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疯狂的苦恋中醒来，又陷入到另一场更加疯狂的苦恋。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从一场接一场的苦恋与抉择中走过？一个美丽的梦想破灭了，永远留在了几棵白杨树下……
五十一
1963年4月1日，我背着行李，蔫头耷脑，无精打采地回到全市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里。我就像一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孩子，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了。
但是，父母却像欢迎凯旋英雄一样欢迎我。母亲急忙为我包饺子。父亲将他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伸过来，又乐颠颠地跟我顶脑门儿：“来，老儿子，好几年没跟老儿子顶笨儿露喽！哞……”边顶边学着老牛叫。
可我再也不是那个把茅草屋当成天堂的十三岁傻丫头了。
晚间，躺在狭小的炕上，母亲一边抽着烟袋，一边给我讲着我“逃跑”那天的事情……
父亲下班回来一看我走了，就呆呆地坐在炕沿上，一句话都不说。母亲劝他别上火，说明天她就去体委找我。
父亲却长叹一声：“嗨……没用了。这孩子要认准一条道，谁劝都没用。在南岔那会儿，为了念书她啥都不怕，本以为她将来能有出息，哪成想……”
父亲让母亲把那只装钱的木盒取下来，让母亲数数攒多少钱了。
父亲说：“别攒了。这孩子不会有出息了。”说完，一头躺在炕上，再也不言语了。从那以后，父亲又像从前一样，很少再见到笑容了。
说到这，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挂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父亲把一个底层人苦苦挣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女儿身上，拉煤车，绞大酱，干瓦工，卖菜……一分一角地为我攒钱，希望我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父亲对他这个小女儿怀着怎样一番期待与厚爱呀！可我却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最后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泪流满面，觉得太愧对父母，尤其太愧对父亲了。我很想向父母承认我错了，可我却说不出口，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水。
可是后来，我又一次次地伤害了父亲……
1963年5月10日，我同四名转业的女篮队员一起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银行出纳科和会计科。我被分配到支行会计科，后来又转到佳东办事处。
报到第二天，一位瘦瘦的、不苟言笑的会计科长，把我带到一号窗口的柜台前，对一号窗口的记账员说：“小潘，把你的工作向小张交接一下，明天你去齐齐哈尔银行干校学习，由小张来接替你的工作。小张，明天你到这个窗口来记账！”说完，转身就走了。
为这事，全科同志都背地里议论那位科长，说他不近人情，说他不应该不给新来同志熟悉业务的时间……
是啊，我刚从运动队下来，连算盘都不会打，从没见过支票和存款单，更不知什么叫借贷方式（当时采用借贷记账方式）。可是第二天，我必须硬着头皮坐到一号窗口的位置上，开始面对柜台外一张张焦急而不耐烦的脸，面对一堆堆从未见过的票据，以及几十页写着密密麻麻标准数字的账页……
一连好多天，我每天上班就像上刑场似的，一坐到柜台前就开始冒汗，一直冒到下班。我的柜台前总是挤着一堆嘟嘟囔囔发牢骚的出纳员。一天，铁路分局一名戴眼镜的男出纳，终于不耐烦了，开口挖苦我：“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痛快让给别人，别占着茅房不拉屎！”我扔下算盘就哭着跑开了。
晚间七、八点钟了，全科人员都下班了，会计大厅里静悄悄的。唯独复核员手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复核员家里有吃奶孩子，等着她回去喂奶呢。可我却没有一天不错账的。
1963年12月31日年终结算，全会计科差一角钱平不了账，害得综合专柜两位女同志一直找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错账的不是别人……
然而，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很快就被“压”出来了。一年之后，我的算盘在全行测验中名列前茅。后来，我被评为全市银行系统的记账标兵、合江地区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我的痛苦是来自我的内心，我一直沉浸在理想破灭后的失落与茫然之中无法自拔。开会时，我的眼睛总是盯着窗外被风吹得“沙沙”响的树叶，觉得那树叶真好，真自由。而我却像一匹被套上笼套的野马，被套住的不仅是我的身体，还有我那颗不安分的心……
裴多菲说：“理想失去了，青春之花也便凋零了，因为理想是青春的光和热。”
在别人眼里，我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父亲说：“银行、邮局、铁路，三大行业是铁饭碗，到啥时候都有饭吃。”
父亲是现实的，首先考虑的是生存，而我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总是向往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的生活，而对眼前这种呆板、重复、缺少创意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
当时，银行内部流传一套顺口溜：“数字送走了我的青春，算盘打掉了我的灵魂。”有人传说是我编的，那是抬举我。但我在银行、机关、工厂干了十七年财会，却从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讨厌该死的数字，讨厌没完没了的报表，更讨厌那种日复一日毫无创意的重复。但是，无论在银行记账，还是到工厂担任成本会计，我都干得很出色。那只是我的性格使然。不过，无论我干得多么出色，却始终没能加入共青团，就因为父亲被抓去当兵的那段历史……
我家房后有一条杏林河，说是杏林河，其实就是一条淌着污水的臭水沟。
下班后，杏林河边的长堤就是我最好的去处。家太小，想看书就得上炕，想找个安静思考的地方都没有。我在长堤上一直坐到深夜才回家。杏林河边的一排白杨树下，不知留下我多少叹息和心声。我望着茫茫夜空，无数次地问自己：怎么办？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混一辈子，我不认可，可我还能干什么？还能有什么出息？
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是的，我正是梦醒时分，可我却找不到出路，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渴望回学校去读书，渴望重新选择人生。可我已经十九岁了，连小学都没毕业，哪个年级还能要我？
我经常徘徊在第二中学的校园里，听着从窗子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内心痛苦到了极点。我的同学就坐在高中的教室里准备高考呢。而我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望着杏林河的污水里漂浮的泛着白沫的落叶，常常问自己：你是不是就像那些飘浮的落叶一样，随着流水年华，很快就被污浊的流水毫无声息地漂走了，消亡了？
十九岁，本是花一样的年华，可我却在这里过早地伤感人生了。
五十二
在我最痛苦、最彷徨、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位朋友走进了我的人生。
她就是从滑雪队转业下来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学去读书，后来考取哈工大成为哈工大教授的韩玉华。她人高马大，很粗壮，却长了一颗细腻、浪漫而又富于幻想的心。在体工队时，大家都叫她浪漫主义者。
那是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
月亮很大，如洗的月光洒满了杏林河畔。我和她坐在长堤上，望着满天的星斗，她说她最喜欢看满天星斗了，总幻想有一天，去探索这宇宙的奥秘……
她说：“雅文，我们这么年轻，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将来成就一番事业。你想想，我们训练那么苦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你要记住，做人要做优秀的人，要像爱迪生和牛顿那样，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本是一个爱幻想的年轻人信口说出的一番激情之言，但对于正处在彷徨的人生路口、正渴望有人指点迷津的我来说，却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启迪。
“做人要做优秀的人”从此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四十多年后，我看到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写道：“你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
韩玉华又说：“雅文，你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人生格言，你最喜欢的歌曲……”
我说：“我喜欢《等待出航》。格言嘛，我最喜欢李清照那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嗯，很好。”
说着，我俩轻声唱起了《等待出航》：“银色的月光，映照着无边的海洋。年轻的水兵，焦急地等待着出航，到那水天相连的远方，去打击敌人，保卫国防……”
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最喜欢的并不是这首歌，所以说喜欢它，是反映出我当时渴望走向新生活的心情。
最后她说：“我们应该记住今天的日子，1963年8月2日……”
此刻，两个满脑子幻想的年轻姑娘，竟把自己“装扮”成伟大人物。而且，这种“装扮”不是一闪即逝，而是主宰了我整个青年时代，激励我许多年。我想，许多年轻人都有过梦想，都有过像我一样把自己想象成伟大人物的心路历程吧。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几十年没见面的韩玉华到我家来做客，她对那天晚间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听我说完，她竟然笑得前仰后合：“你说我那时候咋那么能装呢？”
但不管怎样，她对我的影响却是真的。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遇到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我的先生周贺玉，他使我懂得了读书和学习，并给了我始终不渝的爱情。另一个就是韩玉华，她在我人生最彷徨、最茫然的时刻，给了我启蒙性的点拨。正是她的几句话，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叫“人格构建”，更不知道什么是“人格归宿”，仅凭天生具有的淳朴与善良，自觉与不自觉地构建着我的人格，有意与无意地追求着我的理想，以人性中最淳朴、最原生态的品格塑造自己，寻找着我所向往的美好人生……
1963年8月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明天开始，我决心要像韩玉华那样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争取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切记，不要彷徨，不要气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地开始吧！”
如果说，当初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还带着少年时代的盲目与冲动，但后来所做的一切，却完全是我冷静而理性的选择了。
五十三
我的彷徨终于结束了。
我决心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本，争取几年之后考大学。那时候在职干部参加高考，数学可以免试，所以不用啃数学。
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但对我来说，只要开始了，就不会轻易放弃。
我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条幅贴在墙上，我像训练一样给自己制订出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学习计划，每天要完成五个小时的学习课时，每月一百五十个小时。
贺玉外出训练归来，尽管我非常思念他，但只有到了周末我才跟他约会，而且有时间限制。分手时，他总想多挽留我一会儿，我却冲他笑笑，转身离去。为此，他曾问过我：“雅文，你是不是变心了？”
是的，是变心了。
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蒙昧无知、一天就知道‘嘿嘿”傻笑的小丫头了。我有了更广阔的人生视野，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
有人说：“理想是人生的太阳。”
是的，我终于结束了彷徨与迷茫，找到了驱散心灵阴影的力量，重新找到了支撑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总之，又有了生命动力——幻想有朝一日能走进大学，重新去选择人生！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梦想，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就像当年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
晚间，父母都睡下了，我坐在炕梢的炕沿上，用报纸卷个筒罩住灯泡，开始啃初中的课本，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把生字写到纸糊的墙上，写满了再重新糊一层。几年下来，我不知把我家炕梢的墙壁糊了多少层纸。把历史的年代表挂在炕梢的另一面墙上，每天背它。最难啃的是文言文，看半天都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每周写一篇作文，周末拿着作文去找机关干校的王连举老师，或者去找中学的一位赵老师请他们帮我批改。几年下来，我做了一百多篇作文。
为了学习，我与父亲又发生了冲突。
开始几天，睡在炕头的父亲听到座钟敲十一下时，就抬起头皱着眉头瞅一眼座钟，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书。
当座钟敲十二下时，父亲就开始大喘粗气，一个劲儿地翻身，嘟嘟囔囔地骂开了：“败家的孩子，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上学，跑到体委去瞎胡闹！该上班又不好好上班，点灯熬油浪费电。学那些玩意儿有啥用？跟你工作有啥关系？净他妈胡扯，还不如好好练练算盘呢！”
难怪父亲骂我，第二天他要出去干活，五十多岁的人了，仍然在为着生计奔波。
一天深夜，我的翻书声终于把父亲惹火了，他起身奔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课本刷刷地撕开了，边撕边骂：“败家的孩子，不好好干工作，天天点灯熬油要考什么大学，我让你考……”撕完，他使劲一拽灯绳，用力过猛，灯绳断了。
屋里顿时漆黑一团，只有扔到地上的课本闪出几片惨淡的白光。
我捧着被撕碎的课本，在炕沿上坐了半宿。
我知道，我偷走户口和行李那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他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认为我这辈子再不会有什么出息了，能干好银行工作就不错了。
但我知道，无论父亲怎么发火，都改变不了我要考大学的决心了。我已经失去一次求学机会，再不能失去第二次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坚持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尽管最终我没能考大学，但却使我养成了自学习惯，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文化基础。如果我放弃学习，那么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所以，我曾对年轻人讲：“不要完全相信父辈，尽管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但他们受到文化、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好多观点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毁人的。年轻人要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然，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而现实的，而不是盲目的好高骛远。”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秘密进行的，绝不能让单位知道。否则，我就成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典型，就该挨批判了。所以，我从不敢在单位看书。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你可以炒单位的鱿鱼，可以随便选择自己的职业，谁也管不着你。那时候不许讲个人奋斗，只讲“螺丝钉”和“砖头”精神，组织把你拧到哪你就得在哪“闪闪发光”，把你搬到哪你就得在哪“坚定不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
无奈，我只好让母亲给我带两顿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直呆到十点闭馆。
一天晚间，从文化宫图书馆出来，我被一个家伙给盯上了。他一直跟我到家门口。到了门口，我推开院门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回过头来，虎着眼睛狠狠地盯着那家伙，心里叫号：“来吧！就你那小样儿，我才不怕你呢！”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儿。再说，我刚从运动队下来，好多男同志掰腕子都掰不过我。这招果然把那家伙给镇住了，他掉头骑上自行车就跑了。可我的两条腿却像转筋似的，半天都动弹不得。
这事之后，父母再也不让我去图书馆了。
五十四
这天下班回来，我忽然愣住了。
只见父亲跟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炕桌旁，饭桌上摆着几盘菜。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见我进来急忙想站起来，却被父亲用手势制止了。
我冲年轻人点点头，转身要走，却被父亲叫住了，“瞧你这孩子，连点礼貌都不懂？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委……”
不记得他是市委干什么的，连姓名都没记住，只记得跟他握了握手，说了一句：“你慢慢吃，我还有事！”不顾父母的喊声，逃也似的离开了家门。
我早就听父母偷偷议论过，说要给我找个对象，好能拴住我的心，我就不会瞎折腾考什么大学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即便没有，我也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对爱情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别人介绍是别人的眼光，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必须自己选择心爱的人。
必须向父母摊牌了。
晚上回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父亲头朝下气呼呼地躺在炕上，没等他发火，我先开口了。
“爸，妈，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运动员。”
我所以迟迟不肯告诉父母，就因为父亲最瞧不起干体育的。他认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纯属是浪费钱财，所以一直叫我“白吃饱”。那个年代，人们对运动员的看法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大脑平滑”，没出息的才干体育。
只见父亲“腾”地坐了起来，骂我：“你这个败家的孩子，到底找了个‘白吃饱’！你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蹦蹦跳跳的，能有啥出息？”
“爸，工作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职业、地位、金钱都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改变啥？就你们那帮‘白吃饱’，除了跑跑跳跳还有啥本事？不能跑跳那天，喝西北风啊？我告诉你，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父亲一口一个“白吃饱”地叫着。
后来，那个年轻人又来过我家两次，我都没在。
一天傍晚，我正在河堤上看书，一个文静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看什么书呢？”
我一看是他，就将手中的课本举起来……
“为什么看历史课本？”他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的打算，但忽然觉得应该告诉他，他或许就不来找我了。
“我准备考大学。”
“噢，那太好了！我是学中文的，以后我可以帮你复习功课。”
我愣住了，坦率地讲，无论从外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可现在，必须向他摊牌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似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他一定是个很不错的人吧？”
我点点头。
“啊，那我只好祝你们幸福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我，只是在篮球比赛时，我经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坐在灯光球场的看台上……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我总是想到我的几个姐姐，尤其想到我的三姐……
三姐不止一次地哭着对我说：“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可别像我……”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三姐得了重病。我回去看望她，只见她像母亲临终前一样，像一片熬到生命尽头的枯叶扁扁地贴在床上，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硬朗。可是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三姐才六十多岁。
我叫了一声“三姐”，不知她还能不能认识我……
只见三姐瞪着呆痴的眼睛愣愣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叫了一声“雅文！”便像孩子般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大哭起来。这充满委屈与宣泄的哭声，撕扯着我这颗骨血相连的姊妹之心，也撕开了三姐可怜的一生……
三姐是一名普通工人。而三姐夫却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程师。两人的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又一直是两地分居。三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方小城艰难地生活。更加不幸的是，姐夫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英年早逝。后来，三姐又找过两个男人也都分手了。有一次，三姐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看到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天底下为啥就没有我一个可心的男人？”说这话时，我看到她满眼是泪。
我握着三姐粗糙的大手哄了她半天，她才渐渐停止了哭声。可她不让关门，冲门外大声喊着：“刘广来，进来！给我端尿盆，把水递给我……”可怜的三姐出现了幻听幻觉。
外甥女告诉我，三姐得病以后天天喊这个姓刘的，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奇怪，三姐为什么不喊姐夫，喊这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问三姐，刘广来是谁？
三姐一本正经地说：“沈阳军区的，大高个儿，大眼睛……”她突然又问我，“你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我说：“三姐，我非常同意。我祝你们幸福！”
听我这么一说，三姐满意地点点头：“你同意就好，他就在门口等我呢，让他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刘，快进来！我妹妹同意了！”
门外根本没人，只有一股冷飕飕的风……
三姐却指着空荡荡的屋子，一本正经地说：“雅文，他就是我的对象刘广来，你看他长得挺帅吧？”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五十年代，我家刚搬到佳木斯不久，一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兵员，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经常来我家……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硬给搅黄了。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姐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可她还深深地怀念着她的初恋情人。这太令人揪心了。
看到我流泪，三姐怔怔地看着我，问我：“你咋哭了？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三姐……”我抱住三姐不禁失声痛哭。
不久，三姐就去世了。
三姐和二姐一样，一辈子都在渴望爱情，可到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
我目睹了几个姐姐的婚姻悲剧，所以，绝不会听从父亲的安排。我觉得父亲给女儿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终生的遗憾。
我对父亲说：“爸，将来跟贺玉过日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听我这么一说，父亲更火了：“败家的孩子，你还反天了你！我告诉你，我绝不认这个‘白吃饱’做女婿！”
“爸，我非常爱他，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你、你……”父亲瞪着眼睛盯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天晚上，父亲的翻身声、叹气声，母亲抽烟袋的吧嗒声，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鼓。而我捧着书，什么都没看进去。
到了这步，本以为父亲不会再干涉我的婚姻了，可是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年夏天，我代表佳木斯银行去鹤岗参加银行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我不会打乒乓球，纯属跟着瞎混。男女混合双打时，我们遇到鹤岗队。对方的男选手是一个长相帅气、刚从省乒乓球队下来的国家二级运动员，球打得很棒。我连他发球都接不住。他一发球全场就哄堂大笑，弄得我十分狼狈。
比赛结束后，一个女同志悄悄问我：“雅文，你看鹤岗队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我随口说了一句“挺好”。
“人家看上你了，没看发球都不给你发转球吗？”
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笑的是这个，不发转球我都接不住，要发转球我更接不住了。我告诉她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后来，小伙子给我写来一封信，我委婉地回了一封信。
没想到，父亲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一消息，竟然跑到鹤岗银行悄悄地打听小伙子，还偷偷地看了人家，回来对我说：“我看那小伙子不错，又在银行工作，比你那个‘白吃饱’强多了。”
父亲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
从此以后，我跟那小伙子再没有了任何联系，直到1995年夏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字迹漂亮的来信，一看落款是他。他告诉我，他在书店看到我的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就买了一本。他问我生活得怎样，说他还是孤身一人，至今未婚，信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情绪，远不是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了。
我回信告诉他我的境况，并鼓励他找个女人成个家，好好生活。他没有回信。我不知他为什么不结婚，他条件很好，好多女孩子追求他。听说他曾经爱上一个女孩子，但女孩子不爱他，所以就一直没结婚。我知道那女孩子不是我，我与他只是一面之识，谈不上那么刻骨铭心。但他至今孤身一人，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丝隐隐的歉意，因为他毕竟两次向我示爱。
我对父亲说：“爸，你不要再为我费心了，除了贺玉，我不会看上任何人……”
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挺晚，发现屋门插着，进门看到桌子上放着小米和箩、筷……
父亲开口就说：“我告诉你，你绝不能跟那个’白吃饱‘！”
“爸，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搞这套？”我忍不住嗔怪父亲。
父亲说：“都是为了你好！”
我说：“要真是为了我好，你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父亲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狐老太太对你俩的事，连连打杠子……”
“狐老太太还说我二姐的病能好呢。她好了吗？”我忍不住抢白父亲。
父亲猛一拍桌子，怒斥道：“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
父亲的倔强我是知道的。
事到如今，我必须向父亲彻底摊牌了。
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干了一件看似挺“英雄”，但却极为伤害父亲、使我后悔莫及的事……
“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告诉你，我爱贺玉，那是任何人都不可取代的。如果你实在不同意，我只好离开这个家！”
我的声音不高，却震撼着两位老人的心……
只见母亲急忙瞅瞅父亲，我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甚至会操起鞋底子，但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从这以后，父亲对我彻底失望了，再也不理我了。
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总是在跟父亲“作对”。小时候，我不敢吱声，只能无声地反抗。长大了，虽然不敢跟父亲顶嘴，但心里却不听他的。无论对事业还是爱情，我跟父亲的观点总是格格不入。我渴望追求一种自由而有价值的人生，但父亲却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我不想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跟父亲之间经常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许，我们父女的性格太相像了，所以谁都说服不了谁。
其实在五个子女中，父亲最疼爱我了。到银行以后，父亲用他卖苦力的钱，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孔雀牌自行车。我爱吃海带根，他专门给我买海带根……我觉得很对不住父亲，很想跟父亲和解，也很渴望寻回那份难得的父爱，想跟他恢复顶脑门儿的游戏，甚至想听他骂我“败家的孩子”。可是，被我伤透了心的父亲，再也没有那份热情了，偶尔瞅我一眼，也是悻悻的。
母亲劝我别记恨父亲，说父亲都是为了我好，并让我把贺玉领回家来看看。
来家之前，尽管我对贺玉一再说，让他对我家的简陋及父亲的冷淡做好思想准备，可是当他看到我家矮趴趴的、跟狗窝似的草屋时，还是迟迟不敢进屋，更令他感到尴尬的是，他一进来，父亲连瞅都没瞅他就起身走了出去。
母亲倒是很热情，用一只眼睛一个劲儿地打量他，给他沏茶倒水……
临走，母亲笑着说了一句：“瞧这孩子的大腰板子，摆八碟八碗不成问题！”
父亲对贺玉的冷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贺玉到法院干得很出色，父亲这才对母亲说：“雅文这孩子挺有眼力……”
就这样，我执著的个性再次决定了我的命运。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假如我听从父亲的安排，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么我这一生会过得怎样？能像今天这样幸福吗？不，我会遗憾一辈子的。我觉得再不会遇到像贺玉这样疼我、爱我、用心捧我一辈子的男人了。而且，我也很难燃起那种如火如荼的激情了。
五十五
但在考学的问题上，我跟贺玉却发生了矛盾。
1966年4月初的一天傍晚，我跟贺玉正式谈到报考大学的问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已经自学完了初一到高三的全部文科课程，准备今年报考。
贺玉却问我：“雅文，你不觉得我们非常相爱吗？”
的确，我们非常相爱，一直处在热恋之中。每当分离，我们就用书信来倾诉彼此的思念，把每封信都编上号，两人在接到这封信的同时总会有一封信在空中飞着，以免让对方期待得太久。他这人长得憨厚，却很浪漫，很有情调。我苦闷时，他来信安慰我：“亲爱的，不要苦闷，春天的泥泞，冬天的雪，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我们期待着重逢那一天，让鲜花和音乐打扮我们的生活吧！”
但我知道，爱情弥补不了事业的缺失。
他问我：“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
我点点头，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永远爱你……”
他却摇了摇头：“能不能不考？”
“不能。”
“既然这样，那你自己决定吧。”
我们谈得很不愉快。分手时，他送我到家门口，双手把着我的肩膀，语气沉重地说：“雅文，希望你能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爱情……”
是的，为了爱情，我得罪了父亲，他得罪了体委主任……
这是我们恋爱以来，第一次产生这么大的分歧。但是，就像要读书，要当运动员一样，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要考学的决心了，包括我最心爱的人。我知道考大学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可是，当我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报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贺玉问我：“我不明白，你在银行工作挺好的，我们又那么相爱，你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呢？”
我却说了一句：“爱情代替不了事业。”
直到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爱情是生命之根，事业是生命之土壤。没有土壤根就会枯萎和死亡。一个人绝不能因为有了爱情就放弃一切。爱情只是一个炽热的短暂，不管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多么如火如荼，最终它总会走向平静。如果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那最后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爱情是一个平衡学，它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综合平衡，如果一方打破了平衡，那么距离分手已经不远了。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活得充实。
我本以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的，第二年可以再考，没想到“第二年”却变得遥遥无期。
就这样，我的大学梦永远留在了那个矮小、破旧的茅草屋里，留在了杏林河边的几棵白杨树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