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芬
一．外交、文化外交与国际关系
关于文化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为了简洁明快，我们可以大体再归为三类：广义的——成果说，文化指一切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义的——模式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狭义的——信仰说，文化主要指基本信念或意识形态。简言之，文化指的是那些被共享的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或者说，文化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1]
可见，无论对文化的定义如何歧义叠生，但一般都承认，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基本价值观超越个体的生命和具体的历史时代而持续地延存下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解脱地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了他们在人类活动中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成为民族或国家相互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标志。[2]
在谈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3] 可以说，对外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都充溢着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各国的对外关系打上了深刻的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
“文化外交”一词最早见诸于1934年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即：“英国议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外交手段，就是致力于海外英语教学。”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后来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在20世纪40年代对这一概念加以丰富,从文化服务于政治的目的上来解读,并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系统地阐述和发展,这标志着文化行为已经正式纳入美国整体外交活动中。[4]
李新华认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文化外交”中的“文化”指狭义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的。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活动，主要包括签定国际文化交流官方协定、缔结文化条约、参与国际文化会议、组建或参加国际文化组织、对外文化展览、保障文化人员互访等。[5] 如果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并且把文化利益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中独立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文化外交，即：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随着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文化给外交注入了新的强力和活力；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外交作为“软权力”的运用正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选择。
关于外交、文化外交以及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十分赞同李智的表述：如果说，在狭义的外交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外交形式是政治外交，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在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军事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或科技关系，而是文化关系。而且，基于国家无非是一个“文化系统”，而国际关系或外交则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国际交流虽然是以交涉、谈判、斡旋、说服与调解（包括经济、科技与军事交往上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等政治活动为基本表现形式，而说到根本处，实质上却是围绕文化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的沟通和较量，也可以说，其他一切国际关系或外交形式都是国际文化关系或文化外交的不同角度或层次的折射、体现。[6]
综上所述，文化外交，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同时也是外交活动迈向成熟的标志；而从根本处看，文化外交又是一切外交的基础和内核，一切外交活动都离不开文化外交因素。[7] 在世界外交史中,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他们相辅相成，共同担负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而且，由于文化外交所具有的高度的“和平性”或“柔性”特点，相对于其他外交形式更易于被目标国所接受，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起到其他外交手段达不到的战略性作用。纵观世界上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虽然各有特点，但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共同点：即文化外交作为运用国家文化软权力的重要途径、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实现国家国际战略目标的柔性运作方式，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
中国作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对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域外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交往，把汉字文化与中国的丝绸、瓷器一起带到遥远的西亚,直至欧洲;隋唐时期,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往频繁，科技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元、明、清代著名的“东学西渐”,使西方人深深为东方文化的睿智所折服。17、18世纪“中国热”渗透到欧洲的各个层面，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中华文化赢得高度尊敬。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随着中国地位的下降，中国文化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文化外交的实践逐渐自觉起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外交提高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同样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8]
文化外交不仅使中国的总体外交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令中国外交彰显其独具的优势和特色。笔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一些主要文化大国相比，中国文化外交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一）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权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权力。软权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软权力（soft power）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一个国家吸引他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9]
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而其中最值得称道、最能为今日国际关系以及文化外交所资鉴的就是其和平外交思想。
“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民族独创的精神财富，“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合作、联合、融合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和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和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0]
“和”文化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的体现就是“协和万邦”思想，主张“中外一体，天下一家”，追求与各国的和睦相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始终把“和平”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疆域范围自汉代以来就大体形成，在此后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1000多年中，这一疆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人在600年前就早于西方人开始远洋航行，但中国给所到之处带来的是和平、道德、文明，而不是战争和殖民主义。“这充分说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以‘非攻’、 ‘好战者服上刑’为基本主张的礼仪之邦，这一切都源于视‘和谐’为万事万物本质与常态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它不仅铸造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其精神的发扬光大和现代运用也必将为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思想和方法论的指导”。[11]
“和合”文化并不仅仅主张“和为贵”，而且强调“和而不同”，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合”文化在强调“调和”、“相成”、“相济”的同时，也主张“求同存异”，“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与处事哲学是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解读“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可说是异曲同工。
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外交模式——“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外交在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共赢”外交新理念的文化渊源。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中国认为全球多样化的现实应该被尊重，国家间的交往应该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各外交主体的共赢与共存。于是，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都相继表达了“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12]
禀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使我们避免文明冲突，可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朋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指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形成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局面。
（二）长期的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的眼光看，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都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文化传统在国家外交上的表现，不仅通过领导者的决策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方向，而且还表现在执行者的外交风格和行为方式上。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世界级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的，他们的个人素质、修养、阅历、风格都闪烁着传统文化的神韵和色彩”。[1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及对外交往中承续了传统文化中诸多优良部分，其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一个“共”字，鲜明体现了中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它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和为贵”，排斥“国相攻”“强执弱”‘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周恩来，一向将对外文化交流看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之一。他曾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两翼：一是文化，二是经济。从当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到细致入微的“烤鸭外交”，在2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外交棋盘上的一位棋王”。他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外交艺术与人格魅力获得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认为，周恩来的精微之处“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练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各类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外交磋商，积极斡旋，显示了中国人在几千年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智慧。
（三）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宝贵人脉资源
中国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海外同胞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海外同胞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无以比拟。尤其是中国文化里的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宗亲乡土伦理等特别的文化理念，使华侨华人表现出更强烈的乡土情结及文化传承的自觉。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称“中国新生全球影响力中的正式成分中，除了外交灵活性、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外，还有另一个成分就是海外侨胞。”[14]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长期努力中，在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形态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但核心要素是语言、饮食、教育和社会结构等。无论是打算落叶归根的华侨还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念念不忘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遍布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国城”，难以计数的中国餐馆，不同规模的中文学校……，出于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需要，鉴于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之情，海外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断提升，他们不仅愈发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更加自觉地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除了传统的活动形式外，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各种业余或职业团体或中华文化交流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涌现。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不仅源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同时与海外华侨华人的长期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海外华侨华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为居住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国家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的Marie Sybille de Viennne博士曾将他们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侨民三大金融力量”。以英国为例，60多万华人已成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裔，他们每年为英国国库创造15亿英镑（1英镑约合1.5美元）的收入。[15] 而美国华侨华人在科技上的建树，在某些方面可与一些发达国家媲美，如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第6名美国华人获奖时，日本也仅有6人获奖。[16] 曾被克林顿誉为“具有东方文化教养的美国政坛魅力女神”的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1983年）陈李婉若、2007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赵小兰等政坛明星的出色表现，都从不同侧面有力地提升了华人的整体形象，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侨华人在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对策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鉴于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更加密切，对中国的期待不断增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救世良方的欲望不断增强。然而在“中国奇迹”吸引了世界眼球的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接踵而至，对中国的捧杀不断花样翻新，中国文化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笔者认为，一是应认真总结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尤其应注重吸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 二是须仔细分析中国文化外交已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差距，既依托于厚重的文化积淀, 又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 三是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以使中国更好地借助文化外交，“让世界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用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来沟通人的心灵，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 [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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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晓驷.中国：文化外交显魅力[N]. 人民日报, 2005-11-11
注：本文首发于《中外论坛》（美国）,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