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送礼》

余惠芬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耳闻目睹了异国他乡的一些风土人情,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尤其是美国人的送礼习俗,使我这个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文明古国受了多年熏陶的中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总的来说,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比较注重实用价值。一般较正式的赠礼非常讲究包装(当然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买回包装纸自己动手,因在美国人工费用较高,这样既环保又省钱),非正式场合或较亲近的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礼品则不拘形式。

       圣诞节是美国及西方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节日,通常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间都要互相赠送礼物。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已不再沿袭在半夜时分孩子入睡后再将圣诞礼物放入长统袜的习俗,孩子们则更是迫不及待地想早点拿到礼物。圣诞前夜的晚餐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孩子们却往往敷衍了事,然后就守在圣诞树下的礼品堆旁,只等晚餐一告结束,就开始开拆、分发礼物。在那些大小不一、包装精美、色彩斑斓的盒子中,送礼人和收礼人的名字或是写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或是附在一张卡片上,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得到来自家庭其它成员的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提前互相观察或询问彼此最需要什么或最喜欢什么,然后按需购买。如给老人送礼最流行的是营养品和保健品;送给年轻人的大多是衣服、工艺品之类;而孩子们所得到的礼物则是以书籍、玩具为主。近年来长辈给晚辈送现金或支票的情况也逐渐普遍起来(不知是否因受中国新年发“利是”的启发)。

      在许多中小城市,圣诞节当天各大小商场银行等服务行业全部歇业,然而圣诞的第二天,街上会异常热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商场出现的长龙阵。美国大多都是中小城市,平时很少见到这种阵势,经朋友解释才知原来银行的长龙阵主要由孩子们组成,他们是到银行存钱或兑付前一天刚得到的支票。商店的长龙更是我所始料未及的,那是前来退或换圣诞礼品的。原来美国人互相送礼时,常常把购物发票也一齐放在礼品盒中,如收礼者觉得不合适或多余,可拿到原商店去退或换。一些商场还在大厅专门搭建临时柜台接受退、换货,售货员们笑脸相迎,服务殷勤周到。

      朋友间赠送结婚礼品也是一件值得重视并颇花心思的事情。国内流行送现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减少这种伤神。美国人的解决办法颇值得借鉴。青年男女在举行婚礼前夕把所需购买的东西列一清单,输入某一或某些商场的电脑,接到婚礼请柬的人到商场购买礼品前首先查看电脑中朋友所需要的东西哪些尚未有人送,再根据自己愿意出多少钱来决定购买什么样的礼物。我曾陪朋友一起去给她的朋友购买结婚礼物,发现列出的清单十分明细。如需要一套餐具,包括制作原料、大小、颜色都描述的清清楚楚。当然结婚礼物一定要包装精美。

      生日聚会以及其它的一些社交聚会相对来说较为随意些。接到邀请的亲朋好友可带一份礼品,也可带上一束鲜花、一瓶酒或是亲手做一个菜或甜点带上均可。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单身女博士过生日,我们几位朋友经商量送给她一个很精致的水壶,那是她在商场流连忘返了几次未舍得买下的。她喜出望外,非常感动。

      在美期间我也经常请一些美国朋友到我的住处品尝中国菜,虽然老公对我的烹调手艺嗤之以鼻,可他们却说全城最好的中国餐馆就是我那里了。有一次一位来做客的朋友送给我一张带有当地著名风景的名信片。打开一看,里面一个字未写。他对我说,没写字是因为想到我可以用它寄给别的朋友。另一位朋友每次光临所带的礼物总是别具特色。有时她会在自家农场采些野花放在装了水的一次性纸杯里小心翼翼地端着来;有时她从地里采一些新鲜的小西红柿,或从树上摘几个自家种的苹果捧着来。她的到来总会令我立刻感受到最清新的大自然气息。

 

注:此文曾发表于广东刊物《源流》2004年第3期,作者稍作修改。

 

《试论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杜维明“文化中国”命题引发的思考

                                                 作者:余惠芬

        摘要: 当今世界,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日益突出;“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然而,关于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却较少有人提及。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中国”命题,这一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其中“第三意义世界”是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却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即国际友人。本文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命题为视角,探讨了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指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容忽视。

      关键词:  国际友人;文化软实力;文化中国;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Yu Huifen

Abstract: Culture, as a key componen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nt world. It becomes a hot topic “how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However, few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it. Du Weiming, a scholar of American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brough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ural China” in 1990’s, which can be parsed by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Among the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the “third meaning world” refer to people of all lines in the world who are interested in or love Chinese Culture without consanguinity or marriage. Enlightened by Du Weiming’s idea of “Cultural China”,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uniqu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ultural great power and harmonious world, in whic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meaning worlds” should make a long effort, howeve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can never be ignor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riends;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China;

      文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广泛流行的概念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实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些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第二种、更有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简单地说,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1]]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全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奇迹”引发了各国的热烈讨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随之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的热情不断增强。然而,“中国奇迹”在吸引世界眼球的同时,也招致“中国威胁论”的此起彼伏,对中国捧杀的花样翻新。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却同时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提升并科学地运筹文化软实力,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笔者注意到,在当前进行的关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讨论和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试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命题为视角,展开对这一话题的探讨。

一、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发起了对“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思考。之后,“文化中国”这一概念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新话题。

       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二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澳、台、新(加坡)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局限于某些种族和语言,他们就是用各自语言来讨论中国文化的。[[2]]

      杜维明认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中国”不是指一个国家实体,也不是指中国的疆界,而仅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它只有在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流变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才能体验出来。离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三个意义世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文化中国”也无法存在。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贯穿于“三个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中国”离不开人—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第一载体,这一智慧之举将那些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纳入了中国文化圈,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成为“文化中国”资源,从而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内涵,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增多。[[3]] 笔者认为,杜维明提出的这一命题,不仅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人际关系、文化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内在联系,而且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不是宣传,胜似宣传

       郭树勇教授曾归纳了软实力的10个特性,其中第一点就指出:“软实力不仅指制度力量和文化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4]] 杜维明认为,“过去四十年来,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论说,第三象征世界的塑造作用毫无疑问胜过头两个世界总和。”他举例说,《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乃至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很多地方都比中文报刊杂志在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影响高得多,重要得多。虽说他们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由于主动自觉地选择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争取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5]]

      这类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早在1928年,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就来到中国。1937年,他以第一个到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的身份,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以客观平实的笔调,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是斯诺一生最大的贡献。

       另一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先后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伟大的道路》等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在最后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仍然在为中国工作,实现了她的诺言:“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按照杜维明的说法,今天,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美国社会“精英的精英”。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中文名为“费正清”)先生可说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公认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 “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西方中国学之父”,被誉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他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第三意义世界不仅指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作家等,还包括所有由于各种原因,通过不同形式接触并继而了解、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各界人士。如曾任我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先生曾提到,他认识的北欧一位前驻华大使对中国特别友好,原因却出于他在中国遇到的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一次他18岁的儿子到中国旅行,在火车上把臭袜子脱下来就睡着了,一位50多岁的中国妇女把它捡起来洗了并且晾干。这位前驻华大使由此认为“世界上中国人是最淳朴的”。又比如,从日本侵华战争孤儿口中喊出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显然比中国媒体的宣传文章甚至中国政府的相关声明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更易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对“人权”、“人性”的解读。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杜维明认为,所谓“文化互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理解和借鉴。费正清指出:“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他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曾赢得高度尊敬,这其中不乏国际友人的作用。从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并“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周国”的马可.波罗,到以传教的形式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新阶段的利玛窦,作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不自觉地研究者和创造者,以他们的《游记》和《札记》为人类留下了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的文化联系迅速拓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签订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通过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通过文化融合化解文化冲突,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其中国际友人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他们不仅在促进政府间开展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促进更广泛的民间文化互动方面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有一批曾来中国暨南大学访问交流过的学者,他们回去后,经常以讲座或网上图片展示形式介绍中国文化和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而且多年来每年春节都聚集在一起按照中国的传统庆祝中国年。另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6年,并获广东省“友谊奖”的爱尔兰教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自愿培训即将来中国工作的学者或其他人员。

      《环球时报》曾刊载这样一则消息:德国巴伐利亚七谷地区有个拥有2800名居民的千年小镇--迪特福特。镇里的居民高鼻深目,典型的欧洲人模样,可他们却喜欢自称“中国人”。据称几百年前迪特福特人就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交往多了,迪特福特人渐渐喜欢上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在每年的2月过起了“中国人狂欢节”,已经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中国人狂欢节”不仅已成为小镇最盛大且具特色的民间活动,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及商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狂欢节的中国色彩也越来越浓。小镇还建起了中国博物馆、中文学校等,甚至中文也成为小镇的官方语言。[[6]] 相信这种“中国人狂欢节”,比起由中国官方派出的专业团体亲自举办的各类“文化节”活动,更有利于文化互动与融合,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有效地补充。

(三)更易影响主流社会,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拥有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优势,加之他们往往是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因此更客观、更具信服力,更易影响主流社会、甚至所在国对外政策的制订。近年来,尽管中文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文化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中文学校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兴办的孔子学院,加速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或是影响面大多局限在华人社区或者对中文感兴趣的少数普通民众,难以真正影响主流社会;或是投入成本太高;或是容易造成误解,甚至招致所在国的限制甚至抵制。

      费正清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列入20世纪最伟大的书,成为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他的著作和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也许正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发现许多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外国人编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尽管良莠不齐,但当地读者偏爱的就是这类书籍,认为更客观,更可信。笔者在在美国一个小书店发现了一本名为《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的英文版的书,并把它买了下来。其作者Robert Temple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图片、无数的例证和对比,来论证他的观点:“历史上最大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现代化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西方的结合体。很可能超过半数以上的我们这个“现代化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发明和发现来自中国。然而,极少有人了解这一事实。为什么?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并不知情。[[7]]Robert Temple认为,17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赞叹或享用西方文明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最先创造这些文明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老祖宗。他还断言,没有古老的中国文明,哥伦布不可能发现美洲大陆,欧洲也不可能建立殖民帝国。西方从中国获得的恩惠太多。[[8]] 我刚读了前言部分,就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惭愧,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为作者是个西方人。当我和一些美国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发现他们非常认可作者的观点,而且一些人认为他们正是受这类书籍的影响,才决定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之后真的喜欢上了中国。

       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要求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和平共处的精神。他们说;“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找和平共处的方案”。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科技文明手段,同时又分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壁垒,最紧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9]]

 

 

三、结语

      中国和平崛起的“神话”带来的“中国文化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利用这一契机,不断扩大国际友人的范围,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应引起更广泛的重视以及更深入的研究。首先,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坚持并获得更大的支持,如成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著名国际友人举办诞辰周年纪念并邀请其亲友及相关各界人士参加、访问为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的家乡或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相关国家或团体合作开展关于国际友人贡献的学术研究等。而且,应注意培育第三意义世界力量,包括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邀请更多的国际人士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而向各自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提供机会、创造便利。另外,应进一步发掘资源,不断创新形式。如200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起并联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主办,由国际在线网站承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经过40天的网络投票,超过5600万网民选出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百年间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十位国际友人。笔者认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次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辐射力,从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创新,它的影响远不止被评选出来的国际友人所在的国家及其人民;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重情感恩、不忘朋友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构建和平、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

      总之,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应忽视。

 

参考文献:

[[1]] [美] 约瑟夫.S.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2]]张允熠 、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3]]同上。

[[4]]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5]]张允熠 、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6]] 《德小镇居民自称中国人,中文成官方语言》,《环球时报》,2008年1月21日。

[[7]]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 Printed in U.S.A. Copyright 1986 Simon & Schuster, Inc,P9.

[[8]]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 Printed in U.S.A. Copyright 1986 Simon & Schuster, Inc,P9)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注:此文曾发表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南国学术研究》2016(3)

(作者近照)

(作者近照)

《在美国做“上帝”》

 作者:余惠芬

      在国内常听到“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但真正让我找到“上帝”感觉的却是在美国。

       在美国,无论你到任何一家商场,售货员都是笑脸相迎,热诚服务,有问必答,百问不厌。同时你又可以享受自由挑选、充分考虑的空间。超级市场的手推车可供你使用到停车场。如你买的东西多,服务员还会帮你将所购物品整齐地摆放在车尾箱里,并亲切的对你说声:“谢谢,再见!”。

       美国商场的大减价是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减价的商品并无质量上的问题,甚至也并不一定是滞销的商品,有时还可能是新产品。大到电器、服装,小到肉、蛋、水果、饮料等,许多商店每周或每周的某天推出一批不同的商品减价出售。减价期过后,价格即又复原。在减价期间,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顾客还可以要求领一张“延期券”(Rain Check),商店会在该商品到货后写信或打电话通知,顾客凭“延期券”仍可以减价期间的价格购买该商品。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芝加哥的一家商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当时,商店宣称:电视机的价格是全市最低,若发现价格更低的,加倍退赔差额。谁知几天后,她偶然得知另一家商场的价格更低,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找那家商店,老板核清事实后二话没说按承诺兑付了两倍的差额。

      美国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场普遍使用电脑与条形码识别器。不仅效率高,而且差错少。顾客得到的购货小票上清清楚楚地打印着购物时间、货品名称、单价、数量、总计、税率、收款与找零等信息。许多美国人都将购物小票保存起来,作为核算家庭经济支出的参考资料。然而,电脑也是由人操作的,时有出差错的时候。所不同的是:在美国,顾客是不会吃亏的,做出让步的总是商家。2000年我在美国一家超市购物,同往的美国朋友提醒一向不看购物小票的我应养成查看小票的习惯。我浏览了一下,发现我所买的一副电池的单价与标签上的单价不符,多收了我一美元。我原想算了,但转念一想,不妨试试商家是否如他们承诺“决不让顾客吃亏”。当售货员仔细核对,确认是他们的错误时,立刻表示全额退款,奉送电池。我只需在一张单子上签名即可。当时,我认为退还我多付的一美元就已经够意思了,商家如此处理颇使我感到意外。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另一位美国朋友,他又给我讲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他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丢失了,立刻向银行挂失。但银行告诉他:已有人使用他的信用卡给汽车加了油。我的朋友立刻表明:自己“不在现场”,信用卡应该是被别人盗用。银行连说“抱歉”,并补偿了几十美圆的损失。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司空见惯,顾客的申述就是证据,服务机构只会信其有,而不会疑其无。但一旦被发现你是在撒谎,就会从此失去信誉,并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在美国,服务行业会随时提醒你“顾客就是上帝”, 而你自己更应时时意识到应最大限度地使用或维护做“上帝”的权益。那是我到美国约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银行的一封信和一张罚款单。信中说:我透支使用信用支票,已被罚款24美元。我立刻电话通知银行,从我的储蓄帐户上转一笔钱到支票帐户上;并解释说:由于我第一次来美国,不了解银行的有关规定,加之到芝加哥旅游刚返回尚未来得及查看余额,现已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等等。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回答我:“这种事情最好直接打电话到州府的总行,我们是支行,帮不了忙”。本来是顺便解释一下,并未抱任何希望,但支行的回答使我觉得似乎可以给总部打个电话试一下运气。于是,我拨通了总行的电话,重复了上述缘由并保证下次注意,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总行告诉我:几分钟后给答复。大约3分钟后,我便接到了答复,大意是从电脑记录上查到我的相关资料,证明我所述情况完全属实,决定退还对我的罚款;但若下次出现类似情况,绝无通融余地。几天后,我果真收到退还24美元罚款的通知。我由此生出许多的感慨,因为这不仅是24美元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信任。这种做“上帝”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美国商家的售后服务在全球也是堪称数一数二。其中退货服务是最令人称羡的。有的商家承诺30天内原价退货;有的则是7天内可100%退款,30天内90%退款等等。而且只要凭收据,顾客就可退货,商家从不问缘由,立即退款。尽管也有少数人投机取巧,如买一件礼服去出席晚会或表演,或买一部摄象机去旅游,用后再去退货,甚至,有人汽车出了毛病,买一箱工具把车子修好后再退回商家,或买了书,看完后也拿去退,然而,商家仍坚持退货不问缘由的做法。

       我的一个在美国定居的大学同学回中国探亲,给在国内的妹妹买了一双皮鞋。几个月后再次回国探亲,妹妹告诉她鞋子穿了几天后感觉不舒服,仔细检查才发现两只鞋不是一个尺码。我的同学将鞋子带回美国,向卖鞋的商场说明了情况。尽管已过了全额退款的期限,但商场认为是他们的过失给顾客带来了不便,不仅全额返赔,还一再道歉。

 

该文曾发表于广东刊物《源流》2004年第11期,作者稍作修改。

 

《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

                                                           作者:余惠芬

     由于工作的关系到访过一些国家,接触过许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尽管民族、 职业不同,无论生活境况如何,他们那份对祖国或祖籍国的热爱,与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怀让我常常感慨,难以忘怀。

      很多人或许都有同感,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关心中国的变化、发展,民族精神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2000年,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利用春假参加了一个美国东部的旅游项目。途中,导游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大意是: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下榻后独自出门散步,遇见了一个美国人。那位美国人问:“Where are you going(你到哪里去)?”邓小平听不懂英语,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认为别人是问他姓什麽,就用四川话回答:“我姓邓”。美国人听成了“Washington(华盛顿)”,然后又问:“Why are you going there(你为何到那里去)?”邓小平想,刚才问了姓,这次应该是问他的名字了,于是回答“小平”。美国人认为回答的是“shopping (买东西)”,接着问:“What are you going to buy(你要想买什麽呢)?”邓小平猜想这次必是问他的年龄了,就回答:“七十”( 七十与英语单词奶酪cheese发音相近)。

       该文字娱乐段子实际上是利用四川方言中这几句话与英语中几个单词的发音相似而杜撰的。在美国,人们拿总统等名人开玩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之前,导游也已讲了好几个关于克林顿的笑话, 因此,车上大部分游客听后均一笑了之。然而,坐在我附近的几个来自柬埔寨和日本的华人,却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敬。借导游邀请游客给大家唱歌的机会,我走到车厢前部,接过话筒,先感谢导游先生一路的热情服务,尤其是想方设法编讲一些有趣的笑话以解大家长途乘车之烦闷。然后话锋一转:“当然,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期间是绝不可能一个人外出的。” 接着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一些著名的名胜古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欢迎各国朋友到中国去旅游参观,希望海外华人、华侨常回去看看。之后,我为大家演唱了一段黄梅戏。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同车的华人游客们不断向我询问中国的发展近况,并反复对我说:“讲得太好了!…… 中国真应多派些你这样的学者出来交流。”

      有人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我以为还应加上一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华文化的延续”。 无论是打算落叶归根的华侨还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外籍华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念念不忘中华文化的传承。吃中国菜、穿中国服、讲中国话,过中国节……旧金山满街的中文招牌和广告,纽约唐人街的孔子塑像,加拿大“比中国还中国”的“Chinese Buffet”……常令我难以置信是身处异国他乡。

      在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交流会上,我表演的中国歌舞和同事曾博士的书法颇受欢迎。附近中学的一位华人教师专程上门邀请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类似活动。我们欣然答应,当时在美做短期访问的美术学院的纪老师也一道前往。我们在“中国之角”展示自带的传统工艺品的同时,纪老师吹笛子伴奏,我演唱中国民歌。不一会儿,我们的面前就排起了由学生及其家长组成的长龙,其中大多数是金发碧眼的当地人。他们一边看展品和表演,一边等着曾博士给自己取中文名字,然后再用“中国书法”写出来。这时,一位约10岁的小姑娘上前问我有没有关于唐代的资料介绍,说她要写一篇关于中国唐代的论文。我很惊讶:“你怎麽会想到要写这样一篇论文呢?”她自豪地回答:“我妈妈是中国人,从小我就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许多朝代。这次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历史论文,我就想到写我最感兴趣的中国唐代的历史。我的这篇论文一定会是全班独一无二的!”我欣赏小姑娘论文选题的聪明独特和在妈妈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情结,便把手头可用的资料都给了她。不知怎的,当这位可爱的小姑娘转身离去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惜别之情。望着她的背影,我情不自禁地努力想象着她母亲的模样……

      让孩子接受母语教育被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看作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必修课。他们有的以家庭教育为手段或请人个别辅导;有的则将孩子送回国内学习中文或继续深造。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凡是华人较集中的地区或是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大学,都有华人社团或留学生协会创办的中文学校。而在东南亚的一些华侨华人人口比较集中的国家,华文教育已具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如马来西亚,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及统一考试制度。大多华文学校在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依靠华人社会自身的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甚至需要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困扰。在马来西亚,我曾遇到一位一生从事华文教育,并因此吃过不少苦头的老前辈,他在介绍自己从事华文教育感受时说:“身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的母语就是华语,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提高, 华文教育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市场潜力。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兴起了学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迷上了中国文化。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的一些国家经常可在报纸上看到“具有中文语言能力者优先录用”的招聘广告。记得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牧师马丁,一见面就和我大谈老子及道德经。他对老子的崇拜以及对道德经的熟悉程度令我惊叹不已。原来他为了学汉语在中国书店买了一套老子的道德经光碟。这套光碟不仅有中文朗读,还有英文解释,结果马丁虽然还不能用汉语与人交流,却能用流利的普通话背诵大段的道德经,而且还因此迷上了道教。当中国道教展于2000年秋首次在芝加哥举办时,他还专程前往参观。

      行将落笔时,我又想起了在文莱遇见的姗姗女士。姗姗在当地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兼做中文教师。但是看她家里一应俱全的卡拉OK音响设备、满屋子的中国民歌VCD、制作精美的点歌单以及她那娴熟的点歌动作,不知情的人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位专业华语歌手。而听她唱了几首中国民歌后,更难以相信她是一个生在异乡,长在他国,从未到过中国的海外华人后代。她指着墙上挂着的几幅身着不同民族服装及晚礼服的照片,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每年中国的国庆那天,中国大使馆都举办庆祝演唱会,她是必被邀请的歌唱演员,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刻。她还悄悄地告诉我,由于她皮肤略黑,常被误认为是当地人,可她总是立刻声明“我是华人”。

 

: 本文曾发表于广东省刊物《源流》2003年第4期并获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作者稍加修改

 

 

《年三十,在美国教学生包饺子》

   作者 余惠芬

2001年的除夕,我没能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团圆共度,但却是我此生最特别最难忘的年三十。

      那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三十那天恰好是周二,我下午有课,于是将授课内容安排为“中国传统节日及其习俗介绍”。不同于美国东、西海岸以及其他华人较集中的地区,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本州,且以白人为主,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基于上述原因,我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非常受欢迎。按学校规定每班学生人数应在30以内,如授课教师同意,也最多可以增至33人,因此我的班每学期均为33位学生。

      年三十下午的课堂上,我先借助PPT、视频等现代化手段,给学生们介绍了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重点介绍了春节及其相关习俗,然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中国的除夕,我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给每位同学发红包(其实每个红包里面只有一张崭新的一角钱纸币,是我专门从中国带来的)”。同学们喜出望外,欢天喜地的欣赏、交头接耳地比较刚拿到手的红包及从未见过的人民币;这时,我又宣布:“如有兴趣学包饺子,可以到我的寓所去,我教大家包饺子,并请大家一起享用饺子晚餐”!教室里顿时响起欢呼声、口哨声以及桌子的拍打声。结果,除了事先有事有约的,半数以上学生跟我走。

      回到寓所,我立刻将成品饺皮和拌好的馅子拿出来,学生们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在我耐心示范并一一手把手传授后,大家急不可耐地开始各显神通。伴随着一阵阵的尖叫声,成品不断地生产出来。看着摆放整齐的饺子阵,有同学突然说,“大家看啊,我们包的饺子是不是很像秦兵马俑,队形排列整齐,高矮胖瘦无异,但形状表情却各不相同”。其他同学纷纷随声附和,而我在感叹美国学生想象力丰富的同时,也不禁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方面的进步感到高兴。

      热气腾腾香味诱人的饺子一盘盘地端上桌子,同学们立刻对着“兵马俑们”大打出手;战果可想而知:这锅未熟,那盘光。正在想着如何加快煮饺子的速度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刀叉碗碟交响曲中,同学们一齐涌进厨房,每人均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师新年快乐!”;“Julia,我爱你”;“谢谢”、、、、、之后大家一齐唱起了“Happy New Year”。

      这时我听到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原来是住在一楼的日本夫妇回来了。我们这栋房子据说是原校长捐出,专门用来作为中国学者公寓的。房子共两层,我们两位中国学者住二楼,一楼一般给短期来访者暂住。那段时间是一对日本夫妻住着,先生来读MBA,并兼教几节日语课,而太太只是陪读,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老公做饭,尤其喜欢学做中国菜。离春节还早,日本太太就不停地问我“在中国如何过春节”,“年三十都吃些什么”等。当然,每次必问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做的?”。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在做包饺子准备工作时,她就把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很精巧的小秤拿上楼来,认真地跟我学习饺子馅的做法。由于我都是根据馅子的多少凭经验放盐、糖、味精等佐料,对于各种配料究竟放几两几钱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我每放一种佐料,她都要先拿过去用秤过一下,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记下来。尽管如此一来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但看她那个认真劲,也不好说什么,当然心底还是有那么一点自豪感的。

      日本太太和我的学生们打了招呼后,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想要一个饺子给她老公尝尝,如果老公喜欢,她下次就试着给他做。我说一个饺子两个人怎么尝,多拿一点。经一番客气和感谢后,她端了半碗饺子满意地走了。

      日本太太走后,同学们吃饺子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而且一边吃,一边眼睛不停地盯着厨房和锅里看。我正纳闷,一位大个子男同学走到我身边,怯生生地问:“老师,我可以带一个饺子给我女朋友尝尝吗?”我说:“当然可以”。听到这话,马上又有几个同学上前要求“带一个饺子回去”,有的说给妈妈尝尝,妈妈如果会做了,就可以经常在家里包饺子吃了;也有的说,爸爸去过中国,很喜欢中国食物,如果给他带一个饺子回去,那可能是最好的中国年礼物了。见此情景,我马上对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中国年吃饺子的来历和意义,而且还学会了包饺子。今晚没吃完的饺子,大家全部打包带回去”。我话音一落,同学们马上说:“老师,我们吃饱了,现在可以打包了”。尽管每人的密封袋里只分到几个饺子,但同学们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在每人给我一个拥抱后,欢呼雀跃地走了。

      看着这群可爱的学生们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满满的幸福感及美美的充实感。

 

(注释:2016年2月10日首发)

 

《岂止文章惊海内,激励万千后来人》

        作者 余惠芬

在一次梁实秋的生日聚会上,当年同船赴美留学的冰心为他题词:“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梁实秋的时间观

       梁实秋的才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善用时间与刻苦勤奋。他认为“早起”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偎在被窝里不出来,那便是在做人的道上第一回败绩”。他小时候上学,总是早早急得要起床,往往出门后不久又眼泪扑簌地回来,因为学校还没有开门。

       他在不少文章中都谈到对时间的看法。如在《时间即生命》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最令人怵目惊心的一件事,是看着钟表上的秒针一下一下地移动,每移动一下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已经缩短了一部分。再看看墙上挂着的可以一张张撕下的日历,每天撕下一张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又缩短了一天。因为时间即生命。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事,学一点什么学问,充实自己,帮助别人,使生命成为有意义,不虚此生,那么就不可浪费光阴”。   
  在另一篇题为《谈时间》的短文中,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希腊哲学家Diogenes经常睡在一只瓦缸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人们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梁实秋十分赞成约翰逊博士的看法,“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他所不能赐予的夺了去”。

       20071230日的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新年决心九成落空”,副标题是“研究显示多数人是‘行动的矮子”。《 利用零碎时间》简直就是针对这90%的人群写的。梁实秋在文中写道:“ 我常常听人说,他想读一点书,苦于没有时间。我不太同情这种说法。不管他是多么忙,他总不至于忙得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一天当中如果抽出一小时来读书,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小时,十年就有三千六百五十小时,积少成多,无论研究什么都会有惊人的成绩”。

       梁实秋利用三十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但仍对自己不满意,认为没有在二十年完成,“主要的原因是懒”;“翻译之所以完成,主要是因为活得相当长”。

 

                                           梁实秋的趣味论

       梁实秋年少时,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他和姐姐常乘教师不注意的时候将座钟时针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后来被老师发现了,他用朱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划一痕记,作为放学的时刻,梁实秋姐弟俩这才无奈断了逃学的念头。

       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窃自比附于‘少小爱文辞’之列”,对于数学不屑一顾,以为性情不近,自甘暴弃,勉强及格而已。留学国外后,学校强迫他补修立体几何及三角两门课程。梁实秋在数学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发愤补修,居然在这两门课中培养出兴趣,得到优异的成绩,获准免予参加期终考试。

       梁实秋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从中悟出的道理告戒后人。在《学问与趣味》一文中,他写到:“在初学的阶段,由小学至大学,我们与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纪律。一个合理编列的课程表,犹如一个营养均衡的食谱,里面各个项目都是有益而必须的,不可偏废,不可再有选择。所谓选修科目也只是在某一项目范围内略有拣选余地而已。”

       他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犹如一个科班出身的戏剧演员,在坐科的时候他是要服从严格纪律的,唱工做工武把子都要认真学习,各种角色的戏都要完全谙通,学成之后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单独发展其所长。”他倡导年轻人“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梁实秋在22岁那年离开清华赴美留学时,父亲坚持让他带上一部前四史,并要求他在三年内读完,但他交了白卷。为这事,他后悔不已,惭愧至极,多次谈到“讲到读书方法,我没有什么心得。只觉得读书要早,切莫拖延。”“我是读教科书成长的,到了三十岁左右之后才发奋读古书,下手太晚,根基不固,现在最多也只落得一知半解的地步。”

       人们也因此获得了又一名言警句 “只有懒惰与任性,才能使一个人自甘暴弃地在‘趣味’的掩护之下败退”。

 

                                            梁实秋的幽默感

       梁实秋的文章充满哲理,读来却通俗自然;他的说理旁征博引,却总是那样亲切朴实;而他的诙谐、幽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妙语连珠,逸趣横生,令人在忍俊不禁中获得启迪。如:“有人八十岁才开始学画,也有人五十岁才开始写小说,都有惊人的成就。‘狗永远不会老得到了不能学新把戏的地步。’何以人而不如狗乎?”( 《雅舍小品续集·退休》)“有一些事,有能的人不肯做,无能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从三十八年起,到如今近四十年,我一直摆脱不了字典的纠缠。有人说,这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工作,究竟真能照亮了多少人我不知道,自己却是烧得焦头烂额了。”(《“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 “至于在‘度周末’的美名之下把时间大量消耗的人,那就更不必论了。他是在‘杀时间’,实在也是在杀他自己”。(《利用零碎时间》)(英语中用“kill time”表示“消磨时间”,而单词kill 同时也有“杀”的意思)

      博学加上幽默使梁实秋的文章神韵无穷,也使生活中的梁实秋才情并茂,独具风格。他在北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们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平日擅长讲演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无奈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一次,梁实秋旅居海外十几年后回到台北,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请他吃饭。梁实秋是有名的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八点睡觉,天不亮,四点就起来写作.偏偏那些朋友都是夜猫子,每天请他深夜十二点吃消夜.梁实秋连吃几顿,受不了了,想出个法子,对大家宣布:"谁请我吃消夜,我就回请他吃早餐。"一帮老朋友全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起来,从此再没有人敢请梁实秋吃消夜了。

       梁实秋与老舍于抗战时在重庆合演相声,更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佳话。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有一次举办募款劳军大会,老舍与梁实秋连续两天在会上合演相声。演出前两位大师认真排练,段子里有用折扇打脑袋的表演,梁实秋对被打脑袋特别发怵,老舍宽慰说:“哪儿能真打呀,不过是比划比划做做样子。”梁实秋这才放心。演出时,两位文学大师走上台,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了,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用力打了下去。梁实秋见老舍“真打”,急忙躲闪,不料眼镜被打掉下来,情急之下伸出双手,正好托住眼镜,而且保持那个姿势不动,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还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要求“再来一次!”

       梁实秋被公认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而通过他的作品展现出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在欣赏其文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他给后人留下了两千万字的大作,尤其是他的《雅舍小品》在海内外已有300多个版本,然而他却一直非常谦逊,曾“引杜诗为题以自况”:“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注:此文系首发)

 

 

 

 

 

《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作者 余惠芬

                                                                            ——记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潘毓刚

       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潘毓刚教授在我院(暨南大学国际学院)任教的几个月里,多方媒体记者纷至沓来,各类采访文章频频见报,我这篇如何写出特点呢?潘教授虽是一位量子化学专家,但对人文科学也有深厚学养,其学识与才华令人钦慕。我斟酌再三,决定借用李敖先生为其所赋之诗的标题来作为本文的标题——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奇才怪才

 

       潘毓刚祖籍广东梅县,1936年在广州出生,1947年迁居台湾。1959年,他从台大毕业,1961年,在服完预备军官役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他仅用了许多人需花费时间的三分之一完成了从助教到终身职正教授的奋斗过程,创了美国3000多所大学排名第39位的波士顿学院化学系晋升正教授最快的纪录。

       潘教授在量子化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世界教育家名人录》,并荣获前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被德国波恩大学、史图佳大学、马克司甫朗克研究院等著名高校和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潘教授还曾连续4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荣获全美华人杰出贡献奖。

      令许多人感到惊叹不已的是,这位世界量子化学泰斗从小最感兴趣的竟是哲学,升大学时按照父母的期望报考了理工科,取得了气象学学士学位,到美国之后,才攻读化学博士。而他的老朋友李敖却认为:“如果小潘当年在大学攻读人文科学,他的成绩可能更大,也许已为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文方面诺贝尔奖的人。”

       潘毓刚读书不仅有天赋,而且颇有些超凡之举。他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勇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因此在大学时获“怪才”雅号。

       他从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读高一时,由于想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看书,偶然发现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图书馆有非常好的科普书,不久他就在读书的基础上编译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

       上大一时,他觉得有些课程自学效果更好,便决定自学由“化学界的爱因斯坦”——鲍林所著的英文版的《化学》,并边读边翻译,到大一暑假时和友人合译的《化学》中文版就问世了,而且成了港、台及东南亚地区非常畅销的化学教科书,其版税足够他支付大学4年的学费。在此后的大学读书期间,他又出版了2本书,发表了近200篇和科学有关的文章。至今他已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专业书评60多篇,出版科学著作4部,并曾应邀赴30多个国家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在生活中,这位科学家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据说当年在台大与女友王淑江谈恋爱期间,他经常是随手扯张纸就写出“情书”一封,有时竟用报纸的空白处写信。也许正是由于这股“怪劲”,使他最终赢得了台大气象系最优秀女生的芳心,成为他走向成功之路的忠实伴侣。

                               巨子赤子

      被称为“科学巨子”的潘毓刚教授成名后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为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经常说:“我虽身居美国,但一直以身上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为荣。”

      他将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在赴美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身上,及争取在美华人的地位和权益、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努力上。1977年以来,他多次辞谢其他国家高薪厚酬的聘请,每年义务回中国大陆讲学,先后被国内32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聘为名誉教授。他还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聘请的10位顶级科学家之一,连续10多年担任对我国改革开放影响巨大的《科技导报》的顾问编委兼海外的总联络人。1984年,他应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观礼,和其他39位著名海外科学家一起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他频繁往返于大洋两岸,为祖籍国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为科技的进步、发展奔波操劳,为故乡的基础教育出资出力…… 他的爱国情、报国志还体现在他那运笔如刀的文章里。凡是读过《潘毓刚文集》的人都不难从那一篇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利益、世界和平的议论文,那一篇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台独”,反分裂的讨伐檄文,那批评部分国人劣根性的投书及建议中,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自暨南大学于1986年聘请潘先生为名誉教授后,这是他第二次回暨大服务。实际上,去年他曾因太太查出患了癌症,中断了在德国原本为期一年的讲学,回到美国照顾太太。而当太太病情稳定后,他立刻写信给暨大校长,主动提出要为暨大服务一学期。由于暨大国际学院全英语教学的特色需要既精通专业又胜任英语教学的人才,潘教授认为这一工作对他十分合适。除了分别为学院大一本科生和化学系研究生教授三门化学基础课外,潘教授还多次应团委和学生会的邀请,举办有关“科学与社会”等专题讲座。曾经师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迪拉克等名师的潘教授虽已69岁,不仅智力过人,学识超群,而且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他上课从不看教案,演讲从不需讲稿,却总能引人入胜,博得掌声不断。

       潘教授在不同场合表示,自愿到暨大教一个学期的化学基础课,其目的有三:一是提倡资深教授上基础课;二是减轻青年教师的教学任务,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科研;三是将所得工资全部捐助贫困学生,让穷人子弟或弱势群体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良师益友

       成就的光环并未改变潘毓刚教授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品质。使暨大国际学院师生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先生的学识和智慧,他的人品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潘教授对学生充满爱心,既教书又育人。他一贯提倡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在课堂上,他总是鼓励学生们提问题,如果能提出比较有深度的、教师回答不出的问题,就可获加分。他告诉笔者本学期虽没有学生提出过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但已有8位同学因指出他在演算推导时出现的板书错误而获加分。我曾听过潘教授的一堂课,十分认同学生们的反映:“听潘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如何学习乃至怎样做人。”

        许多大科学家似乎已无暇或不屑顾及凡人小事,可潘教授却不然。在我院工作期间,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关心学院的发展;像朋友一样和同事们聊天,和同学们谈心;遇有其他方面的各类邀请,他总是事先“请假”;和他约定会面时间,他会提前几分钟到达……

      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教”几个问题。原来是他的乡亲们想请他在和某些领导见面时转达一些有关家乡发展的建议。而他一方面觉得有义务帮助乡亲们,另一方面又恐让领导为难,加之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了几点个人的看法并强调仅供参考。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建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示感谢。

      还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当潘教授将他的文集送给我后,我就将几本发表有我文章的杂志回赠先生。不料潘先生大加赞赏而且将其中一篇复印后寄给远在美国的太太,使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前几天,我收到潘教授从美国发来的快递,打开一看,是他给我院和我校所有相关人员的表示感谢的卡片以及我院两位秘书向他索要有其签名的文集。细微之处见精神,潘教授的品格、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注:此文曾发表于中国广东刊物《源流》2005年第10期。

《试析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

  作者 余惠芬

                                                                                    --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 华侨华人;自身研究;意义

[摘要] 本文试对12集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所反映出的当代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现象进行分析,阐述了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文章认为,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的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意识、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乃至改善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于2005年6月开始播出的《飘在美国》是美籍华人女作家李岘新近编导、摄像、独立制片的12集电视纪录片。它以生活在加州圣地亚哥市同一条街道上、同为中产阶级、却有着不同移民背景的四个美籍华人家庭(包括李岘自家)为主体,以美国十二个节日为主线,以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为穿插,通过再现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表现了华裔族群如何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重新认定自我存在意识的心理历程,以及旅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反思、波折与成就.。本文试对基于该片的一些思考,即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进行浅析。

一.重视自身研究----当代美国华侨华人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华人移居美国,据史书记载,最早始于1785年,即美国刚刚立国不久。然而直至20世纪末,随着华人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华人祖国的日渐崛起以及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才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华人移民北美的历史著作,如麦礼谦的《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邓瑞冰的《寂寞的辫子——被遗忘的勇敢中国人》等。这些作品主要以史家笔法进行"面"上的梳理与概括。[1]

         高小刚的《乡愁以外: 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研究了一百五十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创作的历史面貌;分析美国华人创作赖以生成的文化社会土壤和作者们的主观愿望;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对“故国”的不同表述,从而说明“故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是一个变化的文本传统。[2]

        在帮助推进美国亚裔的研究,并将其从边缘位置推进至全球学术界前沿的亚裔学者梯队中,《美国华裔文学史》作者尹晓煌被认为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作为一名从事跨学科、跨文化领域研究的文化历史学家,尹晓煌对淘金热时代后期直至20世纪80年代所有形式的美国华裔作品作了详尽的梳理、分类与剖析。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发掘出一个被掩埋了的过去,而且为正确理解一个经常被曲解的现在,提供了敏锐的新视角。[3]

         近年来随着大陆新移民的不断补充,美国的华侨华人社区正在经历一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最深远的变化。今天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或年富力强的一代,主要是由在美国出生或幼年随父母赴美的华人后裔以及八十年代后涌入美国的新移民构成。除了学历高、在科技领域成就突出、和中国联系紧密等特点外,对自身研究的日益重视以及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化, 已成为当代美国华侨华人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笔者欣慰地看到,近年来,除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论著论文外,越来越多的从事不同行业的华侨华人,以不同的视角,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发挥身份、环境、语言等优势,参与“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要让华侨华人艰苦创业的历史故事、落地生根的心理历程、融入主流的甜酸苦辣、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为居住国和祖籍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多地再现于书刊、荧屏、银幕,使这个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群体为更多人所了解。

         然而, 也许由于他们的这种研究仅属“田野调查”,至今似乎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国内有关其意义的论述文章也较少见。笔者认为美国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的研究,为我们多方面了解美国华侨华人社会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极有社会意义,且颇具学术价值,其作用不容忽略。

二.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

        椐统计,截至20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数量已达到了3500万[4]。而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目前美国约有300万华人[5]。美国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华侨华人中最引人注目,他们对于自身的研究可谓意义深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展现碰撞冲突交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文化学家通常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即器物文化,包括一切有形可感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中层,即制度文化,包括人际关系中各种体制规范、礼仪习俗、行为方式等;深层,即观念文化,包括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传统文化、社会心态、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审美情趣等。[6]

         纪录片《飘在美国》通过再现华侨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全方位地反映了三个层面的文化碰撞、冲突、融合。

       片中的主人公之一,现任美国一大公司财务总监的Julia可说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凭借自身的实力迅速“打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大陆留学生的代表。记录片在这个家庭中重点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后所产生的自然、和谐。如父亲节前,Julia和女儿一起为前夫准备礼物;在西方的感恩节团圆宴上,Julia母亲特制了中国的烤鸡代替美国的火鸡;80高龄的Julia妈妈学习英语、以及在Julia奶奶的墓前举行全家野餐聚会等。

          在台湾女生Fun与美国老公共筑的爱巢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中西文化碰撞后的“去粗存精”。如内心充满浪漫情调的Vince,虽然对用摄像机窥探他在情人节向太太献花等亲密举动有所不快,但为了不违背太太的意愿,仍协助李岘将上述镜头重新演绎了一遍。儿子虽不习惯吃中国水饺,但为了让妈妈高兴,还是多吃了几个。

         在老留学生Jim与两个混血儿组成的家庭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中国的除夕夜,单身父亲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煮好了速冻水饺,两个混血儿却因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理解父亲的思乡之情,扬长而去。

         李岘坦言,开机时想拍的是“入乡随俗”,关机时却改成了“飘在美国”。笔者认为,随着片名的从“人间”到“天上”的变化,该片的主题更加鲜明,意义进一步深化。中国和美国是从文化到语言、历史等诸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民族,显然,现在的片名“飘在美国”,更能反映出当代华侨华人“飘在美国”,根系故土,情牵大洋两岸的真实境况。实际上,《飘》片不仅写出了广大华侨华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的载体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点,同时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7]。 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 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灿烂辉煌、曾经泽被四邻的中国文化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日益获得重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身的魅力、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等等,然而,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民族文化,他们即不“唯我独尊”,又不“崇洋媚外”。他们在将自身的研究成果融入文字,搬上荧屏、银幕的同时,展示了“适度的民族自豪感,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和’、‘合’的民族性格”[9]。或者说,中西文化通过他们实现了更加直接的融汇,世界人民通过他们更明白地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之精髓,中华民族“海纳百川”之胸怀。

 (二) 增强民族认同意识,惠及华裔后代子孙

        民族意识是随着民族产生而形成的,也将随着民族发展和消亡而发展和消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民族不平等、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根源还未能根除的情况下,民族意识始终存在,只是表现为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时浓时淡而已。人们的认同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是双重和双向的。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基本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理论上说,认同意识与分界意识是构成国家意识的基本内涵,也是构成民族意识的基本内涵。国家意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随着国家认同的变更而变更,惟独民族意识对具体的民族成员来说,是不可变更的。[10]

        周总理曾经用一个十分形象、生动、准确的比喻来说明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他把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比作是女儿出嫁和男儿招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侨务思想明确地把海外华人确定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就在理论上确认了华人与祖籍国之间另外一种重要关系,即民族认同的情感关系[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在国家认同上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其认同意识从原先的“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然而,作为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民族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感情,始终是他们团结和维系其民族的精神纽带。

          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曾在不同场合鼓励华裔“要勇敢的表现自己”;“在美国这样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华裔要有信心,要努力展示自己的特色”。 而她本人可说是通过“把美国人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华人谦虚、勤劳的精神结合起来”,靠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竞争,成功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典范。在第一位国会参议员邝友良,第一位国会众议员吴振伟,第一位州长骆家辉,第一位驻外大使张之香,第一位名校校长田长霖之后,赵小兰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人部长,不仅为美国华人参政树立了新的丰碑,也圆了好几代人的“美国梦”。

        李岘在片中巧妙地引出夫君Gin的故事来诠释这种民族认同的情感关系,使人感到亲切可信。Gin祖籍广东台山,幼年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不得已将他送给了养父母。后来养父在美国淘金梦的驱使下,漂洋过海,独闯“金山”,然后是养母离家抛子“金山”寻夫。Gin在养父母的帮助下,三次改姓,才通过了移民局的“审口供”,几经辗转与他们在美国重逢。青年时代的Gin放弃了养父母经营多年的中餐馆——几百万家产的继承权,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Gin终于找到了离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80年代初,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所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刚复办时,Gin就成为第一批到中国讲学的美国专家学者,并邀请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好友一起为学生上课。为筹建暨南大学生物系, Gin还毫不犹豫地捐出价值2万多美金的仪器设备。至今,他利用美国大学每7年有一年的科研时间,已在中国十几所大学讲过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做的贡献够多了,现在应该为我的祖国做点事情了”。

        实际上, 李岘代表了一大批“飘”在美国的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带着自身的文化去接受西方文明,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再塑崭新的自我;他们在星条旗下演绎着天方夜谭的同时,念念不忘祖(籍)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早期的移民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传承了华夏文明,如果说少数华人精英们是以其在某一领域的成就和个人魅力影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展现了“龙的传人”的风采,“李岘们”则已是在有意识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开始对自己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并主动向外界介绍自己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从开矿山、筑铁路的“苦力”、“猪仔”,到今天成为美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和贡献日益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和赞扬,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辛酸的道路,这期间发生了无数催人泪下的奋斗故事。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几代人在美国打拼、成长、生根开花经历的再现,有助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意识,绵延中华文化、保持民族特性、凝聚华人社会、侨胞之间的乡情和亲情,同时可为更多的、尤其是新华侨华人增强生存竞争能力,改善在当地的生存环境,赢得更多发展机遇,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提供良好的借鉴或范例。

正如许多老华侨华人所言,要让后代了解,由于华侨华人几代人的努力及其杰出表现,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社会对华裔有今天的认同和接受,才使得今天的新一代华侨华人能够享受到宽松的社会和族裔环境,从而产生身份上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可以扬眉吐气地向外界说:“我是华裔”。

(三)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 

        《飘》片的创作者李岘说: “我们不仅要向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要向主流社会以及各个族裔展示华夏子孙的风采,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地球村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所生活社会的日益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了解。美国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研究的兴起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从而推进居住国各民族间的和睦,为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打下基础。

         十三年前,从“北大荒的小屋”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第五大道的艺术和商贸殿堂的周励,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为题材创作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该书出版后,曾轰动文坛。10年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再版了10次,销售量达160万册,被评为90年代最流行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1995年,日本NHK电视台还专程赴纽约,实地拍摄了周励揣着40美圆在美国创业成功的记录片,作为“美国新移民专题”在日本播放,受到日本观众的好评。[12]

        《美国华人:口述历史》的作者, 2004年11月离去的、在美国出生成长的36岁的著名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可说是“讲述华人自己故事的杰出代表”。她十年间写了三本书:第一本讲述了中国出生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冷战期间被美国驱逐出境,后来开辟中国导弹之路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引起世界瞩目的畅销书《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这部“用笔叙述滴着血的历史”的书,使她一举成名,享誉天下,被认为是“以最美的青春,唤起天下人的觉醒”[13]。 已故历史学权威Stephen Ambrose 高度评价张纯如及其作品的意义,称她为“可能是当今最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2004年,即她去世当年出版的《美国华人:口述历史》是她的第三本书。作为一个华裔美国青年,她以自己特殊的成长背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华裔群体如何在美国争取权利、发展自身提供了智慧,为主流社会和其他族群增进对华裔群体的了解提供了参考。

        在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中,作者在“美国国庆”,“两种忠诚”、“悼念亡魂”等情节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华人那微妙复杂的移民情节以及真挚感人的爱国心和血浓于水的故国情,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可说是美国主流社会和华裔族群之间心灵沟通的一叶小舟。同时,以十二个节日为主线延伸出的历史背景,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展现出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群的风土人情以及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为各族群之间的互相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位美国银行家说,影片《飘在美国》加深了他对华裔的理解,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误会。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新移民反映,通过这部片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真实的美国。一个当地电视台的韩裔主播在参加首映式时感慨地说:“当年我刚到美国时参加美国的万圣节身穿本民族的服饰受到别人的嘲笑,很是痛苦,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片子的话,我会减少很多困惑”。

       《飘在美国》问世后,华人社区及美国主流社会都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圣地亚哥市市长DickMurphy致函祝贺,圣地亚哥市长亚裔顾问委员会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社会推荐该片。中美等国媒体对该片做了大量的图文报道,中文版《世界日报》、《华美时报》、《文艺报》、英文版《亚洲时报》、《西班牙裔报》、《菲律宾裔报》都分别介绍了该片。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积极收藏该片,将其作为教学或研究现代美国移民家庭和华裔文化的音像资料。

. 结束语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三大任务[14]。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的研究,在改善华人在居住国社会的形象、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促进了华侨华人和当地各族人民的睦邻友好,增进了所在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为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合作交流,乃至维护社会稳定、改善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1]   陈涵平:《传移民历史,记热血华人——“美国梦”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2]  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  (美)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 (中译本),  罗杰.、丹尼尔斯所写前言,徐颖果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摘自《国土经济》2001年第6期。转引自侯松岭、汪波《华侨华人社会百年变迁及21世纪发展趋势》,《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5] (美)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 (中译本),徐颖果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 刘俊:《从深层到表层的中美文化差异》,《株洲工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2002年5月。

[7]   罗锋:《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探索与争鸣》,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8]  费孝通:《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9]  王义桅:《用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环球时报》,2005年1月31日。

[10]  郑民:《略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11] 石汉荣:《“中华民族”之我见——侨务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12] 麦子:《镜头对准美国—驻美记者手札》,2003年版,第210页。

[13] (美) 米妮:《有感於张纯如的离去》,《华人》,2004年第12期。

[14] 钱其琛:《钱其琛在新世纪华侨华人社团联谊会开幕式上讲话》,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6月20日新华网

 

注: 此文曾发表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随笔《金婚快乐》

    作者 余惠芬      

2003年7月1日,我的老爸、老妈迎来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由于爸妈从未提及过他们具体的结婚时间,以往我们也从未为他们庆祝过结婚纪念日。接到当外科医生的弟弟的“密报”后,我立即拨通了远在安徽的老爸、老妈的电话:“老爸、老妈,金婚快乐!”接着我又开玩笑地说:“你们真不愧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连结婚都选在党的生日。”听到我的祝福和调侃,老妈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和激动:“本不想张扬的,今天中午你爸一高兴说漏了嘴,你的弟弟、妹妹们就一定要为我们庆祝一下……要是你在家就更好了……其实我们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是普天同庆。”老妈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现在生活越过越好,节日也越来越多。原来只有儿童节, 没听说过老人节。现在连父亲、母亲都有节。你看,结婚都50年了,第一次让孩子们为我们庆祝,就是金色的纪念日……”电话那头的老妈越说话越多,越说越兴奋。我太理解老妈此时的心情了。老人家的一生可谓饱尝风霜,当然也曾有过人生辉煌。

 我的老妈——身世传奇的劳动模范

         1935年,老妈出生在山东利津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难以维持生计,外祖父母在老妈两、三岁时便将她送给了一户有钱人家。那户人家原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时已被遣散回乡种田。老妈在他家没过上几天温饱日子,就遭遇了家庭破落。但这一历史背景却对老妈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刚14岁的母亲就从养父母家出来当学徒工,谋求自立。从未读过书的母亲利用业余时间上扫盲班学识字、学文化,而且做各项工作都能脱颖而出。老妈多次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工会积极分子等;21岁那年就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被任命为公私合营工厂的厂长,市工会执委委员。至今在家乡的市志上还有老妈任职和当选省劳模的记载。老爸经常自豪地说:“要是将你妈的奖状全挂在墙上,我们家就不用买糊墙纸了。”

        老妈在各种会议上发言、做报告极少拿稿子。一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难以写出大块头的文章;二是因为老妈那生动、朴实的语言更能打动听众,取得良好的效果。有时要在较正式的会议上发言,上级领导安排他人帮老妈写好讲稿,老妈也要自己亲自修改,改成较口语化的,更贴近生活和听众的语言。

        老妈一向认真做事,以诚待人。她的好强、倔强的性格使她在工作中成绩斐然,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的造反派给老妈扣上好几顶“帽子”,“地主的女儿”“军阀的女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老妈在任何场合从不“低头认罪”,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党的女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但那段日子的精神折磨却使老妈落下了偏头痛的病根。“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组织不仅为老妈做出正确结论,还多次派人去山东,想方设法帮老妈找到了“家”。1978年,老妈的哥哥——我的大舅来到我家,兄妹相见,喜极而泣,当时那一幕真是叫人刻骨铭心。这一年又恰逢我国恢复高考,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将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故事讲给同学们听时,全班大部分同学都感动得流出了泪水。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又重新回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文革”中所受到的委屈已是烟消云散。当时,老妈虽已40有余,但却犹如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决心要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绩来报答党和人民。她几次让出增加工资的机会,多次受到各类表彰,经常被邀请做巡回演讲。说实话,我从老妈那里所学到的做事、做人的道理,不是老妈亲口传授——因为,她似乎从没有时间给我们讲“大道理”,而是从小受到的耳濡目染。我是家中的长女,老妈怀胎十月及我出生满月后从未请过一天假。而且在我7个月大时,老妈因要赴省干校学习,就毅然断了我的“粮源”。后来我常跟老妈开玩笑:我体质弱,自立能力强皆源于老妈当时的决策。

                                                   我的老爸——自学成才的“诗词艺术家”

         我的老爸也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上过两年私塾,最高学历也就是初中一年级。解放后老爸先在乡里工作,后来被组织上送到干校学习继而按排到城里工作。然而,在我的眼里,老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还会吹箫、 笛子、口琴,拉二胡、下象棋。只可惜我小时虽然也时而将老爸心爱的“家什”偷偷地拿出来比划,但终因无人指点,会吹几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什麽的就再无下文了。为此,我时常责怪老爸,年轻时不重视对孩子的“素质教育”。也许是由于老爸的多才多艺,使得18岁时就崭露头角的老妈一见倾心,结下百年之好。听老爸说:那时老爸交谊舞也跳得好,而不喜欢跳舞的老妈每次都陪着老爸参加各种活动,坐在那儿静静地看,从无怨言。

         老爸酷爱读书,记得小时我家有一个藤子制作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红楼梦” 、“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及“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等书籍。我上小学不久,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囫囵吞枣地读了不少书,而且,常常被书中的故事、人物的命运感动的泪流满面。稍懂事后想来其实老爸通过这个书架转达了他对孩子们的爱和期望,对我们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只可惜文革中老爸的书架连同他心爱的书籍被迫烧毁,就连我最喜爱的小人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未能幸免。那时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对儿女充满希望的爸、妈给我和弟弟取了前苏联卫国战争中两位小英雄的名字,并买了小人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给我们看,鼓励我们以英雄为学习榜样。由于文革中老爸、老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前苏联从“老大哥”变成了“修正主义”,“卓娅”和“舒拉”(我和弟弟)也自然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老爸不得不将我和弟弟的名字改了。这件事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老爸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机关工作,这给勤奋好学的他提供了自学成才、自我深造的机会。工作之余,老爸喜欢文艺创作。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创作的一个剧本,也许会搬上舞台或银幕。可惜,后来只能被老妈拿来当糊墙纸了。退休后,老爸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时光。在市政府兴办的 “老年大学”里,老爸一口气读了四届,所学专业涉及诗词、历史、哲学、书法等。我和弟妹们说:“老爸已是我们家的博士后了”。近几年来吟诗填词成了他的最大业余爱好,其中部分作品已在一些诗集和刊物上发表,也不断收到一些刊物约稿的信函,还担任了当地诗词协会的编委。今年四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华诗词辞典》收录了10首老爸的诗词作品,并授予他老人家“中华诗词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老爸老妈结婚50年来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他们一生追求真理、勤恳工作、真诚待人、淡泊名利。为悼念祖父母,老爸曾做诗一首《父母坟前》:燃花追念在天灵,烟灭灰飞心不平,此际似听娘教子,做人就要一身清。我想这其实是老爸老妈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而又何尝不是他们对我们后代的教导呢?

                                                          快乐的老爸、老妈

          两位老人退休以后,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力”,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丰富多彩。每天早晨爬山、下午散步是必修课;收看新闻联播和〈〈夕阳红〉〉节目基本上可说是雷打不动;古装电视连续剧给老妈带来了许多欢乐——当然也“骗”去了不少眼泪;各类体育赛事却成了老爸喝白兰地的最好“借口”。好在二老现在一人拥有一台电视机,不会再为争夺遥控器而发生“战争”了。

        老妈虽文化程度不高,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极强,善于抓住最有特点的东西,说起话来诙谐逗人。如记人物的名字,她就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邓捷因演过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从此就成了老妈口中眼中的“王熙凤”;张丰毅因演过电视剧《韩信》中的韩信,因而被称为“钻裤档”;主持人黄薇因主持过法律节目,讲话铿锵有力,老妈管她叫“厉害的”;喜剧演员郭达叫“换大米的”;女排运动员赵蕊蕊叫“好笑的”;新闻播音员罗京叫“不笑的”。今年暑假回家看望二老,老妈告诉我:“你爸刚买的几本书真好,胖乎乎的可真漂亮。”而家里人最常提起的关于老妈的有趣故事则是她刚退休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 老妈头痛,而四个孙子孙女却因玩得高兴吵个不停。当了多年大厂工会主席的老妈对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说:“为了避免矛盾,不影响他人,从现在起,“男同志”和“女同志”分开玩好不好?!”

        天生幽默感极强的老爸总是使整个家庭充满欢乐。不知我出生前,老爸是怎样称呼老妈的,反正我们小时侯,老爸称老妈为“毛娘”;有了两个属牛的孙子后,老妈又被改称为“牛奶”。最近,老妈又被称为“卷毛老太”了。一打听,原来也有“典故”:老妈最喜爱看的一部电视剧里有一个叫“雅各布”的意大利小男孩,卷卷的头发,大大的眼睛,聪明活泼,老妈非常喜爱,总是说“我要是有个这样的重孙该多好啊!”一向以老妈头痛病不复发为全家最大快事的老爸深知,老妈情绪好则不会头痛,就对老妈说:“这还不容易,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许多洋鬼子巴不得和中国人攀亲。将来你的孙子孙女到海外留学,说不定带回一群‘雅各布’呢”。把老妈乐得笑个前仰后合。老爸一看这招挺灵,从此就管老妈叫“卷毛老太”了。

        老爸心态极佳,热爱生活,勤奋好学,正因为此,虽已年逾古稀,却整日精神抖擞,思路敏捷如初。他创作的诗词或是歌颂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或是感慨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包括自家变化);再就是讴歌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当然也有不少是抨击腐败现象或时弊的。

         我十分佩服老爸的才气,他总是能够“与时俱进”地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巧妙地体现在他创作的春联或诗词中。如:十几年前,老爸、老妈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喜得两个外孙女和两个孙子,老爸所作的春联是:“一双乳燕随春到 两只毛牛踏雪来”。200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一大学执教中国文化,老爸赠语勉励:“送君远去大西洋,邻里生疏风物非。做客自当知冷暖,待人未可分黄黧 。诚言儒学论诸子,浅译唐诗吟宋词。书院梨园花似锦,绽开拉美亦多姿。

           在九届人大召开之际,老爸特意填词一首:

            浪淘沙 贺全国九届人大会议

            丽日逐轻寒,万里春还。精英聚首论江山。重墨浓情书盛世,启后承前。

            风起大洋边,满目尘烟。繁华几处尽凋残。独有神州风景好,绿柳蓝天。

        去年老爸七十大寿,我送的礼物是一台电脑, 老爸乐坏了。老妈在电话里常“埋怨”道:“你送他个大玩具,他又有新玩法了。这不,常常玩得忘了吃饭,更别提帮我做家务了。唉,真成了老‘玩童’了”。老爸学会使用电脑后,在电脑上作的第一首诗是:“七十再求师,学徒未觉迟。结缘因特网,生活更多姿。”我对老爸老妈说:“尽情地享受生活吧,到你们钻石婚纪念时,生活必将更加多姿多彩。”

作者(右一)与父母的合影

 

    (注:风起句指当年亚洲经济危机)

注:此文曾于2003年11月于中国广东刊物《源流》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