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假如疫情没有来过》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第十八期命题征文 

余惠芬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经过去了足足两年半时间，在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目前，人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人已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变得淡定从容，从开始对相关防疫措施的本能抵触，到如今的自觉支持配合，从不适应出门持核酸检测证明到将其视为一种习惯或常态，从期望在短时间内战胜病毒到具备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尽管这场抗疫持久战何时能够结束，似乎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却突然产生一个想法：盘点一下疫情给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带来的那些变化。

    首先，我想到的是：假如这场疫情没有来过，出行--这一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即便不能“说走就走”，起码可以做到“来去自由”。我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每年寒暑假及节假日回家探亲，陪老爸喝小酒聊诗词，与老妈一起包饺子、做韭菜盒子；我会兑现承诺，带着两位老人或搭高铁或乘邮轮去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或租个农家小院与爸妈一起在绿水青山间享受亲情和懒散。我不会遭遇多次回家计划成为泡影，甚至退掉提前购买的机票之沮丧；我不会体验到2020年回家过春节期间，因武汉及家乡疫情严重，极度担心我健康安全的老妈将我“赶出家门”之令人心碎的别样母爱。

    假如这场疫情没有来过，我会像往常一样，尽量抽出时间与先生一起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婆婆出门晒太阳、逛商场或与邻里聊家常，或在家里听她老人家讲那过去的事情，或一起翻看老照片重温那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我不会承受失去婆母却无法亲临告别的痛苦，不会为我那一辈子含辛茹苦养育了7个儿女，离世时孩子们却只能派代表送别的婆母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和悲伤。

    假如这场疫情没有来过，远在伦敦工作的女儿会照例每年回来探亲，或我们去英国与她团聚，一家三口在一起享受做家乡菜、观异国情的乐趣；我不会三年无法与女儿见面，只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线上联系、视频聊天或云端聚餐，通过放大手机屏幕上照片去了解女儿成长变化的点点滴滴......

    当然，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还意想不到地推动了科技领域的不断发展创新以及普通人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假如疫情没有来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科技不会如此广为人知且加速应用实施；数字技术可能不会如此大放异彩，成为助力人类战胜病毒的“新式武器”；而网上购物以及无接触付款不会普及如此之快，成为寻常百姓的生活常态。

    假如疫情没有来过，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远程教育与远程办公等可以带来的巨大变化。2020年的春季学期，我校和许多高校一样，第一次采用线上授课和远程办公，后来根据防疫形势的需要，线上线下授课交替进行。我和许多教师及学生一样，从不适应到逐渐认可到享受远程教育及各类资源共享的新奇和便捷。

    假如疫情没有来过，我也许不会轻松自如地运用微信或腾讯会议等软件召开会议或举办讲座或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会议或讲座；我可能不会了解Zoom的用途，更不用提通过它参加国际会议等活动；而且由于在工作中经常要与年轻人切磋，我还对制作短视频产生了兴趣，利用闲暇时间尝试创作了一些生活小视频与家人朋友分享……

     这场疫情注定要在每个人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我的盘点能够尽早划上句号!

论说文《不忘历史，正视现实，面向未来》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第十六期命题征文--论说文“哲思”  

余惠芬

2021年9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就该市在“系统性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歧视”中扮演的角色，向华裔移民及其后代道歉。决议写道：华人移民的故事，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对他们实施的非人性暴行，不应在圣何塞历史的讲述中被清除或弱化。

本文就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在对华人移民美国及美国排华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分析美国种族歧视之现状及圣何塞市议会道歉的现实意义，并就新形势下华人如何应对提出参考性建议。

一、华人移民美国及美国排华的历史回顾

关于华人移民美国的最早时间，达成共识并有据可查的是：美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大规模华人移民浪潮始于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 1850年加州建州后，由于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而无论从欧洲还是美国东部移民到加州都异常困难，甚至比从香港到加州的航程耗时更长，因此招收华工成为解决美国西部劳工严重不足的主要途径。

在淘金热之后，数以万计的华工在1863至1869年之间，加入了横跨北美大陆中央铁路的铺建工作；同时，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美国获得中国给予的最惠国通商地位，于是合法引进大量华工。到了1873年，加州的华人已经达到了六万二千五百人之多。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涌入美国的华人，对早期美国西部的开发建设，包括矿山开发、铁路修建以及农林牧渔等行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19世纪后期，华人交纳的淘金税已占美国淘金税总数的一半。

然而，中国淘金者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大规模移民新大陆的开端，也开启了加州乃至美国种族关系历史的新篇章，而中国移民很快就成为美国种族问题的焦点之一。在种族主义的煽动下，地方性排华事件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排华浪潮。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排华法案》，规定10年之内停止华工进入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某个种族实行限制移民的法律，从此开始了为期61年的美国华人史上的“黑暗时期”。 1943年底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时，在美华人仅为7万余人。

1943年12月，由于联盟打击法西斯的需要，废除《排华法案》作为美国政府在远东战胜日本大战略的一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罗斯福总统签署法令废除《排华法案》。此后，华人移民源源不断进入美国，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移民群体。

二、美国种族歧视之现状以及圣何塞道歉的现实意义

从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正式决议，为1882《排华法案》这一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道歉，至2021年圣何塞市议会的道歉，尽管迟到了一百多年，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让圣何塞和整个国家继续从往日的错误中学着疗伤；它警醒世人决不能让此类历史悲剧重演；它表明华人历史上的际遇得到了美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它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目前，美国华裔已成为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根据美国知名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2021年5月发布的调研报告，目前在美国大约有530万华裔，其中75%是美国公民。报告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美国华人在过去170多年里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进行量化分析与呈现。报告指出，在美国有超过160,000家华裔美国人拥有的企业，创造了约240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供了130万个工作岗位；仅在 2019年，华裔美国人通过消费支出为美国GDP贡献了超过3000亿美元，提供了300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尽管随着《排华法案》的废除以及后来国会的道歉，美国对外来移民的包容程度在不断提高，种族歧视的土壤在美国从未被彻底铲除；正如圣何塞市议会道歉决议所指出：“作为我们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对早期华人移民歧视的后遗症也会助长当前针对亚裔的仇恨。”；“最近反亚裔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抬头，表明仇外心理在美国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

2021年3月，《经济学人》周刊和舆观调查公司(YouGov)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数据显示，每10个美国居民中有将近7个人认为亚裔在美国受到歧视；联邦调查局8月30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20年全美范围内举报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比2019年上升了70%。又如，尽管华裔美国人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职业发展上始终面临着“玻璃天花板”； 2018年，华裔美国人约占专业职业的3%，但仅占中层管理职位的1.5%和高管职位的1.2%。

三、华人应对当今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之建议

（一）重视自身发展研究，正面展现华人移民历史及贡献

近年来，海内外相关机构及学者对于华人社区和历史的研究愈发重视，有了可喜的进展。笔者认为，除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论著论文外，从事不同行业的美国华人，均可从不同视角，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各自身份、环境、语言等优势，参与“讲述自己的故事”；此外，还可充分利用各类大众传播平台，或与主流社会共同设立各类研究学会，或举办主题展览，或兴建华人历史博物馆等举措，展现华人移民历史及其为美国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提升华人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增进美国主流社会及其他族裔对华人的了解。

（二）强化各类社团作用，维护华人合法权益

美国华人社团类型多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社团，有成立时间不长、但数量增长较快的新型专业人士社团、校友会、商会、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近年来，较引人注目的是各类社团联合体，尤其是大批华人精英型团体相继涌现。上述各类社团或团体在发展社区经济，凝聚华人力量，维护华人合法权益，促进中美交流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华人社团应更加注意采用他人听得懂的语言以及在当地行得通的方式来开展各类活动；同时，注重培养使用新人，大胆启用有学识、有胆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在各自领域较有成就或影响力的年轻社团领袖。

（三）克服政治冷漠，增强参政意识，提高参政能力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政治参与是移民融入本土社会进程中的第二个台阶”。一直以来，就整体而言，华人作为美国亚裔最大和最有成就的族群，其政治影响力远不及华人人数、专业和经济实力；华人群体普遍存在“政治冷漠”或“政治疏离”；遇事往往选择“隐忍退让”或“独善其身”。

因此，华人政治家、华人精英型参政团体及其各类华人社团应清醒地意识到上述问题，加强宣传和引导，使更多人意识到，华人参政不仅可以推动华人群体更快更好地融入主流，更是表达华人声音、反对不公正待遇、维护正当权益的有效途径。

（四）广泛团结其他少数族裔，合力应对共同关切问题

尽管美国华裔已成为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但鉴于在美少数族裔常面临共同关切问题，凝心聚力，合力应对，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发现，不少有识之士或华人社团已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且效果明显。其可借鉴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善于搭建凝聚少数族裔力量的平台，在为其提供自我展示机会的同时，对外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始终与主流社会保持良性互动，从而使得亚裔的影响力得以放大；注重并智慧地整合利用各类人脉资源，为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改善生存发展环境，保障自身权益利益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五）与主流社会保持良性互动，共谋多元包容和谐之未来

笔者非常认同圣何塞市议会决议所言：“承认犯下的历史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美国面临的种族歧视的严重问题。”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针对亚裔的歧视仇恨事件激增的当下，这种以史为鉴、正视现实的态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过去深受其害，如今身临其中的美国华人来说，这一道歉可谓美国主流社会经反省后释放出的积极善意的信号；在美华人应进一步加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共谋多元包容和谐之未来。  

随笔《亲情VS疫情》

余惠芬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平静生活，搅乱了世界的正常秩序。病毒侵袭人们的机体，挑战人们的免疫力；疫情考验人们的智慧，淬炼人们的意志力；而在疫情与亲情的博弈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书写着无数不平凡的故事，或令人感动感慨、或使人终身难忘；这场疫情注定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我想记录的是发生在我家的关于亲情与疫情的真实故事。

老妈的年夜饭变身“外卖”

年夜饭历来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餐饭，由于其寓意是吉祥如意、团团圆圆，因此已成为家人团聚的代名词，辞旧迎新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发的疫情却令老妈筹备已久的年夜饭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遭遇。2020年1月20日，我和先生像以往一样，回家乡陪父母过年。到家后的第三天，即1月23日阴历腊月二十九上午，从电视新闻中获悉，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需要，武汉将于当天上午10点开始封城。我马上意识到前段时间从微信上看到的各种我们并没有当回事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在和弟妹商量后，我们说服爸妈将提前半年就在一个星级酒店预定好的年夜饭立刻取消。然而酒店却回复：不可取消，不过可打包取回；所给出的解释是：当地尚未发现确诊病例，地方政府也未下达相关的防疫指引；而且绝大多数食客都还是照常赴宴，我们家属于较谨慎的极少数（不过从年初二开始，所有餐馆都必须按照政府部门的相关要求，无条件为顾客取消订餐）。

年三十下午负责开车取菜的侄儿侄媳不无遗憾地说：几千元预订的年夜饭变成外卖了，好可惜！其实，最难接受的是老妈，她在半年前就张罗着预订年夜饭，而且一定要选在本市最好的酒店，因为她的所有孩子们能够一同在家里过年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为了哄老妈开心，那天的年夜饭，我和弟妹们都最大限度地放开量吃，而且极力表现出吃得非常开心的样子；爸妈的几个重孙们也很给力，边吃边嚷嚷着：“今天的外卖好多呀，好好吃啊！”

婆母离世却无法前往送别

2020年2月7日，我接到先生通过电话传来的噩耗：93岁的婆母因病抢救无效离世（我和先生虽来自同一个城市，但由于双方的父母年事已高，因此每次回家探亲，我们都是各回各家各陪各妈）。婆母本性善良宽厚，一辈子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老人家含辛茹苦地养育了7个子女，如今四世同堂，儿孙孝顺，家庭和睦，她也非常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不料却因基础病突发没能挺过这场疫情。

婆母对我十分疼爱，记得当年我和先生在大学读书期间，每次假期结束回学校时，她都要亲自送行，而且陪着我们走很远，说很多叮嘱的话；尽管她走得很慢，说的话也大多是反复重复，但我们知道这是她表示母爱的一种方式；为了给她留有充分的送别时间，同时又不至于耽误行程，我们每次都尽量提前告辞出门。后来我们调到广州工作回家探亲时，婆母总是一个劲地往我们碗里夹菜，兄弟姐妹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从大城市回来的，又不是在贫困地区没得吃。”

令人深感悲痛和遗憾的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医院和殡仪馆均严格限制到场人数，我和许多家庭成员都因此失去了与她老人家最后告别的机会，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愿她老人家一路走好。

两位侄媳不辱白衣天使使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舍小家为大家，搁置亲情，放弃假期，负重前行，奋战一线，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家也有两位这样的白衣天使，即我弟弟的儿媳慧慧和我先生弟弟的儿媳佳佳，她们分别就职于蚌埠市和珠海市的医院。在疫情较严重的那段时间里，尽管别人可以在家远程办公，而他们却要坚守岗位，甚至加班加点工作。慧慧还主动承担起全家的“防疫顾问”一职，不仅及时提醒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家人疑问，更重要的是不断给大家以信心和鼓励；而佳佳则报名参加了医院组织成立的突击队，随时准备奔赴武汉等抗疫一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们都已身为人母，而且孩子们尚年幼。由于整天要在医院里与不同的病人打交道，为了避免未知之风险，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们不敢与自己的孩子见面，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时间，与在爷爷奶奶家托管的“神兽们”视频聊天。懂事的侄孙们每次视频通话时都表现得非常乖巧，并起劲地给妈妈“加油”；当然时而也会上演非常“煽情的”的一幕；年轻的白衣天使们强颜欢笑，抹去眼泪，继续淡定地坚守岗位。这期间，爷爷奶奶们同样责任重大，照看好孩子们，让白衣天使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抗疫工作，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妹妹为照顾外孙逆行纽约

2020年8月，当中国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人们逐渐回归正常生活之际，其他国家却不断传来疫情加重或失控的信息；美国更是首当其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万，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该两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许多由于工作、访学等原因暂时滞留美国的人员都在想方设法曲线回国，却因国际航班的减少，一票难求，难以如愿以偿。而此时此刻，妹妹却决定逆行纽约，原因很简单：女儿工作忙，女婿更是参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无暇顾家，两个在家上网课的外孙需要有人照看。

尽管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相对较为安全，但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妹妹用上了所有能够想到的防护措施，全副武装地登机，并坚持在飞机上的十几个小时里不吃不喝；到了纽约后，又在临时租来的房子里自我隔离了半个月，才放心地与女儿一家团聚；期间外孙们每天与外婆视频聊天，为她排解隔离之闷并述说思念之情。我每次和妹妹通话后都不禁感慨：在疫情面前，亲情有时显得十分无奈，但却阻止不了母爱的脚步。

独生女在伦敦从容应对

疫情期间，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远在伦敦工作的独生女儿。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时，女儿曾建议我和先生到伦敦去躲避风险，当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给女儿增添麻烦，再说无论发生什么事，还是在自己的国自己的家心里踏实；没过多久，随着武汉疫情的升级，伦敦和中国之间的国际航班宣布暂停。那段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一如既往地积极行动，采取多种形式支援祖（籍）国的抗疫一线，女儿也参加了母校华师附中校友会组织的在英国购买口罩等防疫物质寄回国内的活动。

后来，英国的疫情却逐渐严重起来，按照公司的要求，女儿开始居家办公；与此同时，她还报名作为一名志愿者，专为有需要的人提供聊天或其他咨询服务。出于担心，我们曾试探着征求她的意见：既然是远程办公，不如回国吧；然而女儿却表示，她不想给祖国添麻烦，也不愿让外国人感到自己不能与公司共渡难关。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居家办公以及餐馆不得堂食的禁令，女儿大多是在网上订购食材，自己加工，因此厨艺得到较大提高；前不久，我们还按照女儿的创意搞了一次颇具特色的家庭视频聚餐。由于伦敦与我们有7个小时的时差，她的中餐与我们的晚餐时间基本可以重合，这样女儿一方面可以展示她不断进步的烹饪手艺，同时可以享受与爸妈一同进餐聊天的乐趣。

自去年疫情发生至今，善解人意的女儿基本上是每晚与我们语音或视频聊天，即便偶尔因为工作较忙，错过最佳通话时间，也会给我们发一简短信息或者表情包以让我们放心；时而她还会与我们预约，主持召开一个家庭“视频会议”，一家人尽情谈笑，其乐融融；虽相隔万里，却不乏近在咫尺的温馨。

随笔《腹有诗书气自华》

——写在老爸诗集问世之际

作者：余惠芬

    2018年春节前夕，老爸的诗集《学步集》终于问世了，这是我送给老爸的特别的生日礼物。看到老爸拿到新书爱不释手的神情，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同时全家人在新春佳节的欢乐中也增添了新的话题。

    在我心目中，从小读私塾，学历并不高的老爸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他不仅文采过人，而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此外，只会识简谱的老爸居然靠小时跟着镇上艺人们一起玩耍，蹭看表演，并趁人家休息时摆弄暂时闲置的乐器，就学会了吹箫、 吹笛子以及拉二胡，后来又靠自己摸索学会了吹口琴。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20岁的老爸，由于在同龄人中表现出色，被安排在干校短期学习后直接分配到市直机关工作，这给勤奋好学的他提供了自我深造、不断提高的机会。他认真对待领导交给的每一次撰写调查报告、会议发言稿以及工作总结之类的任务，业余时间更是挑灯夜读，笔耕不止。记得我上小学时，曾看过老爸撰写的一些小说及报告文学，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各类人物栩栩如生；若不是因为文革，他的一个作品或许会搬上舞台或银幕；令人惋惜的是，老爸当年许多珍贵的手稿都只能被老妈拿来用作糊墙纸了。

    退休后，老爸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市政府兴办的 “老年大学”里，一口气读了四届，所学专业或内容涉及历史、诗词、哲学、书法等。据老妈说，有段时间，老爸被告知“由于老年大学的学位有限，请80后老人礼让年轻的退休老人”，习惯了多年“大学生活”的老爸一时竟然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为好；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两日后，又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由于年轻的老人们对诗词感兴趣的不多，现学位有余，邀请有兴趣的老人家继续返校就读，老爸简直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我和弟妹们经常发自内心地恭维说：老爸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人了。

    李嘉图曾说:学问是苦根上长出的甜果。勤奋刻苦且才思敏捷的老爸在老年大学继续深造的20年里，创作热情再次被激发了出来；由于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因此，吟诗填词成为他的最大业余爱好。至今老爸已创作了约600首作品，其中部分已在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并仍不断收到一些刊物约稿的信函；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华诗词辞典》还收录了10首老爸的诗词作品。当地诗词协会成立后，老爸又应邀担任了编委，更加忙活起来，不仅自己坚持业余创作，并且不断有人请他审阅修改诗稿；而老爸总是乐此不疲，常常为了一首诗的润色琢磨数日，甚至为了一个字的修改斟酌良久。

    有一次我与老爸聊天，问他为何不将多年心血之作集结成书，他谦虚地说：我写东西完全出于兴趣，自己开心就好；再说我已退休多年，早已和名利绝缘，没有那个必要了。我试探着说：如集结成书可以方便与更多人分享，同时也可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看到老爸有些心动，我趁热打铁地接着说：“如果不需要正式出版，只是集结成册，一点都不麻烦，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我来负责操作。再说，我正发愁给您85大寿送什么礼物呢，干脆就这么定了。”后来，看到老爸态度的转变，特别是拿到诗集时的喜悦，我对当时的坚持深为得意。

    老爸将他的诗集命名为《学步集》，足见他老人家的谦逊。其实，老爸的诗集题材宽广、内容丰富；其作品有的清新自然，有的恢弘大气；真可谓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一些在别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包括非常乏味的家务劳动，在老爸的笔下会变得妙趣横生，常常令人拍案称奇。如：

      厨趣

        五尺成方四壁清，有声有色有亲情。

        菜池浪打洪湖水，砧板声敲花鼓灯。

        什锦蘑菇葱叶绿，家常豆腐辣油红。

        三餐老俩挨肩坐，互道安康干一盅。

    老爸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与时俱进”地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巧妙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多年前，老爸、老妈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喜得两个外孙女和两个孙子，老爸所作的春联是：“一双乳燕随春到 两只毛牛踏雪来”。2017年我家的春节对联是：“刚饮瞳瞳三岁酒；又添胖胖一顽童。”主角是他的两个重孙。又如：

        贺中国女排东征小胜

        霹雳惊空卷旋风，飞天拱月揽流星。

        东征小胜渐佳境，伏虎还需锻铁功。  

    酷爱音乐的老爸认为“音乐和诗是相互融通的”；“音乐能激发写作冲动。”二者都是作者心底流淌出的情感，可以感染人的心灵，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他看电视剧《冼星海》，听《黄河大合唱》后，写了七律四首，听中央乐团演奏华彦君的《二泉映月》，写下《听二泉映月》七律一首，听了刘天华的《良宵》曲，写七律一首，看燕守平领衔演奏《迎春》、《夜沉沉》等京剧音乐，又写七律一首。在老年大学诗词研究学会上，老爸曾应邀主讲“学诗与听音乐”的体会，引起广泛共鸣，受到普遍好评。在老爸的《学步集》中，有8首有关音乐的诗。一次，老爸听了于文华在其专场音乐会上演唱的《兰亭序》后，随即构思了一首律诗。

       听于文华演唱《兰亭序》

       修竹茂林形胜地，琴棋诗酒聚贤才。

        文游流水三川涌，笔走行云五彩廻。

        雅韵依稀移后座，俗风秽目占前台。

        小于一曲兰亭序，浓郁陈香扑面来。

    老爸诗集问世后，老年大学的老师、同学及诗友们好评如潮，不少以诗为贺；才疏学浅，不敢班门弄斧的我，在此摘录其中一首的部分内容以表对老爸的敬意和祝贺：

       三读《学步集》，春风吐芳茵。

        清新入肺腑，恰似饮甘醇。

        五百八十首，首首见情真。

        字字皆自然，句句宫商遵。

        2018年春节于广州暨南花园

随笔《说说学舞的那些事儿》

作者：余惠芬

    “年近六十五，拜师学跳舞；舞出好心态，舞来一群友”。这是我2019年经朋友推荐报名参加五山民舞班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打油诗。

    至幼爱跳舞的我，无论是在上学还是后来工作期间，经常活跃在各类表演舞台上（当然都是短期内跟着业余老师或视频学个舞蹈，完成某个联欢或比赛任务就完事的那种）；因此，在别人眼里我是较有“文艺细胞”的，久而久之，自己也认为“至少咱也可以算是有点舞蹈基础吧”。

    然而，参加了专业老师的舞蹈学习班后才意识到：自己完全就是个舞盲！不了解舞蹈动作和呼吸之间的关系，更别提如何在跳舞的过程中正确地运用呼吸；听不懂老师讲的许多专业术语，甚至当老师给我指出多年凭感觉靠模仿随意舞出来的各种毛病时，也根本不知所云。比方说，老师指出我不应“座跨”，我不懂何为“座跨”；老师说我没有“擦地”，我得先请教什么叫“擦地”。最要命的是，刚入学的几节课上，老师经常会提示 “眼看2点”、“面向8点”等等，我一边模仿别的同学站位，一边心里嘀咕：为何从不提9至12点呢?后来悄悄地上网一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规范舞蹈者面向、走向的专业术语，而且只有八个方位；心里直呼：游击队想转正规军，需要学习的东西可真是太多了。不过这更激起了我学舞的兴趣，并继而尝到了学舞的乐趣。

    舞蹈老师姓王，是一位科班出身且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男性；他身材高大，端直挺拔；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王老师对于不同民族、风格迥异的舞蹈均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由于来自美丽神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加之从爹妈那里继承的长腿长臂，跳起蒙古舞来更是出神入化；那种舒展豪迈，那种大气帅气，美不胜收，令人陶醉。这也是我后来最爱蒙古舞并毫不犹豫地报了老师增开的蒙舞基础小班的缘由（尽管自己带有先天劣势：个头较小，难以舞出蒙舞应有的气势）。

    既专业又敬业的王老师不仅教学特别认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课堂上教授的所有舞蹈均为个人原创，这意味着我们所学的每一个舞蹈都是独一无二的，至少是与众不同的。而且，老师非常注意因材施教，经常会根据我们的接受程度和学习效果适时进行难度的调整或动作的改编；当然，毋容置疑，我们也要学会不断适应并承担相应后果：如刚刚练熟的动作被推翻后必须尽快记住新改编的动作。我深知，像我这样的50后，肢体的灵活性和柔韧性都大不如前，从记住动作到熟悉动作再到动作的精准、优美，那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很有可能这是我为之付出努力却难以达到的目标；然而我享受这一过程，尽力而为，乐在其中足矣。

    在王老师的舞蹈课堂上，你不仅要吃得了苦，还须经得起“骂”。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强，据说他带了十几个班，起码也有几百个学生吧，但他不仅能够记住所有学员的名字，甚至连绰号都叫得出。还有就是他那双眼睛虽然不大，却特别聚光，不管你是有意滥竽充数，还是无意犯个小错，无论你是站在边上还是躲在后排，绝对逃不过他的“追光”；因此，上课时一定要全神贯注，绝对不能心猿意马。不过，尽管同学们嘴上常说，最怕跳错动作老师“骂人”，但其实心里是很感激并感动的，因谁都想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并在老师的“骂声”中不断进步（像我这样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别人家孩子”的学生现在也居然能够脸不红心不跳地坦然接受老师的“责骂”了）。

    值得一提的是，咱们五山民舞班的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师生互动轻松愉快。虽说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他性格爽朗并颇具幽默感，即便是批评人，时而反话正说，时而好话歹说，有时可能让人一时不知所云，有时则需根据他的眼神语气判断是褒还是贬；因此，课堂上尽管“骂”声不停，但同时也笑声不断；最经典的是班上有个圆圆脸盘且肤色红润并喜欢亮色口红的同学，被老师戏称为“年画脸”。当然，同学们也会时而回敬老师一个玩笑，包括请求分享发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浪漫恋爱史等等。去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停了大半年的课，可把同学们急坏了，纷纷在群里表达对复课的渴望，对老师“责骂”的怀念。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舞蹈班竟然还有一个特别健全的“领导班子”，即班委会；五大班委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且非常有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如有的负责课后带领大家练舞，有的负责租借场地，有的负责音响设备，有的负责除学舞之外的其他联谊活动等等。班长兼助教的微信群昵称为“雪山”，名如其人，冰雪聪明；虽在班里最年轻，但威信极高。雪山班长颇具舞蹈功底，课后辅导同学不厌其烦且精准独到；班级的内部管理，外部沟通，师生间的协调……她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更令人叹服的是，她还是IT高手，每当我们学完一个舞蹈，她会及时将老师多次授课的视频片段进行编辑整合，然后将完整的舞蹈视频发到群里与大家分享。我常纳闷，这是老师从哪里发掘出的宝贝啊！

    咱们这个班的同学大部分是已退休人员，仍在职或像我这样被“循环利用”者为数不多。对舞蹈的热爱使大家走到一起，对老师的信任令我们不离不弃；课堂上姐妹们一起学舞，课后互相交流切磋，相处融洽。前段时间，我不小心肌肉拉伤，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又恰逢老公出门在外，于是在班群里发了条咨询信息，不一会儿就收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无数温馨回复：有表示关心的，有了解情况的，有分享自己类似经历的，有提供临时处理建议的……感动得我热泪盈眶，顿觉疼痛减轻了一半。

    最近与远在伦敦的女儿视频聊天，她邀请我疫情结束后去她那里过段时间，并建议我今后去英国养老；我明确表示，过段时间没问题，但去国外养老不在我的选项之内。是的，对于没有语言障碍且了解多元文化的我，到一个更发达的国家养老，而且可以与自己唯一的孩子一起生活，按理说应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我想做自己的CEO，我想按自己的想法去设计晚年生活，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习舞蹈”。我爱舞蹈并享受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甚至挑战；我爱我的舞蹈老师和舞蹈班的同学们；我更不能违背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跟着老师学跳舞，一直舞到九十九！

散文《疫情下别样的母爱》

(2021年母亲节征文)

作者：余惠芬

    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却被老妈“赶出家门”；这其中的缘由让我感动不已，这不同寻常的母爱表达方式令我刻骨铭心。

    2020年1月20日，我像以往一样回安徽蚌埠陪父母过年。回到家后的两天里，一切照常：我陪老爸喝小酒聊诗词，陪老妈逛商场买年货。我到家的第三天，即1月23日阴历腊月二十九上午，从电视中获知，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需要，武汉将于当日10点开始封城。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我马上意识到前段时间微信上看到的各种我们并没有当回事的武汉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观看电视新闻成为我与爸妈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为新冠疫情的不断升级而忧虑，为确诊病例的持续增长而揪心，为因感染病毒而不幸离世者而悲伤，为国家不断推出的强有力应对举措而欣慰，更为成千上万的医护工作者、志愿者在新春佳节期间舍弃亲情假期奔赴一线抗击疫情而感动。

    没过多久，蚌埠市开始出现确诊病例，而且感染人数不断上升；于是各种管控措施陆续推出，包括停工停课、所有的城市交通工具暂停营运等等；再后来，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居民仅在规定的时间段可以外出，而且要求每户每天仅可一人凭社区发放的出入证外出。

    这样一来，每天谁出去采购新鲜蔬菜和生活必需品就成为我们家争论的焦点。老妈认为，我不熟悉本地情况，而且由于长期工作较忙不太擅长做饭买菜，最不应该出门；而老爸身体较胖，走路慢，也不适合外出；因此既熟悉情况又走路较快的她自然成为执行采购任务的最佳人选。其实我早就“窃听”到他们在厨房里的密谋“我们都已经80多岁了，活得够本了，但一定要确保女儿的健康安全”。于是我就有的放矢地据理力争：首先，家里无论谁出去买菜，万一带回病毒，全家人都难以幸免；而我较他们年轻，动作较麻利，在外逗留时间相对会更短，加之我可用微信无接触付款，感染风险自然会低很多。最终我在舌战中获胜，当然老妈免不了在我每次出门前的千叮咛万嘱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蚌埠市的疫情不断恶化，管控措施也随之逐渐升级。一天，老妈突然一脸严肃地说要找我“谈话”（当了一辈子大厂工会主席的老妈，“找人谈话”是她的强项）。她语气温和但态度明确：由于家乡疫情严重，我应设法尽快回广州！她认为广州是大城市，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相关防控措施也更到位，因此要比家乡安全得多。后来老爸告诉我，由于担心我的健康安全，老妈每晚无法入睡，已经失眠一段时间了。我先是一怔，第一次被老妈“赶出家门”，感情上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继而内心感到深深地触动；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老妈的一片苦心所感动，为母爱与疫情进行较量时老妈的别样抉择而震撼。

    那天晚上，轮到我失眠了。我想起当年提出调到广州一高校工作时，婆母不理解，周围的同事朋友说我“瞎折腾”，甚至老公也不太情愿随我南迁，只有老妈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原因很简单：到了更好的大学更大的城市工作生活，会更有利于女儿今后的发展。我又回忆起20年前，当得知学校将公派我到美国高校做交流学者，而我和老公却为孩子正在备战高考犹豫不决时，又是老妈为我助力打气，她说：“到美国的大学教中国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你感兴趣的事情，应该毫不含糊地接受这一安排”；并主动提出：如需要她可以来广州帮助照顾孩子。我联想到，许多做母亲的常以“父母在，不远游”之观念将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也有人说母爱是一处港湾，让我们享受安宁，远离风浪；但我的母亲却总在关键时刻给我满满的正能量，助我乘风破浪去追逐梦想！

    我决定顺从她老人家的意愿，这是此时此刻最大的孝。离家那天，老妈送我到小区门口，站在防护栏内与我挥手告别，她那极力掩饰不舍而故作轻松的表情，她那饱经沧桑羸弱但仍坚挺的身影至今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论文《对比——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的有效方法》

   余惠芬  

摘要： 本文阐述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以及在英语课堂同时教授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将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对比是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简要介绍了使用此教学法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的探索与实践，指出利用该对比方法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可获事半功倍之效果。

关键词： 英语教学 文化教学法 对比 目的语文化 本土文化

Contrast: An Effective Way to Teach Culture in an EFL Class

Yu Huifen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awar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ressing that teaching language must automatically entail teaching cultur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approach of contrasting target culture with home culture is a very effective way to teach culture in an EFL class and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her own practice.

  一．英语课堂应在教语言的同时教授文化

在批评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的同时，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难以与英语为母语者沟通，或者在与人交流时频频受挫，有人称之为“傻瓜英语”。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讲了他在中国工作时的亲身经历，颇耐人寻味。一是：他经常会在上洗手间的路上，碰到有人问：“您到哪儿去啊”？而从洗手间出来时，又会有人问：“您吃过了吗？”。再就是他认为中国人特别爱打探别人的隐私。有一次，他和朋友的妻子偶尔碰面走在一起，迎面遇到中国朋友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您好！这是您太太吧？真漂亮！”类似这种情况，他不知如何回答，十分尴尬。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

如今在英语课堂是否应该同时教授文化似乎已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Brown H.D.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阐述, 正在为人们广泛接受, 即语言和文化互为组成部分，二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否则, 必将削弱文化或语言的意义[1] (165)。语言与其它的交流工具有着本质的差别，语言是人们思维和社会活动的产物，它的使用和使用者的思维模式、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把一种外语的符号体系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那麽用这种外语进行思维以及同生活在这种外语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交往就是一种交际能力。学习外语不能只满足于掌握它的符号体系，还应理解操这种语言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在这种语言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传统[2] (382-383)。因此可以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水乳交融或血肉相依的的关系。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化则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学习一种语言，同时也就是在学习一种文化。对目的语文化了解得越多，越有利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3]（279）。当今世界，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学习英语。人们逐渐意识到, 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运用外语的能力以及从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三种要素构成：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外语思维能力和外语交际能力。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是学习者外语素质中最基本的成分，是形成和发展其他外语素质的先决条件。而外语交际能力是在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外语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它是一个人外语素质的综合表现，也是外语学习的根本目的。Hymes 将“交际能力”归纳为四个方面：（1）合乎语法；（2）适合性；（3）得体性；（4）实际操作性。并且指出语言有其社会及功能方面的规则，而正是交际能力使人们能使用语言，在特定语境下传递并理解信息，实现人际关系的交流[4] (269-293)。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傻瓜英语”虽“合乎语法”，但却完全不具“适合性”、“得体性”及“实际操作性”。操这种英语的人虽已具备了语言知识，但由于缺乏外语素质中的另一最基本成分，即文化背景知识，因而不可能在特定语境下传递并理解信息，实现人际关系的交流。这种文化错误往往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伤害对方的感情或面子，其影响比语言方面的错误更严重[5]（54-56）。克服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学习语言与学习文化结合起来；换言之，语言教学课堂应在教语言的同时教授文化。

二．为何说“对比”是在语言教学中教授文化行之有效的方法

周健教授认为语言课内的文化教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教材课文的文化内容；二是包含在词语和语言结构内部的文化因素；三是语言运用的文化背景知识，也可以称之为语用文化。语用文化指语言用于交际中的语用规则和文化规约， 是由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习俗文化所决定的。语用文化是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内容。并指出文化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这一导向出发，我们应把文化教学的重点放在跟语言交际有关的方面。[3]（282-285）

本人一贯重视语言课堂中文化的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 将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对比是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行之有效的方法。

首先, 在中国教授英语, 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授的国家不同,因为在那些国家, 一般具有目的语环境或者目的语和本土语并存。 而在我国目前英语的教和学都是在本土语和本土文化起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母语文化的情节根深蒂固，在与英语为母语者交际时，往往会产生文化依附矛盾。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对比的方法对学生来说可谓学习的捷径，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对比, 学习者可以意识到人类在本质上相同, 因为我们都具有共同的基本需求, 比如都需要衣、食、爱、友谊、自尊等。但是不同的人群在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上却有差异，这些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第二, 要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首先应具备跨文化意识。由于学生熟悉本土文化，而且渴望了解目的语文化, 将目的语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对比, 有助于学生在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同时提高跨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第三, 我曾在美国一所大学教授过中国文化, 这种跨文化的体验以及在美国的教学经历使我坚定了采用此种教学法的信念。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 其办学宗旨是“面向海外, 面向港澳台”。我校的学生来自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在我执教的国际学院, 除汉语与体育课外, 其它课程均采用全英教学。学生经过一年的英语强化训练后, 将使用英语学习所有的专业及公共课程。由于我院70%以上的学生是外招生，毕业后, 他们将在英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中工作。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的英语课堂, 采用将目的语文化与本土语文化对比的教学方法, 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目的语文化，也为海外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机会，而且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还可让学生了解除目的语与本土语文化以外的文化及其异同, 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三．利用“对比”方法教授文化的探索与实践

多年来, 在中国的高校,强调的是发音和语法, 或学生的学习动机, 或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尽管今天国内许多人已意识到语言的学习不可与文化的学习分割开来，然而对于如何教, 或者教什么, 仍感困惑；而四，六级统考的压力常使得许多教师无暇顾及其它。本人始终认为，为了让学生能够在迅速发展的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充满竞争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舞台上获得生存和竞争能力, 应将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放在首位；而由于脱离文化语言无法存在，所以语言教师必须同时也是文化教师。在诸多的教学法中，我认为将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对比是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的首选。我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1. 提供真实的文化背景； 2. 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3.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4. 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在教学中，我总是积极地引导学生留意课文中的文化内容甚至字里行间的文化内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适时适量地补充相关的录像片,电影剪辑或自己动手制作多媒体课件以加深学生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鼓励学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想方设法使学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活动, 如复述故事、互相提问、小组讨论、现场采访、角色表演等，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获取文化背景知识，从而将语言技能训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使用的课本是浙江大学主编的《新编大学英语》，该套教材便于老师指导学生开展话题讨论及其相关的课堂活动。 如在教授第一册“文化”这一单元时我指导学生开展了下列课堂活动。

活动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简要介绍他们的本土文化特点并与目的语文化进行比较。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争先恐后，生怕错过发言的机会。

活动二：讨论身体语言。首先我让学生观看关于身体语言的录像,介绍身体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及差异。然后请同学们走上讲台以自己的方式补充介绍自己所了解的身体语言, 或表演身体语言并请其他同学推测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含义。

活动三：关于禁忌的小组讨论。同学们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禁忌展开讨论,然后每个小组选出代表向全班同学介绍讨论情况。我非常惊讶地发现, 除了课文中介绍的相关信息外,同学们还介绍了许多本土文化的禁忌以及自己所经历过的其他文化中的禁忌。

活动四：角色扮演：做一个礼貌的客人。学生分成许多小组， 分别“应邀到美国人家庭、 欧洲人家庭和中国人家庭做客”。无论是做主人还是做客人，通常学生们都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甚至表演天赋。他们不仅表演出不同文化中的餐桌礼仪,而且还通过表演来反映接受赞美的不同态度, 送客的种种习俗等。

在所有上述课堂活动中, 我所扮演的角色，仅是一个指导者、组织者，时而鼓励较害羞的同学, 时而做些评论或赞扬, 必要时调整话题讨论的方向。总而言之, 我需做的是努力营造一个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主动积极地去学习文化的氛围。实际上,我并不刻意要求学生去背单词或者结构，因为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学习使用；我也不必提醒他们必须如何预习，但他们总是在上课前做好充分准备；我极少说让我们把目的语文化和本土文化做个对比, 可我的学生总是主动地去对比, 乐于从中获取新的知识。他们积极参与各类课堂活动, 以极大的热情主动的学习，因为他们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解目的语文化或更多其它文化背景知识，可以拓宽视野, 丰富经验，有利于提高与不同文化背景者进行交流的能力和素质。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他们没有感到负担或包袱, 拥有的只是一颗轻松愉快的心情。

四．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有利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

以全英教学为特色的暨南大学国际学院自2001年成立至今已有三届学生经过一年的英语训练后，顺利进入了以英语为所有课程教学语言的学习阶段；01级的学生即将用英语来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显著提高，在院、校或更大型的各类英语活动中表现突出：如我院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英语晚会，从组织、策划、主持、编排到表演全程英语操作均由学生独立完成，现已成为我校文化艺术节的常规节目；学生应邀承担各类会议或活动的翻译工作，均受到好评；4位同学已应邀在广东电台主持一个英语栏目；学生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创办了英语院刊，令许多外语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也刮目相看。另外，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金苹果”栏目来我校录制了约40分钟的才艺表演节目，参与者大部分是我院的学生，表现出色。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教授文化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用于进行题海战术的时间，会不会影响学生四、六级英语考试成绩。我院虽然未对学生参加四、六级英语考试做硬性要求，但学生基本上是在第一学期或第一学年英语强化训练阶段结束后即报名参加四级英语考试，三届学生通过率分别是：93.62%、94.44%、100%，平均通过率为95.70%。其中一部分同学已顺利通过了六级英语。实践表明，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削弱的。

当然，运用对比的方法在英语课堂教授文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的魅力在于师生之间的交流，除具备其它必要条件外，教师还应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既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应不耻下问，不能不懂装懂。我在教学过程中时常会碰到对某个国家的文化或语言运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从学生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学生会经常请我扮演某个活动中的角色，我都非常乐意地接受、密切地配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一种国际语言的过程中, 重视、了解他人文化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该文化。而且, 随着英语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语言, 什么样的文化称为目的语文化, 以及如何去教文化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ird Ed). [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4,165

[2] 李庆生 王晓丽 基础英语教育改革给大学英语的启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第5期, 382-383

[3] 周健等 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79、282-285

[4]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J.B Pride,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C].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2, 269-293

[5] Yan Guoquan, “Cultural Knowledge Is Needed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J]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1999 第34期 54-56

      （注：本文首发于《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散文 《妙手神功创新艺 ­——记美籍华人艺术家杨一信与他的“中国针画” 》

余惠芬

    站在气势磅礴的大幅针画《峥嵘岁月——箭扣长城》前，听着杨一信先生认真、动情的介绍，我和我的学生们无不为那独特精湛的艺术所征服，更为杨先生溢于言表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杨一信先生于1947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71年移居香港，1978年定居美国。曾师从著名摄影家、纽约摄影家学会董事长陈虹先生，现为美国纽约摄影家学会会员、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汕头大学客座教授。

杨先生曾从事国际关系、体育推广以及服装贸易等工作，但从未间断过酷爱的摄影创作。他拍摄了诸多中外名人的肖像和地域风光，积累了大量的摄影素材。深受中华文化滋润、熏陶的杨先生，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后，经过审视、比较，更加坚信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是最值得传承和弘扬的。1995年杨先生回国在苏州作服装生意时被苏绣的魅力深深打动，萌发了将传统刺绣技艺与摄影原作题材相结合的想法。经过8年的潜心研究、不断尝试和完善，他的“突发奇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称之为“中国针画”。

“中国针画”是以针为笔，以色彩斑斓的丝线作颜料，在丝绸布料上对原创摄影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创作出的一批优秀作品获得了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潮籍摄影大师陈复礼、国际平面设计大师Henry Steiner、美国十大风光摄影家Robert Glenn Ketchum等知名艺术家的肯定和赞赏。原广东省美协副主席、省水彩画研究会会长罗宗海先生认为：“中国针画”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继承和革新了刺绣的工艺。在刺绣原来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秀美、精细、明丽的色线搭配和针法的基础上，运用西方印象派艺术的色彩理念，丰富色线配置和运针方法，力求绣品更真切地表现景物的色彩关系、造型和质感；第二，在题材上的突破。杨先生从历史前进的时代感出发，选择了所创作的摄影作品中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著名历史文化遗迹和现、当代世界风云人物的肖像，作为中国刺绣创新的又一突破口，使中国刺绣从相对小巧玲珑的实用品脱颖而出，把审美视点从小庭院的花草禽兽提升到俯瞰世界历史变革的高度。

    看那气势恢宏的历史遗迹，那惟妙惟肖的人物肖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园林……真难以置信那是由千针万线绣成。在杨先生身上，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发扬的“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的精神。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在一些国人以染黄发为跟潮，而许多西方人以穿唐装为时髦的今天，杨先生这一中西合璧的新艺术形式必将再造中华传统艺术的辉煌，揭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漫步在“中国针画”展厅里，我一次又一次地为针画的艺术感染力发出赞叹，为其独特的画名及其深刻的内涵所打动，并强烈而真实地感受到那跃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

那幅由4位刺绣艺术家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完成的《峥嵘岁月—箭扣长城》像是在向人们讲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今天，中华民族已不需再利用长城来抵御外敌，保卫和平，她正日益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心目中祖国的化身；她曾走过峥嵘岁月，她将见证中华民族迈向明天的辉煌。

《屈而不挠》是杨先生最钟情的作品之一。看那荷花仰首怒放在已经弯曲为90度的茎上，杨先生说：“我喜欢这幅画是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尽管我曾遭受过苦难和委屈，失去了许多无法弥补的东西，但我仍然深深地爱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并愿将这份爱转化为美化她的动力，为她作贡献的行动。”

在介绍针画《曙光》时，杨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去年圣诞节前一天的清晨，起床后他像往常一样边洗澡边唱歌，唱到最高音时，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左手欲助一臂之力，谁知左臂突然间失去知觉，后经医生诊断为中风。杨先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鼓励自己绝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多年来的努力已使中国针画初具雏形，不仅受到公众的喜爱，也引起了一些美术界大师的关注。“我已看到曙光，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我也一定要挺住，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让中国针画走向世界”。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令杨先生在短时间内很快恢复，又全心全意投入到挚爱的事业中。在之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在汕头、深圳、广州等地举办了5场展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今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Life is  short. Just do it”（生命短暂，加油干吧！）

    本次在暨南大学艺术馆展出的其中一个重要系列作品是纽约世贸中心。杨先生告诉我，从2000年开始，他花了4个多月时间共拍摄了1000多幅不同角度、不同瞬间的纽约世贸中心照片，并从中挑选了十几张制作成针画。不曾想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他成了惟一完整记录世贸中心昔日风采并将其制作成针画的中国人。他希望有一天能在纽约世贸中心原址展出他的这批作品以及长城系列和其他针画作品。

    给我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杨先生的针画作品，他对艺术创作的热情和执着以及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担当意识更令人感动不已。

毕八年之功，融现代摄影艺术与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于一体创造了“中国针画”之后，杨先生并未有丝毫的倦怠。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向世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他辞掉了高薪工作，变卖了在美国的3栋房子，花掉了近百万元的积蓄；为了这一事业，他穿梭于大洋两岸、奔波于都市乡间；为了这一事业，他遭太太抱怨“太痴、太疯狂”，甚至老母在美国去世也顾不上回去奔丧。8年来，他踏遍江苏寻找最优秀的刺绣艺术家，并长期留在国内，虚心向刺绣艺术家们学习。在刺绣大师陈竹青的支持帮助下，潜心研究探索出将传统与现代刺绣针法巧妙结合的新的表现手法，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杨先生一生历经坎坷、饱受苦难，甚至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绝不言弃。他认为经受过苦难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远离过祖国的人，才更加体会到“咱们老祖宗的东西比西方文化更富底蕴、更有积淀”。1995年，杨先生将他最小的两个孩子带回中国，让他们学中文、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当然也为了“修理修理他们脑子里的那种傲慢”。现在他们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会用中文写作，还能讲潮州话、广州话，甚至苏州话。他希望他的孩子像他一样不知疲倦地传承中华文化。

身高1.80米的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家，还是运动员、社会活动家。练声、打网球、做200个仰卧起坐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最爱唱的两首歌是《我爱你，中国》和《把根留住》。画展上，他不仅亲自讲解，而且经常在讲到动情处时引吭高歌。令我尤其惊讶的是，他竟然还会唱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如“…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暗想：杨先生及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华人不就像一粒粒种子吗？无论他们在哪里落地生根，都在播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断创新，使其更显独特魅力。杨先生自信地说：“总有一天，法国的罗浮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会收藏我的中国针画”。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杨一信先生的中国针画展，使师生们在欣赏那美轮美奂艺术珍品的同时，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获得了升华。几叠厚厚的留言簿上记录下了参观者的真实感受。几位理工学院的学生这样写道：“学理工的我们更欣赏那千针万线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有同学写道：“您的作品令人震撼，但更令人震撼地是您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杨老师，加油！”更凝练地说出观众心声的，莫过于这句留言：“妙手神功!您是中国的骄傲！”

注：此文首发于《源流》杂志2003年第7期。作者稍作修改。

《大洋彼岸见证中华民族精神》

余惠芬

带着彻骨心痛我踏上越洋的飞机，

怀着无限感慨我返回祖国的土地。

然而

一种冲动在胸中奔涌，无法平息，

一种感动在心中激荡，急待分流。

因为

我在非常时期目睹了太多的不寻常，

我在普通华人身上看到了太多的不普通。

西海岸华侨华人的紧急募捐，

东海岸各类侨团的赈灾义演；

老华人的慷慨解囊，

留学生的侠肝义胆。

我看到有一种东西在闪光，

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闪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回荡的是震撼五洲的“中国，加油”！

这精神大洋隔不断，

这声音再远也铿锵；

这精神可将爱心传递，

这声音能创造生命奇迹！

她感动着不同肤色的人们，

她激励着全球的炎黄子孙：

昂起倔强的头颅，重建家园；

挺起不屈的脊梁，一往直前！

(此文首发于美国《华人》杂志2008年7月刊)

注：2008年5月中国汶川地震发生时，作者正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亲眼目睹了华侨华人的种种赈灾义举后有感而发。

《享受与父母相伴的时光》

余惠芬

      今年的暑假非常特别也异常开心，因为这是自我在广州工作20多年以来回家陪老爸老妈度过的最长假期。一直以来，由于工作繁忙，虽基本上每年回家探望父母，但来去匆匆，也习以为常。近年来，我从电话里隐约感觉到，一贯识大体，顾大局，称得上坚强、自立的父母对于我回家的期盼与日俱增。以前，他们经常会说“如你忙，就不要回来了”；“你们年轻人应以工作为主”等等。但如今一听到我出差，无论我的目的地是哪儿，总会问：“能顺道回家来看看吗”？

      于是，我老早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退休了，虽然还在做点事，但不像以前那么忙了，暑假可以回去多陪陪你们了”。我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他们提前高兴高兴，有个期盼，老人们的精神面貌都会大不一样。我的目的明显达到了。离我回家还有一两个月，爸妈就开始购买并在冰箱里储存我爱吃的东西。一打电话就告诉我，又买了我喜欢吃的什么什么，或说老爸将亲自上阵施展我们小时候就熟悉的烹饪手艺等等。尽管有时我自己也记不清什么是我最爱吃的了，但总是“喜出望外”地惊呼：太好了，太棒了！我最爱吃了！

      老爸老妈虽然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不错，最重要的是心态良好且非常自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坚决不让别人代劳。为了不让自己衰老太快，老妈一度甚至将洗手间的扶手收起，弄得身体较重的老爸也不敢用。后来还是我给老妈讲了科学道理，才让扶手得以归位，重新发挥作用。两位老人每天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非常有规律，如早晨6点半起床，稍作户外活动后吃早餐；中午12点准时吃午餐，之后午睡1个小时；下午5点泡脚，晚饭后一起收看新闻及天气预报；之后，老妈雷打不动地追她的电视连续剧，老爸则是看他喜欢的体育节目或时事评论节目。反正家里两台电视，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互不干扰；节目中间插播广告当儿，是两位老人交流信息或互开玩笑的时间。

      老爸有个坚持多年的习惯，就是每天记录天气预报，不仅要记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还包括广州、纽约、伦敦等有他们子女或孙辈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在微信里留言，提醒孩子们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加衣服等等。我曾经提醒老爸，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一小时一更新，用不着他老人家操心，可老爸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我意识到，他是自己乐在其中，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寄托对孩子们的爱护和关心。于是，我时常故意打电话问他广州的天气情况，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看预报，给他提供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由于老爸习惯用最老式的那种小本本台历，我们就想方设法给他买，以便他可以正常“开展工作”。

      在我们家，有一点特别的是，老爸喜欢传统的东西，如热爱古诗词，喜欢书法等；而老妈却非常时尚，紧跟潮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如我一回到家，老妈就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一一介绍小区附近新开的超市及餐馆，甚至书店，并承诺带我去逐一品尝或参观。平日里，家里换了新电器，老妈总是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说明书，认真学习操作，然后再教老爸（说实话，我真觉得应向老妈学习，因对于这种事，我经常偷懒，等着理工男老公来告诉我如何使用）。老妈不仅乐此不疲，还经常调侃老爸“你有才，会写诗，但是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其实我知道，这是饱读诗书的老爸最聪明的一招，故意示弱，经常让自己处于被领导地位，好让当惯领导的老妈始终感到在家里“1号首长的地位不可撼动”，而他则可如愿以偿，争取更多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如“偷写诗”，这是老妈批评老爸的常用语，因老爸经常由于“灵感来了，诗兴大发”而放下手中家务，躲进书房）。

      今年我们给老爸老妈换了智能手机，教他们学微信是我这个假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两位老人都非常兴奋，老爸想学打字，以便可以在手机上写诗（尽管之前我给他买了电脑，他用了不久，就“借口”说还是用笔写字习惯而“半途而废”）；而老妈一如既往地勤奋好学，学会了语音和视频聊天，还要学拍照，而且坚持“学而时习之”。如今，老妈“网上办公”的热情高涨，经常在咱们家的微信群里“检查工作”或“发表演说”；尤其是对于重孙们的成长特别关注，每天看完视频后，都要对孩子们的表现进行点评。远在纽约的外甥女戏称此为“批奏折”；老爸悄悄地对我们说“你妈更有当领导的感觉了”。

      此次回家探亲，恰逢里约奥运会举办之际，看奥运成为二老每天的大事。我惊讶地发现，在对体育节目情有独钟的老爸熏陶下，老妈对于各国的奥运选手、各项比赛的名称及其规则等的了解竟然远远超出我这个大学教授。看到我惊讶和惭愧的表情，老妈总是为我开脱；“你一直忙工作，哪有时间看电视啊”。

      有人说，生活仅仅是一种态度，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态度决定你的生活。其实我最欣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生活态度，豁达开朗，知足常乐。如最近老爸退休金涨了，老妈的省劳模补贴提高了，这些在我们看来近乎微不足道的数字，却着实让两位老人感慨、感恩了很长时间，也足足让我们喝了半年的心灵鸡汤。

      与老爸老妈相伴度过的这个暑假，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老爸老妈需要我的陪伴，我也享受他们的陪伴；离家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更加珍惜有爸妈陪伴的日子。

2016年夏于广州

老爸刷爆朋友圈

作者：余惠芬

       刚刚过去的这个重阳节，老爸着实火了一把，由于在重孙曈曈幼儿园的出色表现，老爸的“高大”形象简直刷爆了朋友圈。看了弟弟在咱家微信群里发的照片、视频及他人的评价留言，我仿佛如临现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并由衷地为老爸感到高兴和骄傲。

      原来，老爸的重孙，即我弟弟的孙子沐曈所在的蚌山幼儿园有一个坚持了十多年的传统做法，即在重阳节这天，邀请小朋友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参加一个“祖孙情，重阳乐”主题活动。据校长说，这一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讲述重阳节的来历，介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要懂得感恩，孝敬老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环节是爷爷奶奶的才艺表演。由于场地有限，每个小朋友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同，唯独咱们家被幼儿园特许可以有两位家长参加，不仅因为老爸被孙媳妇报了个节目，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爸是唯一一位与会的“太爷爷”。而老爸的参与不仅为整场活动增色添彩，而且一举赢得了几个之最；一是辈分最高，二是年纪最长，三是表演最出彩，四是人气最旺。

       当85岁高龄的老爸，神采奕奕、步伐矫健地出现在会场时，也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经幼儿园老师的简要介绍，老爸挥毫为活动写下“九九重阳节，浓浓祖孙情”之“题词”时，现场立刻响起一片喝彩声。接着老爸又给孩子们一一展示了他精心准备的文房四宝，并耐心介绍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最后，会“玩”四种乐器的老爸从口袋里掏出他心爱的口琴，献上一首与会家长们大都耳熟能详的老歌，结果，全场的爷爷奶奶们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激昂的旋律，欢快的气氛，感染了孩子们，他们也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爸演奏结束后，可爱的孩子们竟纷纷跑上台去，张开双臂争相拥抱太爷爷。这一幕令幼儿园的老师们始料不及，感动不已。事后，曈曈的老师们发来了“含着泪水写就”的感谢信，其他小朋友的家长们也纷纷在微信群中发表参加此次活动的感言，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老爸的精彩表演；老爸吹口琴和写书法的照片，更是刷爆朋友圈。

      提起老爸应邀参加孩子们学校或幼儿园活动这事，说是“久经沙场”毫不为过。40多年前，老爸曾应邀到我就读的中学演讲。当时老爸在市农委工作，经常下乡检查工作，和农村基层干部接触较多，所以，当他在讲台上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分数挂帅，要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明天努力学习”时，一不小心就将“分数”说成了“工分”。我和同学们在下面笑成一团，老爸却全然不知，继续侃侃而谈。第三代的教育，老爸仍然义不容辞，记得他曾参加大孙子幼儿园的知识竞赛并获过二等奖。当我问“知识渊博的老爸为何没有拿到一等奖”时，他不服气地说：“原本可以拿一等奖的呀，但其中一个祖孙同台表演的环节，你那个大侄儿怯场，就扣分了呗”。

      这次参加第四代的幼儿园活动，倒是我那弟媳妇和侄媳妇倒逼老爸的。当然，老爸一出场又是“艺压群芳”。

      亲爱的老爸，继续加油！第五代的幼儿园活动，你还要表现得更加出色哦！再说，你在伦敦和纽约还有两个外孙女，还要做好越洋弘扬中华文化的准备呢！

感受不一样的毕业季

                        --在伦敦商学院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有感

作者：余惠芬

       在高校工作了几十年，参加过无数的毕业典礼，但今年7月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简称LBS）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令我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2015年，在纽约花旗银行总部已工作了几年的女儿决定报读MBA，后以其优秀的笔试及面试成绩，同时接到了牛津大学和伦敦商学院的录取通知。原本就有名校情结的女儿征求我意见时，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去牛津！

       然而，几天后，女儿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去伦敦商学院。 理由有几点：一是伦敦商学院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顶尖的商学院；2011年，该校连续第三年被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行榜评为世界第一，与沃顿商学院并列第一。在其他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伦敦商学院也始终位居全球前五。福布斯从纯金钱回报率的角度（考虑了毕业前收入，毕业后收入，学费和机会成本等因素）对世界各商学院的MBA进行排名，伦敦商学院超过斯坦福等著名商学院，在所有两年制MBA中排名第一。因此LBS的录取流程极为严格，是全球申请难度最大的商学院之一，能够被录取极为不易，决不可放弃。二是尽管牛津大学名气更大，但伦敦商学院的MBA项目更强、更成熟；该校不提供本科教学，只提供金融和管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课程。三是伦敦商学院的MBA项目是两年制的，相对于牛津此项目的一年制，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加之该校坐落于伦敦市中心，交通便利，可以有更多课外交流实践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女儿决定选择伦敦商学院。

      今年7月，我与先生去英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有机会实地考察了女儿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学校。尽管出发前，在与女儿的多次沟通中，已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仍对其许多做法尤其是关于毕业季的安排感慨不已。

      首先，与其他英美等国家大学一样，伦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时间是提前数月安排好的。不像国内的大学，或是毕业季临近仍迟迟不能确定典礼举行时间，或是确定下来后又一改再改。当然其主要原因不言而喻：毕业典礼上校长是主角，但校长的时间不能自己控制。

      二是毕业季的活动丰富多彩。除去专门针对毕业生的各类活动，面向家长举办的活动就持续了一周。我们参加的首场活动是学生陪同家长参观校园并参加学校组织的烧烤活动（参加烧烤需提前报名并每人预交15英镑）。那天上午，我们早早起床，穿过伦敦第二大皇家公园，即美丽的摄政公园就来到了伦敦商学院。校园面积并不算大，但布局合理、大气，每栋建筑，甚至每寸空间均被充分利用，恰到好处地发挥着各自功能。我们边参观边听女儿一一介绍：学生可以利用遍布整个校园的强大、快速的计算机网络，进入欧洲最大的商学院图书馆浏览搜索 ，还可以使用LOTUS NOTES这一电视会议系统。校内各类活动，从企业家俱乐部、亚洲商业俱乐部等各类工商俱乐部，到每周一次的全体师生聚会，均由学生会负责组织举办。校友会也常邀请世界各地的校友返校举办各种盛会。伦敦商学院除了开设享有世界声誉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等六种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还开设了短期培训课程，每年均有数千名行政管理人员来此参加各种短期培训班。在教学大楼里，可以看到各种规格大小的课室，设备先进且齐全。我颇感兴趣的是那些提供给学生研讨用的小型会议室，里面配有桌椅、白板以及多媒体设施。

       对比国内许多高校“人民大会堂”版的图书馆的宏伟壮观，位于一个街区外的掩映在绿树中的伦敦商学院图书馆简直可说是“相貌平平”。女儿做了登记后，我们拿到了临时入馆证。藏书室琳琅满目，阅览室鸦雀无声。走廊不宽，但却摆放了许多小型沙发，据女儿说，这是准备给家长休息用的。女儿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所有伦敦商学院的毕业生可以永久使用学院的各类资源，包括图书馆、健身房等。

      参观校园后，我们来到教学主楼前的广场享用学生们的烧烤作品。看到广场上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游乐设施，开始颇为不解，后听女儿解释才明白，原来是为有孩子的毕业生准备的，不过新鲜出炉的爆米花倒是我所爱。

       毕业季的另一安排我也十分欣赏：毕业生家长可以来学校选听一节课。尽管已有多年的高校教书经历，在美国等国家的讲台也试过身手，但还是想感受一下女儿学校的课堂气氛。报名前，经征求我的意见，女儿选了一门不是太专业，估计我能够基本听懂的公共关系方面的课程。由于女儿认为她爸爸反正英语听力不行，就将他的意见直接忽略不计了。不料老公在现场表现得异常活跃，不仅认真听，还不停地问我教授PPT上一些单词的意思，同时还见缝插针地忙乎着照相。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家长们无论是否听得懂，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教授讲得认真投入，家长们听得聚精会神，加之有PPT辅助，似乎“师生”间的沟通并无障碍。由于毕业生有1千多人，尽管不是所有家长都报名听课，但据我对整个教学大楼的“视察”情况来看，每个课室均座无虚席。为尽量满足所有家长的需求，学校规定毕业生不得陪同听课，而且每位家长只能听一节课。我看到有些家长听完一节课后，似乎仍余兴未消，还在和教授聊天或想继续听下去，直到孩子们来课室将父母“领走”。

       毕业典礼自然是重头戏，学校租借了一个大型剧场，一楼作为接待场所，四楼为典礼举行的会场。由于毕业生及家长要从伦敦不同地方赶过来，所以典礼安排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举行，人们可以在8:45至10:45间到达。我们的住处离会场不远，9点多即到达目的地。女儿排队领取了衣帽及入场券等物后，拍照自然是少不了的环节；和父母合影，与同学留影，学习小组集体照等等，不一而足，煞是热闹。

       伦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一是英国人的时间观念令人叹服。按照事先安排，毕业典礼11点正式开始，1点准时结束；二是会场的布置隆重、大气、典雅、简约；三是尽管时间不短，内容较多，但整个会场非常有序。例如，有一个环节，是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叫到名字，走到主席台由校长拨穗，我们原来打算给女儿拍个照留念的（这在国内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是司空见惯的，这个环节也因此是最混乱的），后来发现是不可能的。校方的安排十分紧凑，考虑得也非常周到：学生每十人一组排好队在台侧等候，由老师一一核对姓名；上台后，有一个贴在地板上的提示止步等候的标识，前面的学生和校长握手后，后面的同学将依次到达校长面前。期间，没人乱走动，没有一个家人离开座位跑到前面给自己孩子拍照。整个活动持续两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中途无故离开自己的座位。当然，如果毕业生想留下自己在台上接受校长拨穗那值得纪念的一刻，没问题，学校会有全程录像放在网站上。

       另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一是学校自然展现的人文精神。那天参加典礼的毕业生有上千人，按学校的安排坐在前排座位，家长们则坐在后排。校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毕业生们能拥有今天的一切，应感谢家长们的付出和支持，要求孩子们须有感恩之心，并号召全体毕业生起立向后转向家长鞠躬致敬。家长们均为之动容，我左右环顾一下，发现许多家长和我一样在掏纸巾抹泪。

       另一个细节则体现出学校开放包容的氛围。在隆重且有序的毕业典礼现场，竟时而传来孩子的牙牙学语声或哭闹声，原来是有些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生了孩子，家属将孩子带来一起参加爸爸或妈妈的毕业典礼。更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没有人指责或抱怨，倒是抱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有时不得不将哭闹得太离谱的婴儿主动抱出去。如此，观众席不时传来的婴儿哭闹声，和台上进行的隆重仪式遥相呼应，似乎很自然和谐。更有几位毕业生抱着孩子上台，接受校长拨穗，似乎是想以此种形式展示他们的另一成果吧。

      典礼结束后，学校专门举办了隆重的招待会款待毕业生和家长们。享用了丰盛的英国传统美酒美食后，每人还拿到一份刊登了当天伦敦商学院毕业典礼信息和所有毕业生姓名的伦敦时报。

      离开伦敦商学院时，我浮想联翩，似乎明白了，为何那静静流淌了千年的泰晤士河会始终充满活力，历久弥新。

“行”在伦敦

余惠芬              

       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任何人来说， “衣食住行”都是最基本需求，对于出门在外的人来说，“行”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总以为在伦敦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兼国际大都市，“出行难”属情理之中。为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有了今年7月的伦敦之行（尽管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到伦敦，但由于前两次是出差匆匆而过，对这座城市没什么印象）。本次停留时间较长，加之身边有女儿这位出色的导游，对于伦敦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交通的发达以及管理服务的精细有了一定的了解。本文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行”在伦敦的亲身体验及切身感受。

       首先，让我感慨的是伦敦机场的数量及效率。伦敦拥有六座机场，四通八达的空中交通网络可以让你轻易到达英国国内、欧洲各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伦敦的各个机场都有公交车、火车等与城市中心区连接

      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全球众多机场中排行第三，据说每5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同时它也是伦敦最大、交通最方便的机场。在我预订机票时，女儿再三提醒，伦敦机场多，一定要买到达希斯罗机场的票。

       机场内的标识非常清晰，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相关信息(当然是指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如你想选择离开机场的交通工具以及路线图、甚至所需时间等。地铁在5个航站楼都设有站点，约需50分钟到达市区；特快火车(express) ，每15分钟一班，15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往返希思罗机场及伦敦市中心的双层大巴于每晚地铁停驶后开始运营；机场也设有付费停车场，方便自驾车一族。当然你也可选择出租车或Uber（中文译为“优步”）。本次由于随身带有行李，女儿接到我们后立刻用手机联系Uber，几分钟搞定。

       在伦敦市内出行，使用人数最多，也是我最常采用的方式是乘坐地铁。伦敦是世界上第一个开通地铁的城市，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虽没有国内近年修建的地铁那样现代和豪华，但也全然不见纽约地铁的那种年久失修且脏乱的现象（当然，价格相对来说稍贵，不过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购票方式）。尽管伦敦很大，多达十四条的庞大地铁网络可以带你到达城市的每片区域，且大多情况下不会超过1个小时行程；由于设计科学合理，绝大部分的地铁通勤从来不会麻烦乘客超过1次的转车。

      伦敦的地铁站台并不十分宽敞，但其整洁、有序以及人性化的设计和管理令我印象深刻。站台设有供乘客候车休息的靠背椅，电子屏幕提示清晰并随时更新信息；车厢里每个座位间都有扶手，靠门附近的车身设有海绵靠垫，即便没有座位，站着乘车也不至于太辛苦。

       我还注意到，地铁的扶手电梯上都有非常清楚的标识，提醒人们靠右站（Stand on the right），尤其是每节扶手电梯上都设有几个红色的“Stop”按钮，如遇紧急情况，乘客可以随时就近按下以使电梯停止运转。

       当然，如你觉得在地铁站中穿行麻烦，又不需赶时间，同时想领略街景的话，在伦敦市区出行另一不错的选择就是公交车，而红色的双层巴士本身就是伦敦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儿给我们买了临时使用的乘车卡（Oyster card），地铁和巴士通用（此种卡在地铁站即可购买，可随时充值，离开的时候可以退还余款）。在非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乘车，乘客较少，我们甚至还曾享受过一家三口“包车”游览的待遇，激动地在双层大巴的上层拍了许多照片。我觉得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是公交和地铁的有机接驳和协调互补；二是所有公交车门的台阶都很低，而且与地面距离很贴近，老弱病残者不会因抬腿不便而产生上下车难之问题。

      即便是到伦敦城郊的一日游，公交车也非常方便，可以预定车票，也可以随时上车买票。不同线路、不同时段发车的密集程度不一，间隔时间短到几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一班，然而发车都非常准点。有一次女儿给我们安排了牛津一日游，由于不太熟悉汽车停靠点，结果晚上返回时因迟到约1分钟而错过。搭乘下班车时，司机看了看我们的票，说了一句“我可以让你们上车，但是下不为例”就让我们过关了。我们一边道谢，一边庆幸有惊无险。

      造型复古的伦敦出租车和大笨钟、红色双层巴士以及红色电话亭等曾同属伦敦的名片。这种经典的出租车诞生于1948年，由当时的奥斯汀汽车公司为出租车行业专属打造，在设计上的许多特别规定一直保留至今，例如车厢高度必须让乘客可以不用摘掉英式高礼帽而坐直身体，不过现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方便轮椅乘客上下车。我们亚洲人乘坐时无疑会感到非常宽敞舒适。

       后来居上的，也是我特别想提及的是伦敦的Uber，因可随叫随到，服务良好，而且价格比出租车便宜，所以颇受欢迎。即便不敢说有取代出租车之势，至少抢占了不少风头。本次我们在伦敦以及爱丁堡市内的出行就多次使用过Uber。有趣的是，司机和乘客在每次搭乘结束后，必须互相打分。对于司机来说，公司会根据其分数的高低来判断其服务质量，并与业绩评估挂钩；而乘客的得分主要反映其文明乘车情况，直接影响到之后的订车。像女儿这样经常会用到Uber的乘客,就非常在意她的“成绩单”。有时为了让司机好找到自己或更便于停车，要带着我们走好些路才打电话约车。

       善解人意的女儿理解我想了解关于伦敦“行”的方方面面情况，火车当然也一定要体验一下。再说我们要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及高地游览，火车是首选的交通工具。英国是铁路和火车的故乡，自200多年前，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之后，1825年英国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如今，英国拥有堪称世界上铁路布局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铁路运输系统，而伦敦作为英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全球铁路网最密集的城市。在伦敦，主要的火车站就有8个，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他们有的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有的已成为城市景观。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火车站都与地铁相连。

       不难想象，在伦敦乘火车需要提前做好功课，好在女儿是这方面的高手。她先是上网查看订票情况，发现早晨Off-peak时段的票价较便宜，如中间转一次车，而且只需下车等候几分钟，连站台都不用换，即可省下四分之三的票价，果断拿下。出发的前一天，女儿和爸爸一起踩点，确定火车站以及如何到达站台的路线，甚至可在哪里吃早餐等。

       英国短途的火车车厢一般较少，如从爱丁堡去苏格兰高地的列车仅3节车箱，而我们那节车厢的全部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伦敦和爱丁堡两个大城市之间的列车车箱就多一些，乘客也相应较多。另外，每节车厢都有几个可以四人对坐的桌子，方便家人或朋友同行以及随时使用电脑办公使用；每排座位都安装有充电插头；但无线网络虽有，效果不是太好。

       与国内不同的是，伦敦以及爱丁堡等我所去过的城市，火车站大多没门没围墙，乘客甚至可以从公路的人行道上搭乘扶手电梯或升降梯，直接到达车站或者站台。上车时根本没人管，上车以后会有一个服务员在行驶中间检票。途中上车乘客也可事先订座，乘务员在座位上插个纸条替你预留座位。在从爱丁堡回伦敦的途中，由于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买到在一起的座位，我就按照国内惯例先和家人坐在一起，准备有人上车后再和他协商调换一下。女儿查看了下我座位上的小纸条，上面竟明确标出整个行程中会有几个人从什么站上车并轮流乘坐那个位子，然后让我换一个只有一位乘客预留的座位，以减少给更多人增添麻烦。我不禁感慨其管理服务的精细，联想到在国内经常因座位引发纠纷的情况，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想说，在伦敦，我最享受的出行方式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步行”，因为你可以在繁华喧嚣的街道和风景宜人的公园交替行走。

       伦敦总面积为1577平方公里，拥有750万人口，在土地资源如此珍贵的城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公园和绿地，人均绿地面积远远超过巴黎、纽约和东京。众多的小型花园自不待言，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占地广阔、风景优美，甚至功能多样的公园。而且所有公园都免费开放，甚至根本没有门，只有方便民众的多处出入口；它们或自然融入街景，或者就是你的邻家花园。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大街小巷，徜徉在风格各异、气势非凡的古典建筑之间，欣赏着那巧夺天工的人物雕像、穿着时尚的来往行人、现代科技装饰的商场……这座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常会使人产生一种穿越的感觉。而更令人惊喜的是，不经意间你仿佛又置身另一梦境，漫步在绿地湖边，不断映入眼帘的是那参天的大树、精湛的园艺、自由翱翔的海鸥，还有那那潺潺的流水、扑鼻的芳香、欢快嬉闹的孩子…… 让人不禁感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竟是如此和谐自然。

      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原以为这只不过是文人骚客的夸张之语，但“行”在伦敦带给我的感受令我对这位名人关于伦敦的评价由衷地叹服。

文化外交：中国的优势、机遇与挑战

余惠芬

一．外交、文化外交与国际关系

      关于文化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为了简洁明快，我们可以大体再归为三类：广义的——成果说，文化指一切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义的——模式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狭义的——信仰说，文化主要指基本信念或意识形态。简言之，文化指的是那些被共享的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或者说，文化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1]

       可见，无论对文化的定义如何歧义叠生，但一般都承认，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基本价值观超越个体的生命和具体的历史时代而持续地延存下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解脱地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了他们在人类活动中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成为民族或国家相互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标志。[2]

       在谈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3]  可以说，对外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都充溢着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各国的对外关系打上了深刻的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

       “文化外交”一词最早见诸于1934年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即：“英国议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外交手段，就是致力于海外英语教学。”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后来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在20世纪40年代对这一概念加以丰富,从文化服务于政治的目的上来解读,并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系统地阐述和发展,这标志着文化行为已经正式纳入美国整体外交活动中。[4]

       李新华认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文化外交”中的“文化”指狭义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的。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活动，主要包括签定国际文化交流官方协定、缔结文化条约、参与国际文化会议、组建或参加国际文化组织、对外文化展览、保障文化人员互访等。[5] 如果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并且把文化利益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中独立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文化外交，即：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随着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文化给外交注入了新的强力和活力；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外交作为“软权力”的运用正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选择。

       关于外交、文化外交以及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十分赞同李智的表述：如果说，在狭义的外交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外交形式是政治外交，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在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军事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或科技关系，而是文化关系。而且，基于国家无非是一个“文化系统”，而国际关系或外交则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国际交流虽然是以交涉、谈判、斡旋、说服与调解（包括经济、科技与军事交往上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等政治活动为基本表现形式，而说到根本处，实质上却是围绕文化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的沟通和较量，也可以说，其他一切国际关系或外交形式都是国际文化关系或文化外交的不同角度或层次的折射、体现。[6]

       综上所述，文化外交，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同时也是外交活动迈向成熟的标志；而从根本处看，文化外交又是一切外交的基础和内核，一切外交活动都离不开文化外交因素。[7] 在世界外交史中,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他们相辅相成，共同担负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而且，由于文化外交所具有的高度的“和平性”或“柔性”特点，相对于其他外交形式更易于被目标国所接受，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起到其他外交手段达不到的战略性作用。纵观世界上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虽然各有特点，但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共同点：即文化外交作为运用国家文化软权力的重要途径、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实现国家国际战略目标的柔性运作方式，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

        中国作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对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域外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交往，把汉字文化与中国的丝绸、瓷器一起带到遥远的西亚,直至欧洲;隋唐时期,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往频繁，科技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元、明、清代著名的“东学西渐”,使西方人深深为东方文化的睿智所折服。17、18世纪“中国热”渗透到欧洲的各个层面，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中华文化赢得高度尊敬。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随着中国地位的下降，中国文化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文化外交的实践逐渐自觉起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外交提高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同样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8]

       文化外交不仅使中国的总体外交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令中国外交彰显其独具的优势和特色。笔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一些主要文化大国相比，中国文化外交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一）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权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权力。软权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软权力（soft power）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一个国家吸引他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9]

        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而其中最值得称道、最能为今日国际关系以及文化外交所资鉴的就是其和平外交思想。

       “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民族独创的精神财富，“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合作、联合、融合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和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和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0]

       “和”文化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的体现就是“协和万邦”思想，主张“中外一体，天下一家”，追求与各国的和睦相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始终把“和平”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疆域范围自汉代以来就大体形成，在此后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1000多年中，这一疆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人在600年前就早于西方人开始远洋航行，但中国给所到之处带来的是和平、道德、文明，而不是战争和殖民主义。“这充分说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以‘非攻’、 ‘好战者服上刑’为基本主张的礼仪之邦，这一切都源于视‘和谐’为万事万物本质与常态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它不仅铸造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其精神的发扬光大和现代运用也必将为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思想和方法论的指导”。[11]

       “和合”文化并不仅仅主张“和为贵”，而且强调“和而不同”，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合”文化在强调“调和”、“相成”、“相济”的同时，也主张“求同存异”，“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与处事哲学是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解读“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可说是异曲同工。

      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外交模式——“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外交在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共赢”外交新理念的文化渊源。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中国认为全球多样化的现实应该被尊重，国家间的交往应该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各外交主体的共赢与共存。于是，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都相继表达了“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12]

       禀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使我们避免文明冲突，可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朋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指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形成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局面。 

（二）长期的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的眼光看，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都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文化传统在国家外交上的表现，不仅通过领导者的决策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方向，而且还表现在执行者的外交风格和行为方式上。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世界级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的，他们的个人素质、修养、阅历、风格都闪烁着传统文化的神韵和色彩”。[1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及对外交往中承续了传统文化中诸多优良部分，其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一个“共”字，鲜明体现了中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它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和为贵”，排斥“国相攻”“强执弱”‘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周恩来，一向将对外文化交流看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之一。他曾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两翼：一是文化，二是经济。从当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到细致入微的“烤鸭外交”，在2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外交棋盘上的一位棋王”。他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外交艺术与人格魅力获得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认为，周恩来的精微之处“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练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各类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外交磋商，积极斡旋，显示了中国人在几千年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智慧。

（三）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宝贵人脉资源

       中国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海外同胞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海外同胞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无以比拟。尤其是中国文化里的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宗亲乡土伦理等特别的文化理念，使华侨华人表现出更强烈的乡土情结及文化传承的自觉。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称“中国新生全球影响力中的正式成分中，除了外交灵活性、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外，还有另一个成分就是海外侨胞。”[14]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长期努力中，在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形态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但核心要素是语言、饮食、教育和社会结构等。无论是打算落叶归根的华侨还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念念不忘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遍布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国城”，难以计数的中国餐馆，不同规模的中文学校……，出于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需要，鉴于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之情，海外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断提升，他们不仅愈发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更加自觉地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除了传统的活动形式外，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各种业余或职业团体或中华文化交流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涌现。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不仅源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同时与海外华侨华人的长期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海外华侨华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为居住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国家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的Marie Sybille de Viennne博士曾将他们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侨民三大金融力量”。以英国为例，60多万华人已成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裔，他们每年为英国国库创造15亿英镑（1英镑约合1.5美元）的收入。[15] 而美国华侨华人在科技上的建树，在某些方面可与一些发达国家媲美，如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第6名美国华人获奖时，日本也仅有6人获奖。[16]    曾被克林顿誉为“具有东方文化教养的美国政坛魅力女神”的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1983年）陈李婉若、2007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赵小兰等政坛明星的出色表现，都从不同侧面有力地提升了华人的整体形象，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侨华人在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对策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鉴于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更加密切，对中国的期待不断增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救世良方的欲望不断增强。然而在“中国奇迹”吸引了世界眼球的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接踵而至，对中国的捧杀不断花样翻新，中国文化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笔者认为，一是应认真总结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尤其应注重吸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 二是须仔细分析中国文化外交已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差距，既依托于厚重的文化积淀, 又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 三是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以使中国更好地借助文化外交，“让世界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用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来沟通人的心灵，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 [17]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3-14页

[2]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4

[3] John P. Lovell,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 inJongsuk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 89;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

[4] 翟雪松，王光照：浅析21世纪美国多元文化外交的现状、特点及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8(8):87－88

[5] 李新华. 美国文化外交浅析[J]， 形势与政策: 2004(11): 38

[6]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7]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

[8] 张清敏.全球化环境下中国文化外交[J].外交评论， 2006，(2): 38

[9] [美国]Joseph S. Nye.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10] 李亚敏，王以鹏.和合精神与中国的和平外交[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7(1): 6

[11] 汤光鸿. 论“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2):71 

[12] 郑瑜. 论我国“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J]. 学习与探索，2007，(4): 59

[13] 汤光鸿. 论“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2):72 

[14] [英国] Michael Fullilove. 华侨: 中国的海外实力[N]. 译者:管婧,董琴. 金融时报中文版，2008-06-03

[15] 马桂花.英国参政华人共庆圣诞,呼吁华人告别”无声”阴影[N].英中时报, 2008-12-19

[16] 郭玉聪.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J].世界历史, 2004(3): 50

[17] 孟晓驷.中国：文化外交显魅力[N]. 人民日报, 2005-11-11

注：本文首发于《中外论坛》（美国）,2010 (3）

试析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以及教师的对策——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余惠芬

[摘要] 学习策略在外语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正日益获得重视。本文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与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差异及其教师的对策。

[关键词] 文化背景；学习策略；教师对策

Influence of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on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Yu Huife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Learning strategies play a key role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on learning strateg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recognitio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stude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cultural background; learning strateg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西方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起步，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从教师的教学方法到学习者的特征和学习策略的转移，语言学习策略的作用和使用已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学派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与心理学派相匹敌和补充的一条研究路径。[1]越来越多的中外研究者认为，包括文化背景、英语学习条件、教学环境、学习任务等环境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外语学习策略的选择及其策略使用的成效。文化因素对于语言学习及其学习策略的影响从被忽视到日益获得重视。

目前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文化背景对学习策略的影响之研究尚不多见，主要因为“只有当多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同一课堂学习时，我们才能看出不同文化背景对策略使用的相对影响。当我们研究处在同样文化背景中的学习者时，文化背景这一因素就没有其它因素重要。”[2] 笔者所在的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在校学生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笔者所执教的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每届学生均有约75%以上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基于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英语授课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探讨文化背景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及其教师的对策。

二、语言学习策略与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

关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尽管西方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多数人趋于认同Ellis（1994）的观点：“策略可以指总的学习方法（approaches）,也可以指第二语言学习的具体活动或技巧（actions or techniques）”;既包括”从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也包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部心理活动”。在对策略的系统分类上，西方的研究者们也是各持己见，但大多认为Oxford (1990)提出的学习策略分类系统是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分类方法 [3]  Oxford把语言学习策略划分为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六大类，每一类策略又由一项项单一具体的策略组成。[4]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语言教师从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语言学习领域和学习者所处的不同语言环境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学习策略对语言学习的积极作用，并普遍认为任何应用得当的学习策略都有助于学习者获得成功。尤其是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已从以认知为主扩展到包括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关于文化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正在成为该领域的新课题。这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

Gardner的社会教育模式试图通过把二语习得的四个相关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二语习得。这四个方面是：社会和文化环境、学习者个人差异、学习二语时的背景和语言输出(Gardner 1982)。该模式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语言学习者所成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会影响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决定使用的策略类型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二语习得最有影响的四种个人差异，包括智力，语言学能，动机和情景焦虑这四个变量与文化观念直接相关。第二，动机是语言学习成功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个人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参与度；同时，智力、学能和情景焦虑同样是影响学生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第三，语言学习者在正式学习情境中与非正式学习情境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不一样。正式学习情境指发生在教室或者任何个体接受直接语言培训的场合；而非正式学习情境指在没有直接的语言讲授而获得二语技能的任何场合。该模式还指出正式语言培训和非正式语言培训均对语言成果和非语言成果有直接影响。其中语言成果指的是二语知识（如词汇知识、语法、发音、流利性等）和具体的二语技能（听、说、读、写）；非语言成果指的是对其他文化团体的态度、对其他文化的大致看法及对进一步习得该语言的兴趣程度(Gardner 1985)。 [5]

总之，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认为，二语习得者所成长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他们对语言学习策略类型的选择。这与大量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即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风格，使用着不同的学习策略。

三、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

胡文仲认为, 文化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科技和哲学等，人们常称之为Culture with a big C。侠义的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有些人称之为Culture with a small c。他同时指出，对语言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语音、语法、词汇的总和，看作是一种符号体系。另一种看法是把语言看作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6] 关于文化如何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一般认为，一是目标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差异会给学习者造成学习障碍，二是学习者的本族文化所蕴含的人生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7]

笔者的研究结果，同我国文秋芳等研究者针对中国大陆不同学生群体的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大陆高校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属于中等水平的范围；形式操练策略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功能操练策略（形式操练策略指为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而刻意采取的措施，如反复记忆，反复听，再三阅读等；功能操练策略指为提高语言交际能力而采取的措施，如收听外语广播、阅读外文报刊杂志等）。就使用策略频率而言，大陆学生使用频率最多的策略是记忆策略，使用最少的为社交策略。与之相对的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包括在此背景下成长的华裔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明显要高；功能操练策略使用程度高于形式操练策略；社交策略使用的频率显然要高过记忆策略。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中西文化在宇宙人生观上的差别影响了学习者对于学习策略的态度。由于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统一，由此又形成了顺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观，[8]中国的学习者下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过程当作一种循序渐进的自然学习过程，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或训练表现出不甚积极的态度。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对立，侧重于向外探寻，由此便形成了西方人凭借人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宰制天地的观念。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于能够改善现状，提高效率的学习策略的训练和选择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且乐在其中。

其次，中西文化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属于内倾性的农耕文化，在这种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的思维特征。中国人主静、尚让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重因袭守成而轻创新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重化求常的渐变观。[9] 这种文化注重的是积累和继承，因此，作为转载文化的书籍，被该文化认为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源泉，记住教科书和教师的教学内容就成为该文化获取知识的最佳方式。这种内倾性的文化特点，使中国外语学习者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内向型的特征，在课堂上安于沉默，不愿或不敢表现自己，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他们恪守传统的形式操练，很少使用社交策略。当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经常运用情感策略控制情绪，自我鼓励，以达到或恢复良好的学习状态。而西方外倾化的文化则形成了重创造、求进取、重开新的思维特色。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包括大部分在此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华裔学生）具有外向型学习风格，他们在课堂上喜欢表现自己，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与他人合作的课内外活动。他们具有冒险精神，不怕出错，不怕丢面子，更关注的是交际能力的提高和思想表达的流畅，更多地运用社交策略。笔者经常遇到这样的学生，尽管他们大多来自英语为官方或工作语言的国家或地区，且已有较好的语言基础，却无丝毫的放松；甚至有的同学获得免修许可，仍主动要求参与课堂学习，而且经常在各类学习活动中“先声夺人”，“喧宾夺主”。他们对学习策略训练的积极态度，以及在使用社交操练等策略上的出色表现，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教师的作用与对策

综上所述，二语习得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其语言学习策略可产生较大影响。“外语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敏感，对于与自己专业有关的问题冥思苦想，对于有用的资料或信息抓住不放。”[10] 作为教师，首先应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和策略意识，不仅要了解目的语文化，还要尽可能了解学生们来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文化影响语言学习和学习策略选择及运用的方方面面，及时发现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利于学生进步的因素，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确定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效果的策略。同时还应注意，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策略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这里所说的“差异”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此外，我们讨论的只是不同文化背景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相对影响”，但即便是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在多年从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中总结出以下几点体会，愿与同行们分享。

（一）因势利导，二语情境学习策略相得益彰

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认为，动机是语言学习成功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个人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参与度；同时，智力、学能和情景焦虑同样是影响学生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该理论中，四种类型的变量以一种因果顺序在二语习得领域中联系起来：社会环境（文化观念）影响着个体学习者差异（包括智力，语言学能，动机和情景焦虑）；所有这些会影响不同的二语情境（正式学习情境与非正式学习情境），而这一点又将决定成果（语言成果和非语言成果）。[11] 由于笔者的学生学习动机非常明确：学英语是为了“用英语学（所有其他课程）”乃至用英语生存和发展，对语言学习的参与度普遍较高。笔者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课内外活动，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课文改编、举办汉语角、英语晚会以及创办英语刊物（校内发行）等，有意识地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二语情境中的交流和合作创造机会，不仅使得所有同学的语言成果，包括二语知识和具体的二语技能都得到不同程度地提高，而且非语言成果同样显著，学生们对于其他文化加深了了解、理解，对于目标语言及其文化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

（二）“因地制宜”，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文秋芳认为，“学习条件可以指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个人学校的物质条件”[12] 目前在国内学外语的条件虽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毕竟不能和在目标语国家学习相比。因此在教学中，如能把学习活动、文化因素及所学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尽可能地将学习活动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展开，可使学习者在更有效地学习语言的同时，受到目标文化的熏陶；而这种熏陶，又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改变着学习者原有的学习行为和学习风格。笔者所在的学校，尤其是所在的学院，拥有难得的相对优势。“因地制宜”，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条件；措施得当，可帮助学生取得最佳学习效果。如一对一、互助组等就是很好的策略，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共同学习，而且课后一起复习功课，并一块用餐、运动、购物或看电视等。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其中不少不会说中文）“乐为人师”，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不耻下问”，这些“准真实”的语言环境对于提高语言交际能力非常有利。而且学生们通过更多的接触，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从而可在学习策略上扬长避短，在语言学习中共同进步。中国大陆学生普遍重结果、轻过程，重记忆、轻交际，重自我努力、轻与人合作等倾向明显改善，如一些原先在课堂上不敢开口、喜欢独自学习的学生变得倾向使用交际学习策略，从偏重记忆策略，转变为同时注意使用功能策略。而一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原先只看重流利程度，不大注意表达的准确性，也开始注重使用记忆等策略。

（三）因材施教，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共同进步

外语教学环境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外语水平以及教学策略。教师的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策略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实当教师向学生布置一项学习任务时，往往任务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规定了某一种学习策略。[13]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学习的情况，如注意因材施教，教学任务安排得当，可对所有学生学习策略的选择起正面的促进作用；否则，可能会出现故此知彼，或对部分学生或对整个班级学生的学习策略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学生来源及英语教学目的的特殊性，我们首先对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同时对教学内容作了大量的增减。尤其是注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布置不同性质且难度适中的学习任务，以引导学生选择、运用适当的学习策略。如在讲到“节日”这一话题时，我让每个学生分别采访至少5个同学，了解不同国家的节日及其相关习俗，然后进行总结并在小组里交流，最后每个小组选出一个代表向全班同学陈述调查情况。这一学习任务本身涉及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运用能力，要求学生使用记忆、交际等多项策略。而且由于我只规定了任务形式、每个步骤可利用的时间等，至于学生从哪些方面去采访或被采访时怎样回答、小组讨论时怎样进行归纳总结、向全班报告时如何组织内容等不做任何要求，学生们可以自我调节“任务难度的三个维度”（Skehan，1998），即语言复杂性（code complexity）、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以及交际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选择和运用恰当的学习策略。[14]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策略具有重要影响，而教师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同堂教学的情况下，教师若能因势利导，可帮助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学生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取得最佳学习效果。由于笔者所执教的是一所侨校内的全英语教学的学院，大多数学生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为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策略的相对影响提供了便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的研究目前尚无更多的参考和借鉴；也许本文尚属一孔之见，或者这种研究目前并不具推广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同堂学习英语、汉语或者其他语言的情况会愈加普遍，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周 燕. 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

[2] 文秋芳、王立非.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3] ELLIS,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  OXFORD，R.L.,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M]. New York: Newbury House Publisher, 1990.

[5]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6] 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3)

[7] 张海涛.文化与语言学习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

[8] 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J].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总第3期）

[9 ] 同上

[10] 胡文仲.既要敏感，更要勤奋[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

[11]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12] 文秋芳、王立非：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13]、[14] 同上

《情系暨南，魂归故里--记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振强先生》

作者：余惠芬       

       2016年4月22日，朱振强先生在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许是数月来和病魔的搏斗已使他筋疲力尽，或因为他将与久别的亲生父母在天堂重逢并长眠于他们身旁，又或由于陪伴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是暨南大学这个他曾经真情付出过的地方，这位36年前由中国教育部批准来暨南大学讲学的首位外国专家，10年前被《百年暨南》载入史册的暨南人，走得十分平静安详。

                                                               传奇的身世

      朱振强教授的身世非常传奇。他出生后不久就因生父早逝而被生母送给别人抚养。 后来养父母去了美国，而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养子不可以随同前往定居，朱教授第二次面临失去父母疼爱和家庭温暖的困境。为了能使养子和自己相聚美国，养母就请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哥哥认领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亲生儿子，而如此一来，他的年龄就要与养母的哥哥回家乡台山探亲时相吻合，于是他的年龄一下子凭添了好几岁；同时被迫从姓马改为姓李，又从姓李改为姓朱。

       不满十岁的他辗转到了美国后，一边在养父母所开的中餐馆洗碗，并照看两个年幼的弟妹，一边发奋读书。天资聪慧的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且连跳两级，仅用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之后他又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最终实现了在许多人眼里艳羡不已的“美国梦”，以生物学教授的身份站在了美国高等学府的讲台上。

       当他终于靠自己的实力将美国护照攥到手里的时候，要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自己的祖籍国--中国，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失联几十年的亲生母亲，而这一切仅能凭借儿时支离破碎的模糊记忆。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国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朱教授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和已经移民美国的哥哥。他开始重新认祖归宗，并从亲人那里了解到：生父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做过台城法官和中学校长，日本侵华时他病入膏肓，带领妻儿返乡后英年早逝；生母因无力抚养五个孩子，所以才将自己送给了养父母家。他终于释然，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拳拳赤子心

      作为生物学教授，朱振强教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参与了哈佛大学海洋研究所关于人体在海洋潜水中的承受能力的研究。他曾先后利用学术假，应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讲学或举办讲座，其中到访中国的高校最多，包括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北京航天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农学院、昆明大学等。

      1980年，朱振强教授利用7年一度的学术假，应邀来暨南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成为文革后，由我国教育部批准到暨南大学讲学的第一位外国专家学者。此事成为当时不少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如《羊城晚报》以“美籍教授朱振强受聘为暨大兼职教授”为题发表短新闻（见1980年12月23日的羊城晚报）；香港的《文汇报》于1980年12月1日发文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宁学院教授朱振强应邀正在暨大讲授《细胞生物学》。参加听课的有暨大生物系师生以及中山大学、华南植物研究所等七个单位的部分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朱教授的讲学受到了欢迎。”（见1980年12月1日的香港《文汇报》）

      其实，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朱教授为了能够提高讲学效果，提前半年开始学习普通话，同时采购了许多图书、仪器和实验材料及其他教学用具。这些在当时价值约两万多美元的东西分别以随身托运和邮寄的形式带来暨大，并在完成讲学后无偿捐献给我校生物系，为该系的筹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出于自身专业的敏感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独特视角，朱教授在我校讲学期间， 还在《广州日报》及《暨南大学校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环境污染的关切并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如在1980年12月29日的广州日报上，他发表了题为“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文章。开篇的一段话是这样的：“中国要实行工业和技术的现代化规划，其结果将会经历很多环境的改变。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将面临新的环境保护问题的挑战，它要求人们进行特殊的干预和承担特别的义务。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有目的地利用和保护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文中他还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污染的种类以及形成的原因和原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这篇发表于37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值得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借鉴。同时，我感慨，一个专业学者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阐述，竟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而且，我惋惜，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早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纳了朱教授等专家的意见建议，我们的环保问题也许不会如此严重。

       他也曾在1980年12月5日的《暨南大学校刊》上发表过题为“大家都要爱护美丽的校园”一文，对于他观察到的校园不文明，不环保的现象提出批评，耐心讲解相关环保知识，呼吁“生活在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为建设美丽的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解暨南情

      朱振强教授与暨南大学似乎具有不解之缘。在与他的日常接触和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广东台山是他的故乡，而暨南大学这一华侨最高学府， 是他最希望发挥作用的地方。自1980年首次来我校讲学后，朱教授又多次来我校短期交流任教，举办学术讲座，指导生物系的建设发展。

      作为一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原本并无退休年龄限制，但一直渴望叶落归根并希望利用余生为自己的祖籍国做点事情的朱教授却于2002年毅然决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此时正值我校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刚成立的第二年，作为主持学院工作的我正为全英语授课教师的严重不足发愁之际，经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牵线，朱教授作为外聘专家来到国际学院。初次见面的简短交谈至今记忆犹新。他明确表示，回中国的目的就是想尽他的力量为祖籍国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只要学校需要，他可以开设多门全英语讲授的课程，至于报酬，他并无特殊要求。他讲授的课程包括生物学方面的相关课程以及医学英语等，并主动请缨为全英语授课教师进行培训，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敬重和喜爱。

       课余时间，他总是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泡在一起，在国际学院的各项学生课外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为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他亲临“英语之角”等活动现场进行指导，并想了很多办法，如设计情景会话、命题演讲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有时还自掏腰包买来开展活动所需的蜡烛等道具。

       2009年的一天，当时正在我校进行师资培训的朱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简短寒暄后，他迟疑了一下，似乎不太好意思地跟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在1980年受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但聘期三年早已过去。不知学校能否再给我发个聘书和校徽？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暨南人”。时任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的我，听后先是非常感动，之后立刻道歉说，我们早已将他当作暨南人，竟然忽略了聘期这档子事。我明确表态：“我会与人事部门沟通，并向主管校领导汇报，争取尽早满足您的这一心愿”。2009年11月23日，在我校第一附属医院会议室里，由陈剑副院长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敦聘朱振强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的仪式。当主管外事的贾益民副校长为他佩戴暨南大学校徽时，特意身着正装的朱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自那以后，我每次见到他，总能看到那枚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校徽。

      朱教授在我校附属医院住院就医期间，他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亲人前来看望，均与我联系，主要是帮助协调解决外专楼住宿问题。也正是由此我才得知他患病住院的信息。我曾四次前往医院探望，但只有一次是他处于较清醒并可以简单交谈的状态。当我问到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或学校帮助解决时，他不仅立刻表示不需要学校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且一再感谢附属医院领导的关心，医生护士的精心医治照料以及外专楼的支持和协助等。我向他解释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便打搅，我暂时没有向校领导汇报，否则，他们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他。他听后着急地直摇头，让我千万不要给百忙中的校领导添麻烦，那样会令他更加不安；并说在他心目中，我就代表了暨南大学。临别前，为鼓励他与病魔继续抗争，也因为我理解他那植根于心底的暨南情结，我郑重表示，暨南大学非常感谢并不会忘记他为学校所做的一切；并说，如他不介意，我想将他的事情写出来，以激励更多的暨南学子，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曾经为国家为学校发展辛勤付出过的美籍华裔暨南人。他听后不住地点头，似乎很激动，并忍不住呜咽起来。后来他的家人告诉我，我的这一提议令他十分感动和欣慰，反复念叨说，这是暨南大学对他的最大认可。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朱振强教授带着暨南人的骄傲欣然离去，留下的是永恒的暨南精神！

      感谢朱教授亲友的支持，为我兑现对逝者的承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谨以此文告慰朱振强教授的在天之灵。

 （注：此文曾发表于2017年5月30日的暨南大学校刊）

致我亲爱的小伙伴们

作者：余惠芬

      2014年11月，我从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岗位上退休。我处的全体同事们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精心制作了一个20多分钟的视频，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我。视频对我在处里7年多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并记录了每个同事最想对我说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特别、最值得珍藏的礼物。我在停止工作的那个周末，在校领导和同事们的欢送晚宴后就直接飞往纽约，这封信是我们分别一月后发出的。“巧克力”是我们处QQ群的昵称。

亲爱的巧克力们：

      大家好！分别已近一月，非常非常想念你们！

      这封信原本是想在离开学校前留给你们的，但无奈纵有千言万语，却感无从下笔，每每刚开头，就已泪眼模糊。为了不至于将信写得太悲催，为了不使巧克力们再融化，我只好暂时选择“无言的结局”。

       说实话，我之所以如此“低调快速地撤退”，一是我了解自己，只有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才可能真正放松身心；二是想给我的后任（无论是谁）留有足够的空间，毫无压力地开展工作；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想以与女儿见面的喜悦来冲淡与你们离别的不舍和忧伤（女儿被纽约花旗集团总部派往哥斯达黎加工作三个月是在我这一决定后才确定的）。

      记得某个电视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世界上最令人难过的事，莫过于心里一直想着你，还要表面上装作不在乎你”。这句话用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为避免彼此伤感，在即将分别的那些日子里，我尽量不提相关敏感字眼和话题，尽量使用公事公办的语气；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也都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看惯了你们活泼的身影，听惯了你们欢快的笑声，甚至熟悉了你们的脚步声，要一下子适应没有你们相伴的日子，还真没那么容易。即便是来到纽约的这段日子，你们仍如影相随，伴我左右。董老弟的幽默风趣、梦想虫的感性率真、小芋头脸上永远洋溢的温暖可爱、玲玲那充满灵气和感染力的笑声、呵呵轻松驾驭企鹅般身躯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情景......充满了我的记忆；还有咱们的前前主席高富帅亮、心灵手巧的“Black Beauty”璞、爱家爱老婆的“重口味”Kaku、大智若愚的小老学究Peter、美丽温柔又贴心的“过敏原”子君、暂时离开团队但仍心系大家的肖俊和小薛，以及刚来我处不久却已融入我们这一战斗集体的Cristal 张、Penny 徐、“花花控”碧颖、陈大小姐及小燕子欧阳，一张张亲切可爱的笑脸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即便我在沿Hudson River散步，看着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巨大身影时，仍在想：大洋彼岸的小伙伴们，你们正在做什么呢？如果你们已进入梦乡，可不可将梦乡拓展？越过太平洋？

      你们耗费许多心血及业余时间制作的视频“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献给亲爱的余惠芬女士”，是我这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她承载的情令我感动，她传递的爱给我温暖，她释放的正能量将激发我的生命活力，成为我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力量和快乐源泉。然而，她也同时令我第一次感到，汉语这一原本世界上最丰富、神奇的语言，原来是这样的贫乏无力，我竟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我收到这份礼物时心灵的震撼和感动。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导演、编剧、制片和演员（在此也感谢子君的另一半-咱们处的女婿-的专业指导和友情赞助）。在我心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最美、最具创意的作品！她也是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特别、最值得珍藏的礼物！

      前阵子，在女儿离开纽约之前，我曾尝试着心平气和地再看看视频并给大家写信，但刚一开头，已泪如雨下。女儿在感动的同时，还不免有点“妒忌”。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女儿小时候，我经常将她一人锁在家里（如在美国，这样做可就有麻烦了）。这事她已不太记得，但当年她申请到美国读硕士时，作为英语教师的我，由于工作太忙，没有帮她修改过任何文件，令她一直耿耿于怀。她常向外婆抱怨：“在妈妈心目中，工作和同事的事永远比我更重要”！但这一次，她说：“退休时能得到同事们这样的爱戴和肯定，妈妈你这辈子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许多人说，刚退休时会有落差或失落感，但对于我，有的只是对你们的不舍以及对我们这个巧克力团队的留恋。忘不了为迎接学校国际化评估咱们一起挑灯夜战的紧张；常忆起为筹备年会，咱们加班加点的繁忙；一次次艰巨任务的完成，一场场大型活动的漂亮，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乐在其中！

      我不想对自己做任何评价，校领导的高度认可已令我受之有愧；我也不愿做任何总结，你们用自己最具创意的方式对我过去的7年进行了特别的回顾。我感到深深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能力有限及其一些无法逾越的客观因素，许多想法无法付诸实施，很多工作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尽管我过分追求完美，而你们从不抱怨；虽然我要求近乎苛刻，但你们却将它转化为成长的动力；我常给大家平添许多“可做可不做”的工作，但收获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惊喜！在严中体现爱，在爱中领会严，这是我们达成的高度默契，这是最高境界的志同道合！

     你们对我的赞誉实不敢当，其实是你们的丰富想象力激发了我的创新意识，是你们的发散性思维成就了我的收放自如，是你们的高效执行力娴熟了我的领导艺术！是咱们全处小伙伴们的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提升学校国际化发展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因此赢得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认可、全校师生的良好口碑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嘉奖！

       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个7年，在国际交流合作处工作的这七年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除了有校领导的充分信任以及足够的平台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拥有你们这帮能干可爱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

       我相信，时间可冲淡离别的忧伤，但友情则会因时间的洗礼而更纯更绵长。虽然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朝夕相处，但古人都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境界，更何况我们生活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了。

       我现在正在调试阶段，以尽快适应“无所事事，只拿工资（退休金）”的新常态。有时觉得像似在放寒假，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已退休的“年过花甲的老人”。不过，请小伙伴们放心，我将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继续保持“优秀”的本色、健康的体魄、少女的身材、年轻的心态，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伟大构想发挥余热！

      圣诞新年将至，祝亲爱的巧克力们节日快乐！日日开心！月月进步!年年有余！

                               永远爱你们的余姐姐Julia                       

                               2014年12月21日于纽约

《我的名字叫“卓娅”》

 作者：余惠芬

      “我叫卓娅”！这是我曾经重复无数次的一句话。小时候，当家里来客人问到我名字时，总会立刻这样大声回答。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只是从爸妈口中和他们特地为我和弟弟舒拉买来的小人书上得知：“卓娅”是一个大英雄，那自然不应羞羞怯怯。有时我还会不无自豪地反问客人：“你知道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故事吗？”

      从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不断地告诫我；“卓娅”是一个爱国女英雄。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你向她学习，从小做一个好孩子，长大后做一个像她一样优秀的人”。不知是父母期望的作用力，还是名字带给我的心理暗示，我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力图最好，“追求完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

      上小学时，我不仅学习成绩出色，似乎也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所以从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到大队委，进步速度之快常让爸妈喜出望外。在那个年代，胳膊上挂着的三道杠臂章绝对是好孩子的标识，加之勉强可说能歌善舞，“卓娅”这个名字在校园里逐渐响亮起来。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将我的姓略去，直接叫我的名；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在遇到其他同学回答不上的问题时，就会看着我说：“大将出马，一个顶俩，请卓娅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几乎从不会让老师失望。

       然而，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妈分别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而“给孩子起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字”令他们又平添了一条罪状。无奈，爸妈只好为我和弟弟改名，于是我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传统且安全的名字，尽管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为这事，我偷偷哭了好几个晚上。我喜欢我的名字，不仅由于“卓娅”是一位英雄，更因为我隐约感到，她是我成长的动力，似乎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为了不让蒙受不白之冤的爸妈为此再生烦恼，懂事的我表面上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尽管名字被迫改了，但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像卓娅那样优秀的人，早已成为骨子里对自己做人做事的要求。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干、团干，学习上要求自己做到最棒，各项集体活动带头参加，学工学农抢最脏最累的活干，分发电影票将最差的座位留给自己。

      1972年底，我们这批文革开始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原本要“连锅端”上山下乡的，可省里突然指示，几个主要城市可选留一批优秀毕业生以民办教师身份到师范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原先已表决心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我，去市里开了几天团代会回来，得知将留城当教师，这哪是“卓娅的行事风格”。我找班主任和学校的书记“大闹了一场”，嚷嚷着：“不做口头革命派，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得到的是口径一致地答复：当民办教师是祖国更需要我做的事，而且名单已经报上去，无法改变，只能服从（后来从我妈口中得知，对我极其了解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事先就如何说服我做了沟通，而我多年后才理解他们当年的良苦用心）。

      到师范去上哪个班也有一段小插曲。师范学校当时共为我们这批特殊的学生培训设有语文、数学和外语三个班。带生的老师来校了解情况时，语文老师认为我文字功底不错，又有做领导者的潜力，应上语文班；而作为班主任的数学老师，却觉得我有“数学天赋”，而且由于过于单纯，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极力推荐我上数学班（据说两人还因此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听从班主任的意见，选择了数学班。但入学后，又被学校要求参加英语面试，之后被调配到报名较少的外语班去了。知道这一内情的为数不多的一位老师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还未正式开学，你的名字已在三个班转了一圈。你可是唯一一个享有此荣的学生啊”。现在想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这一选择也决定了我之后的高考报考专业及职业生涯。

      “卓娅”这个名字还使我自小产生了一种“英雄”情节，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之类的书籍，热衷“模仿”英雄行为。记得上小学时，有男同学调皮打架，很多同学劝解无效，我上前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谁再打就先打我！”结果这招还真的把那些调皮的小男生们怔住了。中学时，一次体育课是在学校附近的淮河学游泳，我和几个同学被一艘过路的机动船掀起的浪花卷入了深水区，体育老师和其他同学见状纷纷给在水中挣扎的我们扔救生圈，我却将先到手的救生圈推给了另外两位同学。当我最后被老师救上来时，大家一面责怪我胆子太大，一面又赞扬我生死攸关时先考虑别人，那两个和我一起被营救上来的同学更是口口声声“感谢班长舍己为人”。其实我当时什么也没想，说实话，什么也来不及想，就是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就像发电影票我把好座位让给别人一样简单。但我也从此“患上了后遗症”：再也不敢学游泳了。

      还有一件至今仍被老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事，自己想来也常常忍俊不禁。中学时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活动，相当于现在的军训。不过我们那时可是动真格的，白天背着背包行军，晚上找个村庄打地铺休息，脚上磨出泡，鞋底磨出洞，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叫苦叫累。但第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子住宿时，发现安排给我们女生住的大仓库里，除了铺好的稻草地铺外，还有一口棺材放在角落里，结果大家都吓得不敢进去。见此情景，我故作轻松地对大家说，“那是新棺材，有什么好怕的？你们看我进去睡一下保证没事”。说着我真的跳进去躺了一下又爬出来，众女生们这才笑着跟着我走进临时“卧室”。其实，当时我并不是一点都不怕，只是已经习惯成自然：“我是卓娅，这种事舍我其谁？”

      小学同学送给我一个绰号：“野马”。可能是因为我崇拜英雄，敢于冒险，对于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更是乐此不疲。记得中学时，我们总是一大帮同学一起走路上学，男孩子们专门那些沟沟坎坎的路，遇到农民的灌溉渠，就跳过去，遇到工厂的排水管，就拿出走钢丝的本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此当作挑战女同学胆量的杀手锏。为显示“红颜不让须眉”，我总是代表女生接受挑战。说起来，至今我身体比较灵活，平衡能力较强，可能还应归功于当时的“强化训练”呢。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仍然乐于尝试别人认为难以完成甚至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尽管我主观上没想“争取进步”，却不断被动地变换工作岗位的原因。尤其是当年学校决定在中国大陆率先成立一个全英语教学的学院，当许多人都在猜测这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重任会落在谁肩上的时候，刚从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归来几天的我，成了校领导挑中的“黑马”。记忆最深刻的是校长找我谈话时说过的一番话：“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岗位，然而，一生中能有创办一个学院的经历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学校领导班子一致认为你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是最合适的人选”。校长提到的“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小时候的“英雄冒险精神”

      尽管如此，在我老公眼里，我就是一个“过于纯洁天真，”没有他的“呵护”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傻姑娘”。他觉得我做事过于认真或任性，又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容易被人误解或利用甚至欺负；我却认为他太世故，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太复杂。

      记得当年在师范学校培训结束后，我和现任老公、当时的同学，被分配到同一所小学当老师。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包现金，那是用一个小手绢包裹着的36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站在路边等了半小时左右，不见有人来找。由于要赶着到学校上班，就将钱交给路边的一个住户，告诉他如有失主来找，就代我还给人家。回到学校，我向同事提起此事，他们个个说我太单纯，过于轻信别人；我的现任老公、当时的同事，更是一个劲地埋怨我“太傻”，提出要立刻陪我去将钱取回，以防生变，并建议应由学校出面在路边贴出失物招领。我觉得他们讲的有几分道理，但并不认为后果会那么严重，于是拒绝了陪同和立刻返回取钱，而是决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找那家人将钱要回，由学校出面寻找失主。受大家意见的影响，为防止真的碰上“老赖”，当时不满20岁的我故意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见到那家人后，根本不问是否已有失主前来将钱领回，而是先感谢他帮我等候失主，然后抬出我的单位领导，说以学校的名义寻找失主可能效果会更好些。那家人立刻将钱归还，还不停地夸奖我：“对，这样更好。这姑娘心眼好，脑子也灵”。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老公批评我“太单纯”“太轻信人”时，我就拿这个案例进行反击。

      还是在小学任教期间，一次偶然看到西藏缺少中小学教师的报道，我就产生了响应国家号召，到西藏当老师的想法，被当时想“竞争上岗”做我男友的老公泼了好几盆冷水。但没有去西藏却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学校要选派一位教师参加市里组织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到郊区农村去工作一年。当时，全校几十位教职员工全部报了名（因上级要求人人报名，作为对每个人革命斗志的考验），但许多人报名后，又会到学校领导处申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或身体问题， 结果积极报名又到领导处特别请求一定要去的我自然被满足了愿望。那一年，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的一名队员，除完成正常的工作外，还经常帮助队领导撰写各类总结、报告或报道等，而且只要有时间，我就尽量和我负责的那个村的农民一起干农活，新年搞联欢，和公社的宣传队一起编排节目（我想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农村生活弥补我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缺憾）。任务结束后，队领导以及公社领导都给予我高度评价，这自然使我的派往单位领导感到十分有面子。但收益最大的却是我的现任老公，他由衷地感谢这一天赐良机，否则，如我坚持要到西藏去，他这个孝子可就进退两难了。

       尽管老公总是以“护花使者”身份或“英雄救美”姿态出现在我面前，但他却常常不无调侃却由衷地感慨：“如你生活在卓娅那个时代，绝对会做出像她那样的壮举”。最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的“英雄”情节或潜质导致我比一般女性更加自强自立。我曾在上班路上急性阑尾炎发作，独自乘坐公交车到医院看急诊，并同意医生建议“立刻手术”，而且要求自己签字（因那时没有手机，父母的工作单位又较远，恰好公交车站就在眼前，自行前往医院应是自救的最佳途径了）；我曾自己骑单车将孩子送给婆婆照看，然后直接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只是让老公上完课后到医院接我；即便是生孩子这样的大事，我也是“举重若轻”，孩子零点出生，我却让老公第二天早晨才向两家老人报喜。孩子的奶奶外婆一边埋怨连做好的衣服都没来得及事先送给孙女，一边感慨我的“自立”和“孝顺”。当然，令老公最为感动的是我曾为他牺牲了做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机会。当年为不让他背负“如果女朋友考上大学，自己却没有考上”的压力，我毅然决然放弃第一次高考（跟父母解释的理由是“一看书头就疼”）。因此，他成为77级，即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却只有“屈就”78级了。

      不过，重大问题上，老公还是挺支持我的。当年我抓住一个机会调到广州工作，一向受“父母在，不远游”观念熏陶的他，观望了大半年还在等待我“回心转意”，迟迟按兵不动。于是我下最后通牒：“你再不愿换地方，我可就要换老公了！”他即刻飞来广州报到。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人生路，“卓娅”一直与我如影相随，我虽然没有成为像她那样的“英雄”，但在爸妈眼里，我确实可以算得上像“卓娅”一样优秀的人。任教40年间，我曾获各类荣誉称号：优秀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先进个人、市级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担任行政领导期间，我带领的管理团队年年考核优秀并获评“优秀领导班子”。

      前不久，偶尔读到一篇英语文章“人如其名”，讲的是关于名字偏见的事情。文中提到，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中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姑娘由于改了名字，顺利地通过工作面试，由昔日的女服务员变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联想到自己，不知我的小学老师们是否曾爱屋及乌，由于“卓娅”这个名字的关系而给我更多的关注，从而促使我良好习惯的养成，成就今天的我？抑或我如当年没有改名，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今天？

       无论如何，每当听到老爸老妈和亲朋好友以及当年的中小学同学喊我“卓娅”时，我总是感到特别亲切自然。最近，我们老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大家一致要求我使用他们熟悉和习惯的，而且“更像我”的群昵称“卓娅”。

《大洋彼岸见证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余惠芬

带着彻骨心痛我踏上越洋的飞机，

怀着无限感慨我返回祖国的土地。

然而

一种冲动在胸中奔涌，无法平息，

一种感动在心中激荡，急待分流。

因为

我在非常时期目睹了太多的不寻常，

在普通华人身上看到了太多的不普通。

西海岸华侨华人的紧急募捐，

东海岸各类侨团的赈灾义演；

老华人的慷慨解囊，

留学生的侠肝义胆。

我看到有一种东西在闪光，

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闪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回荡的是震撼五洲的“中国，加油”！

这精神大洋隔不断，

这声音再远也铿锵；

这精神可将爱心传递，

这声音能创造生命奇迹！

她感动着不同肤色的人们，

她激励着全球的炎黄子孙：

昂起倔强的头颅，重建家园；

挺起不屈的脊梁，永远向前！

注：此文曾于2008年7月发表于美国《华人》

2016年五月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作者正与纪宗安副校长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图为作者（右）与圣地亚哥郡政委员会主席Ron Roberts和《华人》封面人物李岘等在圣地亚哥参加由《华人》杂志社和“华人之友”举办的“与《华人》封面人物有约”大型晚宴上。

《我在美国的尴尬瞬间》

 作者：余惠芬

       随着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因“culture shock”导致的尴尬事与日俱增，关于如何应对或避免这类尴尬也正在成为热议的话题。笔者以为，人间尴尬在所难免，如果善于从中了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体验异域他乡的风土人情，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不失为一件益事，甚或乐在其中呢。

        走过五大洲不少国家，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尴尬，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的几次亲身经历。

         一、“刻板”的店员“依法”制造尴尬--买酒未带证件按未成年论处

        多年前，我第一次访美期间，应邀到朋友家做客，想买瓶酒作为礼物带上。在一家商场里，当我拿着挑好的酒排队付款时，却被要求出示证件。我解释说，因只是参加朋友聚会，没有随身携带证件，同时调侃地说：“我已是40多岁的人了，不至于年轻到不像21岁的模样吧？”但无论我如何解释，那位帅气的收款员就是不给我办理付款，只是笑着说：“这是规定，请理解。再说，我真的看不出你已21岁了。”我哭笑不得，觉得美国人太呆板，不通融，当然丝毫未感到不悦，毕竟女人都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年轻，何况人家是按规矩行事，而且态度和气。这时，我想到可以请和我同往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帮忙把那瓶酒结账走人了事，于是就问他是否带了身份证件。可那位收款员马上提醒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无奈，我只好放弃初衷，改买其他礼物，因如果回去取证件会耽误更长时间。  

        经朋友介绍了解到，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各州把最低饮酒年龄定为21岁，这项规定是根据国会1984年通过的“全国最低饮酒年龄法”，又称“统一饮酒年龄法”而制定的。尽管各州没有法律义务一定要这么做，但由于联邦政府把实行21岁最低饮酒年龄法作为各州得到联邦各项拨款，主要是公路拨款的先决条件，各州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自然会自觉参照执行。而且，美国法律无论是对饮酒者，还是对提供酒的个人、酒吧或酒店，都设立了相应的规定。如通过虚报年龄、借用他人驾照、使用伪造或经篡改的驾照以及提供假报告等方式，从有营业执照的售酒商那里买酒，均属违法；对于21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为不满21岁的人获取或提供酒，以及为了给不满21岁的人买酒而向售酒商虚报年龄，也属违法；对于持有营业执照的售酒商来说，任何时候向不满21岁的人出售或提供酒都是违法的；违法者不仅会被处以罚款，而且驾照或营业执照也有可能被暂时收回或吊销，甚至可能会被判刑。

        听着朋友的介绍，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我小时候被老爸打发到街对面小店给他买酒的情景，想不到我这个有多年买酒“前科”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居然变成没资格买酒的人。在感慨文化差异的同时，对那位貌似刻板的收银员兼“执法者”却由衷地叹服。

        二、友好的卫兵善意化解尴尬--参观联合国总部以名片代证件

        2015年6月的一天，我和先生在曼哈顿转了大半天后，不经意间，走到了联合国总部附近。尽管我已几次入内，或参观或看演出，但第一次来美国的先生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看时间，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们抱着侥幸心理快步走到正门前，向两个卫兵询问是否还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爽快地答复“当然可以”并要我们出示证件。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一时兴起，忽略了这个常识性问题。我抱歉地解释：“我们是来美国探亲，今天原本只是想随意走走，因此没有带任何证件。现路过此地，第一次来美国的先生听我简要介绍后，非常想进去看看。”尽管觉得没什么希望可以说动他们，但还是想搏一搏运气，所以最后我特别强调了一下：“我们来自中国，是暨南大学的教授。我们学校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小联合国”之称。两个卫兵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其中一位还用中文说“哦，中国，你好！”边说边和我先生握手。学了一辈子聋哑英语的先生听到美国人说中文激动地直说“thank You ！”

         后来，两位卫兵就问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是大学教授的东西。我在包里找了一下，翻到一张名片，就递给他们，并笑着询问是否可以当作身份证明。他们看后，不仅说完全可以，而且还对我名片上的照片大大赞扬了一番。我和先生喜出望外，一再道谢后径直往里面走去。谁知，过安检门时，安检人员仍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如法炮制，把刚才的台词又复述了一遍，并把名片再次拿出亮了一下。那位安检员迟疑了一下说了句“OK”，就在我的ticket上打上一个“group leader”字样，我致谢后立刻带着我的“group member”欣然而去。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先生非常兴奋，眉飞色舞地向女儿一遍遍描述自己如何“临时动议”却如愿以偿参观了联合部总部，尤其是在没带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这意想不到的“礼遇”，让他感慨了好一阵子：“美国人真是太友好了，太可爱了！”然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种“礼遇”并不常见。我们那天十分幸运，遇上了较灵活肯通融的卫兵；此外，对大学教授的普遍尊重和信任，加之中国的强大、中美关系的向好，无不可说是其中因素；当然，还有一个我先生口头不愿承认，内心却沾沾自喜的原因也颇为关键，那就是：他有一个跨文化沟通能力极强的太太！

             三、人性的商家不让顾客尴尬--买米不明价格免费赠送

        在超市买东西，付款时弄不清标价，可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情况，但采用免费赠送的办法解决这种尴尬也许并不多见。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只怕我自己也难以相信。2015年的一天，我在曼哈顿超市“Whole Foods Market”购物后排队付款，其中有一袋米收银员拿不准价格，就问我是否留意物品标价，我回答说因考虑到付款处有电子设施，就没有专门去记。那位女收银员点头表示理解，并连说抱歉，让我稍等，她找个人去查一下。看到后面有很多人排队等着付款，我就说：“算了吧，米我就不买了，你给我结账吧”。结完账，将所有物品往购物袋里装的时候，我随口说了句：“刚打了电话给女儿，说今晚回来吃米饭和红烧排骨，现在看来只有改变计划了”。那位收银员听后，一边将那袋米拿起放进我的购物袋中，一边说，“抱歉，你不用付款，把米拿走吧”。我知道那种情况下不允许客套或客气，只是连声说“谢谢”，可她回了句“have a good day”,就忙着为其他顾客服务去了。尽管只有二、三磅米，用不了多少钱，但令我感动的是收银员的善解人意以及商家的这种宁愿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尴尬、为难的服务意识。当然最让我满意的是，我可以按原计划给女儿准备晚餐了。

          四、“无知”的校方代表好心引发尴尬——将闹钟赠与中国学者

         2000至2001年，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做了一年的交流学者，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回国前，学校举办了一个欢送会，依照惯例，其中有一个赠送纪念品环节，国际交流中心主任Karl先生代表学校送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按照西方人的惯常做法，我客气地请求允许后当即打开，在漂亮的包装纸和精致的包装盒里，是一个印有学校logo的黑色闹钟。由于早已领教了美国人的“无知无畏”，尽管感到啼笑皆非，但脸上仍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嘴里重复着大家耳熟能详的外交辞令：“啊，这个闹钟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谢谢！”

          这时，一位在我班上听了一学期《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学生David站起来走到Karl身边耳语了一阵，Karl立刻面露惊讶，然后十分尴尬并诚恳地对我说：“非常抱歉，我不了解中国文化，不知按照你们的传统习俗，送钟是一种禁忌。我为我的无知道歉！请你务必原谅！”我立刻明白了：是我的那位学生“好心”提醒了他。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却使局面更加尴尬。Karl这时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大男孩，站在我面前一个劲地致歉，两只手在胸前不停地搓着，似乎在犹豫该不该把礼物要回去。于是，我用非常夸张的愉快语调笑着对Karl说：“没关系，在中国传统习俗里是有这样一个禁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以个人喜好我为准。我是个无神论者，而且正好缺一个闹钟；再说，这个闹钟真的很精美，我非常喜欢。我会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听闻此言，Karl马上显得轻松多了，并一再说，自己原本想到我的课堂听课的，但因工作太忙无法如愿，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这次轮到我的学生David尴尬了。活动结束后，他专门走过来，再次感谢我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并表示会继续学习研究下去。当然，正如我所料，随后他不好意思地问：“今天我是不是好心干了件坏事？”我安慰他说：“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你能学以致用非常好。今天发生的事，大家都没有错，Karl原意是送我一件既漂亮又实用的礼品，而尽管闹钟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是‘taboo gift’，我仍欣然接受并礼貌致谢，遵循的是以“和”为本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David好像似懂非懂，随后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而我却真的陷入了深思：在美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完成了，然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之路似乎还很长很长……

 注：美中作协第三次命题征文《人间尴尬事》，2016年9月美国《华人周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