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杜维明“文化中国”命题引发的思考

作者：余惠芬

摘要： 当今世界,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日益突出；“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然而，关于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却较少有人提及。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中国”命题，这一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其中“第三意义世界”是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却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即国际友人。本文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命题为视角，探讨了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指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容忽视。

关键词： 国际友人；文化软实力；文化中国；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Yu Huifen

Abstract: Culture, as a key componen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nt world. It becomes a hot topic “how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However, few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it. Du Weiming, a scholar of American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brough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ural China” in 1990’s, which can be parsed by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Among the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the “third meaning world” refer to people of all lines in the world who are interested in or love Chinese Culture without consanguinity or marriage. Enlightened by Du Weiming’s idea of “Cultural China”,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uniqu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ultural great power and harmonious world, in whic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meaning worlds” should make a long effort, howeve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can never be ignor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riends;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China;

文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广泛流行的概念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实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些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第二种、更有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简单地说，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1]]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全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奇迹”引发了各国的热烈讨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随之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的热情不断增强。然而，“中国奇迹”在吸引世界眼球的同时，也招致“中国威胁论”的此起彼伏，对中国捧杀的花样翻新。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却同时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提升并科学地运筹文化软实力，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笔者注意到，在当前进行的关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讨论和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试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命题为视角，展开对这一话题的探讨。

一、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发起了对“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思考。之后，“文化中国”这一概念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新话题。

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二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澳、台、新（加坡）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局限于某些种族和语言，他们就是用各自语言来讨论中国文化的。[[2]]

杜维明认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中国”不是指一个国家实体，也不是指中国的疆界，而仅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它只有在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流变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才能体验出来。离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三个意义世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文化中国”也无法存在。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贯穿于“三个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中国”离不开人—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第一载体，这一智慧之举将那些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纳入了中国文化圈，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成为“文化中国”资源，从而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内涵，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增多。[[3]] 笔者认为，杜维明提出的这一命题，不仅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人际关系、文化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内在联系，而且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不是宣传，胜似宣传

郭树勇教授曾归纳了软实力的10个特性，其中第一点就指出：“软实力不仅指制度力量和文化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4]] 杜维明认为，“过去四十年来，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论说，第三象征世界的塑造作用毫无疑问胜过头两个世界总和。”他举例说，《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乃至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很多地方都比中文报刊杂志在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影响高得多，重要得多。虽说他们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由于主动自觉地选择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争取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5]]

这类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早在1928年，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就来到中国。1937年，他以第一个到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的身份，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以客观平实的笔调，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是斯诺一生最大的贡献。

另一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先后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伟大的道路》等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在最后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仍然在为中国工作，实现了她的诺言：“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按照杜维明的说法，今天，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美国社会“精英的精英”。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中文名为“费正清”）先生可说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公认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 “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西方中国学之父”，被誉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他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第三意义世界不仅指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作家等，还包括所有由于各种原因，通过不同形式接触并继而了解、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各界人士。如曾任我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先生曾提到，他认识的北欧一位前驻华大使对中国特别友好，原因却出于他在中国遇到的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一次他18岁的儿子到中国旅行，在火车上把臭袜子脱下来就睡着了，一位50多岁的中国妇女把它捡起来洗了并且晾干。这位前驻华大使由此认为“世界上中国人是最淳朴的”。又比如，从日本侵华战争孤儿口中喊出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显然比中国媒体的宣传文章甚至中国政府的相关声明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更易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对“人权”、“人性”的解读。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杜维明认为，所谓“文化互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理解和借鉴。费正清指出：“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他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曾赢得高度尊敬，这其中不乏国际友人的作用。从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并“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周国”的马可.波罗，到以传教的形式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新阶段的利玛窦，作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不自觉地研究者和创造者，以他们的《游记》和《札记》为人类留下了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的文化联系迅速拓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签订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通过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通过文化融合化解文化冲突，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其中国际友人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他们不仅在促进政府间开展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促进更广泛的民间文化互动方面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有一批曾来中国暨南大学访问交流过的学者，他们回去后，经常以讲座或网上图片展示形式介绍中国文化和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而且多年来每年春节都聚集在一起按照中国的传统庆祝中国年。另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6年，并获广东省“友谊奖”的爱尔兰教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自愿培训即将来中国工作的学者或其他人员。

《环球时报》曾刊载这样一则消息：德国巴伐利亚七谷地区有个拥有2800名居民的千年小镇--迪特福特。镇里的居民高鼻深目，典型的欧洲人模样，可他们却喜欢自称“中国人”。据称几百年前迪特福特人就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交往多了，迪特福特人渐渐喜欢上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在每年的2月过起了“中国人狂欢节”，已经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中国人狂欢节”不仅已成为小镇最盛大且具特色的民间活动，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及商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狂欢节的中国色彩也越来越浓。小镇还建起了中国博物馆、中文学校等，甚至中文也成为小镇的官方语言。[[6]] 相信这种“中国人狂欢节”，比起由中国官方派出的专业团体亲自举办的各类“文化节”活动，更有利于文化互动与融合，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有效地补充。

（三）更易影响主流社会，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拥有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优势，加之他们往往是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因此更客观、更具信服力，更易影响主流社会、甚至所在国对外政策的制订。近年来，尽管中文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文化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中文学校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兴办的孔子学院，加速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或是影响面大多局限在华人社区或者对中文感兴趣的少数普通民众，难以真正影响主流社会；或是投入成本太高；或是容易造成误解，甚至招致所在国的限制甚至抵制。

费正清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列入20世纪最伟大的书，成为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他的著作和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也许正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发现许多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外国人编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尽管良莠不齐，但当地读者偏爱的就是这类书籍，认为更客观，更可信。笔者在在美国一个小书店发现了一本名为《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的英文版的书，并把它买了下来。其作者Robert Temple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图片、无数的例证和对比，来论证他的观点：“历史上最大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现代化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西方的结合体。很可能超过半数以上的我们这个“现代化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发明和发现来自中国。然而，极少有人了解这一事实。为什么？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并不知情。[[7]]Robert Temple认为，17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赞叹或享用西方文明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最先创造这些文明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老祖宗。他还断言，没有古老的中国文明，哥伦布不可能发现美洲大陆，欧洲也不可能建立殖民帝国。西方从中国获得的恩惠太多。[[8]] 我刚读了前言部分，就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惭愧，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为作者是个西方人。当我和一些美国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发现他们非常认可作者的观点，而且一些人认为他们正是受这类书籍的影响，才决定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之后真的喜欢上了中国。

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要求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和平共处的精神。他们说；“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找和平共处的方案”。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科技文明手段，同时又分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壁垒，最紧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9]]

三、结语

中国和平崛起的“神话”带来的“中国文化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利用这一契机，不断扩大国际友人的范围，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应引起更广泛的重视以及更深入的研究。首先，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坚持并获得更大的支持，如成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著名国际友人举办诞辰周年纪念并邀请其亲友及相关各界人士参加、访问为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的家乡或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相关国家或团体合作开展关于国际友人贡献的学术研究等。而且，应注意培育第三意义世界力量，包括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邀请更多的国际人士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而向各自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提供机会、创造便利。另外，应进一步发掘资源，不断创新形式。如200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起并联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主办，由国际在线网站承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经过40天的网络投票，超过5600万网民选出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百年间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十位国际友人。笔者认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次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辐射力，从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创新，它的影响远不止被评选出来的国际友人所在的国家及其人民；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重情感恩、不忘朋友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构建和平、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

总之，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应忽视。

参考文献：

[[1]] [美] 约瑟夫.S.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2]]张允熠、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3]]同上。

[[4]]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5]]张允熠、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6]] 《德小镇居民自称中国人,中文成官方语言》，《环球时报》，2008年1月21日。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