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隔绝的大山，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父亲充满忧郁、怨气、愤恨的叹息，伴随了我整个童年。花一样的二姐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枯萎？主宰二姐命运的狐仙到底在哪里？
二十五
母亲告诉我，那是一个深秋的黄昏，阴暗的天空第一次飘起清冷的雪花。
母亲挺着大肚子正蹲在山坡上捡山楂，忽然觉得下身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淌出来，她知道是我顶破胞衣要出世了。她摸到了我湿漉漉的脑壳，只要她一使劲，我就降生在那落满树叶、飘着清雪的山楂树下了。她急忙解下围裙兜住我的脑袋，挺着大肚子连滚带爬地向家里奔去，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就一点一点地往家里蹭，直到父亲带着大黄狗赶来……
可是，不知是母亲夹得太紧，还是羊水流光了，到家以后，已经露头的我却迟迟不肯降生，一直折腾到申时，我才来到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成为这个贫困家庭里又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
我的到来不仅成为十几口之家的累赘，而且使四十三岁的母亲羞于见人。
当时，我嫂子刚生下大侄女不久又怀着第二个孩子。那个年代，婆媳同时怀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母亲不愿在家人面前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每天都早出晚归地出去干活，割豆子，掰包米，捡山楂，什么活都干，天黑了才走进家门。
所以我一出世，就被母亲塞到了炕琴底下。
母亲本以为不会有我了，偏偏又怀上了，所以父母一直叫我“老多咕”。父亲希望我是个男孩儿，给我取名叫奎文，哥哥叫奎武，两个男孩儿一文一武，一看我是女孩儿，就叫我雅文了。三个姐姐分别叫雅珍、雅琴、雅艳。
1988年夏天，我和大姐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我俩去沟里山坡上寻找过那棵山楂树。可是四十多年了，不知是山楂树早已老朽，还是被人砍掉了，总之，记载着我生命初始的那棵山楂树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大姐指着山下一条杂草丛生的茅茅小道问我：“雅文，你还记不记得你丢小筐的事了？”
我摇摇头，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初生那天的傍晚，我想母亲可能就是沿着这条小茅道下山的……
“你不记得咱爸给咱每人编了一只元宝小筐，咱姐儿几个挎着小筐去采樱桃、采野菜了？”大姐又问我。
啊，当然记得，那是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我们这帮孩子每人挎一只小筐，满山遍野地疯跑，摘樱桃，采蕨菜，采猫爪子，摘桑葚吃得满嘴通红……冬天，跑到山上扒开山里红树底下的雪和树叶子，扒出鲜红的山里红，一点都没冻，可好吃了。
“那天，我带你们去沟里摘樱桃，你最小，走在最后。走着走着，你忽然大哭小叫地喊我，大姐不好了，我的小筐丢了！我回头一看，小筐就挎在你胳膊上呢。你呀你，小时候尽出洋相！”大姐用手指点着我，“一天晚上，你跑到院子里撒尿，忽然拎着裤子大呼小叫地往屋里跑，说你屁股底下钻出一条长虫。咱妈跑出去一看，哪有什么长虫，是你自己撒的尿月光一晃，弯弯曲曲的可不像长虫咋的！”
说得我有些难为情，不过，童言无忌，再傻的事也觉得开心。
我家四面环山，北靠北山，南临一条峡谷，过了峡谷又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右边是一条通往山外的小道，山下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过了小溪又是一座迎门山……我对这里的环境再熟悉不过了。
母亲告诉我，生我前几天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月亮又圆又亮的夜晚，父亲在一片葫芦地里摘葫芦，摘一个是瘪的，摘一个还是瘪的，满地都是瘪葫芦。这时，从空中忽然飘来一只葫芦飘飘悠悠地落到了父亲怀里……清晨醒来，父亲对母亲说，这个“老多咕”肯定不会死了。
长大以后，我问父亲：“为什么梦见葫芦我就不会死呢？”
父亲说葫芦通透灵性，是神物，是佛家法器，梦见葫芦象征着福禄吉祥，平安康泰。他说：“你没看画上的太上老君、老寿星、济公那些仙人道士手里，都拿着葫芦吗？”他还说，“你看咱家用葫芦瓢舀水、淘米，它从来不烂。你把它扔到水里它不沉，你从这边压它，它从那边冒出来。除非你把它劈了，否则你别想弄坏它。你说这样的人能死吗？”
经过坎坷人生之后，我觉得父亲说得确实有些道理。
我家早先有一本梦书，是那种线装、黄草纸钉的，上面画着许多解梦的插图。可惜，这本古老的梦书在搬家时弄丢了。当然，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它是中国古人根据对梦的理解写成的，书中充满了神秘而深奥的东西。父亲对梦书能倒背如流。后来我要做了什么怪梦，父亲总会煞有介事地说：“梦书上说，主打蛇，必有财……不过，男孩儿是小人，女孩儿才是贵人。你要防范小人！”有时，父亲的解释跟真实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生我的月子里，母亲没吃过一个鸡蛋，跟全家人一样吃着高粱米，而且第三天就下地干活了。母亲年岁大了，又吃不到营养东西，奶水不足，饿得我哇哇直哭。母亲只好将半熟的高粱米饭一口一口地嚼碎，吐到一块布里挤出高粱米汁来喂我，人们管这种做法叫“嚼奶布子”。可能因为在月子里给我嚼硬高粱米饭的缘故，母亲不到五十岁满口牙全掉光了。
母亲下地干活就让大姐嚼奶布子喂我。有一次，大姐嚼完奶布子我死活不吃，一个劲儿地哭。母亲回来一尝，高粱米汁是辣的，原来大姐用装辣椒酱的碗给我装高粱米汁了。
母亲说：“那时候的孩子像狗崽子似的，哪有什么奶粉，奶不够就嚼奶布子喂，命大的就活了，命小的就死了。”
写到母亲，我心里很难过，作为女人，母亲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她一辈子生了七个孩子，夭折两个，除了哥哥以外，其他六个孩子都是她自己剪的脐带。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的女人好多都经历过苦难。我大姨三十几岁就死了丈夫，一个人独守空房拉扯大四个孩子。小姨出嫁后得了精神病，被她丈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那时候，整个民族都处在民不聊生的苦难之中，最底层的妇女更是过着非人的日子。
二十六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总爱发脾气，总爱骂一句口头禅“败家的玩意儿”。他一发脾气全家大人孩子都吓得溜溜的，都远远地躲着他。
发完脾气，父亲就跑到山下的小溪边，一坐一宿，第二天早晨经常看见他躺在大石头上睡着了。
后来，父亲一发脾气母亲就让我悄悄地跟着他，让我看着父亲不让他躺在石头上睡觉，怕他着凉坐病。
我偷偷地跟着父亲来到小溪边，脱了鞋在水里玩。父亲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一天傍晚，天很热，我看到父亲的布褂子全是汗渍渍的盐卤，就胆突突地给他挽起裤腿，脱掉他脚上的布鞋，把他双脚放进水里凉快凉快，看他没有骂我，就试探着给他搓着脚丫儿缝里的泥……
渐渐地，我和父亲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俩一到小溪边就脱掉鞋，把一大一小两双脚放进水里。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水很凉爽，脚放进去舒服极了。
那是一段令我难忘的时光……
天色已晚，瓦蓝瓦蓝的天空有时挂着圆圆的月亮，有时挂着弯弯的月牙儿，周围都是静悄悄的大山，万籁俱寂，没有狼嚎，也没有人语，只有潺潺的溪水声，还有呱呱的蛤蟆叫。我和父亲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被溪水摇碎的月亮，听着父亲沉重得好像被周围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叹息，听他说一些我永远也听不懂、永远也想不明白的话语……
“嗨，老儿子，”父亲总是叫我老儿子，“你爸不该是撸锄杠的命啊！你爸都是为了这个破家呀。这个破家把你爸一辈子活活给毁了！”
这些话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是太深奥、太难懂了。我只顾在水里用我的小脚玩着父亲的一双大脚。
我经常看到父亲从怀里掏出一块从不离身的怀表，打开表盖，久久地看着……
我觉得那块怀表特神秘，总想摸一摸，可父亲从不让我碰它。有一次，趁他打开表盖之际，我歪着小脑袋凑过去，终于看清那是一块旧表，表壳上的镀银已经磨光了，露出了古铜色，表壳上有两只交叉的双枪，表盘上的数字跟我家座钟一样，也是什么罗马字。我刚想伸手去摸一摸，父亲却“啪”一声关上了表盖。之后，他一头躺在大石头上，两眼茫然地望着满天星斗，再也没有了声息。
有一次，我在水里抓小鱼，无意中看到父亲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照片。我悄悄地凑过去，只见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很漂亮，头发是带鬈的，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爸，那女的是谁呀？我咋没见过她呢？”
“告诉你也不知道！”父亲急忙将照片收起来，又叮嘱我一句，“不许瞎说！跟你妈也不许说！”
我懵懵懂懂地觉得父亲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很不一般。
· 有时，父亲教我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唱歌时，父亲的声音很悲凉，眼睛总是空洞洞地望着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峦……
我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父亲瞎唱，总把“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唱成“大姐吃不少亏”。每当唱这句歌词时，我就会想起我那漂亮得像电影演员似的大姐。
有时，父亲还吟出几句《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错、错、错！”我只听懂了“错错错”，就问父亲：“爸你嘟囔啥呢？错错错的，谁错了？”
父亲从不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自顾自地说下去，说得最多的是《红楼梦》里的那段话：“唉，人这一辈子，就像曹雪芹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曹雪芹是谁。
夏天，有月亮的夜晚，父亲常带我去瓜地看瓜。
一进瓜地，我就趁着父亲不注意用小脚挨个踢瓜，踢下来的就是熟的，踢不下来的就是生瓜蛋子。当然不能让父亲看见，他要看见就该骂我了。
有时，父亲坐在瓜地里，望着大好的月亮，自言自语：“这辈子就在这穷山沟里拱一辈子土坷垃，撸一辈子锄杠，这不完了吗？唉，都怨这个破家……都怨这该死的命啊！”说着，抓起一个西瓜狠狠地摔到地上，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很怕他把西瓜摔到我身上。
我不明白父亲所说的“命”是什么意思，但我从他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及抱怨声中，懵懵懂懂地觉得“命”这东西很厉害，它能“管住”父亲。而且，我看到父亲讨厌穷山沟，这给我幼小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从小就产生一种想走出山沟的强烈愿望。
二十七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拿我们这帮孩子撒气。
一天傍晚，我和侄子放鸭子回来，我对母亲说，侄子用棍子撵鸭子把鸭子都撵瘸了，走路都一拐一拐的了。
说完，母亲到后山抱柴火去了，而父亲却像抓小鸡似的把我拎到炕上，扒掉我的裤子抡起大鞋底子就打开了，边打边骂：“败家的孩子，我让你再告状！我让你再告状……”
开始，我还能像杀猪似的号叫，后来干脆哭都哭不出来了，直到母亲回来，才把我从鞋底子下解救出来。
一连三天，我不敢坐炕，只能趴着。看到我肿得老高像紫茄子似的屁股，母亲和姐姐都哭了。
母亲一边用小勺搅和着高粱米粥，一边哄我：“小狗儿等等，小狗儿等等……”
小时候，母亲每次喂我总是叫我“小狗等等”，哄我睡觉，也总是哼着“秫秸叶，刮大风，唱个歌，给狗听”的歌谣。我感到特亲切，长大以后才笑着问母亲：“妈，小时候你为啥总叫我小狗？”
母亲说：“你本来就是小狗崽儿嘛。那时候的孩子都跟狗崽儿似的。”
挨打以后，我害怕见父亲，一看见他就吓得躲到母亲身后。
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爸最稀罕你了。你睡着了，他来看过你好几回呢。”
那我也不理父亲。
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又发脾气了，又向河边走去，动身时他回头瞅了我一眼，我立刻又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走了。父亲回头把我抱了起来。
到了小溪边，父亲破天荒地给我脱了鞋，还把我的小黑脚丫送到他嘴边亲了亲。这一特殊的亲昵动作令我终生难忘。那个时代的孩子很少能享受到这种父爱。
那天晚间，我睡着了，是父亲把我背回来的。
从那以后，我们父女俩就更默契了。
父亲一生气就躺在炕上不起来，到吃饭了谁也不敢叫他。母亲只好让我去叫。我双手搬着父亲的脑袋，累得脸红脖子粗地喊着：“好爸爸，快起来吃饭吧！噢，别生气了！”
父亲却撅着嘴巴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还得吃这败家的饭……”
“那你就别吃好了！”因为有小溪边的默契，所以我敢笑嘻嘻地顶他一句。
父亲则撅着嘴巴故作严肃地瞪我一眼，就算消气了。
一看到父亲不高兴，我就给他唱《苏武牧羊》、《渔翁乐陶陶》。父亲常常摸着我脑袋发着感慨：“嗨，可惜呀！我老儿子不是男的，要是个男的肯定会有出息。”
偶尔，父亲高兴了，就伸着剃光头的脑袋喊我：“老儿子过来！跟爸顶个笨儿露，要不长大了像苏小妹似的，谁要你呀？”
我就伸出大笨儿露乐颠颠地跟父亲顶脑门儿，累得我满脸通红也顶不过他。
顶完脑门儿，父亲就给我讲苏东坡和苏小妹用打油诗戏谑对方的故事。苏东坡说苏小妹的额头大，说她：“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苏小妹则回敬脸长的哥哥：“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
不过，父亲高兴的时候不多，即使高兴也经常莫名其妙地发几句人生感叹：“嗨，人们都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人这一辈子，谁也说不清是咋回事。”
后来，随着家境越来越贫困，父亲的脾气也越来越坏。我跟父亲的默契也越来越少了。但父亲那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时不时叩击着我幼小的心灵。
长大以后，有一次趁父亲在喝酒的兴头上，我问父亲：“爸，你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为什么总是没有高兴的时候？”
“唉……”父亲长叹一声，“你爸这辈子活得窝囊啊！一辈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辈子总想出人头地……唉，不说喽，说什么都没用喽！喝酒……”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那天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喝到最后竟趴在桌子上呜呜大哭。
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才向我讲出父亲年轻时的罗曼史……
父亲是四个兄弟中的老大，读过五年私塾，写一手好字，看过不少古书，能背诵《三字经》、《诗经》等许多古诗词。由于家穷，他十五岁娶第一个妻子时就不称心，娶我母亲仍然不称心，但母亲家里有钱他只好认了。
父亲被张作霖的部下抓去当兵不久，长官看他有文化，就调他到队部，至于是团部还是连部母亲也没搞清，做抄抄写写的差事。穿上军装的父亲，仪表堂堂，帅气十足，一位长官的女儿爱上了他。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一对绣着“爱国男儿”的枕头，还带回一块怀表……
“是我爸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块怀表吗？”我问母亲。
母亲叼着烟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也不知道是你爸买的，还是那女的送的，可他一直不肯离身。你爸死那天，我想让你们把怀表跟他一块扔进炼人炉里烧喽，让它到阴间去陪伴他，可你们不让……”
听到这里，我不禁对母亲的宽容与大度生出几分敬意。
“妈，你见过那女人的照片吗？”我试探着问母亲。
“见过，比我年轻，比我好看。”母亲抬起手来，习惯地擦拭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我知道你爸心里憋屈。我比他大六岁不说，又瞎了一只眼睛。他要是在军队里继续干下去肯定能不错。可他没丧良心……你爸这辈子总想出人头地，可到死也只是一个小草民。嗨，我和你爸这辈子活得都挺窝囊，我要是不瞎了一只眼睛，也不会嫁给你爸……”
我本以为父母那代人，只有婚姻，没有爱情，更不会有我们这代人那样的炽热之恋。没想到我的父亲还有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而且成为他一生刻骨铭心的遗憾。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发出莫名其妙的感慨。因为他无人可倾诉，只能对我这个狗屁不懂的孩子说说。想起父亲那一声声沉重得如同大山般的叹息，我想他心灵深处该隐藏着多么深重的痛苦啊！
创作以后我才明白，父亲本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跟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却有着满脑子文人墨客的情调。他不认同命运的安排，却又无力抗争。他的性格刚烈，却又心慈面软，心地善良。谁有事求到他，他头拱地也要帮人家办好。母亲给他炸一个鸡蛋酱，他也要把我们这帮孩子都叫过去每人尝一口。这帮孩子像小燕儿似的跑到他面前，张大嘴巴等着他喂一口鸡蛋酱。这在那个年代的父辈中是很少有的。在父亲身上，我找到了自己天性善良的基因。父亲一辈子总想过体面日子，却始终未能如愿。他一个底层的小草民，没有勇气冲破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就像母亲说的“你爸始终没丧良心”，只能在抱怨与叹息中度过一生。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地挣扎了一辈子。这是他人生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母亲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似乎很平静，可我从她那只混浊而无光的眼睛里，看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其实，母亲的一生活得更苦、更难，她只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从不外露而已。她只是比父亲更能面对现实、更能承受苦难罢了。她总是用她瘦小的身躯为父亲、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抵挡着灾难，使这个家闯过一次又一次难关。在母亲身上，我看到了那代妇女不畏强暴、敢于承受苦难的个性，同时也找到我个性形成的基因。
二十八
一年到头，只有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才能看到父亲的脸上露出笑容。
大年三十晚上，全家谁都不许说错话，屋里屋外到处都贴着父亲写的对联，鸡架上写的是“金鸡满架，有蛋不下”，横批是“家藏万贯”。车辕上写着“车行千里远，上坎不用赶”，横批是“大吉大利”。
半夜时分，父亲抹上用猪油做的胰子，在铜盆里洗完手，然后亲自上香、上供，接财神……
接神时，父亲打着母亲做的灯笼房前房后地高喊：“发财！发财！发财！”我们这帮孩子也呼呼啦啦地跟在他身后，也跟着喊“发财！发财！发财！”
可是，无论父亲多么渴望发财，家里却是越来越穷，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地忙活一年，到头来仍然填不饱肚子。
后来，父亲一生气就跑到山外去耍钱，一走好几天都不回家，因而得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张洋子”。直到今天，那一带仍然管我家的山沟叫张洋子沟。
有一次，父亲三天三夜没回家了。到第四天傍晚，母亲拎着一根大铁棍子走出了家门，走出好远，我还听到山道上传来“当啷、当啷”的铁棍子声。
睡到半夜，我忽然被一阵“啪啪”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只见父亲把母亲摁倒在地上，正用鸡毛掸子抽我母亲呢。二姐和三姐都跪在母亲身边哭呢。
我急忙跳下地也跪在姐姐身边。我们姐仨直溜溜地跪着，哭着哀求父亲：“爸，求你别打我妈了，要打就打我们吧！”我抱住父亲的大腿哀求他：“好爸，求你别打我妈了，你打我吧！”
父亲举起鸡毛掸子真要打我，可他看我光溜溜的小样儿不忍心下手，把掸子一扔，起身走了出去。
看到母亲全身被抽得一道道血檩子，我心疼得哭起来。母亲却没掉一滴眼泪，急忙说：“快去看看你爸是不是又走了？快把他拽回来！”
我们姐仨急忙跑到小溪边，看到父亲又躺在大石头上唉声叹气呢，好说歹说，总算把他拽了回来。
第二天早晨，母亲又早早地起来生火做饭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快吃早饭时，二姐在院子里看见山下来了三个人，母亲一听，急忙让父亲快从后窗跳出去……原来，父亲打牌输得很惨，把全部家当都卖掉也还不上赌债了。
果然是来要债的，三人进屋不见父亲就跟母亲要钱。母亲说没钱。三个讨债的就直奔我家牛圈……
母亲火了。
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发火，只见她又瘦又小的身子往牛圈门口一站，双手叉腰，大声喊道：“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家大牛！雅琴、雅艳、雅文、淑娥、延生，都过来！”大姐出嫁了，哥嫂串亲戚没在家，家里只剩下两个侄子。
听到母亲的召唤，我们这帮孩子呼呼啦啦地跑到母亲身边，学着母亲的样子，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像一排小兵似的，保卫着我家的牛圈，保卫着我们的家园……
看到这场面，三个讨债者面面相觑，几次想闯进牛圈又犹豫了，末了，给母亲留下一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悻悻地下山了。
讨债的走后，母亲对我说：“去，上后山叫你爸回家吃饭！”
我上山找到父亲，只见他满脸是泪……
从这以后，父亲再也不出去耍钱了。这年秋天，父亲卖掉一年收成的黄豆，才勉强还上那笔赌债。
二十九
这天，外面很冷，我们这帮孩子没有去外面疯跑，坐在炕头围着火盆听二姐讲故事。二姐讲的都是鬼神故事。蛇成精了，变成一个美女，从门缝儿钻进来勾引男人……吓得我好多年总爱瞅门缝儿。讲得最多的是一座樱山的故事，说在很远很远的一座山上，长着一棵很大很大的桑葚树，树上结着好多好多桑葚。树上的桑葚只准吃，不准拿，谁拿谁就下不了山，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直到你交出桑葚才饶了你。还说桑葚树下有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井台上有一条铁链，铁链长得永远也放不完……
小时候，我经常遥望着远处的一座座山峰，心想，最远的山可能就是一座樱山吧……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登上一座樱山看看，看看那棵桑葚树，看看那口井，偷偷地揣几个桑葚，看到底能不能下来山……
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故事，给了我最早的文化启蒙，也给了我无尽的遐想。后来，我把这些故事写进了我的小说里。
二姐讲得正起劲儿，忽然看见父亲扶着浑身是雪、满脸血道子的母亲走进屋来。父亲气急败坏地骂着：“败家的牲口，一点儿不听使唤！”
这年冬天雪大，天冷，储存的柴火烧光了。哥哥去开原办事没在家，平时很少摸牲口的父亲，赶着马车上山去砍点木头。可是去年买来的一匹枣红马生性暴烈，平时只听哥哥使唤，到父亲手里不听他吆喝。母亲背着一捆树枝正往前走，枣红马忽然毛了，拖着大板车直奔母亲冲过去。父亲急忙喊母亲，可是晚了……多亏背上的那捆树枝救了母亲。
看到母亲满脸血道子，我心疼地哭起来：“妈你脸都出血了，多疼啊！”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母亲背着小山样的柴草从山上走下来，脸上划破好几道血口子，柴草压得她连身子都看不见了。这个背柴草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每当看到有人背着柴草走过来，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
当时，我问母亲疼不，母亲说不疼，习惯了。
我说：“妈，等我长大了找婆家，你可别在山沟里给我找，我要像大姐那样到城里去找！”
没想到，我这个六岁孩子的戏言却深深地触痛了母亲的心。母亲泪眼婆娑地说：“傻孩子，这就看你的命了。妈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嫁到这穷山沟里呀！”
我只去过一次铁岭，还是满月不久母亲抱着我去的，连开原都没去过。我像所有山里的孩子一样，在心里无数次地憧憬过城市，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城里看看，看看城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所说的城里究竟是沈阳还是铁岭，自己也不说清，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那时候农村人去一趟铁岭，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后来，母亲经常搂着我的肩膀，用一只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的：“等我老多咕长大以后，咱就离开这鬼地方，离开这穷山沟……”
母亲和姐姐渴望走出山沟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们上山砍柴时经常在山顶望着山外……所以后来，我在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写了一个向往爱情、一心渴望走出大山的女主人公山杏。其实那是在写我自己，在写我的母亲和姐姐们……
父亲把母亲送进屋里，就气呼呼地出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找那匹惹祸的枣红马算账去了。
果然，父亲把枣红马拴在一棵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它，一边抽一边骂：“败家的牲口，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
每抽一下，我的心就猛一哆嗦，不由得想起父亲用鞋底子抽我的情景……
我骑过这匹枣红马，是哥哥抱我骑的。它对我一点都不凶，驮着我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后来哥哥喂它，我就抓一把马料扔给它，仗着胆子摸摸它粗大的鼻孔，它冲着我“噗噗”两声。我学着它的样子冲它也“噗噗”两声。
我哭着跑回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出来对父亲说：“别打了，要不是这牲口通人性，我就没命了！”父亲这才把鞭子一扔，气呼呼地进屋了。
我来到枣红马身边，看到它两眼淌着泪水，浑身直哆嗦，我一边哭一边抚摸它：“别哭了，等我哥回来就好了，我爸就不敢打你了。”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很大。
母亲的脸划破了怕冻，父亲让二姐跟他上山去锯木头。二姐不愿去，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她：“败家的孩子，一点不懂事，再不上山拉木头就该烧大腿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撒尿，看着父亲拽着二姐趔趔趄趄地向后山奔去。忽然，我看到从二姐的棉裤腿里掉下来一个布袋，就急忙拎着裤子捡起布袋去追二姐，二姐接过布袋对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叮嘱我：“听着点
儿……”
我知道二姐指的是什么。
去年秋天一个美丽的黄昏，二姐带着我正在包米地里掰包米，忽然从山路上传来一阵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们山沟里从未来过货郎子，也从未听见过拨浪鼓声。二姐扔下包米，拉着我就向拨浪鼓声跑去……
只见一个长得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装有针头线脑的两只木箱子，笑眯眯地望着二姐，问她：“你想要点什么？”
很少见到生人的二姐羞答答地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木箱子里的几根红绒绳……
小伙子从箱子里拿出两根红绒绳，往二姐的两条小辫上比了比，说：“你长得真好看，扎上红绒绳就更好看了。”
二姐穿着母亲给做的小花袄，袅袅婷婷地站在那儿，夕阳照在她红扑扑的瓜子脸上，眼睛显得又黑又亮，小嘴红嘟嘟的像刚吃过桑葚似的，好看极了。
我说：“二姐，真的，你扎上红绒绳更好看了！”
“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瞎眼睛那年是十六岁，她是家里的二姑娘，二姐也是十六岁，也是家里的二姑娘……说这话时，母亲总是一边擦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睛，一边看着二姐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天半夜，我忽然被一种咯吱咯吱的奇怪声音弄醒了。
我看到屋里点着灯，弥漫着香火味，头顶挂着破旧的幔帐，幔帐上晃出两个人影，好像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狐老太太，您说雅琴的病能不能好？要能好您就画圈，不能好您就打杠子……”
我一听是问二姐的病，急忙支起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是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瘆人，连咯吱声都消失了，只能听到父母紧张的喘气声。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只听父亲激动地说：“狐老太太，太谢谢您了！看来我二闺女能得救了，要不我这辈子都对不住她呀！”
一听二姐得救了，我再也忍不住好奇，急忙将幔帐掀开一条缝儿，于是，我看到了一幕极其神秘、从未见过的情景……
只见地上摆着炕桌，炕桌上撒着一层小米。父亲和母亲双手擎着一只小箩，箩底下支着一根筷子，筷子在小米上咯咯吱吱地画着圆圈，圆圈越画越大、越画越大，最后满桌子画着一个大圈……
父亲激动得满脸是泪，放下萝筷就冲着北墙放着的一尊牌位连连磕头，边磕头边呜咽道：“狐老太太，您保佑二闺女的病好了，过年我给您杀猪、烧香、上供……”
磕完头，父亲盯着已经燃到一半的三炷香，激动地说：“孩子他妈，咱二闺女有救了！你看这是青龙香……”
母亲也跪在地上，盯着那三炷香……
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
我从小就看着父亲烧香，所以对香火的燃势也略知一二。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最为吉利。白虎香是中间低，两边高，最不吉利。
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向我讲述了有关狐老太太的故事……
当年，父亲带人在山沟里盖房子时，发现紧挨墙根的后山有个洞，并没在意就把洞给堵死了。半夜时分，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太太怒气冲冲地嗔怪他，说他盖房子毁了她的家，把她孩子埋在里面了。
父亲被惊醒了，急忙打着灯笼跑到后墙根去看看白天堵的洞，却发现，洞口的土被掏开了，从洞里散发出一股呛人的狐骚味儿，松软的泥土上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爪印。父亲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狐狸居然以老太太的名义给他托梦，说明它绝不是普通的狐狸。他无意中一抬头，却发现黑糊糊的后山上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为了赔罪，父亲决定把这位狐仙请到家里，给它立下牌位，逢年过节给它烧香上供，遇到大事小情请它指点和保佑。
从此以后，我家开始供狐仙，直到解放后还偷偷地供了许多年。
看到父母为二姐烧香，我跑到后山坡折下几根树枝插在地上，也为二姐烧起“香”来，而且一定要把中间那根“香”插得高高的，让它变成“青龙香”。我边磕头边嘟嘟囔囔地祈求：“狐老太太，求你让我二姐的病快点好吧。你要让她的病好了，我把过年分的花生、花盖梨都给你……”
从那以后，我总想摸摸二姐背上的包是不是小了，看看父母和我烧的香是不是灵验。可我不敢摸，怕二姐生气。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伸手去摸二姐背上的包，却被二姐打了一巴掌，打完，二姐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
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清晨醒来，二姐的罗锅没了，又像从前那样直溜溜地站着，又能带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可是，二姐再也没有那个时候了，她才十六岁。我觉得狐老太太骗人，说话不算数，画的圈不灵。
母亲也说二姐的病给耽误了，要早点治也许不会落下残疾。第二年春天，二姐已经起不来炕了。父亲这才卖掉粮食，赶马车拉着二姐去铁岭看病。
临走那天，我看到二姐盖着被子躺在马车上，脸色就像山坡上的残雪一样惨白，再也没有去年秋天那种红扑扑的鲜亮了。
二姐用眼睛瞅瞅我，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可是父母和哥嫂都在身边，什么都不能说。我明白她的心思，就冲她眼泪汪汪地点点头。
没想到，二姐刚走不久，就听到山下传来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急忙向拨浪鼓声跑去……
果然又是那个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货箱子，两脚沾满了黄泥，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你二姐怎么没来？”
我说：“二姐刚走，去铁岭看病去了。”
小伙子顿时一脸失望，望着山道上刚轧出来的两道车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从货箱子里取出两条粉红色的绸子，对我说：“我答应给你二姐的……”
我急忙说：“你等着，我回家去给你拿点花生！”
他说不用了，挑起货箱子转身向山下走去。
我拿着两条红绸子跑到刚开化的小溪边，把红绸子举到头上冲着溪水左照右照，一个劲儿地臭美，可我不敢戴，那是人家给二姐的。
二姐从铁岭回来那天，我把红绸子偷偷地给了她。二姐毫无血色的脸上立刻浮起两片红晕，但很快又消失了，淌下的泪水掉在红绸子上，她急忙伸手擦去……
二姐一直舍不得扎这两条绸子，我问她为啥不扎，她说等病好了再扎。
可是，二姐把小山般的中药吃光了，仍然不见好。我经常看见她偷偷地抚摸着两条红绸子，红绸子似乎成了她生命的寄托，也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安慰。
身体稍好一点，二姐就拖着越来越罗锅的身子来到院子里，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可是，那条山路除了两道深深的车辙以外，很少见到人影。
三十
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跟我家都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在解放四平时，父亲应召去当了几天担架队长，还受到上级的表彰，成为父亲一生的荣耀。
父母带着我们一家老小，每天重复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一年到头，大人孩子只盼望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饺子，大年初一吃一顿旱稻子做的大米饭。这就是全家一年的盼头了。
1952年冬天，我大姨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来看望母亲，看到我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劝父母搬到佳木斯去，说城里比这穷山沟好过活。
母亲告诉我，最后能搬离这个穷山沟，还是狐老太太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天，筷子画的圈特别大，把桌子上的小米都碰掉了。
不管怎样，父母和哥哥能舍弃那份家业，舍弃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举家北迁，把全家十几口人带出大山，尤其对这些没成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壮举……
搬家前，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乐颠颠地忙活着，好像从此以后，贫穷和苦难都将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希望和富裕。他张罗着卖马、卖车、卖农具，没人买的石碾子、石磨、犁杖都送人了，只带走两只水桶及衣物和被褥……
搬家前一天，父亲要把我家的大黄狗送人。我和一帮侄子哭着站在狗窝前，不让父亲抱走大黄。大黄也好像知道要把它送走似的，夹着尾巴躲进狗窝里不肯出来。
可是，大黄还是被父亲装进麻袋放到马车上拉走了。马车驶出好远，我还听到大黄在麻袋里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嗷……嗷……”
搬家那天夜里，天很冷，顶着星星，我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花格棉袍，跟着姐姐和侄子们爬上马车。
临动身，父亲抱着双拳，冲着黑咕隆咚几间空荡荡的屋子作了几个揖，然后跳上亲属来送我们的马车，带着全家十几口人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老屋，离开了这座只有我们一户人家的山沟……
马车在山道上咯吱咯吱地轧着积雪，我坐在马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老屋，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条大黄狗，不知父亲把它送到哪儿去了……
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发现后面追来一条毛茸茸的东西，太远，看不清是什么。后来终于看清了。天哪！竟然是大黄！我们几个孩子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大黄！大黄！快上来！快上来！”
满身是霜的大黄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一连蹿了好几次，这才跳到拥挤的马车上。一见到我们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用它湿漉漉的嘴巴一个劲地蹭我们，用舌头舔我们的衣裤，好像很怕再失去我们似的。我们怕被父亲发现，就把大黄藏到被子里。
马车跑了半宿，终于来到只停留两分钟的小站——中固。
随着一声刺耳的长鸣，只见喷着白雾的庞然大物呼啸着冲过来，吓得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棉袄襟，很怕被火车“吸”进去……
上车时，二姐不慎掉进站台下，被父亲和嫂子费好大劲才拽上来。我被拎着水桶、扛着行李的父母大呼小叫地推上车去。临跨上车门的刹那，我却看到了最为揪心的一幕……
只见大黄急得像疯了似的，嗷嗷叫着，左蹦右跳，急着要冲上车来。它几次被人踢倒，又几次爬起来，一次一次地往车上冲，直到列车开动了，它仍然拼命地追赶着越来越快的列车……
看到大黄向车上扑的样子，我伤心地哭了很久。
第二年秋天，父亲回老家去清理卖车马的钱款，却看到老态龙钟的大黄从我家长满青苔的茅屋里走出来。它步履蹒跚，皮毛邋遢，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样子。见到父亲，它眼泪汪汪，一个劲儿地蹭着父亲的裤腿，舔着父亲落满灰尘的鞋袜……
父亲顿时红了眼圈，他知道狗是忠臣，但没想到它会忠诚到这种地步，更没想到它会在这空寂无人的老屋里守到今天。父亲将一个吃剩的烧饼扔给它，它闻了闻，没吃。临走前，父亲再一次来山沟里看它，却发现大黄已经死了，趴在我家门口死的，嘴边放着那个烧饼。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送我们上车的亲属我一个都没记住，只记住了那条大黄狗，还有父亲分给我的两块糖……
上车后，父亲从一个黄草纸包里拿出一些“光腚”糖块，给我们这帮从未见过糖的孩子每人分两块。我第一次见到这绿绿的、黄瓜形状的糖块，稀罕得舍不得吃，捧在手里一会儿舔一口。
我坐在拥挤的车厢过道里，把两块糖在手心里整整攥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一看，手心里只剩一汪黏糊糊的绿甜水了，忙把甜水舔得一干二净。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
后来，每当我坐在火车上，看到山沟里住着孤零零的一两户人家时，总会想：假如父母没有搬离那山沟，假如我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那么，我将会有怎样一番命运？不用说，我肯定跟姐姐一样，不能读书，只能成为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顶多在城里找个男人。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改变命运的资本。
所以，我非常感谢父母把我们带出了大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