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疯狂的苦恋。一个错误的选择。一位可怕的教练。一个拄着双拐的少女痛苦的青春之梦。而更大的不幸又将降临到一个十六岁少女头上……
四十
搬回佳木斯以后，父母先是租住别人家的一铺北炕，后来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半间草坯结构的偏房。
这偏房本来是房主装杂物的，被父亲买下来重新抹一遍泥，在里面糊上一层废报纸，搭起一铺小炕，就成了我们的家。
小屋矮趴趴的，又窄又小，只有巴掌大的一扇北窗，无论冬夏都见不到阳光，屋里永远是黑咕隆咚的。炕上勉强能挤四个人，地上只能站一个人，炕短，晚间睡觉要在炕沿上接出一块木板。同学们来我家，都说我家像狗窝似的。后来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竟然不敢进屋……
是的，我家房子可能是佳木斯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但对我来说却像天堂一样。这个家比原来的马架窝棚强多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怕遇到狼了，再也不用顶着大烟泡，手脚冻得直淌黄水，每天跑二三十里山路了。我就读的电机厂子弟小学，离我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干临时工来养家糊口。春天，父亲扛着一条板凳，板凳上安着一台绞馅机，走街串巷，高喊着：“绞大酱——绞大酱——”东北人爱吃自己下的大酱，下酱前要把烀好的黄豆绞碎。过了绞大酱的季节，父亲就用手推车给人家拉煤、拉锯末子、干瓦工，什么活都干，是城市里最底层的苦力。
放学的路上，每当看见父亲拉着一车煤，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脸和脖子上淌着黑糊糊的大汗，我就急忙跑过去帮他推一把……
一见到我，父亲总是气喘吁吁地问一句：“大学士放学了？”他总是叫我“大学士”，而不是叫我“大学生”。
父亲的脾气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而且还经常跟我开着玩笑：“老儿子过来，跟爸顶个脑门儿！”
我就乐颠颠地将脑袋伸过去，顶完脑门儿，父亲又说起苏东坡戏谑苏小妹的话：“你瞧你这大笨儿露，‘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不撞回去长大找对象，谁要你呀？”
“我才不找对象呢！”我笑着嗔怪父亲。我们这对底层的父女经常这样开着苦涩的玩笑。
晚上，父亲带着一身煤屑，脸上带着黑一道白一道的汗迹，进屋就头朝下往炕上一躺，喊我：“大学士，快把鞋给爸脱下来！老婆子，快去把车上的煤屑扫下来！”
我急忙把父亲的鞋脱下来，倒掉鞋壳儿里的煤屑，问他：“爸，鞋壳儿里这么多煤渣，你不嫌硌脚啊？”
“你看你这孩子，一点都不会过日子！赶紧把煤渣儿扫起来倒进煤槽子里！”父亲看我把煤屑倒到地上，立刻嗔怪我，转而又叹息一声，“嗨，硌脚有啥法子？等你这个大学士长大有出息那天，你爸就不用像驴一样干这种操蛋的活了！”
说这话时，父亲总是茫然地望着低矮的纸棚，深陷的眼睛里饱含着一种复杂的、很久以后我才读懂的内容——那里饱含着老一辈对小一辈的憧憬，也饱含着对自己这辈子的无奈与惆怅。
我则笑嘻嘻地回他一句：“等我长大有出息了，保证不让你去拉煤了！”
晚上，父亲把一天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有时是一两元，有时只是几角钱，有时一分钱都没挣到。母亲接过父亲带着体温和汗水的钱，精心地数一数，然后放进棚顶一只小木盒里。父亲总会对母亲叮嘱一句：“好好攒着，留着给我老儿子将来上大学，娶媳妇！”
我以为父亲是在开玩笑，后来才明白，父亲所以有了笑容有了憧憬，那都是因为我……
按理说，我本应该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可我却因为天真幼稚而陷入一场疯狂的苦恋，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生。
四十一
事情发生在搬回佳木斯的那年秋天……
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同学杨淑娟带我去运动场看她哥哥训练，她哥哥在体工队当长跑运动员。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运动员，不知道运动员是干什么的。
这天，我第一次看到运动员穿着银灰色运动服，骑着自行车在跑道上风驰电掣、你追我赶的情景，觉得既新奇，又好玩，心里很是羡慕。
杨淑娟告诉我，运动员比赛成绩好了，还能去北京，还能为中国争光呢。
也许，运动员那种充满活力的拼搏精神，唤醒了我个性中潜在的特质。也许，杨淑娟的话触动了我小小的虚荣心及荣誉感，总之就在这天下午，我竟然突发奇想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我长大也要当一名运动员！”
按理说，一个十三岁的小屁孩儿，一时心血来潮，一会儿想当歌唱家，一会儿想当运动员，纯属不知天高地厚地瞎胡闹，过两天就会抛在脑后了。可是，千万不要小瞧了我这个小屁孩儿的异想天开。
十三岁，正是我靠幻想支撑生命、编织童话的年龄，正是懵懂无知、不自量力的年龄，同时也是可塑性极强、可以上天入地的年龄。我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伟大人物，也可以把自己变成渺小、平庸、甚至可恶的罪人。因为我是时间上的富翁。我可以把整个生命投入其中，为自己所向往的理想豁出一切地去赌、去拼、去搏……
所以说，十三岁的我要作起妖来那是很可怕的。
而且，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轻易爱上什么，一旦爱上就会爱得发疯，爱得终生不渝，甚至把小命都能搭进去，无论对事业、对爱情都是如此。
拜尔说：“少年就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他不问天多高，也不知人间尚有烦恼，一心只想摘下天上的明星，铺一条光辉灿烂的大道。”
人在年少，确实不知天高地厚。其实，我并不是搞体育的料，可我却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爱上体育，一心想当运动员。至于当什么运动员我并不知道，只知道当运动员就得练跑、练滑冰、练打球……而且，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去跑步了。从此以后，无论冬夏，我这双在山路上跋涉的小脚都会准时敲击着空寂无人的马路……
我本来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但为了当运动员，我居然变成了一个赖皮。冬天，我想滑冰没有冰刀，就跑到电机厂工会为工人准备的冰场旁，扒着小窗，哀求租冰刀的叔叔：“叔叔，我没钱租冰刀，求你借我一副冰刀好吗？我想当运动员……”
“就你这蚂蚱似的小样儿，还想当运动员？”租冰刀的叔叔嗔笑我，“痛快离开这儿，别在这儿捣乱了！”
我却赖着不走，一个劲儿地哀求人家：“叔叔，求你借我滑一会儿吧。好叔叔……”
磨了半天，租冰刀的叔叔看我冻得嘶嘶哈哈的小样挺可怜，让我把棉手套押在那，总算借给我一副四十号的冰鞋。
我抱着冰鞋乐颠颠地跑进冰场，可是，我的小脚放进四十号的冰鞋里，就像小船放进了大海一样。脚脖子软得像面条似的，根本就立不起来，没等站稳就“啪叽”一声摔倒了。整个冰场就我一个人，我只好把冰场旁边一条长凳推进冰场，撇拉着两只“大脚”，“劈嚓啪嚓”跟头把式地滑起来。
没有手套，手冻得像猫咬似的，大鼻涕流出好长，不记得滑了多久，也不记得滑了几圈，只记得我能扔掉板凳站住了。
天黑了，租冰刀叔叔上冰场来喊我：“你想滑到第二天早晨啊？”他发现我能滑走了，说了一句，“小家伙学得挺快呀！”我急忙脱下冰鞋还给人家。
晚间睡觉，我发现我的两只脚踝骨磨出血了，膝盖摔得又青又紫。可我没敢告诉母亲。
从那以后，租冰刀叔叔天天免费借我冰刀了。
一天上体育课，教体育的傅德老师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问大家：“同学们，市体委要举行全市中小学滑冰比赛，我问你们谁会滑冰？”
傅老师身体很壮，大嗓门，大眼睛，一瞪眼睛全校同学都怕他。
全班同学没一个举手。我犹豫一下，悄悄地举起了手……
看我举手，全班同学都小声嘀咕：“她从农村来的还能会滑冰……”
傅老师也问我：“你什么时候学的滑冰？”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等我用绳子绑上脚划子冰刀一上冰，同学和老师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从那以后，一上体育课全班同学都穿着脚划子冰刀，唯独我自己穿着褐色反毛皮鞋的冰刀，同学们都特羡慕我，我心里也觉得可美了。不久，我代表电机小学参加全市中小学滑冰比赛，获得了平生唯一一次冠军——五百米第一名。
不久，学校成立女子篮球队，我班几个大个儿同学都被选进了校队，并没有我。可我却厚着脸皮跟在女篮队员身后，兴致勃勃地练起来……
傅老师一连几次劝我：“雅文，你个子太矮，别练了，等你长高以后再来参加校队吧。”
当时我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不到四十公斤，胳膊细得像麻秆似的，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能把篮球从罚球线投到篮筐里。回到家里，我就找来一块大石头，跑到我家房后杏林河的堤坝上，练习投篮，把堤坝砸出好多大坑。
不管傅老师怎么说，我就是“赖”在球场上不走，一心想当运动员。后来，傅老师索性不管我了，任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女篮队员身后，成为一名板凳队员。有一次，傅老师让我上场当了一会儿替补，我的表现让傅老师从此刮目相看了。
一年后，傅老师带领这支生龙活虎的小学女子篮球队，打到全市成年组亚军。而我从一名板凳队员渐渐升为一名主力……
我觉得我的那股劲头，有点像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不过，没有阿甘那么高的体育天赋，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失败者，但那种傻乎乎的劲头确实有点像他。
四十二
1959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傅老师对我们说：“今天，我带你们上最后一堂训练课。我告诉你们，市体委选中了我们队的五名队员……”
一听这话，我顿时紧张起来，不知被选中的队员里有没有我……
当傅老师宣布被选的人员名单，最后一个说到我时，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两年来，我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但却遭到了老师和父母的强烈反对。
老师们纷纷劝我，说我应该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音乐老师说：“雅文，你音乐天赋好，不应该去搞体育，你将来应该考音乐学院……”一脸大毛胡子的朱校长得知我要去当运动员，连声说：“可惜呀，可惜！”班主任费琳玫老师更是替我惋惜，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耽误了学业会后悔一辈子……
费老师对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她儿子过生日，让我陪他们母子去照相。可现在，老师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无奈，老师去我家找我父母。父亲冲我大发雷霆。
“你这个败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起什么高调？一个女孩子家，整天跑跑跳跳，能有啥出息？你痛快给我好好念书，再去体委胡闹，我就打折你的腿！听到没有？”
见我不吭声，父亲抓起笤帚就冲我甩过来，我一躲，笤帚正好打在座钟上，“哗啦”一声，玻璃被打碎了。这使父亲更加恼火，脱下一只鞋就冲我抡过来，被母亲一把拦住了。父亲气得摔门而去。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雅文，你应该理解你爸的那番苦心，他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希望你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好给他长长脸……再说，老师对你那么好，你咋连老师的话也听不进去呢？”
的确，到电机小学这两年，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最风光的时期……
我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赛诗会，朗诵自己写的诗歌，还获了奖；全校推选五名优秀学生参加佳木斯第一届少年儿童夏令营，全班就选我一个；电机厂几千名职工开大会，学校让我代表全校师生上台发言……
可现在，父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我渴望球场上那种你争我夺的竞争，渴望赢球后的掌声，渴望像电影《女篮5号》那样坐着火车，唱着歌，到处去打比赛的生活，更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能为国争光……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走出大山一样，现在，我一心渴望走出校门，渴望走向更新奇、更广阔、更充满激情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对我永远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
后来我才发现，我长了一颗不安分的心，生就一副争强好胜、竞争欲极强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十岁那年，我哭着喊着要上学使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胜利，无形中给了我鼓励，也无形中助长了我自作主张的个性。现在，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狂热了。
于是，我像所有不听话、被酷爱冲昏了头脑的叛逆少年一样，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自己画的圈——这是我自己画的，而不是狐仙画的。
1959年3月10日，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早春。
清晨，父亲带着玉米面窝头和两块咸菜，早早地出去干活了。临出门，他回头悻悻地瞅我一眼……
母亲又在屋里屋外地忙活着。而我则手拄下巴坐在炕沿上，呆呆地望着北窗外巴掌大的天，心里盘算着如何逃出家门，因为今天是去体工队报到的日子……
九点多钟，母亲要出去买菜，临出门，又叮嘱我一句：“雅文，你应该明白，父母都是为了你好……”
是的，我知道是为我好，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了。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一出大门，就急忙找来一根绳子胡乱捆上我的被褥，又到母亲装钱的小木盒里翻出户口本，背起行李迅速逃出了家门……
半年后，我从体工队第一次回到家里，下工回来的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头朝下往炕上一躺，闭上眼睛，再也不理我了。
就这样，十五岁的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平生当了唯一一次小偷，偷走的不仅是户口和行李，还有我少年时代的大好时光……
四十三
1959年夏天，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全国开始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准备迎接第一届全运会，所以佳木斯市体委从全市选来一批篮球、冰球、滑冰、滑雪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这种体育形势，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不可能被选进体工队。
我们住的体育馆是由原来的佳明舞台改造的，球场周围有一圈看台，看台上面有一层胶合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冬天很冷，保温不好，早晨醒来被子常常被冻在胶合板上。我们女篮住在东北角的四、五号房间。教练姓门，大家都叫他门指导。
被选进体工队，我们几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个个青春激荡，热血沸腾，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女篮5号》一样，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笑啊、疯啊、唱啊，整天唱着《运动员之歌》：“像那海燕穿过云层，像那雄狮冲下山冈，我们光荣的中国运动员，在向世界纪录进军……”唱着《女篮5号》电影插曲：“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扬着欢乐的歌声……”
但就在这年秋天，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速滑队一名男教练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我很奇怪，他是速滑队教练，跟我们篮球队没有关系，他找我谈什么话？再说他长了一副鹰钩鼻子，全市中小学开运动会他是发令员，我们这些小运动员都怕他。我跟他唯一一次接触，就是他给我们这些女孩子剪“5号头”，他把我耳朵剪出血了，我没敢吱声。
谈话是在体工队餐厅进行的。
屋里亮着灯，灯绳就在我头上垂着。他和我隔着一只餐桌面对面地坐着。他开口就问我：“雅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吗？”
我傻乎乎的，以为他让我去速滑队跟他训练呢。因我得过小学滑冰比赛五百米冠军，体委领导几次让我去速滑队，我不愿意去，觉得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一个个都是大屁股。可我不好当面反驳教练，只好违心地说：“愿意……”
他又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还是不明白，以为他让我滑一辈子冰呢。
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傻丫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成熟到能理解这句话的程度。再说他是滑冰队教练，我是篮球队的小队员，他比我大十岁。我才十五岁，连话都没跟他说过，也不可能想别的……
可他却坐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对“牛”弹琴，说了好多我越听越糊涂的话，而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去不去滑冰队的事……
这场糊里糊涂的谈话终于结束了。他起身拉灭了电灯，餐厅里顿时一团漆黑。我刚要往外走，这时，他忽然一把搂住我，将他冰凉的嘴唇紧紧地贴在我那从未有任何人碰过、因惊恐而张大的嘴巴上……
我吓坏了，可我不敢喊怕被外面的人听见，只好不顾一切地挣开他向门外跑去……
我不记得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只记得队友们已经上床休息了。我急忙抓起脸盆里的湿毛巾拼命擦着嘴巴，然后上床钻进被窝，浑身抖成一团，在无比惊恐中熬过了一夜。那一夜，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狗皮帽子和鹰钩鼻子……
也许，我身上那种少女的清纯和傻气打动了那位教练，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也许，他天生喜欢追求女孩子……可是对我来说，他却像狗皮帽子一样，给我单纯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可怕阴影。
天亮了，我终于盼来了起床铃声。出操时，我急忙把队长冉桂兰叫到没人的地方，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她。
冉桂兰是我同学，比我大一岁，比我懂事，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我年幼无知、离开父母的那段时光里，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在她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你快告诉我，这是不是强奸？我能不能怀孕啊？”我哭着问她。
“他碰没碰你身子？”冉桂兰抓住我冰冷的手问我。
“碰了！他的舌头碰我嘴了！”
“不，我是说……他碰没碰你别的地方？”
“碰我肩膀了！”
“别着急，那不要紧，那不是强奸。”
“真的？你可别骗我呀！”
当时，我很愚昧无知。不仅是我，一位曾获得世锦赛亚军的速滑运动员对我说，她二十五岁那年准备结婚，一位队友说：“结婚太可怕了，听说从肚脐眼生孩子。”我听了不禁捧腹大笑，笑我们这代人真是愚昧透顶了。
冉桂兰的话虽然给我很大安慰，但并不能解除我对那位教练的恐惧。
夜里，我不敢睡觉，不敢上厕所，总怕他干完“坏事”后悔了，把我偷偷地杀了。白天一见到他我就跑，他喊我也不听。尽管我天真幼稚，愚昧无知，但我宁可得罪教练，也恪守着少女的那方“情感阵地”……
后来，速滑队去黑河早期上冰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收到一封从黑河寄来的信，我猜肯定是他，不敢拆开看，嘴唇都吓紫了，急忙去找冉桂兰……
不久，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到了我面前……
体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个子太矮，打篮球不会有发展，让我去速滑队。
我急忙说：“我不愿意去速滑队……”
主任问我：“为啥不愿意去？”
我说：“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屁股像扣个小锅似的。我不愿变成他们那样……”
主任批评我：“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思想可不对头！一个运动员怎么能考虑体型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得不去滑冰队了。可我从心底恐惧那位教练，一看到他站在冰场上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不过，随着我跟教练的一次谈话，这种恐惧心理终于彻底消除了。
1960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刚到速滑队不久，教练又要找我谈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的宿舍里……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只听他说：“雅文，为了你出成绩，为了你达健将，咱俩的事就先放下吧。”
“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四十四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都在室外训练。零下二三十度，只穿着一条小薄绒裤，在冰上一滑多少圈，手脚冻得常常没了知觉，袜子冻在冰刀的铆钉上。有一次，我冻糊涂了，想擤鼻涕却伸手去捏眼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运动员从不叫苦，也从不落泪。在运动队里，大家最瞧不起懦弱、怕苦怕累、娇里娇气的人。运动员讲的就是拼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向人类极限挑战，可以说，每一堂训练课都是拼下来的。
然而，无论多苦多累，我的心儿都是欢畅的，因为有冠军梦支撑着我。尽管这个梦很遥远、很渺茫，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可我仍然傻乎乎地追求着、梦想着。不仅是我，所有运动员都有这种傻乎乎的劲头，否则早就干不下去了。
尽管训练很苦、很累，但运动员的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
一帮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总有开不完的玩笑，唱不尽的歌，做不完的恶作剧。别看运动员的文化不高，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那时候，冰上界最流行《外国名歌200首》，人人都会唱几首。我会唱的就更多了，《在遥远地方》和《星星索》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些外国歌曲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审美意识，而且给我单纯的心灵带来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每当我唱起那些外国名歌，就会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想起高山冰场童话般的世界……
四十五
去高山冰场，是我到速滑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60年3月8日，我刚到速滑队，就跟随全队到海林县的高山冰场去晚期下冰。在牡丹江换乘的小火车，在茫茫林海里颠簸了几个小时，下了小火车，又背着行李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黑龙江省体委为全省滑冰队员修建的高山冰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
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苍松翠柏的原始森林，白雪皑皑的山峰，群山环抱着一座晶莹剔透的冰场，冰场旁坐落着一排木头房子，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一样……
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啊——我来了——”
所有人顿时都跟着喊起来：“我来了——我来了——”山谷里响起一片回音，周围树枝上的积雪都被刷刷地震落下来。
全省一百多名优秀速滑运动员都来了。我们住在冰场旁的小木屋里，每过两三天就下山去背一趟食物。山高，不通车，所有的食品都得靠运动员背上来。没有袋子，大家就把秋衣、秋裤的口扎上，用它来装面包、装冻肉和冻菜。一路上，大家总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
在冰场上，那些运动员个个滑得都很棒，冰面特熟，滑起来悠悠的。唯独我这个刚进队的业余选手滑得糟透了，两条腿拉跨拉跨劈嚓啪嚓地紧捯腾，两只手在身后挓挲着，像企鹅似的，而且还经常“扫冰场”。我们管摔跟头叫扫冰场。我一摔跟头，男队员就冲我喊：“哎，小家伙，冰场没扫净，再来一个！”搞得我特狼狈。
晚期下冰是速滑运动员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时候，一年的训练和比赛都结束了，来年的大运动量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恶作剧，墩教练，打雪仗……
几名女运动员抓住一名男教练，你拽胳膊我扯腿一齐大喊：“一、二，墩！一、二，墩！”把教练高高地扬起来，又重重地墩到雪地上，墩得教练龇牙咧嘴直告饶……
一天早晨，我在走廊里刷牙，看到哈尔滨队一名男队员将漱口水“噗”一声喷到地上，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这水怎么一股骚味儿？”
正在洗漱的几名女运动员忍不住嘎嘎大笑，男队员带着满嘴牙膏沫，冲着女运动员奔过来。几名女运动员嘴里叼着牙刷，双手叉腰，虎视眈眈地站成一排，冲他叫号：“咋的？找挨墩哪！”男队员说了一句“等着瞧！”转身走了。
训练完了，冰场内外，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雪块纷飞，喊声震天，不知有多少伙在打雪仗呢。
尽管我这个小少年从不参与，但也常常遭到大哥哥们的捉弄。有一次，我正张着大嘴看热闹，哈体院一名男运动员抓起一团雪猛地塞到我嘴里，我“咕噜”一声咽了下去。刚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去厕所，哈尔滨队一帮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堵住我，不让我过。我以为走错了，转身向另一头跑去，跑过去一看不对，又急忙跑回来。他们看我急得团团转的狼狈样儿，这才哈哈大笑着放我过去。后来，这帮调皮蛋成了我的哥们儿。偶尔说起这事，他们笑道：“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傻丫头，一天就知道傻笑！”
有一天扫冰场，一名男队员用脚一碰我脚，我哧溜一声摔倒了。我刚要爬起来，他用脚又一碰，我又摔倒了……他接连弄了我七八个跟头，搞得全冰场的人都看着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登山，我一个人趟着没膝深的大雪正往山下走，有人忽然从背后抱起我，把我一下子扔出好几米远……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男队员正若无其事地向山下走去，而我却掉进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半天才爬出来。没想到，这个总爱“欺负”我的队友，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我曾问过他：“那时候，你为什么总爱欺负我？”
“看你傻乎乎的小样，觉得可爱呗！”
“你就不怕我跟你急？”
“你不敢，你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你要把我扔到树碴儿上扎坏了咋办？”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瞎说，我才不信呢！”
人在年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记忆最深的是各队搞联欢，没电，这帮年轻人就在礼堂里点起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尽情地放声歌唱，那种浪漫情调太美了，令人终生难忘。运动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大家让我也唱一个。我很害羞，但还是唱了一首《小看戏》。唱完，大家让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一首《沙依罗汗》。
后来，运动员们一见到我就说：“小家伙，你选错行了。瞧你像黄花菜似的，不应该跑到冰场上来拉磨，痛快改行去搞文艺吧！别在这浪费你的大好青春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
一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临走，运动员下山和大海林歌舞团搞联欢，我负责报幕和独唱，穿的是哈体院运动员赵峰借给我的毛衣。
分手时，不少运动员对我说：“雅文，回去多学点歌，秋天见面好唱给我们听！”
在我的滑冰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成绩，只留给大家一些歌声。几十年后，偶尔遇到当年的冰友，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我：“雅文还唱歌吗？来，给我们唱一个。”
四十六
1960年10月初，我随队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经过一夏天的训练，我的体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人生无常，上冰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这天上午，我和队友来到北安郊外的庆华水库，发现变天了，冷风呼呼地吹着空旷的湖面，冰面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裂出了许多冰缝。上冰不久，许多运动员的冰刀就打了。我们几个队员按照训练计划，一圈一圈地滑着。可是，就在我做二百米加速时，我右脚的冰刀突然插进冰缝里，身体猛地弹了起来……
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右膝盖剧烈地疼痛。教练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咬着牙继续训练。
下冰以后，我拖着瘸腿来找省队队医孙大夫，他看到我的右膝盖摔得又青又肿，给我开一些外贴中药，让我卧床休息。可我没告诉教练，仍然坚持训练。第三天，我的右膝盖肿得像馒头似的。而且，我对跌打损伤中药过敏，膝盖上起满水灵灵的大泡，水泡受冻后奇痒无比，被我挠破感染了，直淌黄水。
文质彬彬的孙大夫冲我发火了：“雅文，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把你的教练给我找来！”
我急忙说：“孙大夫，求你千万别告诉教练，教练知道该不让我上冰了。那我这一年就白干了！”
“可我是医生，我必须为你的腿负责！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这样拼下去的后果……孩子，你还是听我的吧！”
他叫我孩子，也的确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少年，我想的只是眼前的训练啊、成绩啊，根本不考虑后果。
临出门，孙大夫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小家伙，别难过！你年龄小，训练的日子还长着哪。”
不久，我只好忍受着悲伤的心情，离开队友，住进了佳木斯市中医院。
医生确诊我右膝膑骨骨裂，给我打上石膏，让我卧床休息。我的右膝膑骨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裂痕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要忍受伤痛和饥饿的折磨，而且要忍受近在咫尺的想家之苦。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腿骨折，怕他们为我担心，更怕父亲不让我干了。我每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心里盼望着，腿快点好吧，腿好了我好回去训练。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体委领导决定，不训练就不能享受运动员的粮食定量，把我每月四十五斤的粮食降到二十七斤。而且医院的伙食极差。我整天饿得饥肠辘辘，两眼直冒金星。其实，我的床头柜里就放着队里发的二斤白糖和两瓶炼乳，可我却舍不得吃。
那时，看到父母吃着豆腐渣拌菜叶，瘦成了皮包骨，父亲走路都打晃了，干不动瓦工活，只好到一家小卖店去卖菜，我就把队里发给我补充营养的白糖和炼乳，全部偷偷地拿回家去，一口都舍不得吃。每次母亲都问我：“你自己留了吗？”
“留了。”我要说没留，母亲就不会留了。
像我这样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父母有着强烈报恩思想的苦孩子，自己吃不吃，加不加营养都觉得无所谓，拿回家给父母吃，觉得终于报答了一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门开了，瘦弱不堪的父母忽然走了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
母亲急忙来到床边，哆哆嗦嗦地抚摸着我打着石膏的腿……
我急忙说：“妈，没事，很快就会好了。”
父亲却嗔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家里一声？要不是你装错了信，我和你妈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个糊涂虫把给冉桂兰的信寄给父母了。
“我说不让你干那玩意儿，你偏要干，这回可倒好，”父亲又开始埋怨我了，“我告诉你，这回不许干了！那哪是人干的差事？死冷寒天的，整天在冰场上转悠，能转悠出啥名堂？这腿还说不定落下……”
“哎呀，你别说了！”母亲打断了父亲，急忙安慰我，“别听你爸瞎说，没事！你岁数小，骨头嫩，很快就会长好的！”
母亲从来都是这样，当我遇到挫折时，她从来不说泄气话，总是鼓励我：“别像霜打似的，没有过不去的山！”
临走，父母给我留下一瓶黄豆炒咸菜，还有两个掺着豆腐渣的玉米面饼子。母亲还给我留下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两条红绸子，我顿时有一种预感，急忙问母亲：“妈，二姐她……”
“你二姐享福去了。”母亲低头嗫嚅道。
我却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哭起来……
母亲摸着我的头，又重复着那句话：“别哭了，你二姐的罪遭到头儿了，到那边享福去了。”
二姐活到二十四岁，从未享过一天福。
几个月前，我回家最后一次见到生命垂危的二姐，她用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看着我，声音颤颤地问我：“你穿那点儿不冷啊？”
我说：“不冷。”
她又说：“老妹越长越好看了。”
我说：“那也赶不上二姐好看。”
二姐却转过头去，用爱怜的目光看着身边不到一周岁的男孩儿，渐渐红了眼圈，嗫嚅道：“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我……”
几年前，大姨给二姐找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铁路巡道员。二姐出嫁那天一直在哭，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儿，小名叫铁子，跟二姐长得一模一样，大眼睛，小嘴，非常可爱。
我抱起孩子逗他：“小东西，你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
二姐却说了一句：“但愿这孩子别像他妈这么命苦……”
临走，二姐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拉着我，声音抖抖地说：“老妹，我最不放心这孩子，我死了以后……”
“二姐，你别瞎说！”
没想到这是我和二姐的最后诀别。
二姐去世后，铁子一直由母亲抚养。七岁那年，老实巴交的姐夫又找了一个山东黄县的麻脸女人，带来一个二十岁的儿子。继母对铁子不好，七岁的铁子每天早晨起来生火、挑水、劈柈子、捡煤渣儿，什么活都干。继母一不高兴就把铁子的被子从窗户扔出去，让他滚。可怜的孩子抱着被子站在院子里哭。铁子的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铁子接了父亲的班，当了铁路巡道工，后来又转到车站行李房当搬运工。他干得很出色，年年被评为先进，是出席铁路系统的省劳模。不久，继母的儿子因强奸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铁子一直抚养着继母和她的孙子。可是，儿子刑满释放后却不赡养他亲生母亲和抚养儿子。这使继母大为伤心，抱住铁子放声大哭：“铁子，娘对不起你呀！这都是报应啊！”
我没有忘记二姐的嘱托，一直视铁子为己出。铁子对我也像对母亲一样，到我家什么活都干。可惜，这孩子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读多少书，一辈子都过得很艰难。
一连许多天，我都沉浸在失去二姐的悲痛之中。我一直珍藏着那副红绸子，也珍藏着我和二姐那份心底的秘密，看到红绸子，我仿佛看到了二姐那颗向往爱情、向往美好的心灵……
一个半月后，我出院了。
出院前一天，医院食堂给每个患者供应一盒鸡肉罐头。这是一个半月以来供应的唯一一次肉食。我舍不得吃，把这盒商标上印着大红公鸡的高筒罐头连同白糖和炼乳一起带回家去。父母看我带回来这么多好吃的，不禁又惊又喜。
父亲烫了一壶酒，起开罐头，夹起一块鸡肉送到我嘴里，我觉得那罐头真香，香极了！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能吃上一口鸡肉罐头，比现在吃一顿满汉全席都珍贵。
“老儿子，爸没白养活你！”父亲一边斟酒，一边又感叹起来，“你爸活到五十多岁，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鸡肉罐头……老婆子，快来尝尝你老儿子给你带回来的鸡肉罐头！”
“妈，你快进来吃啊！”我也催促母亲快进来。
母亲从厨房里走进来，张嘴接过父亲夹起的一块鸡肉，边嚼边说：“嗯，真香！”
看到父母的高兴劲儿，我觉得比自己吃了都香。
临走，我把一个六十二元的存折交给母亲，这是我每月十二元的工资攒的。母亲接过存折，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要知道，那时候的六十二元钱比现在六千二百元钱都值钱。从此，我每月开工资都全部交给母亲。
四十七
翻开我的训练日记，1961年12月4日这天，只写了一句话：“今年一年，又在意外中白白地过去了。”
1961年，伤好之后，我又开始训练了，整个夏天又是在拼搏的汗水中度过的。10月初，我怀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又满怀希望地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可是，一场生死大劫又在悄悄地等待着我……
我的两场灾难都发生在北安，北安成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的黑色驿站。
记得那是一个灰色的早晨，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煤烟味儿。早晨起床，我好像感冒了，浑身发烫，一点力气都没有。教练让我休息一天。我怕影响训练，在房间里自己活动。可是当我做滑进时，却一头摔倒在地……
第二天，高烧四十二度，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省队孙队医给我打针、吃药都不管用，高烧一直不退。教练带我跑遍了北安所有的医院，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北安当时是县城，医疗技术较差。几天后，我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我躺在旅馆里，被高烧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海里出现可怕的幻觉，一会儿是龇牙咧嘴的怪兽，一会儿又是黑咕隆咚的深渊……
这天上午，教练请来五六位医生给我会诊，可是，查了半天仍然查不出高烧原因。
医生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头痛，记忆力不好，连《东方红》都不会唱了。这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我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小红点……”
一听这话，医生急忙围上来查看我身上的红点儿。那些红点很怪，含在皮肤里，掀开被子一见光就看不见了，避开光，就看到身上一片一片全是红点。我看到医生们的脸色沉重起来，背着我，悄声议论着什么斑疹伤寒之类的话……
后来得知，黑龙江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这批医生走后，又来了一位年轻医生。他问我那些医生说我是什么病。我说好像是什么斑疹伤寒。他一听，口罩上方的眼睛瞪得老大，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小家伙，你这是捡条命啊！再晚发现几天，高烧连续不退，你不死也变成一个傻丫头了！”
我心想，尽胡说八道，我才不会变成傻丫头呢！我并不知道，当时，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死，不少人因持续高烧而留下可怕的后遗症，变成了傻子。
他还说：“可能是旅馆卫生不好，有虱子，虱子是传染伤寒病的重要途径。”
教练考虑医院的条件和伙食不如旅馆，没让我去住院，让旅馆给我隔离出一个单间，每天医院派来一位护士来给我打针、送药。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白天，教练带运动员出去训练了，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听着走廊里运动员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及欢声笑语，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而且，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一头秀发几乎掉光了。然而，比白天更难熬的是夜晚，发烧，浑身疼痛，梦里经常哭喊着母亲，醒来发现满脸是泪……
教练和队友们一边训练，一边照顾我，他们不顾伤寒病传染的危险，给我打饭、倒屎、倒尿……看着队友们端着痰盂出门的背影，我难过得几次掉下泪来，刚刚能下床走动，我就挣扎着去外面厕所了（旅馆没有室内厕所）。看着教练为我忙碌的身影，我开始原谅他过去那件事了。
二十天后，全省速滑运动员都转到齐齐哈尔训练，准备迎接全国一级、健将级比赛。我也随队来到这里，住进龙江饭店。
不久，我扶着墙能走动了，能去餐厅就餐了。
我的教练一再向队员们解释，说我的伤寒病好了，不会传染了，让大家不用担心。但我很少出屋，怕见人，尤其怕去餐厅……大家都围坐在餐桌前，只有我一个人手拿单独碗筷坐在那里，等着教练给我拨出饭菜，那种滋味太痛苦了，就像乞丐一样。
在走廊里，我怕遇见熟人，更怕别人问我：“雅文，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搞的？去年腿骨折，今年又得了斑疹伤寒……”
我无法回答，只能躲进被窝里偷偷地哭鼻子。
十七岁，本是花一样的年华，而我却变得脸色惨白，瘦成一把骨头，变成一个小秃子了。
去年，我拄着双拐站在医院的窗台前，羡慕地望着街上的过往行人。今年，我又悄悄地目送着队友们夹着冰刀兴致勃勃地向冰场走去，而我只能从床底下拿出冰刀，久久地抚摸着，一次次地擦去冰刀上的泪水……但我内心仍然充满了幻想，幻想我的病好了，又开始训练了，又能参加比赛了。
四十八
一天中午从餐厅回来，我发现床头放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只写着一句话“祝你早日康复，重返冰坛”，却没有落款。
我奇怪，这人是谁？为什么不留姓名？
翻开书，却发现有一页叠着，还用钢笔画了杠，内容是这样的：
“一年来，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士一样，穿着破衣烂衫，但始终怀着火焰般的热情，为捍卫本阶级政权走遍祖国各地，英勇斗争。只有两次，他被迫离开了革命的风暴。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因为在严寒的1920年2月患了伤寒，发高烧，病了很长时间。斑疹伤寒造成了十二军各师团大量减员，严重程度比波兰军的枪炮更加可怕……”
看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斑疹伤寒这么厉害，怪不得那位医生说我捡了一条小命呢！借给我书的这个人心太细了。
一连几天，去餐厅，去盥洗室，我都注意观察着每一个运动员，看到底是谁借给我的书。一天早晨在餐厅里，我看到一双眼睛隔着好几张餐桌远远地向我张望，我一下子断定肯定是他——
说真的，这双眼睛并不明亮，更不漂亮，甚至给人一种永远睡不醒的感觉。但是，那是一双憨厚、坦诚，可以让人信赖一辈子的眼睛。他就是在高山冰场弄了我好几个跟头，把我扔进雪坑里的队友周贺玉。
周贺玉是佳木斯队成绩最好、最有才气的小伙子。他爱写诗。1959年夏天，佳木斯举行大型文艺报捷演出，体工队报捷的四十五分钟散文诗，就是由他执笔与韩玉华、王政平三人创作的。当时他只有十九岁，演出时我和他一起领诵。我到速滑队不久，他就被选进省速滑队了。我在心里一直很崇拜他。
于是，在我最痛苦、最落寞的时候，这个憨厚、善良的小伙子，带着这本书走进了我的人生……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它使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我把书中好多精彩段落都抄到日记本上，今天翻开那些精彩的人生格言，仍然感到很受启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临终前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朋友，你是个假英雄，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果他自己。这是怯懦的最容易的出路，觉得不好活下去，就一枪倒下，你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你是不是已经尽一切努力来挣脱这个铁环呢？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找出活下去的理由，让你的生命有用处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许多人都有崇拜英雄的情结。那时候，人们的头脑很简单，一本书，一部电影，就能成为前进的动力，成为一生的启迪。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睡不着，默默地对自己说：保尔受那么重的伤，眼睛都失明了，还那么坚强呢，你呢？得了一场病就完蛋了，就整天哭天抹泪的。这样下去，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我用贬损和诋毁来鼓励自己，让自己振作起来。
从此以后，曾感动过几代中国人的保尔走进了我虚弱的心，成为我人生的楷模，每当我懦弱、气馁、彷徨之际，保尔的精神总会像灯塔一样照亮我迷茫的心……
不久，全省速滑队要离开齐齐哈尔回各地训练了。
这天晚间，周贺玉来我房间向我告别，我正在织手套。我们女队员除了训练，最爱忙活两件事，一是缝乳罩，乳罩紧了训练不舒服，松了又太显眼，所以整天缝乳罩，一来人敲门，就赶紧把乳罩塞到屁股底下。另一件事就是织手套，把手套织得红一道白一道很是漂亮。
周贺玉拿起一只手套，欣赏道：“噢，挺漂亮啊。”
我急忙说：“你要喜欢我给你织一副！”我正想找机会报答他呢。
他却摇摇头笑了，说出一句几乎改变我一生的话。
“我劝你还是收起你的手工作坊，有时间多看点书。当运动员毕竟是短暂的，你应该考虑今后干什么。”
在体工队，整天沉浸在超负荷的训练中，从没想过要看书、学习，更没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不仅是我，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如此，只有周贺玉第一次说出这种话，提出一个似乎很遥远的问题。但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红着脸说：“以后我不织了。”
我拿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给他，他却说：“送给你了，留着看吧。别忘了，今后多看点书，别整天就摆弄你那手工作坊了。”
我说：“可我……不知道该看什么书……”
他笑了，抬手点了一下我的脑门儿：“你呀，真是一个小傻瓜！”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宽阔结实、并不高大的背影越走越远，他憨厚、淳朴的脸庞却越来越近，越来越走进我的心灵……我这颗单纯的近乎傻气的心，第一次被人搅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从前那么平静了。
从此以后，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陪伴着我，除了给我精神上的鼓励，还使我感到一种朦胧的、说不清也不敢承认的东西……
四十九
那是1962年的春天……
这天傍晚，我训练回来，收发室的老大爷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纸包，我打开一看，是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可我在书里没有找到信，只找到一张写着“知名不具”的字条。我不明白“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但我认出是周贺玉的笔迹，这使我很受感动。
晚上，我把这本书压在枕头底下，久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了，听到走廊里传来说话声，好像是周贺玉。我急忙爬起来推门一看，啊，果然是他！原来，他所在的省二队宣布撤销，所有队员都归队了。
我不记得是怎样跑过去的，只记得握住他手的刹那，一股渴盼已久的幸福就像电流一般传到了我心里……
初恋，这人类最美妙、最幸福、最甜蜜的爱情。我还没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呢，就在我十八岁这年春天悄悄地降临了。
随着周贺玉的归来，我们的初恋也偷偷地开始了。
我像所有初恋的女孩子一样，偷偷地跟他约会，因甜蜜而兴奋得彻夜难眠，常常半夜三更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唱起歌来也比过去更深情、更开心了。
但是，一切都得偷偷地进行，幸福和甜蜜也只能是偷偷地享受，因为体工队不许谈恋爱，只能告诉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冉桂兰。
我们女队住在体育馆楼上五号房间，周贺玉一个人住在靠楼梯的一号房间，这给我们的约会提供了不少方便。晚间，趁楼梯口没人，我就悄悄地溜进他的房间，熄灯前再偷偷地跑回来。
在他小小的房间里，他给我讲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讲泰戈尔的《红帆》，给我朗诵海涅的诗……
而我则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那绘声绘色的故事，越发觉得他了不起，知道那么多东西，在心里越发崇拜他。
的确，运动员爱读书的人不多，爱读这些作品的人就更少了，全体工队只有他一个。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第一个就被打成了“小邓拓”……
1962年5月9日，我和贺玉的日记都记下了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刻——
这天晚上，我们相拥着漫步在杏林湖畔，微风徐徐，月光淡淡，湖水波澜不惊，一切都是那么恬淡而幽静。他拥着我，靠在湖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我听到了我俩急促的心跳……
他俯在我耳边悄声说：“我爱你……”说完，就俯下身来想吻我，我却将头躲开了。他不解地看着我……
我却低下头去不敢瞅他，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我成绩不好……”
他笑了，悄声说：“我爱的是你的清纯和美丽，而不是你的成绩。”
“可我被人……”我说不下去了，强忍着泪水。
一听这话，他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急切地问道：“你被人怎么了？”
“我、我被教练……”
“你被教练怎么了？”
“我、我被教练亲过……”我鼓足勇气，终于说出了那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话。我觉得那是我天大的罪过，是我人生的污点。我不能欺骗他，必须向他坦白一切。
我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讲完那一切，再不敢抬头看他，怕他离我而去。可是，他却把我紧紧地搂进怀里，郑重地说：“从今往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可我仍然不放心：“那你今后也不会变心吗？”
“不会，我会永远爱你！”
“你不会因为我……”
“你放心，我一定要对得起你……”他用长长的吻堵住了我永远问不完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吻。这时才明白，原来亲吻是那么甜蜜、那么幸福，远不像教练亲我那么可怕。
后来贺玉问我：“你就不怕把教练的事告诉我，我不跟你好了？”
我说：“那我也得告诉你呀，我不能欺骗你！”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诚实，不许撒谎，还说女孩子嘴馋和撒谎是大忌。
就这样，我这个连亲吻都不懂的傻丫头，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这位憨厚、幽默、有才气、有理想，从不爱张扬的小伙子。
从此，我走进了他的心灵，他走进了我的心灵，彼此成为对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分离。我觉得我们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幸福、最神圣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这段初恋仍然觉得很幸福，很甜蜜。我们如火如荼地热恋了许多年，真情无悔地相爱一生。如今，我们仍然珍藏着当年的信件、贺卡，以及1963年他去汤岗子疗养时送给我的一朵玫瑰花。玫瑰花早已枯萎，但我们的爱情却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枯萎。
那时，不少人把马克思和燕妮当成偶像，把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当成爱情的典范，就像现在的少男少女崇拜“四大天王”一样。在我的日记里，也摘录了大量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段落，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很受启发。这西方的爱情观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薄伽丘说过：“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人内心沉睡的力量和潜藏的才能。”
爱情不仅给我带来了甜蜜和幸福，而且使我对人生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我开始发愤地学习，更加刻苦地训练，花半个月工资七元钱买来一支钢笔，开始练字。因为我的恋人很优秀，而我除了单纯、会唱歌以外，什么都不如他。不过，我从不愿接受他送给我的礼物。我牢记着母亲的教诲：“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女孩子一定不要贪财！”
那个年代的爱情观与价值观，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都比较现实，而那时候人们考虑的是感情和人品，而不是金钱和地位。
我们的初恋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一天，体委主任派人把贺玉父亲从双鸭山请来，对他说：“请你来，是想让你劝劝周贺玉，不要跟张雅文谈恋爱。张雅文这个女孩子很风流，早就跟冰球队的小伙子好上了。她不是跟一个两个小伙子，而是有一沓对象呢！”
但是，贺玉父亲却说出一句很有主见的话：“我相信我儿子的选择。”
为了这句话，我一直很感谢这位没有多少文化但心地善良的老人。我创作以后，父亲多次对贺玉说：“咱们老周家祖祖辈辈没一个出息的，出了这么一个儿媳妇，你可一定要好好支持她！”
但是，听到主任说我的话，我却委屈地哭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最受不了别人说自己风流。有人追求好像是奇耻大辱似的。再说，我是一个傻乎乎的女孩子，别人对我有意思我都不明白，所以感到特别委屈。
不过，主任提到的冰球队小伙子确实给我写过信。当时小伙子的父母刚刚去世，我接到信不想伤害他，就去找冉桂兰商量，问她他要提出跟我交朋友怎么办。
冉桂兰说：“你就说只能交朋友，不能发展！”后来冉桂兰经常取笑我，“你呀你，当时像个小傻瓜似的，啥都不懂，啥事都得跑来问我。男运动员来跟你要照片，你就把一堆照片往床上一摊，让人家随便挑，你说你傻不傻呀？”
不久，冰球队的小伙子果然提出要跟我交朋友。我就像八哥学舌似的，把冉桂兰教我的话学了一遍：“我们只能交朋友，不能发展！”
可是，他好像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仍然对我很好，经常来我宿舍找我。后来佳木斯冰球队解散了，他调到齐齐哈尔冰球队。临走，他送给我一张他的大照片，问我能不能送给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这次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冒傻气，而是送给他一张我和队友的合影。他把这张照片一直摆在冰球队的宿舍里。
对这个小伙子我一直心存歉疚，总想向他解释一下，但始终没有机会。直到1988年春天，我去大兴安岭采访，在齐齐哈尔换车，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说：“雅文，你终于来看我了。”
我向他解释了当年的事情。他却说：“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坚持下去，如果坚持，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我见到了他漂亮、贤惠的妻子，也看到他家玻璃板底下压着我和队友的那张合影……
1997年，我再次去齐齐哈尔采访，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就去他家看望他，他和妻子都下岗了，生活很拮据。临走，他送出我很远，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说：“雅文，再来一定到家里，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能见几次面……”
上车后，送我的司机问我：“看来，这人对你的感情不一般哪！”
我未置可否。
人在年轻时，会遇到许多追求者，但令人难以忘怀的并不多。
这天下午，我被体委主任叫去了。
体委主任长得人高马大，没有多少文化。我们这些小运动员都怕他。
他开口就问我：“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
“抬起头来！”
我只好抬起头来……
“你小小年纪成绩不怎么样，找对象倒挺积极啊！”他厉声说道，“你看看你这两年，什么成绩都没有，可你找对象比谁都积极！我告诉你，佳木斯队就指着周贺玉拿成绩呢！从今往后，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否则，我就在全体委大会上收拾你！我问你，能不能做到？”
“……”我没回答，眼泪却刷刷地流下来。
“说！能不能跟他一刀两断？”
我低着头就是不说话。我觉得我要说出跟贺玉一刀两断，就是对我们美好爱情的亵渎，是对爱情的不忠！
“没想到你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竟然这么有主意！”主任看我不吱声越发恼火，“我告诉你，你再跟周贺玉好下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不记得他后来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出屋时，走得太急，我差点被门槛绊个跟头。
这天晚上，我和贺玉又来到杏林湖畔那棵白杨树下，贺玉一边给我擦泪，一边问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不，丝毫不后悔。我永远爱你！”
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久久没有松开。
不久，在体工队全体大会上，我和贺玉遭到了体委领导没点名的批评。
“有的人，贼心不死，藕断丝连！成绩不怎么样，恋爱比谁都积极！有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成绩好，就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劝你不要做‘晕’花一现的人物……”他把昙花说成了“晕”花。
领导批评得不对，不是藕断丝连，而是“海枯石烂”。中国运动员一直不许谈恋爱，怕谈恋爱影响训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但是，运动员最大的个性就是执著，从不轻易退却，对事业、对爱情都是如此。
这一年，我流的汗水比任何一年都多。
这年，在牡丹江举行的全国速滑锦标赛上，贺玉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速度滑冰运动员健将级标准，并获得五百米第三名，成为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
国家体委对各项体育运动都分出四个等级，即三级、二级、一级及健将级。运动健将是最高的，其次是一级。
我虽然也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但自从得了斑疹伤寒之后，身体的机能全部下降，脉搏从每分钟五十二次升到六十二次，运动员的脉搏越慢说明心脏功能越好。这一切都告诉我，再拼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1963年春，我最后一次去黑河晚期下冰……
我一连几天站在已经开化的冰场上，望着像酥饼一样发酥的冰面，心失落到了极点，也痛苦到了极点……
健将、冠军，一切一切都像眼前的冰雪一样消融了。而我的一番伟大理想只能化作夜夜失眠、满腹惆怅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队友们继续在冰场上风驰电掣，而我却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不得不舔舐着流血的伤口掉队了。
我的冠军梦就这样破灭了。我的梦想永远留在了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黑河冰场上。从此，我将告别心爱的冰场，也将告别我心爱的恋人……
十九岁，花一样的年华。而我却对着镜子觉得自己老了。
贺玉一再安慰我：“别难过，你再干下去也是白挨累。你当初就不应该来当运动员……”
是的，这正是我最痛苦、最自责的。我根本不是搞体育的料，可我却不顾父母和老师的强烈反对，光凭一股傻乎乎的狂热就跑进体工队来了，结果荒废了学业，空耗了宝贵青春。可是，懊悔只能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种惩罚，却于事无补。
后来，当我看到奥运会一万米长跑冠军邢慧娜，在每一块金牌旁放上一副跑掉的脚指甲时，不禁感慨万端，她的趾甲毕竟换来了金牌，而有多少运动员的趾甲和汗水换来的却是失败，因为冠军只有一个。
所以，我劝过不少家长，不要把孩子过早地押在某项体育项目上，那会毁了孩子的前程。体育是全人类的竞技，它太残酷了。它绝不是付出就会有收获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我不去当运动员，那我会干什么？我想我会继续读书、考大学……
但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运动生涯不光给了我失败，也给了我课堂上无法给予的东西——那就是无坚不摧、勇于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给了我一个超常的情商及强健的体魄，使我在今后坎坷的人生路上，闯过了一道道丘陵与沟壑、暗礁与险滩……
但是，失去的毕竟太多了，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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