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惠芬
“我叫卓娅”！这是我曾经重复无数次的一句话。小时候，当家里来客人问到我名字时，总会立刻这样大声回答。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只是从爸妈口中和他们特地为我和弟弟舒拉买来的小人书上得知：“卓娅”是一个大英雄，那自然不应羞羞怯怯。有时我还会不无自豪地反问客人：“你知道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故事吗？”
从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不断地告诫我；“卓娅”是一个爱国女英雄。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你向她学习，从小做一个好孩子，长大后做一个像她一样优秀的人”。不知是父母期望的作用力，还是名字带给我的心理暗示，我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力图最好，“追求完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
上小学时，我不仅学习成绩出色，似乎也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所以从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到大队委，进步速度之快常让爸妈喜出望外。在那个年代，胳膊上挂着的三道杠臂章绝对是好孩子的标识，加之勉强可说能歌善舞，“卓娅”这个名字在校园里逐渐响亮起来。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将我的姓略去，直接叫我的名；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在遇到其他同学回答不上的问题时，就会看着我说：“大将出马，一个顶俩，请卓娅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几乎从不会让老师失望。
然而，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妈分别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而“给孩子起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字”令他们又平添了一条罪状。无奈，爸妈只好为我和弟弟改名，于是我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传统且安全的名字，尽管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为这事，我偷偷哭了好几个晚上。我喜欢我的名字，不仅由于“卓娅”是一位英雄，更因为我隐约感到，她是我成长的动力，似乎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为了不让蒙受不白之冤的爸妈为此再生烦恼，懂事的我表面上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尽管名字被迫改了，但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像卓娅那样优秀的人，早已成为骨子里对自己做人做事的要求。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干、团干，学习上要求自己做到最棒，各项集体活动带头参加，学工学农抢最脏最累的活干，分发电影票将最差的座位留给自己。
1972年底，我们这批文革开始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原本要“连锅端”上山下乡的，可省里突然指示，几个主要城市可选留一批优秀毕业生以民办教师身份到师范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原先已表决心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我，去市里开了几天团代会回来，得知将留城当教师，这哪是“卓娅的行事风格”。我找班主任和学校的书记“大闹了一场”，嚷嚷着：“不做口头革命派，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得到的是口径一致地答复：当民办教师是祖国更需要我做的事，而且名单已经报上去，无法改变，只能服从（后来从我妈口中得知，对我极其了解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事先就如何说服我做了沟通，而我多年后才理解他们当年的良苦用心）。
到师范去上哪个班也有一段小插曲。师范学校当时共为我们这批特殊的学生培训设有语文、数学和外语三个班。带生的老师来校了解情况时，语文老师认为我文字功底不错，又有做领导者的潜力，应上语文班；而作为班主任的数学老师，却觉得我有“数学天赋”，而且由于过于单纯，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极力推荐我上数学班（据说两人还因此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听从班主任的意见，选择了数学班。但入学后，又被学校要求参加英语面试，之后被调配到报名较少的外语班去了。知道这一内情的为数不多的一位老师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还未正式开学，你的名字已在三个班转了一圈。你可是唯一一个享有此荣的学生啊”。现在想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这一选择也决定了我之后的高考报考专业及职业生涯。
“卓娅”这个名字还使我自小产生了一种“英雄”情节，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之类的书籍，热衷“模仿”英雄行为。记得上小学时，有男同学调皮打架，很多同学劝解无效，我上前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谁再打就先打我！”结果这招还真的把那些调皮的小男生们怔住了。中学时，一次体育课是在学校附近的淮河学游泳，我和几个同学被一艘过路的机动船掀起的浪花卷入了深水区，体育老师和其他同学见状纷纷给在水中挣扎的我们扔救生圈，我却将先到手的救生圈推给了另外两位同学。当我最后被老师救上来时，大家一面责怪我胆子太大，一面又赞扬我生死攸关时先考虑别人，那两个和我一起被营救上来的同学更是口口声声“感谢班长舍己为人”。其实我当时什么也没想，说实话，什么也来不及想，就是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就像发电影票我把好座位让给别人一样简单。但我也从此“患上了后遗症”：再也不敢学游泳了。
还有一件至今仍被老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事，自己想来也常常忍俊不禁。中学时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活动，相当于现在的军训。不过我们那时可是动真格的，白天背着背包行军，晚上找个村庄打地铺休息，脚上磨出泡，鞋底磨出洞，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叫苦叫累。但第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子住宿时，发现安排给我们女生住的大仓库里，除了铺好的稻草地铺外，还有一口棺材放在角落里，结果大家都吓得不敢进去。见此情景，我故作轻松地对大家说，“那是新棺材，有什么好怕的？你们看我进去睡一下保证没事”。说着我真的跳进去躺了一下又爬出来，众女生们这才笑着跟着我走进临时“卧室”。其实，当时我并不是一点都不怕，只是已经习惯成自然：“我是卓娅，这种事舍我其谁？”
小学同学送给我一个绰号：“野马”。可能是因为我崇拜英雄，敢于冒险，对于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更是乐此不疲。记得中学时，我们总是一大帮同学一起走路上学，男孩子们专门那些沟沟坎坎的路，遇到农民的灌溉渠，就跳过去，遇到工厂的排水管，就拿出走钢丝的本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此当作挑战女同学胆量的杀手锏。为显示“红颜不让须眉”，我总是代表女生接受挑战。说起来，至今我身体比较灵活，平衡能力较强，可能还应归功于当时的“强化训练”呢。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仍然乐于尝试别人认为难以完成甚至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尽管我主观上没想“争取进步”，却不断被动地变换工作岗位的原因。尤其是当年学校决定在中国大陆率先成立一个全英语教学的学院，当许多人都在猜测这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重任会落在谁肩上的时候，刚从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归来几天的我，成了校领导挑中的“黑马”。记忆最深刻的是校长找我谈话时说过的一番话：“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岗位，然而，一生中能有创办一个学院的经历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学校领导班子一致认为你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是最合适的人选”。校长提到的“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小时候的“英雄冒险精神”
尽管如此，在我老公眼里，我就是一个“过于纯洁天真，”没有他的“呵护”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傻姑娘”。他觉得我做事过于认真或任性，又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容易被人误解或利用甚至欺负；我却认为他太世故，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太复杂。
记得当年在师范学校培训结束后，我和现任老公、当时的同学，被分配到同一所小学当老师。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包现金，那是用一个小手绢包裹着的36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站在路边等了半小时左右，不见有人来找。由于要赶着到学校上班，就将钱交给路边的一个住户，告诉他如有失主来找，就代我还给人家。回到学校，我向同事提起此事，他们个个说我太单纯，过于轻信别人；我的现任老公、当时的同事，更是一个劲地埋怨我“太傻”，提出要立刻陪我去将钱取回，以防生变，并建议应由学校出面在路边贴出失物招领。我觉得他们讲的有几分道理，但并不认为后果会那么严重，于是拒绝了陪同和立刻返回取钱，而是决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找那家人将钱要回，由学校出面寻找失主。受大家意见的影响，为防止真的碰上“老赖”，当时不满20岁的我故意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见到那家人后，根本不问是否已有失主前来将钱领回，而是先感谢他帮我等候失主，然后抬出我的单位领导，说以学校的名义寻找失主可能效果会更好些。那家人立刻将钱归还，还不停地夸奖我：“对，这样更好。这姑娘心眼好，脑子也灵”。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老公批评我“太单纯”“太轻信人”时，我就拿这个案例进行反击。
还是在小学任教期间，一次偶然看到西藏缺少中小学教师的报道，我就产生了响应国家号召，到西藏当老师的想法，被当时想“竞争上岗”做我男友的老公泼了好几盆冷水。但没有去西藏却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学校要选派一位教师参加市里组织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到郊区农村去工作一年。当时，全校几十位教职员工全部报了名（因上级要求人人报名，作为对每个人革命斗志的考验），但许多人报名后，又会到学校领导处申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或身体问题， 结果积极报名又到领导处特别请求一定要去的我自然被满足了愿望。那一年，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的一名队员，除完成正常的工作外，还经常帮助队领导撰写各类总结、报告或报道等，而且只要有时间，我就尽量和我负责的那个村的农民一起干农活，新年搞联欢，和公社的宣传队一起编排节目（我想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农村生活弥补我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缺憾）。任务结束后，队领导以及公社领导都给予我高度评价，这自然使我的派往单位领导感到十分有面子。但收益最大的却是我的现任老公，他由衷地感谢这一天赐良机，否则，如我坚持要到西藏去，他这个孝子可就进退两难了。
尽管老公总是以“护花使者”身份或“英雄救美”姿态出现在我面前，但他却常常不无调侃却由衷地感慨：“如你生活在卓娅那个时代，绝对会做出像她那样的壮举”。最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的“英雄”情节或潜质导致我比一般女性更加自强自立。我曾在上班路上急性阑尾炎发作，独自乘坐公交车到医院看急诊，并同意医生建议“立刻手术”，而且要求自己签字（因那时没有手机，父母的工作单位又较远，恰好公交车站就在眼前，自行前往医院应是自救的最佳途径了）；我曾自己骑单车将孩子送给婆婆照看，然后直接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只是让老公上完课后到医院接我；即便是生孩子这样的大事，我也是“举重若轻”，孩子零点出生，我却让老公第二天早晨才向两家老人报喜。孩子的奶奶外婆一边埋怨连做好的衣服都没来得及事先送给孙女，一边感慨我的“自立”和“孝顺”。当然，令老公最为感动的是我曾为他牺牲了做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机会。当年为不让他背负“如果女朋友考上大学，自己却没有考上”的压力，我毅然决然放弃第一次高考（跟父母解释的理由是“一看书头就疼”）。因此，他成为77级，即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却只有“屈就”78级了。
不过，重大问题上，老公还是挺支持我的。当年我抓住一个机会调到广州工作，一向受“父母在，不远游”观念熏陶的他，观望了大半年还在等待我“回心转意”，迟迟按兵不动。于是我下最后通牒：“你再不愿换地方，我可就要换老公了！”他即刻飞来广州报到。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人生路，“卓娅”一直与我如影相随，我虽然没有成为像她那样的“英雄”，但在爸妈眼里，我确实可以算得上像“卓娅”一样优秀的人。任教40年间，我曾获各类荣誉称号：优秀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先进个人、市级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担任行政领导期间，我带领的管理团队年年考核优秀并获评“优秀领导班子”。
前不久，偶尔读到一篇英语文章“人如其名”，讲的是关于名字偏见的事情。文中提到，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中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姑娘由于改了名字，顺利地通过工作面试，由昔日的女服务员变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联想到自己，不知我的小学老师们是否曾爱屋及乌，由于“卓娅”这个名字的关系而给我更多的关注，从而促使我良好习惯的养成，成就今天的我？抑或我如当年没有改名，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今天？
无论如何，每当听到老爸老妈和亲朋好友以及当年的中小学同学喊我“卓娅”时，我总是感到特别亲切自然。最近，我们老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大家一致要求我使用他们熟悉和习惯的，而且“更像我”的群昵称“卓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