贺玉死了，他被煤烟熏死了……”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出纳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郊区农村一个男人被煤烟熏死后埋进土里，可他一见空气又活了，就拼命敲打棺材，被前来上坟烧纸的妻子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哭喊着要去找贺玉，父母坚决不同意。
父亲骂我：“你这败家的孩子，梦是反的，梦见他死了，说明他还活着！”
母亲也劝我：“雅文呀雅文，你这是哪辈子欠贺玉的？”
不管是哪辈子欠的，这辈子肯定是来偿还了。我这人太痴情，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是如此。后来我对贺玉说：“你要上前线打仗，不等你战死，我非想死不可！”
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蒙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冈上的两幢茅草房，看到土墙上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标语，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贺玉是否还活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我急忙推开南面一扇挂着大厚门帘的屋门，只见屋里坐着十几个黄棉袄和黑棉袄。除了体委的几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周贺玉。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让我坐在炕沿上等一会儿。
等的时间并不长，可我却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紧张地盯着挂着厚厚白霜的门帘，不知那道门给我带来的是亲人，还是噩耗……
少许，当我看到头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袄、腰上扎着草绳子、胡子拉碴的贺玉掀开门帘低眉顺眼地走进来，我心里顿时像刀割一般，转而又在心里惊呼：“啊，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
贺玉看到我却大吃一惊，眼里“倏”地充满了泪水……
进门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不管怎样，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落泪。可一看到贺玉眼里的泪水，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贺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诉我，外面风吹的，急忙把泪水重新又收回到眼帘里……
贺玉后来告诉我，他和体委主任及一名参加过“三青团”的篮球教练，被关押在真正的牛棚里，四处露天，想煤烟中毒都不容易。他们用报纸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炉子，但仍然很冷，晚间睡觉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个人除了挨批斗，要给造反派刨室外厕所，烧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
就这样，在十几双眼睛的监视下，我们这对朝思暮想的恋人一句心里话都不能说，只能说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话。
他问我孩子好吗，我说挺好。我问他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
“不！”一个造反派头头忽然打断了贺玉，大声说，“你不是还行，而是不好！你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我顿时一惊，问贺玉：“你怎么能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贺玉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望着我……
“周贺玉你说，你为什么要吃走资派的大葱？”有人厉声质问贺玉。
贺玉说：“我只吃了他一棵大葱……”
“这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说明你跟走资派臭味相投！”
“对，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感情和立场问题！”
没想到，我们的见面竟是如此残酷。
我认识贺玉十几年了，他是一名运动健将，一直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权利的样子……
我埋怨贺玉：“你干吗要吃走资派的大葱？下次来我给你带来一捆大葱！”却立刻遭到那些人的批判。
“张雅文，你不要感情代替政治！你应该给他带《毛选》，让他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改造自己，而不应该给他带大葱！”
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可笑，那时候的人怎么变得那么不近人情，那么政治化呢？妻子去看望被关押的丈夫，不让带吃的，而是让带《毛选》……
可我从来不听他们那套，每次去都给贺玉带去一堆用票供应的食品，给他带去我节省下来的粮票，让他吃得饱饱的，因为他的粮食定量早被降下来了。造反派几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扬言要向银行汇报我的表现……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贺玉的爱！
我和贺玉没说几句话，只听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你该回去反省了！”
我和贺玉同时一愣，不约而同地瞅着对方……
我大老远地跑来看望贺玉，可是，只让我们见面十几分钟，比监狱探监的时间还短……
我望着贺玉的背影慢腾腾地消失在厚厚的门帘后面，心里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
我该回去了。
刚一出门，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不知从哪儿忽然蹿出来几十条大狗，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了。它们“汪汪”大叫着，一蹿一蹿地向我身上猛扑，好像要把我这个陌生人撕碎似的。我不顾一切地拼命躲闪，可我哪是这群狗的对手，眼看一条大狗就要扑到我身上了！
此刻，我身后的窗子里不少双眼睛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救我……
就在我身心绝望，眼看就要被群狗撕烂之际，忽然传来一声口哨声，这群狗立刻扔下我向口哨声跑去……
我急忙循声望去，只见我的亲人站在院外的一堆草垛旁……
贺玉后来告诉我，为了多看我一眼，他从屋里出来没有回牛棚，而是去了外面的厕所。
此刻，我多想跑过去扑到亲人怀里大哭一场啊！可我绝不能那样做。我知道窗户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就等着抓周贺玉的“罪行”呢！
我只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的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魁梧的身影仍然站在草垛旁，身边围着一群狗……
这一幕就像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定格在我那冰冷的记忆库里。
就在群狗围攻我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从今往后，不要乞求任何人的怜悯，即使你死了，别人都不会看你一眼，只会从你身上踏过去，所以你不能死，你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
后来得知，那些狗是敬老院养的，是为了帮老人解闷养的，老人渐渐死去，狗却留了下来。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没人跟他打交道，他只好交了一群狗朋友。他每次收拾完餐桌，都把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收拾起来喂狗。大狗抢在前面小狗靠不了前，他就把玉米饼子、馒头扔给那些弱小的抢不上食的小狗。他觉得那些弱小的生命就像他现在一样，更需要关爱。虽然他的人格屡遭践踏，但他仍然保持着善良的天性。
他觉得狗比人忠诚可交，所以一辈子不吃狗肉。后来我家养了七年的小狗丢了，他难过得几次落泪。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每当散步时遇到小狗，总会停下来多看它几眼……
没想到，我的这次到来又给贺玉增加了一条罪状，他们批斗时质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能找到敬老院？是谁给她通风报信的？”
从靠山屯回来我就病倒了，高烧，说胡话，一连躺了好几天。
六十七
五十六天产假过后，我就把连脑袋都挺不起来的女儿送进了托儿所，自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这天晚上，体工队的高顺千师傅来我家了。
我以为贺玉出事了，急忙问他：“高师傅，你怎么跑来了？是不是贺玉出事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回头瞅瞅门外，小声问我：“家里没别人吧？”
“没有。是不是贺玉出事了？”我急忙拉他坐到炕沿上。
“别害怕。贺玉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说着，他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贺玉真的没事？”我不敢相信。
“真的。”
高师傅是体工队的老厨师，我当运动员时他就在体工队了。人很倔，但很正直。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雅文，你可别听那些人瞎吵吵！我告诉你，体委我最佩服的就是周贺玉！当年，体委主任下令给他一个人做健将灶，饭菜都摆上了，人家周贺玉就是不吃！现在看来多亏他没吃，他当时要吃了健将灶，这回批斗不就更狠了？雅文我告诉你，周贺玉可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你可别听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苗，说穿了不就是嫉妒贺玉吗？”
在这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世界里，我终于听到一位厨师为贺玉说了几句公道话。
临走，高师傅说他明天下午回靠山屯，让我给贺玉写封信带回去，他明天上午来取。
高师傅走后，我急忙拆开信……
只见信中写道：“亲爱的，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不知它是多么不容易，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和女儿，可我只能在梦中与你们相见……”
我在擦拭信纸上的泪水时，无意中发现，信纸上好像扎着许多针眼，我急忙拿到灯前一照，天哪，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在一个个并不连贯的透着针眼的字句里，竟隐藏着一颗不肯屈服的灵魂——“我是冤枉的，是造反派陷害我。你要找上级替我申冤！”
我急忙跑到市革委会一位朋友家里，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朋友却说：“我劝你谁都不要找，找也没用。你去找，只能给周贺玉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劝你等一等，中央很快就要召开‘九大’了。像周贺玉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中央的精神……”
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六十八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我要让贺玉看看女儿，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一路上，刚刚七十多天的女儿，一直在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哭。我边走边用拎着东西的手，不停地拍她，哄她：“噢噢，好孩子不哭！咱一会儿就能看到爸爸喽。噢噢，好孩子……”
可是女儿一直在哭。我不敢掀开被子给女儿透透空气，怕她冻着，可又怕空气少了捂死她，一路上就这么拍着、哄着……下了汽车，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我急得跟头把式地往前跑，跑得我满身大汗。
到了敬老院，我紧张地四处瞅瞅，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也没有狗。我急忙推开一间屋门，只见屋里只有一个我认识的造反派及一名工人模样的人坐在炉边烤火。原来其他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两个值班的看着三个“牛鬼蛇神”。
我急忙把女儿解下来放到炕上，看到女儿捂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被子都哭湿了。
不一会儿，贺玉被那个造反派带进来了，一见到我们娘儿俩，他眼里“刷”地噙满了泪水……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当我跟贺玉谈起这段往事时，我们仍然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他说：“看到你和孩子来看我，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住你们。在你们娘儿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反而让你背着孩子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没想到，我和女儿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失去人格、失去尊严的牛棚里……前一天，我还在被人批判，今天又被人看押着来到妻儿面前，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再说，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厉害，我不知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他道出了多年来从未说出的心里话：“你知道我从不打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不打他们。我觉得孩子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出生的，是在我们受压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不住他们……”
当时，贺玉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说她的脸型和小嘴像他，鼻子像我，眼睛谁都不像……看着看着，他忽然问我：“哎，你看这孩子怎么皱着眉头呢？”
我随口说了一句：“愁的呗。”
说来奇怪，女儿生下来就皱着小眉头，一直到七八个月他爸爸被放回来以后，家里有了笑声，她的小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贺玉问我月子里怎么样，我说挺好。我没告诉他煤烟中毒的事。我问他住的屋子冷不，他说不冷。我们都把各自的痛苦隐藏起来，把装出来的笑脸留给对方。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炕沿边，正亲切地聊着，一直背对着我们坐在火炉边的那个造反派，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差不多了，该回去反省了！”
一听这话，我和贺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对方……
我本以为大年初一，别人都放假回家了，能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哪管让我们待一个小时也行。可现在，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和女儿身上的汗都没消呢！
人真是太冷酷了。
我只好把食物从兜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地交给贺玉，告诉他黄花鱼是新炸的，让他在炉子上烤一烤再吃；肉酱是新炸的，让他吃时放在炉子上热一热；饺子是新煮的，吃时用开水烫一烫……我磨磨蹭蹭地说这说那，无非想跟亲人多待一会儿。
可是，那个冰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周贺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
无奈，我只好动身了。
我给女儿换上尿布，将女儿重新包好。贺玉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帮我把女儿背好，听到女儿又在被子里哭起来，他轻轻地拍着女儿，声音哽咽地哄着：“别哭，跟你妈回家吧。噢，好孩子……”
贺玉送我出门时，那群狗不知从哪儿又蹿了出来，又冲着我汪汪大叫，一见到贺玉，又摇头晃脑地围着他……
又像上次一样，我背着女儿，手里拎着两块湿尿布，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站在那堆草垛旁望着我，身边仍然围着一群狗……
后来贺玉告诉我，他看着我们娘儿俩的身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他才走回屋去。我们娘儿俩一走，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过了很长时间，才从绝望中挣扎过来，又盼望着我的下次到来。
路上，女儿一直在哭，后来哭睡了，才没了声音。
这一天，孩子在被子里捂了四个多小时，眼睛都捂红了，到家第二天就住院了，肺炎，病了好多天。
没想到，这次见面又给贺玉带来了麻烦。
春节过后，他们批判贺玉：“见到你老婆，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说话？为什么不说‘斗私批修’？这说明你没有改造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但是，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的国家确实经历了长达十年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当时，体育比赛发令前，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每人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大多运动员都背诵一些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有的运动员成绩不好，故意背诵长语录，其他运动员只好站在起跑线上等他，谁都不敢出面制止。
后来，我又去看望贺玉几次，每次都给他带去一些粮票和食品。每次去，造反派都批评我感情代替政策，可我照样我行我素。每次离去，我都看见贺玉站在草垛旁，看着他眷恋的目光渐去渐远，我的泪水却越流越欢。
六十九
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出，那天我独唱的是毛泽东诗词《答友人》。
我一边唱一边盯着二楼的窗子，唱着唱着，忽然看到贺玉出现在窗子里……我一走神儿，天哪，竟把最后两句歌词给唱错了，把“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唱成了“我欲因之乘风去，芙蓉国里尽寥廓”！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过还好，乐队的声音很大，没人能听出来，否则可要闯大祸了。
下了台，我急忙从宣传队员手里接过女儿，跑到贺玉的窗下，把女儿高高地举起来……
于是，就在这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锣鼓声中，在这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下，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见面了。
只见贺玉急忙撕开还没有撕掉的窗缝纸，推开窗子，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对女儿说：“快看爸爸！快看爸爸……”
女儿歪着小脑袋毫无反应。
贺玉却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双手极力向我们娘儿俩够着……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看到二楼窗台上趴着一个身影……
七十
我所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希望。
1969年6月9日，被囚禁一年多的贺龙元帅与世长辞。但是，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并没有解除，贺玉仍被关在“牛棚”里。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坐在松花江边，一条蛇爬到我身边，我抓起蛇就向江里扔去。扔完一看，我扔进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蛇还在我手里呢。
第二天早晨，父亲一拍大腿，连声说：“好梦！好梦！周贺玉快有出头之日了。他是属蛇的。你扔到江里的只是一条蛇皮。这叫不死扒层皮！”
不知我的梦真的灵验了，还是“九大”来了新政策。这天傍晚，我抱着孩子正在母亲家吃晚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门来……
进屋后，我俩谁都没有说话，只是泪眼蒙胧地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随后，贺玉抱起已经七个多月的女儿，孩子却“哇”一声哭起来，她不认识这位父亲。
贺玉虽然被解除了反省，但在宣布解除他反省的材料上，却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尾巴，意思是：你表现不好就把你再关起来！
这样，贺玉带着无形的紧箍咒，带着一年多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压抑心情，终于回到了我们母女身边。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不能日夜相守，因为我们没有家。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
不久，我们总算租到四家一个厨房的一铺南炕，对面炕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儿，中间只隔着一层纸糊的墙，双方的一切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送进对方的耳朵。可是这家的灶炕不好烧，一点火就冒烟，我一闻到煤烟味儿就头痛、恶心……
后来，我看到佳东办事处一对新婚夫妇从借住的小屋里搬走了，就找到新调来的办事处主任，问他能否将小屋借我住一段。他说：“银行是金融重地，你带孩子住可以，但你丈夫不能来住！”
无奈，我只好带着女儿住进办事处的小屋，而贺玉一个人住在我父母家里。每天晚上，贺玉从后门悄悄地进来给我送饭，一家三口偷偷地团聚到晚上九点钟，更夫关门前他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银行同事看我们一家三口整天偷偷摸摸地唱“牛郎织女”太可怜了，王子珍和刘玉文就找到第三建筑工程队一位姓牟的出纳员，问他们单位有没有旧房借我住一段。老牟说有一个工人要搬进新房，正好腾出一间板夹泥的土房。
土房很小，一间半，一铺炕，一个厨房，还有一个装杂物的小棚子。
但对我们来说，却像宫殿一样。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家。
不久我却发现，贺玉不是原来的贺玉了，一向幽默、乐观、心地善良的他，变得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干什么都要请示我：“雅文，我去挑水行不？”“雅文，我去拎煤可以吗？”连吃饭夹菜都要看我脸色，桌子上摆着窝头，就不敢伸手拿馒头……
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
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精神长时间受到压抑与折磨，他内心并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改变，有的甚至永远生活在无法逃离的阴影之中。贺玉虽然晚间回到家里，但白天仍然生活在“以观后效”的环境之中，其压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天晚间，我跟贺玉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说：“贺玉，你已经不是在牛棚里了，你已经回到自己家了。你是一家之主。从今往后家里的事由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用问我了！”
“唉……”他却长叹一声，道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在管制下生活久了，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稍一不慎就会遭到批判，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毛病。”
我说：“今后不用管他们，咱们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我们谈到凌晨一点多，谈到最后我俩都哭了。
我俩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到家里都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这种约定对我们的一生都大有好处，即使在外面遇到十二级的台风，回到家里都永远风平浪静。家，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我觉得人生在世，在外面闯荡已经够难了，回到家里再不给个好脸，再冷冰冰的，那还让人活不活？仔细一想，人这一辈子无非有两大支柱，事业和爱情（家庭），如果两大支柱都没了，那一个人离精神崩溃也就不远了。
后来，贺玉到法院工作以后，也经常遇到烦心的事，他回家跟我说说，我几句话就能把他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他开玩笑说我是他的降压丸，是他的开心果。反之，他对我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贺玉的情绪好多了。
我也尽量让他开心，尽量让他寻回当年的欢乐。我一边做饭一边给他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流浪者》电影插曲《丽达之歌》：“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你快来吧，你快来我的爱……”
后来儿子问我：“妈，你总唱你是我的心，我是你的肝，啥意思啊？”
我说：“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1971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起名为航。
家里偶尔包饺子，出锅时，我就大呼小叫地喊他：“贺玉！快来尝尝熟没熟？”
他就乐颠颠地跑到锅台前，我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饺子递给他，他烫得嘶嘶哈哈地咬一口，连连喊着“熟了！熟了！”忙把另一半饺子送给趴在厨房小窗上的两只小馋猫每人尝一口。
我问他们好不好吃，爷儿仨异口同声地喊道：“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当时，我和贺玉两人的工资加一起才七十六元钱，包顿饺子都不容易。每到月末，打酱油五分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小日子却过得像火炭似的，充满了欢乐。
后来谈起这段往事，贺玉常常借用《小芳》的歌词唱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使我度过了非人的年代……”
在十年浩劫中，我像母亲当年一样，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肩膀支撑着这个灾难深重的家，但我不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我与母亲生长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我比母亲更有主见，也更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十年使我饱尝了世态炎凉，所以对那些曾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领导和同事，永远心存感激。这十年也使我从懵懂与无知中醒来，学会了坚强与思考，懂得了要善以待人，尤其要善待那些无职无权、被命运推向绝境的底层人。即使他是一个囚徒或捡破烂的，我也要尊重他——因为他也是人，因为我也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
这种深切的人生感受对我一生，对我后来的创作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贺玉也是这样，他当了法官以后，即使那些衣着褴褛的穷人来打官司，他也都是热情相待。
七十一
1973年早春的一天傍晚，门外又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摩托车声……
不过，这次来的却是跟贺玉关在一个“牛棚”里的体委老主任。
“贺玉、雅文，我又官复原职了！”老主任仍然像过去一样风风火火，进门就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来，是想请你们支我一竿子！现在，省体委对滑冰又开始重视了。我知道贺玉在训练上有一套，所以想请他出山，去当专业队教练，训练出好成绩给佳木斯体委争争脸面！”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孩子小，雅文在银行工作又很忙。这样吧，我把雅文调到体工队当会计，事不多，你可以照顾孩子，让贺玉安心当教练！”
久违了。
七年来，这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运动健将第一次被人重视……
但是，我和贺玉相互瞅一眼，谁都没吱声。
老主任看我俩谁都没言语，又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会儿，谁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贺玉又爱看什么《燕山夜话》，所以就把他……嗨，那些事已经过去了，你们也别把它当回事了！这回你们放心好了，我跟贺玉在一个牛棚里关了一年多，我一定要对得起他……”
老主任的一番话，说得我俩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夜里，外面飘起了第一场春雨，细细的雨丝敲打着窗子，也敲打着两颗无眠的心。凌晨一点了，我俩仍然毫无睡意。
贺玉说：“我不忍心又扔下你们娘儿仨……”
我说：“去吧，还是以事业为重吧。”
“可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当专业队教练一冬天都不能回家，又要剩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熬过这漫长的冬夜。但我知道贺玉热爱滑冰事业，他在培养运动员方面很有抱负。
于是，为了贺玉，我决定调到体工队当会计。因为银行的工作太忙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
但却遭到银行同事的纷纷反对，他们说贺玉在体委被打成反革命，我俩调到一起没有好处……新调来的罗志超主任更是苦口婆心地劝我：“雅文，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是银行系统的记账标兵，是出席合江地区财贸系统的劳动模范，银行上上下下对你都是一片赞扬声。一个人在一个单位有如此高的威信不容易，你应该好好珍惜。你在银行干下去是很有前途的……”
当时，我在银行的威信确实很高，我调走好多年之后，银行系统展览的标兵账页还是我的呢。人们议论提拔女干部还提到我呢。
但是，贺玉被压抑了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失去这次挺起腰杆做人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决定调到体工队。后来才意识到，这次调转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次失误。
我和贺玉都太单纯了，给几句好话就信以为真。岂不知，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人还是原来的人，中国并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怕刮秋风，就像怕摩托声一样，一刮秋风贺玉又该走了，又该剩我们娘儿仨度过那孤独而寒冷的漫漫冬夜了。
国庆节一过，贺玉就带着队员去外地训练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回来。
临走前，他总会给我挑满一缸水，劈出几筐引火木柴，切出一盆白菜和一盆土豆，吃到最后土豆和白菜都变黑了。但是，那些发黑的土豆和白菜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那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疼爱……
那时候，一到秋天家家都得储存冬菜。我只好一个人用手推车将单位分的几百斤白菜、萝卜、土豆推回家，自己渍酸菜，将白菜、土豆下窖……每天早五点就得起来生火，做饭，给孩子穿衣，吃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前面驮一个，后面背一个，将两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然后再去上班。路滑，娘儿仨经常摔得人仰马翻。一天晚间，我买了二斤冻梨挂在车把上，不小心又摔倒了，冻梨撒了一地。我满地摸黑寻找冻梨。女儿哭着问我：“妈，爸爸啥时候回来帮你捡冻梨呀？”
当时，家里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晚上下班回来，要点炉子，挑水，劈柴，做饭……挑水的人太多，压井前总是排着长长的水桶。排得时间久了，我赶紧跑回家看看孩子，进门一看，又停电了，小姐儿俩正抱在一起哭呢。怕孩子掉到地上，贺玉在炕沿上安了一个栅板。一天，女儿使劲摇晃把栅板插销给晃开了，她一下子重重地摔到地上，半天没上来气，吓得我背起两个孩子急忙往医院跑……
有一天，自行车坏了，我领着女儿，用小爬犁拉着儿子去上班。经过铁路时来火车了，我拽着女儿拉着爬犁急忙跑过去，走走，忽然觉得爬犁很轻，回头一看，天哪！儿子正趴在铁道上哭呢。我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抱起儿子刚冲过铁道，火车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得了肾盂肾炎，发烧三十九度多，只能自己挺着去医院……
但是再苦再难，心里总有盼头。
一到春天贺玉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顿时充满了欢乐。爷儿仨没完没了地疯啊，骑马啊，藏猫猫，玩得特别开心。他不仅给我们娘儿仨带回来一堆奶油、白糖、苹果等好吃的，还给我们带回来一堆故事。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过晚饭，娘儿仨围在他身边，听他给我们讲《神秘的花园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
他很会讲故事，而且最善于用象声词，“只听房门‘吱扭’一声，不见人影，却听到‘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吓得孩子赶紧瞅屋门，看是不是有人进来了……
在文化极其匮乏的时代，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不仅填补了我和孩子空虚的心灵，而且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1975年3月，全国速滑比赛在海拉尔举行。
在比赛中，贺玉训练的三名运动员轰动了整个冰坛：王富环获得女子全能冠军，李卓获得一千五百米冠军，曹连春获得五百米第三名。
这在佳木斯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佳木斯市速滑领队立即向佳木斯市委、市体委发去长达三页的报功电报……
但，比赛一结束，贺玉却急忙躲开记者的追踪，跑到外队朋友那里躲了起来。而且他把有关报道他的报纸全部收起来，不让队里看见。他不愿成为中心人物，更不愿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万万没想到，“白专道路”、“光专不红”的帽子，却早已在恭候他了。
回到佳木斯以后，贺玉立刻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全体委只有他一人。而此刻，体委领导正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表彰呢。而他这位教练却再一次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面典型——体委领导把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完全归功于批判教练“白专”道路、学习“老三篇”的结果……
七十二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我和贺玉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给他收拾行李，又找出那件在靠山屯敬老院穿的破棉袄让他带着，虽然是春天了，早晚仍然很凉。
两个孩子一看爸爸又要走了，光着屁股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
贺玉搂着两个孩子，却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太苦了，他被压抑了九年，本以为自己抛家舍业训练的运动员出了成绩，拿了全国冠军，这回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没想到他却再次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贺玉走后，老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
老主任说的一番话令我不寒而栗，最终使我们下决心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终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
“我告诉你雅文，周贺玉这个人一贯不突出政治，一贯走‘白专’道路！他的运动员要拿世界冠军，他坐地就得成为反革命……”
我觉得这话太可怕了，贺玉再干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是，贺玉刚去农村两个月，却被老主任召了回来，让贺玉回来参加批判速滑领队的大会。因为速滑队领队向市委写信告了老主任……
开会前，老主任找贺玉谈话，让贺玉在批判大会上积极发言，还说这是检验贺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果的机会，如果表现好，贺玉就可以不用回农村了。否则，继续回农村劳动改造……
这天夜里，我和贺玉聊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的批判会，所有与会者都踊跃揭发领队的诸多条“罪状”，唯独我和贺玉一言未发。
散会时，我听老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想到，最应该发言的两个人却一言未发！”
是的，我们两个确实应该发言，这不仅牵扯到贺玉回不回农村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我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当时，我的入党申请已报到市机关党委就等待最后审批了。那时候人们把入党看得很重，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能入团，所以把入党看得更重了。
我俩所以不发言，并不是对领队没有看法。这位领队思想极“左”，他向市委汇报，说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就是因为批判教练的“白专”道路及学习“老三篇”的结果。但是，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我和贺玉已经饱尝了挨整的滋味，觉得再搞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游戏，太没意思了，不愿再参与这种你批判我我批判你的无聊游戏了。
第二天，我待批的入党申请书从机关党委被撤了回来，贺玉继续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这次贺玉却没有回农村，而是来到老主任的办公室，向主任提出要求转业……
老主任一听他提出转业，大为恼火，说贺玉：“你是不是有点成绩就想拿把？拿转业来威胁领导？”
一向谦和谨慎的贺玉，却说出一句令老主任哑口无言的话：“我这人一贯走‘白专’道路，我当教练会带运动员继续走‘白专’道路，会影响领导突出政治，所以我提出转业……”
老主任火了，当即一拍桌子：“好，我同意你转业！”
之后，体委领导分配贺玉到造纸厂去干力工，抬大木头（这在运动员分配中从未有过）。领导说干力工挣钱多，一个月能挣二百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我们家确实很穷，我结婚八年没做一条裤子，裤子屁股地方全坏了，全是用缝纫机扎的。家里天天吃玉米面发糕，儿子一见发糕就紧鼻子：“又是破发糕，我咽不下去！”儿子在外面一看到我，不管什么时候，第一句话总会说“妈，我饿”。我只好给他买两角钱的饼干，儿子捧着饼干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觉得一个堂堂的运动健将跑到造纸厂去抬大木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坚决不同意他去干力工。
随后，贺玉自己联系了几个单位都被人莫名其妙地搅黄了。后来，一个运动员家属帮他联系到法院，这时，体委政工科李庭学科长偷偷告诉贺玉：“你先别办理调转关系，等他们上冰走了再说……”
一直等到秋天，老主任跟随滑冰队去海拉尔早期上冰走了，贺玉这才办理调转手续。
但不久，在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开会时，体委领导问法院院长隋卫玉：“老隋我问你，你们怎么能把周贺玉这样的人调到法院呢？”
隋院长一愣：“他怎么了？”
“周贺玉这人一贯思想反动，你知道他反谁呀？”
“反谁？”
“他反对毛主席！”
“谁能证明？”
“我就能证明！”
“你能出证明材料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出的证明周贺玉本人能不能看到？”
“不仅能看到，而且要拿到法庭上对证！”
一听这话，体委领导急忙摆摆手：“算了算了！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后来，隋卫玉院长在全院大会上，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他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呢？我看周贺玉这个同志很好嘛，很能干，今后体委有这样的教练我们还要，有多少要多少！”
贺玉在冰上界的威望很高，他调走之后，黑龙江省体委批评了佳木斯市体委，说不应该把周贺玉这样的优秀教练放走。所以，市体委领导想这“招”让法院把周贺玉给退回来，回来继续当教练，没想到却被法院院长将了一军。当时，国家“八一”速滑队得知贺玉转业后，几次打来电报，还派苏洪斌教练从沈阳专程跑到佳木斯，以优惠条件动员贺玉去“八一”队任教。
但是，贺玉心灵的创伤太深了，也太寒心了。他喜欢法院这个相对公平、正直的工作环境，所以，婉言谢绝了“八一”队的再三邀请。
不久，我也调离了体工队。
从此以后，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曾寄托着美好梦想的运动场，却很少再进去了。但我们仍然热爱体育，热爱运动员，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中国队在比赛中赢了，我们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两手拍得通红……
虽然离开了运动场，但运动员那种勇于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我们来说，都只不过是换个运动场而已。
调到法院以后，三十四岁的贺玉面对完全陌生、专业性极强的法律工作，他收起在冰场上叱咤风云的潇洒，像小媳妇似的，从打水、扫地、书记员一步一步地做起……
两年后，他一个人办案的数量，远远超过民事审判庭全体工作人员办案数量的总和，连续两年被法院推选为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
1979年，我们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一步步干到区法院院长。他领导的区法院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各项指标第一名。他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把微机引入审判。他培养的微机书记员在全国选拔的微机员测试中，名列第一名，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期间，进入主会场当微机记录员……
然而，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一步步的升迁，而是他一步三个楼梯跑上楼的背影，在我的印象中，他上楼从来不走，而是一步三个楼梯地跑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