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着几近枯竭的生命之墨，撰写着很可能是绝笔的报告文学。活过来的瞬间，我决定写出自己的一生。是来拯救扭曲的心灵，还是为了悲剧不再发生？是大海平静了，还是卸掉名利盔甲的心灵平静了？
九十五
现在，该写到那段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光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地狱般的日子。这边等着我的是三起官司，是法庭上一次次的唇枪舌剑，那边等待我的是搭六个桥的心脏大手术……
更可悲的是，2004年2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女士上诉案的这天早晨，贺玉陪我去开庭下楼时一脚踩空，一下子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造成两根肋骨骨裂。当时我抱住他哭了，我觉得上帝对我们太残酷了，让我一个人遭受磨难还不够，还要让先生跟着我一起受罪！
从2001年3月29日夜里晨光找我谈话那天开始，我就像跌进了一个倒霉的怪圈，天灾人祸一个接着一个，想躲都躲不过去。我因此明白了一个深奥的宿命道理，上帝要是跟你过不去，你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咬紧牙关拼命地抗争，或许还能拼出一条生路。但我知道在这命运的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并非我这个作家所能阐释清楚的东西……
采访完刘晓程，我被他的境界与人格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灵魂、一位圣洁而崇高的守护者。
所以，我决心写完他的报告文学再手术。我要向约稿的朋友有个交代。我要告诉那些像我一样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院长，有一所世界一流的、令老百姓放心的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刘晓程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父母都是优秀的医务工作者。1979年，身为知青的他，以骄人的成绩考进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毕业后被留在阜外医院工作。不久，阜外医院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澳大利亚导师让他留在国外。他却放弃了每月几十万美元的高薪毅然回国。几年后，已被提拔为阜外医院病区负责人的他，却向医院党委递交了《请调报告》，要求回黑龙江创建中国第二所心血管病医院。多年后，身为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他，又向卫生部提出辞呈，去创建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于是，我忍受着经常发生的心绞痛，用我剩余不多之毅力，蘸着几近枯竭的生命之墨，竭力撰写着《四万∶四百万的牵挂》这篇很可能是绝笔的报告文学。
我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现有四百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余下的四百多万心脏病人将揣着“破碎”的心，日夜盼望着白衣天使能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或因贫穷，或因昂贵的医疗费用，或因排不上号住不上院，或因庸医的误诊，使多少病人苦苦等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而排不上号住不上院的、交不起医疗费的，多是那些没职没权没钱没关系的普通百姓，尤其苦了那些贫苦农民和下岗职工。
这种严重的供需失衡现象，深深地触动了一位医生的良知，他因此而做出的一次次惊人之举，像地震一般震撼着中外的医疗界，震撼着千百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震撼着中国亟待改革的医疗体制——
1987年5月，春天带着不可抗拒的骚动与活力，从遥远的天际涌来，冲破坚硬的寒冷，把鲜活的生命撒向枯黄的世界。饱尝了严冬的寒冷与沙尘的北京人，踏着春意盎然的景色，漫步在华灯初放的长安街上，欣赏着绚丽多姿的夜景，享受着春天的馈赠。但在全国唯一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一间门诊室里，却上演着令人痛心而又司空见惯的一幕。一位中等身材、精明干练、两眼蓄满善良与睿智的中年医生，被一群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及家属团团围住，一直下不了班。他就是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三十八岁的主治医师刘晓程……
望着一张张求生的面孔，刘晓程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湿润了，一种深深的疚痛与同情，紧紧地攫住了他那颗虽然每天被病人揉搓却依然慈悲的心。他知道，这些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偏偏又患上这样那样的心脏病。他们卖房卖地拖儿带女，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整夜整夜地排队挂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但他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苦苦地哀求他，给他下跪，只为了一张小小的住院单—— 一张求生的“通行证”。可他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面对眼前这些重患，他不知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
令刘晓程终生难忘的是一位二十七岁的姑娘。她像瞪着一双美丽而无神的大眼睛，凄婉地望着他……
他问她：“你为什么不早点来？”
一听这话，姑娘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了，忙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像捧着命根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捧到刘晓程面前，啜泣道：“我八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八年也没等到通知，实在等不了啦！”
刘晓程接过那张已经被八年时光磨损出几处破洞、起了毛边的入院单，看到上面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心里不由得发出一阵慨叹：可悲呀！八年抗战都结束了，可一个心脏病患者却手拿入院单没有等来住院通知！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八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大好的八年？八年，一个花样的少女变成了二十七岁的大姑娘，而一颗破碎的心却因漫长的八年而失去了治疗机会。现在，她已经不能再接受手术了，只能回家等死了。可她完全可以不死……他心里不禁发出一阵悲愤的质疑：我到底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误人性命的罪魁？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痛苦抉择之后，刘晓程向阜外医院党委递交了《请调报告》，要求回黑龙江去创建心血管病医院，为中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开辟一条新路。不久，他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果然创建了中国第二所心血管医院。
然而，二十年之后，已升为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并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为卫生部副部长人选的刘晓程，却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向卫生部递交了辞呈！
此刻，他坐在高官的位置上，要什么有什么，名誉、地位、专车、宽敞的住房，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而且，只要他好好干别出差错，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正在等着他呢。人们不禁对他大惑不解，你刘晓程到底还要什么？
一位政治家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风卷云舒，才能理解他所选择的山高路险河流湍急。
是的，只有读懂了刘晓程的人生法则，才能看透那绚丽的彩虹为什么照不亮他内心的阴霾，金光闪闪的“琉璃塔”为什么包裹着一颗痛苦而压抑的灵魂；只有读懂了他的人生法则，才能诠释他人生的真谛，才能看到他自我超拔的胆识与魄力，才能剔出世俗的偏见，领略他超凡的境界！
在刘晓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其他行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医疗卫生业却一直在裹足不前。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就拿心血管病来说，全国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每年仅能手术四五万例，仍然只占百分之一二。而且，药品层层扒皮，吃回扣，从药厂卖到老百姓手里要翻上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他觉得中国的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他已经五十一岁了，再这样耗下去实在耗不起，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接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不如趁自己还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去建一所医院，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福音，用实际行动去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也算不枉活一生。
2000年12月31日，当人们沉浸在新千年到来的喜悦之中，一个知天命之人却站在新旧千年的交叉路口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千年之风，向卫生部提出：第一，辞去一切官职；第二，要求提前退休……临走，他把所有的荣誉证书全部付之一炬。
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2001年1月3日，一个挣脱了体制束缚，摆脱了功名利禄，打碎了世俗桎梏的人，迎着新千年的曙光，气宇轩昂地走出了办公室，目送他的是一片惋惜而又充满敬佩的目光……
在当今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世界里，有几人能够抵住官位的诱惑，又有几人能挡住金钱的吸引？相反，为金钱和官位折腰、甚至断送性命的人却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为刘晓程超凡的人生境界而赞美，而叫好，而献上一束鲜花了！
两年后，2003年9月，刘晓程所领导创建的国家投资七个多亿、亚洲最大的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
在这篇作品中，我不仅写出刘晓程‘博爱济贫’的崇高境界及人生追求，揭示出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及卫生界的腐败，而且也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心脏病重患无法排遣的痛苦与绝望，一个人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孤独与无助，以及对生命的强烈渴望——
从此，一向活泼、开朗、奔放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却再也不能从心底发出笑声了。我曾试图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擦拭我心灵的泪，“将死亡视为不可逃避的平常事实而加以接受，便可以永远地解脱对死亡的恐惧”。我也曾试图用创造人类奇迹的科学家霍金的痛苦来稀释我的痛苦，用他的意志坚强着我的意志，也曾试图用“长寿无可乐，夭折无可悲，显达无可荣，穷困无可丑”的老庄哲学来平静自己悲愤的心……可我却发现，一向自诩无比坚强、任何苦难都不曾使其低头的我，原来却如此脆弱。
傍晚，我和先生在海边，看潮起潮落，渔歌唱晚，看美丽的夕阳西下，倾听他人的欢声笑语，而我却只有忧伤和叹息。万家灯火，皓皓明月，却照不亮我阴暗的心，强劲的海风却吹不散我满腔的愁绪。
人们常说，苦难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财富，我觉得这只能指过去时而言。当生命可能不再属于这个作家时，苦难绝不是什么财富，而是一种灭顶的灾难，一种残酷的折磨。哲人的名言在生命断裂面前，只不过是人们送到死者面前的一束鲜花，鲜花是给活人看的，而死者看到的只能是漆黑的坟墓。我深切地感受着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望，感受着病人渴望医生来拯救自己生命的殷切企盼，感受着无法排遣的绝望与悲痛。我真切地体会着四百万心脏病同胞所遭受的、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痛苦煎熬。而我只需要煎熬几个月就可以手术了，可那四百万同胞却要煎熬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直煎熬到死……那是怎样一种漫长而绝望、痛苦而无助的煎熬啊！
在这段时光里，我每天都如履薄冰般地走在生命的边缘，很怕一不小心踩重了，踩碎了十分脆弱的生命，使我过早地陷入死亡之谷……
这期间，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经常发生心绞痛，整夜整夜地失眠，安眠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而且，我的情绪极其低落……
贺玉和孩子都极力劝我，希望我能像过去那样坚强起来。
女儿说：“妈，我们刚来北京那年，开饭店两个月赔了十几万，把咱家那点钱全赔进去了。我和爱人在电话里对你哭，你却说，哭啥？不就是十几万吗？有啥了不起的？你还问我要不要找上吊的麻绳……当时我特感激你，也特佩服你，什么事都难不倒你！妈，我真希望你能像过去那样……”
儿子也说：“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那年春节，单位派我去黑河催要货款，我感冒发烧，在电话里对你哭着要回家过年。你却说，这点困难算啥？别见硬就回，一定把货款要回来！你还说你要回的不仅是几万元货款，而是一个人对困难的态度。我心想，哪有你这样当妈的，一点不心疼儿子！可是春节过后，我带着货款回到单位才觉得你说得对。来北京以后，你又对我们说，北京到处是黄金，就看你们自己如何去打拼了。妈，我们一直以你为榜样……”
我知道全家都在忽悠我，都想用我的过去打败我的现在，可我的现在却得了小儿麻痹症……我再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虽然，我被残酷的现实撕去了虚伪的坚强，露出了真实的脆弱。但是，我的个性仍在主宰着我，也主宰着这部后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连连获奖的作品。我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电脑前，把一切痛苦与绝望全部抛到脑后，潜心创作着这部作品。有多少次，我因心绞痛不得不趴在电脑前……
后来，著名评论家刘扬体先生这样评论这篇作品：
“这是一篇读后令人回肠九转、五内俱热的作品。感谢作者张雅文，用她晓畅明达而又精致深厚的笔墨描述了刘晓程这位实在值得我们脱帽致敬的医界圣手、医界伟人！是的，能立志扶危救患、挣脱权力地位和名利束缚、实实在在‘博爱济贫’的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心脏病魔纠缠，能将数以千计万计的人从‘鬼门关’上拉回来，能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存质量，从而改变他们命运之舟航向的人，难道不是圣手，不是伟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物欲横流、道德漂浮、价值紊乱、功利主义肆虐的今天，像他这样视乌纱如草介、弃权力如敝屣，干干脆脆将物质利益放在脑后，为了多治病多救人而一往无前的人，其精神品格光耀所及又何止于医学界！”
这篇以生死体验完成的中篇报告文学《四万∶四百万的牵挂》，后来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被人民文学、花城、长江、漓江等多家出版社收入报告文学集，被《作家文摘》、《深圳特区》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并荣获《北京文学》第二届“新世纪优秀作品”奖、中国报告文学第四届“正泰杯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协创研部与《北京文学》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该作品研讨会，会上，评论家对刘晓程、对我本人及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九十六
现在，该说说那三起官司了。
三起官司从2002年7月立案，到2007年8月这本书下稿，历时五年，大大小小开了十几次庭，从判决看好像我赢了，其实我输了，输得很惨。而且，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呢。
后来我才意识到，打这三起官司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愚蠢、最不值得、最劳民伤财的一件事。独可自慰的是，它使我深切地感悟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使我从天真走向成熟……
但作为一个人，在自身权益屡遭践踏、人格屡受伤害的情况下，挺着即将走上生死未卜手术台的身躯，揣着用救心丸来缓解严重缺血的心脏，不肯向不公妥协，不肯让灵魂下跪，不愿看到更多像我一样的作家和编剧遭受侵权伤害，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不禁又为自己有这份骨气而感到几分自豪。
一位老作家说：“雅文你做得对，正因为我们好多编剧遭到侵权都不愿吭气，所以才使某些人得寸进尺，不以侵权为耻，反以为荣！如果编剧、作家们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使侵权行为无立足之地，影视界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法治环境就好了！但是，任何权利都是自己抗争来的，编剧的地位和权利也是一样……”
但我只能说，在我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最真切、最深刻地感受一番期待公平公正的诉讼过程……
尽管我的法官丈夫一再提醒我，不要对法律抱太大希望，可我还是把挣脱噩梦、寻求公平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律上。其实，法律并没有那么多的承载任务。进了法庭就会发现，当事人面对的不仅是带着各种背景的对方当事人，而且更要面对水平不一、同样带着各种社会关系网、各种背景的法官……
我像所有受到伤害的人一样，以为法庭是可以释放委屈、寻求公平的地方，却发现法庭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可以说假话、可以进行狡辩的平台。往对方身上放箭的同时，对方也同样在放箭，而且箭箭射得心疼，射得伤口越发流血不止。我发现，我交给制片方的剧本明明是二十二集，可他们拿到法庭却变成了十九集；我还发现，某制片方向法庭出示的证言充满了虚假……
在法庭上，对方已经不重要了，是对是错，是伤害，是委屈，在进法庭之前早已完成了，重要的是法律——人们渴求公正、期待公平的最后底线，如何做出较为公正的判决！
诉VCD、DVD的编剧署名侵权案是当庭调解的，对方承认工作失误，同意在《中国电视报》上向我公开致歉，并赔偿我三万一千七百元。赔偿款给了，但在《中国电视报》致歉并没有兑现。
诉赵女士的侵权案大大小小开了六次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第7238号，仅判决赵女士“在杂志上发表剧本时的署名方式，构成对张雅文署名权的侵犯，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判决“赵女士及《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在《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上向张雅文公开赔礼道歉；赵女士赔偿张雅文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千六百元；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一十元，由赵女士负担两千元。”赵女士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最后，赵女士的赔偿款给了，但公开赔礼道歉同样没有兑现。
不过，在法庭最后陈述时，我向对方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
“赵女士，你我都是同行，谁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是怀着排斥我的心理，而是本着对剧本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剧本，遵循法律约定的关系，吸取我剧本中的精华，加上你的智慧，我相信，最后推给观众的绝不是现在这样一部被观众骂得一塌糊涂的《盖》剧。你我更不会走到今天。最后，我想说句心里话，今后不管我们是当编剧，还是当作家，希望我们首先都要做人，然后才是编剧或作家……”
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对方，也是说给我自己，也说给我的同行们！
诉潇湘电影制片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潇湘电影制片厂反诉我违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第216号判决称：
“张雅文如期向潇湘厂交付了剧本的第一、二修改稿，其行为没有违反交稿的时间约定。张雅文与（潇湘厂）策划中心就作品再修改所作‘如甲方需乙方对剧本再修改，双方另行商议交稿时间’的约定，很明显系弹性条款。在张雅文交付第二稿未能由潇湘厂审定认可的情况下，潇湘厂没有找张雅文就再行修改的时间达成一致意见，而是主动提议另请作家加盟改编并实际产生了他人加盟修改的事实，因此不能认定张雅文违约……《盖》剧作为电视剧，在片头已明确署名编剧为张雅文，潇湘厂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否认张雅文作为编剧的地位，对潇湘厂所提出的‘确认张雅文不是《盖》剧编剧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潇湘电影制片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雅文稿费十二万二千元……”
潇湘电影制片厂不服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于2004年1月6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元旦刚过，先生就陪我去了长沙。三起官司已经花掉了七八万元，所以两起官司的二审我都没有请律师。
九十七
几起案子都开完庭了，我该上手术台了。
但我内心激愤难平，如果这样死在手术台上，我感到死不瞑目。
于是，我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刘云山部长写去一封信，讲述了侵权给我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希望侵权问题能引起中宣部领导的重视，不要让更多作家和编剧遭受这种伤害了。
这天，我接到中宣部工作人员的电话，让我去部里谈谈。原来，刘云山部长对我的信做了批示……
第一次走进中宣部，见到文艺局两位局长及电影处的领导，没等开口，早已老泪纵横……
我说，我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作家，自费赴欧洲采访，挖掘出钱秀玲这样的国际题材，因此受到中比两国大使的高度赞扬，受到比利时首相的接见。可到最后，我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屡遭侵权，处处遭到排挤，最后连稿费都拿不到，被迫打了三起官司。我为正义呐喊，却没人为我说句公道话。现在，我又面临着生死未卜的心脏大手术，我对社会感到绝望……
现在一想，因为自己屡遭侵权就对社会感到绝望，未免太偏激了。
文艺局领导说：“雅文，你不要绝望。你本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反而受了这么多委屈，确实让人很同情。这些事本来不应该发生。如果他们按照法律行事，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了。在影视界，作家、编剧被侵权的你不是第一个。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希望你不要绝望，你应该相信，我们有法律，有行政，有媒体，希望你安心地去做手术……”
我说，侵权不仅伤害了作者，而且影响了中国影视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就拿《盖》剧来说，就其题材本应向世界推出一部力作，可到最后连“飞天奖”都没评上，只评了一个提名奖。据说剧组赔了几百万，借中央某单位的二百万至今未还……不仅是我，好多作家和编剧都因为侵权而受到伤害。不少影视作品因为各种关系而影响了作品质量，最后变成一堆播不出去的电视垃圾。我希望中央对影视界这种无法、无序、无德的现象引起重视，不要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了！
希望我啼血般的呐喊，能唤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希望我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能为作家和编剧换来应有的权益……
不管怎样，在我上手术台之前，能把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向中宣部领导说出来，这对我多少是一点安慰。
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数天前，我跟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陈建功先生通电话时，无意中谈到打三起官司的事，他说了一句：“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电话很快就挂了。
不一会儿，《文艺报》资深记者胡殷红打来电话，说建功副主席让她来采访我。我感到很吃惊，也非常感动。
胡殷红写完我的专访之后，陈建功副主席又亲自过目并做了批示。
在北京高法开庭的那天早晨，胡殷红特意跑到法院门口，给我送来一沓《文艺报》。看到胡殷红的脸色有些憔悴，我问她怎么了。
她立刻红了眼圈，哽咽道：“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上班呢。”
我的眼圈顿时也红了，为她专程跑来给我送《文艺报》，为她采写我的文章《张雅文维权之路》，以半版篇幅刊登在2004年2月14日的《文艺报》上，为陈建功副主席对一个绝望中的作家所给予的关怀……
“谢谢你殷红，请你代我谢谢《文艺报》的领导，谢谢建功……”我握住胡殷红的手，许久没有松开。
捧着这份《文艺报》，如同捧着一份渴盼已久的安慰，捧着一份为正义而歌而泣而呐喊的同情——它了却了一个即将走上生死未卜手术台的人最后一份心愿……
这篇《张雅文维权之路》在文艺报发表之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胡殷红和我接到许多电话，后来又被《作家文摘》转载。
九十八
2004年3月6日，贺玉的肋骨好多了，刘晓程的报告文学也完稿了，我该上手术台了。
离京前一天晚上，作协一位领导夫妇及作家出版社主编侯秀芬夫妇为我饯行，还送给我六支百合，让我带着百合上路……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百合，带着朋友的祝福上路了。
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当一个人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对生命的诠释与理解，跟以往完全不同了。
现在一想，一部电视剧的编剧署名算得个啥，何必那么认真呢！最后把自己害成这个样子，太不值得了。那些侵权的事，只不过是我生命过程中一段令人唾弃的游戏，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人要死了，名啊，利啊，还有什么用？想想突然离去的陈逸飞、傅彪、高秀敏、侯跃文，他们纵有亿万家产及盖世之才艺，也只能是留给后人去缅怀与评说了。
就像《圣经》上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如果当初我把那些侵权的事看淡一些，就不会把自己逼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反之，我的对手们如果尊重他人起码的权利和人格，不是欺人太甚，更不会走到今天……
可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清晨醒来已近黄昏。
晚矣！一切都已晚矣！
尽管刘晓程院长一再向我保证：“你应该相信我，我一定要回报你的生命！”但我知道，搭六个桥的心脏手术绝非小手术，必须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给朋友该打的电话，都打了。
动身前，我在电脑里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先生，另一封是写给自己。
给自己只写了几句话：
“上帝给了你如此丰富而传奇的人生，你没有把它留下就走了，那太遗憾了。所以你不能死，一定要挺过这场生死大劫！”
给先生的写道：
亲爱的贺玉：
明天我就要去医院了，尽管是晓程为我做手术，但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把对你要说的话留给你，留给这个美好而残酷的世界。
亲爱的，如果我真的走了，你不要太难过，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我们恩恩爱爱、无怨无悔地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任何磨难都不曾让我们分手。
亲爱的，你像大哥哥一样爱我一生，疼我一生，呵护我一生，用心捧了我一生，这是我最幸福的。如果没有你的呵护，没有你的全力支持，我不会走到今天。在此，我真诚地向你道一声：谢谢你，我亲爱的大哥！
亲爱的，如果我走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两个孩子都结婚了，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你却要面对没有我的后半生。我希望你找一个老实贤惠的女人，不然你会受气的，不要图漂亮，找个伴吧。因为你人太好，心太善。我总担心别人欺负你。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也很懂事，这是你我最大的欣慰。等你老了那天，孩子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们那点存款也够你晚年用了。
要说的话太多了，越说越沉重，越说越痛苦。这三年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觉得人世间太残酷，太险恶，太不公平了！
好了，就写到这吧。我在天堂里祝福你和孩子们幸福，希望我们全家仍像过去一样充满欢声笑语。
亲爱的，让我留给你一首你最爱听我唱的歌《星星索》：“呜喂，风儿吹动我的船帆，船儿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当我还没有来到你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好了，我到天堂里等你，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祝你和孩子们平安、快乐、幸福！
你的爱妻雅文 2004-3-8晚10点
回忆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就是选择了一个好丈夫。
无论我在外面受到多大的委屈，回到家里，他的怀抱永远是我眼泪的去处。他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脾气又好，从没有畏难情绪。即使不赞成我做的事，他也会全力支持我。我家两次搬家，都赶上我外出有创作任务，全靠他一个人打包、发运，毫无怨言。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母亲非常好，老人瘫痪两年，大小便失禁。我外出采访、开会，都是由他来照顾，给老人换尿布、洗脸、喂饭……
他这人很幽默，也很风趣。有一次我外出时间很长了，他在电话里说：“雅文，我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听，”开口就唱起来，“真的好想你，我在深夜呼唤黎明……”刚唱两句，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给我朗诵起他写的诗：
还记得，
杏林湖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
在月光下摇曳着美丽的身影。
它是我们初吻的见证，
是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还记得，
运动场上那个俊俏的小女孩儿，
她那甜美的歌声，
她那清纯的心灵，
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幸福与憧憬……
初恋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小女孩儿早已变成了两鬓如霜、满脸核桃纹的老太婆，但却听到夫君如此的欣赏，心里当然很受感动。
我曾对女儿说：“妈妈这辈子遇到过许多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对我很好，但我相信，没一个人能像你爸爸这样，用心呵护我一辈子。”
我们相濡以沫、手挽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如今，却面临着生死考验……
写完这封遗书，我躺在床上像死了一样……
2004年3月9日早八点，我最后看一眼我的电脑，看一眼我的写作间，看一眼我的家，不禁暗暗问自己：我还能回到这里吗？还能坐到我心爱的电脑前进行创作吗？这个充满温馨幸福的家是否还能属于我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无法预测我生命的裂谷到底有多深，更不知我脆弱的生命能否跨过这道生死大裂谷。如果跨过去，我将获得第二次生命，如果跨不过去，我将化作一缕白烟，同这个美好而残酷的世界永别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