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留给自己和丈夫的两封遗书 (二)

九十九

      39日,我住进了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

      2004314日傍晚,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何中生先生、文学院院长著名诗人李琦女士及文学院的周静,捧着鲜花,从哈尔滨专程跑来看我。此前,省作协党组书记冯建福先生也到北京看望我,鼓励我闯过这道生死大关。

      何副主席说:“雅文,省作协领导都很关心你,你的身体底子好,一定能挺过去……”

      李琦院长说:“雅文,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善良人。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你放心,你肯定会有好报的。人不报,天会报的!”

      我不知会不会有天报,只觉得见到家乡的亲人感到格外亲切,总想跟他们多聊几句,总怕再也聊不着了。

      夜幕降临了,人都走了,屋里静下来。

      我想跟贺玉共同度过这最后一段时光,可他却被医生叫走了。我知道他为我手术签字去了。我见过这种手术前的协议及麻醉协议,上面注明了手术可能发生的各种危险。我知道任何一种危险降临到我头上,都会要去我的老命。

      贺玉回来了,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我却看到他端水杯的手在微微发抖……

      后来他告诉我,签字时他迟迟不肯落笔,他不知这两份协议是会拯救我的生命,还是会把我送进地狱……

      晚间八点钟,我洗澡时,对着镜子最后一次欣赏着我的脖颈。说真的,我的脖颈很美,很挺拔,白白净净的很光滑,丝毫没有六十岁老太那种皱皱巴巴的褶子。夏天,我爱穿没领的衣裙。贺玉也最爱吻我的脖颈。看完脖颈,我又仔细抚摸着两只光滑的胳膊……明天,医生要锯开我的前胸,切开我的两只小臂,取出动脉血管给我的心脏搭桥……我不知我的脖颈,我的胳膊,我的一切,是否还能属于我……

      洗完澡,护士来给我灌肠,之后,我肚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晚间十点钟,我和贺玉站在窗前拥抱告别,久久地沉浸在最后一个夜晚的沉默之中……

      末了,贺玉习惯地吻了吻我的脖颈,嘱咐我:“我走了,你好早点休息。什么都别想,好好睡觉。噢,晚安。”他在隔壁开了一间病房。

      贺玉走了,剩我一个人,只有桌子上的一百朵康乃馨及花篮陪伴着我。康乃馨是张巨芳女士让我儿子带来的。

      我很快就入睡了,等护士叫醒我再次灌肠时,我看到窗外楼上的大钟已是第二天清晨六点了。我知道并非完全由于护士给的两片安眠药在起作用。因为我的痛苦不是在今天,而是早在半年前就开始折磨我了。

      事到如今,一切都无所谓了,听天由命吧!人一旦豁出去,反倒平静了。

      七点十五分,我靠在床头写下最后一篇日记:

      “今天是2004315日,我看到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不知是阴天,还是晴天,就像不知道我的生命结果一样。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平静的承受力。我看一眼茶几上的鲜花和外面的天空,但愿这不是最后一眼。如果真有上帝,我祈求上帝能赐给我第二次生命……”

      写完日记,我又躺下,不知不觉睡着了。

      “雅文,醒醒吧,该上台了。”贺玉叫醒我时,我发现又睡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护士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病人,上台前居然睡着了。

      我被推出门的刹那,最后看一眼窗外的大钟——九点十五分。

      我看到孩子们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贺玉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贴着我的脸,亲切地嘱咐我:“雅文,别紧张!我在外面陪着你,手术一定会成功……”

      我向家人和何副主席、李琦院长挥了挥手,就被护士急匆匆地推走了。

      躺在车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母亲去世前一样,就像一片树叶扁扁地贴在床上,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我还不到六十岁……

      我被推进手术室里,发现所有的面孔都一样,口罩捂得严严的,根本认不出谁是谁。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交给主刀的刘晓程院长及助手王正清、张嵬、麻醉师薛玉良等医护人员了。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最痛苦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亲人。

      贺玉告诉我,当他看到手术室厚厚的大门被关上的刹那,他的心突然好像被掏空了。他不知这扇大门是否会将我俩隔开两个世界,他不知再见到我时,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

      孩子一再安慰他,劝他去休息,可他却一步不肯离去。他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为我牵挂着,煎熬着。他一次次地趴在手术室门外的地上,听着手术室里的动静。可他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听到自己焦急的心跳。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焦急、最难熬的十几个小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抓心挠肝……

      一直等到晚间十一点二十分,刘晓程院长终于出来告诉他:“手术结束了,雅文大姐的心脏复跳了。”

      听到这句话,贺玉的眼圈“刷”地红了。

      316日上午,我经历了因渗血不止、输了近五千CC血和血浆、难以关胸的十四个小时大手术之后,周身插着氧气管、吸氮管、滴流管等各种管子,打着吊瓶,盖着白单,像死人似的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六号床上,昏昏沉睡,只觉得有人拍拍我的脸,听到一个声音在唤我:

      “雅文大姐,醒醒吧。今天是十六号了,手术做完了,给你心脏搭了六个桥,把你破碎的心修好了。”

      我恍恍惚惚觉得这声音很缥缈、很遥远,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不知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间,不知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一会儿,我才从懵懵懂懂中渐渐醒来,听出是刘晓程院长,却睁不开眼睛。但我记得是315日九点十五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奇怪,手术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

      其实,我在生死界上已经度过了一天一夜。

      我极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用朦胧而虚幻的目光,扫视着被切开的两只小臂及锯开的前胸,三处刀口都用厚厚的纱布包着,这才意识到:我终于活过来了。

      那一刻,我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所有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真正“死”过一回、亲身经历过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救命之恩。

      刘晓程院长握住我的右手,让我用力握一握,又握住我的左手,然后又让我动动双脚的脚趾,问我:“你能记住你病房的电话号吗?”

      我微微点了点头。

      看到我一切正常,刘晓程带着医护人员走了。

      监护室里只剩下我和护士。

      这时,我懵懵懂懂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雅文,你终于活过来了,这回你一定要写写你自己,把你六十年的人生真实地告诉人们,不然就这样走了,太遗憾了。”

      我知道,那不是别人,而是我虚弱的心灵在对我说话。我知道它被挤压得太久,太需要宣泄与释放了。

      于是,就在这重症监护室里,就在我的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我决心写出我的一生。从这一刻起,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日夜鼓噪着我、呼唤着我,就像手术前鼓励我一定要跨过生命大裂谷、顽强地活下去一样,一个新的生命支点又开始支撑着我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生命。

      麻药劲儿过了,三处刀口开始剧烈地疼痛,无法入睡。而我的思维却完全沉浸在对自己人生的遐想之中,大大缓解了我肉体的痛苦。

      后来,我对《当代》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先生谈起这部传记的最初动意时,他说:“雅文,你太厉害了。我相信别人可以打死你,但却不能打败你。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是的,我曾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像其他术后病人一样,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三处刀口剧烈地疼痛,口渴难忍,却不让喝水,渴得厉害,护士只能给一块冰吮两口,嘴唇暴起一层层硬皮。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不能讲话,只能按照护士事先教的手势动一动手指。护士不停地帮我捶背,让我咳嗽,让我把气管里的痰咳出来,每咳一下,刀口就会钻心地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左前方的监视器,看着我的心律和血压在生命最微弱、最危险的界线上徘徊。每当心律升到危险界线时,护士就急忙让我做深呼吸,而我每呼吸一次,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躺在生死界上,对人生,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人死如灯灭,恩仇荣辱,功名利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此刻,最真实的是我还活着,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那是王正清医生拨通了贺玉的电话……

      “贺玉……”我的声音虚弱得像蚊子叫一样。

      “雅文!”贺玉却惊喜地大叫起来,“亲爱的,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太高兴了!我和孩子都盼望你早日走出监护室呢!”

      三天后,18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被推出了重症监护室。早已等在门口的贺玉,张开双臂激动地奔过来——

      接下来,我承受着术后最痛苦的阶段,三处刀口,钻心的疼痛,日夜不停地折磨着我,每次翻身,都能听到锯开的前胸骨被钢丝缝上后的摩擦声,每次起身去厕所,都要抓住床扶手折腾半天,使出全身的气力才能爬起来……

      但我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因为我还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痛苦都会过去。护士发的去痛片我一片没吃,我怕吃去痛片对身体不好。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第三天,我在贺玉的搀扶下,就扶着墙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动了。

      在医护人员及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

      十几天后,为了给刘晓程的报告文学增加一些内容,我拖着极度虚弱之躯,采访了两个即将手术的外国患者,还走进手术室,观看了一台刘晓程为美籍华人做的心脏大手术——

      我看到“我”像耶稣受难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心脏停跳,靠体外循环来维持“我”的生命。“我”的前胸被锯开半尺多长,两只小臂被切开八寸多长的口子。医生从两只小臂取出两根蚯蚓似的动脉血管,给“我”的心脏搭了五个桥……

      王正清医生说:“张老师,看到你那么坚强,我们医护人员都拿你给患者当样板……”

      我并不想成为什么样板,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哪还有那份虚荣心,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术后第十九天,43日,我怀着虽然虚弱但却“健康”的心,带着外科护士送给我的“同心结”,带着医生的叮嘱,在贺玉和孩子的陪同下,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能体会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了!

      躺在车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活着真好,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是的,生命终于又属于我了!

      我望着窗外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有一种看不够的贪婪。阳光大好,万里无云,悠悠小风吹拂着二十天前还是枯黄现却已变绿的树叶,吹拂着刚刚泛青的小草……阳光,小风,小树,过去司空见惯的一切,今天突然变得如此亲切如此美好了。

      但我知道,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我的心变了。

      此刻,我好像重新诞生了一次,好像返璞归真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吧。仔细一想,婴儿出生时,心灵本来是纯洁而美好的,没有任何奢望和欲念,只是长大变成社会人以后,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了数不尽的烦恼。

      一路上,我一直在为自己庆幸,庆幸我无意中结识了刘晓程。可是,另一种思绪却又缠绕着我,令我这颗虚弱的心胡思乱想起来……

      我想,假如王文禄先生没有邀我来采访刘晓程,那么,我对自己的病情可能一直糊里糊涂的,说不定哪天会突发心梗……假如我不是一名作家,不享受医保,我只是穷山沟里一名农妇,或者只是一名每月仅有一二百元的下岗女工,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两次十几万元的手术费用……那么,我将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又将会有怎么一番人生结局?转而又想,我那四百万像我一样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我一样,获得手术机会,从而轻轻松松地活下去?中国老百姓看病贵、手术难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我把这番思索,写进了刘晓程这篇报告文学的补记里。

      人死过一回之后,方才明白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了。

      所以,我真诚地告诉天下所有的朋友,生命对我们来说,太短暂,太脆弱,太易逝了,好好珍惜吧!

一○○

      这次手术,使我对爱情和友谊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搂我我抱你的卿卿我我,而是你病了、老了,他守在你身边,一口一口地喂你,帮你洗头、洗脚,用身子给你焐热冷被窝,从棉衣兜里掏出热乎乎的、你最爱吃的烤白薯,剥开皮送到你嘴边,拉着你长出老年癍的手说:“亲爱的,你的小样真可爱……”而你却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对友谊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恰是这种珍贵的友谊与关爱,呼唤着我羸弱的生命,给我的生命注入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我一定要闯过这场生死大劫好好活下去!

      手术这段时间,我一直被亲情、友情和领导的关怀包围着,这使我对人性、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

      威廉·詹姆斯说:“在人类天性中,最深层的本性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

      是的,这种人性的特点在我手术前后体会最深了。也恰是这种人性特点使我看到了人类美好、善良的一面。我第一次发现除了我的亲人以外,还有那么多人关爱我,在乎我,包括我的读者。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手术前一天,我接到美籍华人作家李岘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说:“雅文姐,我已经向菩萨许愿,从明天开始,我在大洋彼岸每天三炷香,为你祈祷一个月。你放心,菩萨一定会保佑你手术成功的!”

      十几年来,我和李岘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无论在她人生困境还是辉煌时刻,我都是她的第一个分享者……

      孙先生和杨先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由于喜爱我的英文版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跟我通过电话和E-mail。得知我要手术,他们从北京专程跑到天津医院来为我祈祷。当两位素昧平生的先生和林文华主任一起,将手搭在我的肩上为我祈祷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手术那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手术情况。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先生亲自打来电话,祝我手术成功。哈尔滨的刘相轸接连打来四五次电话,一直等到我的心脏复跳之后,他才说了一句:“谢天谢地,我总算可以睡安稳觉了。”他是脑外科医生,深知这种大手术的危险性。

      为我祈祷的还有一个人,一个至今尚未谋面的在押犯——

      他叫张宏利,几年前,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我的报道,给我来信诉说他的身世。他出生在贫困农村,父亲被人意外打死了。母亲带着他和哥哥远嫁他乡,养父经常打他,他早早就辍学了养起林蛙,可是,突降的一场暴雨把林蛙全冲跑了。一次酒后抢劫,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几年来,我一直在跟他通信,鼓励他好好改造,给他寄去我出版的书和贺卡……

      他在信中说:“文姐(他应该叫我阿姨),你能想象我是多么盼望你的回信吗?每次接到你的来信,我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你的信,我就对自己的改造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幻想,最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你的联系,因为我有一个愿望,等我获得自由以后,我能见到你,我们能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你给我上‘人生大课’。所以,我最不想失去你这位朋友,失去我后半生的人生导师。得知你要手术,我很挂念你,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因为在我心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你的亲人和朋友,都在用心支持你,还有千里之外身陷绝境的小弟天天在为你祈祷,为你祝福,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出院不久,我接到一张一千元的汇款单,是黑龙江作家陈力娇汇来的。我让贺玉马上退回去。随后,她又寄来一张两千元的汇单,我只好让贺玉再退回去。

      贺玉问我:“你俩怎么回事,来回折腾什么呀?”

      几年前,在全省合同制作家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穿着寒酸的陈力娇。她发言时说她家里很穷,冬天买不起煤,两手冻得又红又肿,没吃的,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经常拖着一条跛腿到外面去拾柴草,可她仍然坚持创作。听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了。开完会,这位残疾女作家来到我的房间,两个初次相识的苦命人一下子抱到一起,从此成为要好的朋友,也因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1997年,省作代会期间,她对我说,她所属的绥化地区文化馆需要一名创作员,按照她的创作成果完全可以调进去,可她没有门子。她说这是唯一一次改变她命运的机会。于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我说:“我们都说缺乏人才,都在呼唤人才,可有时,人才就在你身边,却没人重视……”我举出陈力娇的例子。

      与会的绥化地区宣传部副部长陈俊生先生当即表态:“张老师你放心,我回去立即办陈力娇的事!”而且,他当天就为陈力娇捐款四百元。

      之后,陈副部长果然认真办了。但陈力娇仍然没有调进去。不久,全省开人大代表会,陈力娇让我跟她一起去找绥化地委书记……第三天,陈力娇来电话告诉我,文化馆同意调她了。现在,她是绥化地区文化馆一级馆员,黑龙江省合同制作家,发表了不少作品,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

      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告诉陈力娇,让她不要再折腾了,我不可能收她钱。后来,她又给我寄来从少林寺买来的一对做工精致的东菱玉佛。她告诉我,玉佛通灵护身,镇惊避邪,能保佑我全家平安幸福。

       普希金说:“友谊,是我痛苦灵魂的温柔的安慰者。”

      是的,友谊带给我的是灵魂的慰藉,是人间的真情。它使我看到人世间最珍贵的友谊。

      手术后,好多朋友都来到我的病榻前,林盛中、刘相轸、戴长滨、屈素珍、雷广平、李福亮、王青学、祖耀禄夫妇……啊,太多了。有的从遥远的家乡跑来,他们握住我苍白而无力的手,亲切地说:“雅文,我们都很挂念你……”并从他们并不富裕的腰包里掏出钱塞到我枕下,而我却无力拒绝。赵荫桐夫妇从哈尔滨捎来我爱吃的油豆角。李丽新夫妇给我送来甲鱼,让我补身子。田宏夫、潘宏芝夫妇每天跑到我家里,帮贺玉做饭、洗衣、照顾我。李凯军从家乡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病情,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是我电脑的启蒙老师,刚学电脑那几年,我经常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折腾起来。郭萍、母天萍、王力几个女朋友,得知我手术,竟然在电话里哭起来……

      术后不久,中国作协《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先生和刘涓迅处长带着礼品,代表中国作协创联部从北京专程跑到北戴河来看望我。高伟先生在我最痛苦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紧接着,《人民文学》原主编、著名作家程树榛夫妇手捧鲜花,也来看望我……

      “雅文,我真奇怪,你说你无职无权,为什么交了那么多朋友?他们为什么对你那么好?”贺玉不止一次地问我。

      有人说:“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是的,朋友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所以我珍爱友谊,就像珍爱阳光一样,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过程中,几位要好的编辑、评论家朋友,几次跟我长谈,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把他们积累一生的经验及对作品的见解,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写好这部作品……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友谊更珍贵、更崇高,更令人珍惜的呢?

      这天,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哈工大教授韩玉华来北戴河看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雅文,你怎么把自己造害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名利场可是个无底洞,永远探不到底,一旦陷进去,就把自己活活给毁了!我真后悔当初把你引进了名利场上……”

      我却说:“我丝毫不后悔,即使死在手术台上都不后悔。假如我无所事事地活一百岁,又有什么意思?”

      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感到一点安慰,不然我一直在自责呢。我知道你从运动员闯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可我不明白,你写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是挺好吗,干吗要闯影视圈?影视圈里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哪是咱这种傻狍子能闯进去的?你又那么单纯,又没有背景,痛快别跟他们扯了,好好活命吧!”

      是的,是要好好活命了。

      “以后什么也别写了,好好活着就行了。”她劝我。

      “写还是要写的,不写觉得活得没意思。”

      写作早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需要。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坐到电脑前进行创作,所以只要还活着,就会继续写下去,只是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玩命了。

      629日上午,我家又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常务副主席陈建功、书记处书记田滋茂、中宣部文艺局文艺理论处处长梁鸿鹰、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陈崎嵘、中国作家网主编胡殷红等领导,带着从北京带来的七个头的蝴蝶兰及贵重礼品,来家里看望我。一个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苦孩子,一个屡经坎坷、大难不死的作家,看到领导如此关怀,我很受感动。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金炳华书记说的一番话:

      “雅文,你抓到《盖》剧这样一个弘扬中华民族志气、讴歌国际主义精神的题材,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你对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这也是文艺腐败的一种表现……”

      三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首肯,我这颗刚刚搭了六个桥的虚弱之心,顿时又激动起来,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金书记,听您这么说,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作为一名作家,我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能得到公平的承认。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正义呐喊,为他人呼吁,可是轮到自己头上,却没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金书记说:“雅文,你不要难过,中国作协的领导都很关心你,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找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他们会全力帮助你的。”

      梁鸿鹰处长说,他代表中宣部文艺局杨志今局长来看望我,希望我早日康复……

      领导走了,他们的到来却像那盆盛开的蝴蝶兰一样,在我心灵深处留下悠远的暗香,久久难以散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