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刑犯面对面，与国际主义战士握手；从山沟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世界。辉煌时刻，我却产生跳楼般的痛苦。人，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八十一
不久，我又遭到一次不小的失败……
1983年9月，听说中国文学讲习所要在东三省招收五名学员，我请示戏剧工作室领导同意后，准备参加这次招生考试。
我玩命地拼了两个多月，拼得天昏地暗，复习中外史地、语言文学、政治……当时正赶上犯肾盂肾炎，一天跑二十多趟室外厕所，后来干脆就坐在痰盂上复习，由于缺觉，眼睑上结成一层厚厚的白膜，洗都洗不掉。
我渴望离开这个环境，更渴望走进培养过许多作家的摇篮。在我心里，走进中国文学讲习所，就像走进文学殿堂一样……
考完试，我满怀憧憬，日夜盼望着那张能改变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可是，我从来不是幸运儿，这次也是如此。
不知是因为作品不行，还是考试成绩不佳，总之，1984年3月17日傍晚，我盼来的却是一个退档袋……
那天晚上，我在小桌前呆呆地坐了半宿，一个字都没写。
贺玉一再劝我：“别上火，没录取也好。两个孩子这么小，你要是真走了，剩我一个人多难哪！”而我却趴在他怀里哭起来……
后来我才意识到，没有被中国文学讲习所录取，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两个孩子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成长，很难说会走到哪一步。如果孩子真学坏了，那我不悔死了！孩子毕竟年龄太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自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我的孩子却生活在大树的阴影之下。为了孩子，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所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不过，如果那次能去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肯定比我自己瞎闯要少走好多弯路。
但是，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命中注定，我只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瞎闯，闯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唯一一次上学深造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走不出去，只能继续发愤地创作，这是唯一的出路。
1984年秋，我从同事那里得知，著名的世界语者、日本国际友人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曾在佳木斯工作过，他们的墓碑就坐落在四丰山上。
刘仁是三十年代的赴日留学生，他和绿川英子在日本相识相爱，后来一起回中国来参加抗战。绿川英子虽然是日本人，却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侵略。她用日语对日军广播，被日本骂为“娇声卖国奴”……后来，她被中国政府授予“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我觉得绿川英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所以，我决定沿着绿川英子当年生活、工作的足迹，去采访她的战友和同事，写一部她的传记。
我在创作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关注底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另一种就是关注伟大而崇高的人物。后来，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但是，我所在的单位是戏剧工作室，同样面临请假问题。
这天，我来到李俊光部长的办公室。梳着短发、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部长，忙把我拉到沙发上，问我：“告诉大姐，是不是到新单位又遇到难题了？没关系，大姐帮你解决……”
听到这声亲切的“大姐”，就像那次接过张向凌部长夫人递过来的那杯热茶，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多年来，一直一个人苦苦地奋斗，除了贺玉没人能理解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位市委宣传部长的大姐……
接下来，李部长说出一番令我大为感动的话：
“雅文，你我素昧平生，我所以器重你，是看中你的才气。我不希望看到像你这样有才气的人，被某些人压下去。那不仅是你个人的损失，也是党的事业的损失。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人才太少了。你放心，大姐在位一天，就会全力支持你一天。记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坚持创作下去，不要辜负了大姐对你的希望……”
这些年来，我一直遭人贬斥，第一次听到领导如此首肯，我的眼角都湿了。
谈到请假问题，李部长说：“别着急，等一等，文化局的领导班子马上要换了，换上来的年轻干部比较有开拓精神，到时候我跟他说。”
李俊光部长是一位难得的女干部。她不仅多次为我仗义执言，为我遮风挡雨，而且十分器重我，一直想提拔我。可我对仕途一点不感兴趣，几次谢绝她的好意。
好心的朋友劝我：“雅文，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没有职务，即使你出十本书也不行！”
我知道朋友说得有道理，没有权力就得受他人的制约。就像有人曾对余秋雨先生说：“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安全。”
可我一心就想写东西，对仕途不感兴趣。我觉得任何职务都代替不了我坐在小桌前写东西时的那份快感。不过，有这样一位宣传部长如此赏识我，我还是十分感激。
不久，从京剧团上来一名年轻干部王文禄先生接任了文化局局长，李部长跟他一说，他立刻同意了。
可是，当我动身去南方采访那天，心情却变得异常沉重。
前一天，儿子在学校玩耍时不慎摔坏了胳膊，拍X光片子医生诊断是骨裂。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进退两难。
贺玉却一再劝我：“走吧，好不容易请下假来，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动身去吧，别犹豫了。家里有我呢。”
1984年12月1日，我揣着从朋友那借来的一千三百元钱，怀着对儿子的歉疚，独自一人，忧心忡忡地上路了。
从黑龙江出发，跑到沈阳、大连、北京、西安、重庆、武汉、广州、上海、公主岭、双辽等许多城镇，采访了叶赖士、叶君健、戈宝权、陈原、许善述、李益三、先锡嘉、黄兴的儿子黄乃等许多世界语者及著名学者，采访了高崇民的子女及刘仁的子女、亲属等几十人。
但是，采访四十年前的人和事，犹如大海捞针。
有时跑了一天，只得到只言片语，甚至听到一句“这人不在了”。到公主岭去找刘仁的哥哥，却听说他搬到通辽了，只好连夜乘车赶往通辽。列车到达偏僻、落后的通辽小镇，天奇冷，小站上只停着两辆落满雪花的毛驴车……
一路上，住过不少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的小店。买不到车票，经常一张站台票上车，一站就是半宿。从重庆到武汉半夜十一点下船，到处找不到住处，大雨把棉大衣都浇透了。在西安，夜里睡得正熟，忽然觉得枕头底下有动静，急忙睁开眼睛，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床前，我急忙大吼一声：“你要干什么？”那家伙转身就跑……
但无论多苦多难，我心里都是欢畅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目标在支撑着我……
一路上，我一直挂念着孩子，每到一个地方，就给贺玉发去一封信，问问孩子的情况，可我却始终收不到他的回信。于是，到西安以后，我让贺玉往重庆市委宣传部给我发去一封留存信。1985年元旦，我来到重庆，一连几天去市委宣传部查找我的信，却始终没到。
1月4日，我已定好十点四十分去武汉的船票。早晨八点钟，我最后一次来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收发室，仍然没有我的信。但我相信贺玉肯定会给我来信，就问收发室老人，送信的邮局在哪，老人说在两路口。于是，我急忙跑到两路口邮局，找到负责市委信件的邮递员……
邮递员说：“这么多的信件，你啥个时候能找到嘛？”说着，把一麻袋信件往地上一倒……
噢，真是天助我也！一眼发现第四封就是我的！我抓起信就往汽车站跑，两路口到朝天门码头还有四十分钟的汽车路呢。
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地赶到朝天门码头时，客轮已经响起了汽笛声……
贺玉在信中告诉我，儿子的胳膊好多了，让我不要挂牵。
站在甲板上，迎着江风，望着成群的江鸥追逐着翻滚着浪花的客轮，心里感到多少天来从未有过的畅快，一股浓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家，永远像风筝引线一样，时时牵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亲人的呼唤……
在广州，看到满街都堆着香蕉，一堆一堆，像小山似的，才三角钱一斤。我想到我的孩子从没吃过香蕉，我也没吃过。那时候北方很难见到南方水果，再说见到了也买不起。两个孩子只在1980年冬天，放开肚子吃过一次橘子。那是我从成都给他们背回来的三十斤橘子，看到一家老小的嘴角淌着黄澄澄的橘汁，吃得特别开心，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这次，我一下子买了十斤香蕉，准备带回家去。
我拎着十斤香蕉，又跑到上海、南京、济南、公主岭、通辽等好多地方，在上海遇到辽宁作家刘元举，舍不得给他吃，从此成了他耻笑我的把柄，说我小气。可是，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十斤香蕉只剩下三只可怜巴巴的“黑豆角”了。
儿子问我：“妈，我看人家卖的香蕉都是黄的，你这咋是黑的呀？”
“黑豆角”从此成了全家笑话我的把柄。但女儿长大以后却说：“妈，你整天哼哼（谆谆）教导我们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你给我们背回来的橘子和黑香蕉……”
我用两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四十多人，带回来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采访是我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笔，它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创作领域，而且为我后来独闯俄罗斯、韩国、欧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整天趴在折叠小桌前，一趴就是三个月……
第一次写长篇，又是写一位日本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动笔头两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脑海里那个该死的小人儿又出来捣乱了。他总是问我：“你从没写过长篇，就你那下子能写长篇吗？”
可我请了六个月创作假，写不出来，拿什么脸去见李部长和王文禄局长？
我发现人一旦被逼到没有退路时，往往会爆发出一种超常的能量，就像运动员踏上比赛跑道一样，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往前冲了。
第三天夜里，我终于憋出了开头：
窒息，窒息，为什么像巴士底狱一样令人窒息？
雾，像一块硕大的铁灰色尸布，严实实地罩住了万花筒般的世界。昏天暗地，哪里是穹苍？哪里是海洋？哪里有春的信息？哪里又有樱的芬芳？东京湾的海风太微弱，吹不散一团团凝重的雾，却送来少许的海腥味。
现在看来这个开篇很不成样子，卖弄，做作，花俏，云山雾罩，没有一点具象的东西。但当时却觉得挺满意，于是就按照这种叙述风格写了下去：
雾，淡了，露出瓦灰色的天，马路两旁的栅栏内，盛开的樱花就像一团团雪，一片片霞，飘落到庭院里。她脚步轻松起来，像春风一样充满活力。少女的心是变幻的云，忽而恬淡、清冷，忽而浓厚、凝重……
开篇后，我很快就进入一种疯狂而痴迷的状态，每天除了四五个小时脑袋挨在枕头上，全部心思都沉浸在主人公的世界里，跟着她一起喜怒哀乐，一起悲欢离合。她哭我也哭，她笑我也笑。她用激昂的语言对日军广播：“同胞们，放下武器吧！你们的敌人不是隔海相望的中国……”我为她拍手叫好。她死了，我的心也好像死了一样……
在创作中也经常遇到卡壳，写到日本奈良，只知道奈良跟中国的西安很相似，在奈良唐招提寺的开山堂里，有一尊唐高僧鉴真和尚的塑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于是，我避开短项，不去描写景物，而是写人，写绿川英子在马路边遇到一个请她缝“千人针”的少妇：
绿川凝视着对方的脸，那脸很年轻，顶多二十岁，很俊俏。但却一脸病态的倦容，黑黑的眸子没有一丝光泽，它流溢出令人痛心的乞怜和哀叹……
“谢谢，谢谢，这是最后一针了。”那女人欣慰地笑了。
“最后一针？”绿川疑惑地反问一句。
“是的，您是第一千个人。”
“我是第一千个人？”绿川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她觉得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对丈夫的牵挂和思恋，超过了世上任何一个女人，“请问您丈夫去了哪里？”
“去了支那，我们刚结婚三个月……不过这回好了，明天我就给他寄到支那去，‘千人针’一定会保佑他平安的……”
我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她，冰封大地时来的，却在即将春暖花开之际去了，但是，她没有走，听，她那铿锵的声音还在震荡着宇宙：
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这三个月，我不知日出日落，不知树叶何时发芽何时吐绿的，不知春天何时来又何时走的……偶尔出去一趟，看到别人都穿着衬衫，而我却仍然穿着毛衣毛裤，因为我的小屋很阴冷。
三个月，终于完成了第一部二十八万字的长篇传记《绿川英子》，抄完半个月稿子，我的胳膊很长时间都伸不直了。
7月10日，山东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于良志及《柳泉》杂志社主编肖甦先生，从济南专程来佳木斯审阅我的书稿。这在佳木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台、电视台、报社都纷纷来采访我，我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赵庆有先生和王文禄局长，亲自宴请两位社长和主编。赵庆有部长是一位年轻、正直的领导，对我后来的创作给予了很大支持。
采访期间，我在济南《柳泉》编辑部见到肖甦主编，这位山东大汉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当即一拍桌子：“这本书我给你出了，而且要出精装！第一，我看中了绿川英子的题材，第二，我相信有你这种劲头的人，没有不成功的！”在此之前，他从未读过我的作品。
1985年是我最丰收的一年，发表了两个短篇、一部中篇、一篇报告文学，出版了两本书。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绿川英子》。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篇小说集《爱献给谁》。我把三十本《绿川英子》的精装本赠给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语大会。该书被评为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二等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省政府文艺大奖。
八十二
我终于有了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
不用坐班，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跑出去风风火火地采访，然后坐在小桌前，静下心来写小说、写报告文学，把心中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痛快淋漓地释放出来，变成一篇篇文字。啊，能自由自在地创作太幸福了！
文化局的领导对我很照顾，除了王文禄局长和戏剧工作室朱红赤主任对我很关照以外，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文化局党委书记孔繁新先生。
孔书记在会上公开讲：“我们不要把张雅文当成文化局的包袱，她不是包袱，她是我们文化局的骄傲！不要以为她在戏剧工作室不写戏，就是不务正业。她写小说不同样是向社会提供精神财富吗？不要总说人家‘借窝下蛋’，你有本事你下一个我看看？”
我和孔书记并没有什么私交，给他第一本书时，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当时，他笑着点评我：“你瞧你，连党委书记名字都不知道，还想不想进步了？”说着，在纸上写下“孔繁新”三个字。
这位经常穿着一套黄军装的部队转业干部，后来得了胃癌。我去看望他，只见他家里一贫如洗，桌子、椅子都是五十年代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儿子没有工作……他本来长得又瘦又小，躺在床上，整个人扁扁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我握着他皮包骨的手，没等说话，眼泪就下来了。
他却强打精神跟我开着玩笑：“大作家哭啥呀？我这不是挺好嘛。等我去马克思那儿报到那天，你再哭也不晚哪。”
我说：“孔书记，我很感谢你……”
“谢我干啥？不要谢我，那是你自己干出来的。雅文，今后你只管好好写你的东西，别人爱说啥说啥，不用管他。有什么事，你找文禄局长，找郭萍……”郭萍是文化局的工会主席，为人非常热情，也是我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孔书记的最后诀别。
再见到他，已是在火葬场的殡仪馆里了。
在殡仪馆门口，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郭萍告诉我，孔书记在临死前一天还对她说：“今后雅文遇到什么困难，你要多帮帮她，一个女同志闯到今天不容易……她的成绩不仅属于她自己，也属于咱文化局，属于佳木斯的……”
听到这番话，我不禁失声痛哭，没想到孔书记临死前还惦记着我这样一个作者……
眼看着孔书记的尸体在一片哭声中被推进火化炉里，不一会儿，从高高的烟筒里冒出一缕白烟，缓缓地向天空飘去，越飘越远，越飘越淡，最后完全融化在蓝天之中……
我知道那就是孔书记。他走了，两手空空地走了，留给妻儿的是一个空空的家，留给文化局的是一个好干部的形象，留给我的却是一份永久的怀念……
八十三
创作以来，我爱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掌鞋的，卖菜的，捡破烂的……
女儿曾不解地问我：“妈，你怎么跟什么人都爱瞎聊呢？”
我知道恰恰是这种瞎聊，给了我无尽的素材。因为大千世界的事情太丰富、太深刻、也太触目惊心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火车站等车，我爱跟那些穿着邋遢、蓬头垢面，拾垃圾的流浪儿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说的话……
一对八九岁的哥儿俩，因不堪父亲的毒打在外流浪三年了。哥哥说，他和妹妹捡破烂想攒钱买房子。我问他攒多少钱了，他说攒了十五元又被别人抢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我遇到一个长得像电影《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似的男孩儿。他告诉我，他父亲喝醉酒冻死了，继母把他撵出来。他说攒钱想买个小录音机。我问他买录音机干什么，他说学英语，将来有机会去上学……
我听着这些底层人的故事，泪水常常打湿眼帘。从这些底层人的身上，从他们或喜或忧或悲痛的故事中，我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感悟着最深层的人性，从而丰富着笔下的人物。
创作以来，我更多关注的不是自我，而是社会，尤其关注那些底层人。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
早在青年时代，我就非常敬佩鲁迅，敬佩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格，敬佩他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及作家的使命感。由于受鲁迅的影响，我对文学怀有一种幼稚的、宗教般的虔诚，觉得作家就应该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社会，就应该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就应该疾恶如仇，鞭挞丑陋，弘扬正义，丝毫不考虑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我干了不少傻事。我想许多作家可能都有这种傻正义，否则就不会冒着挨批判、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创作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之作了……
这年，佳木斯某医院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血库主任贪污。他把过期的、不洁的血浆给病人使用，导致病人死亡，激起群众的强烈义愤。
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刻的反面题材，于是，在市委领导不同意我采访的情况下，就偷偷地跑去采访了。结果，这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却受到领导的批评，也遭到一些人的忌恨，长时间都无法化解。其实，我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罢了。
这种冒傻气的事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伴随我整个创作人生。
一次，文化局党委决定，让我写一篇市长的报告文学。我一听就犯难了，市长的口碑不错，但并没有太突出的业绩。我要写市长的报告文学别人肯定会说闲话。于是，我对局长说：“局长，你让我写市长，市委书记对你能没想法吗？”局长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把这事也就放下了。
后来，这位市长提升为市委书记，有一次见到我，问我：“雅文，听说你们局长让你写我你不写，是不是我这个市长在你笔下不够格呀？”
“不不！我当时实在没时间……”我只好尴尬地搪塞。
我拒绝写省、市长的事，不是一次……
后来，不少朋友都说我死心眼儿，说我是天下第一傻帽儿，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和省长都找不到机会呢，你可倒好，市长来敲你家门，你却不让人家进去。你写完市长，你的住房、差旅费，不都是市长一句话吗？真是傻狍子一个！
傻就傻吧，我一笑了之，仍然坐在阴暗的小屋里写我想写的东西。直到后来，戏工室党支部书记苏迺茹女士为我的住房问题找到主抓财政的张国良副市长，张副市长请财政局刘进高局长为我特批了七万元房款。这样，我们终于离开了居住十三年的小屋，搬进三室一厅的楼房。
我觉得人生有限，我不愿把我有限的生命消耗在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里……
有人说我“不媚上，不卑下”，也有人说我政治上不成熟……
我想不成熟就不成熟吧，要真成熟那天，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世故文人，专门看风使舵粉饰现实了。
我知道，文如其人，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给自己约法三章：认认真真地写文章，清清白白地做人，不靠谄媚取悦，要靠自己的奋斗去闯，能闯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