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国府大院名人

        住在国府大院的有不少老红军,有当年长征时给毛主席抬担架的,有前面提到的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建国初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湖南籍老红军曹昆隆;有江西瑞金籍老红军、建国后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后调到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的钟仁辉;有l933年参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当年四川籍红小鬼、建国后任周总理行政警卫秘书的何谦。还有抗日名将、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将军的夫人林颖(4栋2楼4室)。

        总理行政警卫秘书何谦的家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儿子、时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沈谦的家同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门洞的上下层。何谦曾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做过“红娘”促成周秉德和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喜结连理。《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的作者记载了这段佳话:

        “那是1964年国庆节后,周秉德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孙子沈人骅结婚,这还和周恩来的老秘书何谦有些关系。何谦和周秉德很熟悉,她刚进中南海时,就帮她安排过食宿,购买过日用品。听到周秉德母亲和邓颖超有时念叨25岁的周秉德还没有对象,何谦很把此事放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留心此事的何谦发现,楼里有时有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进出。196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在追悼会上,何谦发现那位军官就站在沈谦身边。他和沈谦是老熟人了,又是近邻,印象中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青年军官是谁呢?经何谦进一步了解,青年军官叫沈人骅,是沈谦的儿子,30出头,还没有对象。于是,何谦决意来做个 “红娘”

        何谦的家和沈谦的家同在国务院西便门宿舍,还在同一幢楼同一个门洞的上下层。他把周秉德母女邀到自家,又把沈谦父子请下楼。谈话从楼下谈到了楼上,交谈中周秉德觉得沈人骅有知识,老实正派,第一印象就不错。当时沈人骅还在山东济南空军第五航校工作,他们见了几面后,就全凭鱼雁传书谈恋爱了。渐渐地,周秉德对沈人骅的了解更多了:英语好,专业业务好,政治表现好,家庭背景好……1964年初,沈人骅因参加筹建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临时到北京工作,周秉德的恋爱之花,终于到了临近结果的季节。婚后,周秉德和沈人骅去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住过国府大院的还有原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魏今非,宋庆龄的秘书、廖仲恺女儿廖梦醒一家,高岗的秘书、《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的作者赵家梁,《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和她的儿子《血色黄昏》的作者马波(笔名老鬼),《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主演《屈原》、《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活》等著名话剧、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白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吴琼花的扮演者、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薛菁华。

    院内还住有不少原国民党军政大员、著名民主人士和国务院参事。有1965年从海外归国的原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后任夫人胡友松女士,原国民党投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的后人,原国家第一副主席李济深的女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的家人,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原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女儿李绍华等。

    文革第一年,1966年7月至同年12月26日,国务院参事机关从西安门大街22号迁至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临时办公。住在大院里的有不少国务院参事,比如包惠僧、徐梅坤、谌小岑、胡公冕。包惠僧一家就住在我们楼斜对面三层高干楼。包惠僧何许人也?他是中共早期创始人。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4月他亲自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包括毛泽东、董必武13名代表中的一个。1949年,毛泽东成为党的主席,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董必武国家付主席,萧劲光授衔大将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这是后话。1927年包惠僧脱党。1949年建国后在周总理帮助下从澳门来到北京。历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1966年文革开始时,包惠僧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他的两个名叫包楚公、包楚燕的公子那时是国府大院内、外名噪一时的造反派。

        徐梅坤是江浙地区第一名工人党员,1923年6月出席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36年,谌小岑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49年3月底,时任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常务理事的谌小岑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57年任国务院参事。文革期间,谌小岑被隔离审查,关入秦城监狱。获得平反之后,回到国务院参事室仍任参事,后来当选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胡公冕是位传奇人物。他与胡宗南同姓、同学、同乡,同是黄埔一期元老,曾任红十三军军长。据说大革命时期脱党,回家乡还组织了游击队;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1954年起,任国务院参事。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和王卓然、张知行、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林志钧、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等十八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

        “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

        上书的十八参事中,范朴斋曾任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后弃官加入民盟。建国后,1949年10月28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政务院更名国务院后改任国务院参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后降级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文革”爆发后,范先是被关押,直到因严重胃溃疡大出血,才紧急通知家属“保外就医”,但为时已晚,回家第三天便溘然长逝,终年75岁。李仲公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建国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同年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陈修和,陈毅元帅之兄,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 沈阳兵工总厂中将厂长, 后在沈阳解放时率部起义。文革中,江青视他为潜伏特务,大加迫害,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幸免一难。

6. 国府大院邻居

        我家在大院里住了十多年,搬了几次家,但一直住在普通红砖楼。先是住着三居室,有自己的阳台。我们的阳台虽比不上院内那些俄式宽敞的雕花阳台,而且是水泥和铁栏杆混合制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我们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亮点。阳台是我们摄影棚、奶奶讲故事的平台、种花点豆的园地、晾晒衣服的烘干机、淘气撒野的舞台、蓄养家禽的鸡鸭窝。还记得奶奶当年在狭小的阳台上曾养过的鸡和鸭。我们兄弟俩每天放学后便在楼下招呼奶奶,她便把小鸡、小鸭放在一只盖了手巾的篮子里,用绳子从阳台把篮子慢慢放下来。宿舍楼后院除了各家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花圃、菜地以外,是一片片长满各种野草的荒地,是放鸡、放鸭的好地方。一次,一只小鸡不慎从吊蓝里滑落出来,肚子正好挂在铁丝网上。我和哥哥赶紧把受伤的小鸡抱回家,奶奶从容不迫地用针线把受伤的肚子缝好并涂上红药水。几天后小鸡完好如初,欢蹦乱跳。半个世纪过后,那狭小的阳台成了我一篇英文小说的标题、题材和故事。

        我们家1969年下放干校时,据说父亲瞒着母亲退掉了我们三居室宿舍。两年后回城,被分配到原独家三居室的对门,和另一家(五口之家)分居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从此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从此永远失去了我们全家心爱的阳台。

        普通楼里住的人最多,不少是和母亲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对外文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务院秘书厅、侨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对外友协、外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好友。不久前我曾读到刘庚寅叔叔2006年写的《为了友谊与和平: 民间外交亲历记》。刘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同楼同层不同单元组(刘家27组,我们家26组)。我们两家同住三楼,如在厨房两家同时倒垃圾的时候,可以在各自打开的垃圾窗口对话或递送东西。当然楼上任何一家此时丢垃圾,就会殃及鱼池。在没有普及电话的时代,此种通讯、传递方式效率极高,不知这是否为苏联专家设计的本意?刘庚寅原是母亲在外办同事,后任驻加拿大使馆一等秘书、对外友协美大处处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家楼下住着外办日本组副组长王晓云叔叔一家。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名叫王小平和我同岁,人很文静、聪明、正直。从幼儿园毕业后,他考上北京实验二小。在大院里,我们很要好,经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打乒乓球。他父亲王晓云是延安时期的干部,为恢复中日邦交做了大量工作,很受周总理、陈毅、廖承志的器重。1972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并首任驻日大使(驻日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 》。丁阿姨曾是妈妈的老上级,1958年4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时外交部长陈毅兼任外办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丁阿姨任秘书组组长。她的老伴是大名鼎鼎的《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后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家郑律成。他是朝鲜人,在延安与丁阿姨相爱,结为伉俪。他们有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女儿叫郑小提。延安时期生活紧张,为了凑钱在当地买一只母羊给女儿供应奶水,郑律成狠心把他从朝鲜随身携带的他最心爱的小提琴卖掉。女儿由此得名郑小提。建国后小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弹得一手好钢琴。丁阿姨一家就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的高干楼里。1979年丁阿姨出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82年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兼冰岛)特命全权大使。

        在大院里和我们家经常来往的是母亲在外办的同事李熊蜚叔叔、叶运明阿姨一家。李叔叔和叶阿姨同是湖南人,大学又是同学。两人都有过人的才华和绝技。在外办李叔叔起草的东西,一笔挥成、落笔成章。叶阿姨笔录的东西包括总理的讲话,不仅一字不拉、而且字体工整得无需誊写。他们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三居室的家,虽然总是凌乱不整,书架、床头到处是书。李家读书蔚然成风、孩子个个品学兼优。特别是最小的李岩岩,小名喜宝,从小就抱着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雾都孤儿》、《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的旅行》等大部头的书看,津津有味。我就是在他家里读到喜宝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改革开放后,1978年3月李岩岩从北京西城区铁一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赴纽约大学获数学博士,现为Rutgers大学教授,是Alfred P. Sloan奖获得者。在数学顶尖级刊物(如Acta MAth.) 等发表论文多篇。

        李叔叔的妈妈在家操持八口人的饭食和家务,月底时有拮据境况出现。孩子们曾来我家找 “星辉阿姨借钱” (我母亲)。 李家的收入和我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但他们是八口之家,入不敷出,月底难免捉襟见肘。在我的记忆里,李家除了书多外,就是一股浓重的炖萝卜味。特别是冬季,除了储存大白菜外,萝卜就是最经济实惠的菜了。其实我们两家的生活大同小异。我们虽然是四口之家,但父母每月要负责向各自两家寄钱贴补他们父母的生活。母亲为了节省几块钱的月票,上班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要知道从西便门国府大院徒步走到位于府右街国务院西门、北门是一条相当远的来回至少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在国府大院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住在同一个单元楼的小友阿姨。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记得她大大的脸庞,大嗓门,讲起话、笑起来震天动地。据说她结过婚,家住河北农村。但从来没看她回过家。小友家对我一直是个谜。他比我们兄弟俩都大不少,有个时隐时现的姐姐,从来没看见过的父亲。他妈妈似乎常年有病,所有家务都由小友阿姨承担: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因为住在一层,楼里的公用电话安装在小友家,小友阿姨便兼起电话传呼。时间长了,楼里大小事情、张家长、李家短,她都了如指掌,所以自然成为了楼长。小友阿姨虽然有些脾气,但心直口快、办事公道。她待人真诚、富于同情心。

        1966年开春,那时正值“四清运动”后期,许多机关干部分赴到全国各地开展运动,我母亲随四清工作队去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著名革命先烈刘胡兰的家乡。我父亲到粮食部所管辖的一家位于北京郊区的粮食机械厂搞四清,有时晚上回来看看我们。宿舍大院子弟平时的生活一般由保姆照理,没有保姆的,就到大院食堂包伙。我和哥哥一天三顿在大院食堂包伙。家里炉灶停火,厨房炉子旁连接的储水罐的水就无法加热。所以淋浴、洗衣没有热水。冬季到来,长期没有洗澡、换洗衣物,我们兄弟俩身上不知何时长了虱子、跳蚤。小友阿姨观察到我们哥俩衣冠不整、肮脏的窘相,不仅没有责怪、嫌弃,还主动邀我们用她家的热水洗浴、并亲手洗、晒我们换洗下的衣服。 

    家里炉灶停火后,没有开水喝。宿舍大院食堂每晚有人给食堂包伙的家庭定时送开水、灌暖瓶。唯恐错过喝开水的机会,我们兄弟俩每晚饭后在楼下瞭望、等候。一天晚上,天黑得不见五指,我在楼下等候。从大院食堂方向传来送开水的声音,哥哥闻声急忙往回家的方向跑。因没有注意到绑在路边树木间平时晾晒衣、褥的铁丝、绳索,在疾跑中被低矮、看不见的铁丝、绳索勒到脖颈,反弹后摔倒在马路沿儿上。我在楼下等候,天又黑,所以只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当哥哥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走进我们宿舍楼门时,我并不知道是他摔了跤,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哥哥从我身边走进楼后,继续上楼。小友阿姨的家门,因电话的缘故,平时总是开着的。她刚巧走到门口,发现一楼楼梯转弯处的地上血迹斑斑,她顺着血迹发现我哥哥(张波)正在有气无力地扶梯上楼。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二话没讲,放下手里的活,抱起受了脑伤的张波就向大院门外的19路公共汽车站冲去,当场拦下一辆开往北京儿童医院的公车。我父亲闻讯赶到医院时,小友阿姨正在急诊室陪着张波等候医生治疗。那时市场上做衣服的布供应短缺,布料凭布票购买。父亲专门买了几尺做衣服的布料作为薄礼送小友阿姨,算是对她的答谢

5. 国府大院来历

        我的童年、青少年是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西便门小学、北京五十一中度过的。西便门是老北京外城七门之一,与北垣东段上的东便门相对。明朝嘉靖年间,为了防御蒙古铁骑的骚扰,加强京城防卫,修筑了包围南郊一面的外城,在外城的最西端修建了西便门。西便门外城、宣武门内城均属于清代八旗之一镶蓝旗管辖范围,西便门城内原设有一排一排镶蓝旗营房。清朝末期,镶蓝旗下兵丁两万七千人,家眷总人口约13.5万人。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八国联军佔领北京,德军占领把守西便门,城楼上曾高悬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的国旗。

        1949年建国后,西便门是政府动议拆城门后第一个被选中的城门,城楼、箭楼和甕城于1952年被拆除。从外城出西便门向西北方向行走的孔道,出城奔北卽西便门外大街,明清时为西便门外官道,明称礼神街,清称光恒街,解放后改今名,可直达月坛,再北就到阜成门关厢了。西便门外 “相传数百年前这里是京城风至、树静、安宁的墓地。守护这片沉重、安宁墓地的是一棵百年古槐树,槐中有井,井中有泉。古槐树东南两面有古城墙环绕,护城的河水沿墙流过。真可谓:一片安魂净土,更与天地共融。”

        建国后,几十万大军和军、政干部从全国各地大批调入北京。名目繁多的政府机关、军事部门相继成立,拥挤在古都内、外城前朝的衙门、王府、庙寺、四合院内和城内的居民混居一起。一时京城古都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此时的北京城在小说《赵家大院》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出了中南海西门,就是六部口街。这就是民国时期的部委所在地。现在这个地区因为先入为主,已经被党中央的保卫部门所占据,中央社会部的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的对面,统战部安排到了西单市场东北角,中组部占领了西单北6条。国务院的新建的几大部委就需要开阔的土地做基本建设。沿着土路再往西走,穿过了西便门,就出了北京城。这里现在就是预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个部队的兵营了。西便门再往西南,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白云观的地盘。高高的牌楼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要倒下。”

        为解决在京各部委党政机关、各大兵种干部及家属住房问题,“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

        短短几年时间内,各部委、各军种宿舍大院,如雨后春笋,在京城古都西北面相继建立,什么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什么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 据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记载:

        “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当中“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

      而在所有这些五十年代新建机关宿舍大院中,‘国府大院’(即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名声最大。因为它“是上个世纪中期北京最典型的国家机关宿舍大院之一。”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是周总理亲自批准、苏联老大哥帮助设计建造的俄式红砖多层建筑,室内高度近三米,墙体厚度达30公分,冬暖夏凉。

        正方型的大院由九栋、三种不同等级的楼群组成。外围面向东、南护城河为四栋四层普通红砖楼群,分三居室(一家)、四居室(两家)不等、十六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普通干部、民主人士和机关勤杂人员家属,约占全院居民50%;外围面西(面对西便门大街、铁道部宿舍)、面北(面对广播事业局宿舍)为两栋四层俄式红砖楼群,分三、四居室(一家),十五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部委13级以下的中层干部家属,约占全院居民35%;九栋楼群从四面八方围成的正方型大院中心簇拥着三栋五居室的三层小楼,十三个单元组,曾是11级以上干部、国务院参事和相当级别的民主人士居住,约占全院居民15% 。全院共四十组单元,五百一十六户,三、四千居民。

        虽然每套居室都备有厨房、厕所、洗澡间和暖气设备,每套居室依级别不同房间数量、质量与面积都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普通单元居室配备淋浴、水泥地板、铁栏杆阳台,而中、高级单元居室不仅面积大而且配备的是浴缸、紫红漆地板、沙发、宽敞的雕花阳台和绿漆窗框。

        我曾在一篇题为“桥”的英文短篇中对‘国府大院’等级森严的布局做过如下描写:

        “国府大院内的三栋三层小楼,不同于环绕在周围的两组L形从西北、东南四面环抱大院的楼群,大院封闭得像个城堡。西侧楼底有一个貌似隧道的进出口大门,东侧有个院门,门后便是三栋三层小楼群,供副部、正司局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居住。宽敞的水泥雕花阳台、绿漆屋檐、耀眼的瓦顶。三栋小楼面对着大院内精心栽培、浇灌、培育的中心花园:长方形的花圃园地和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大院内有自己的花匠和温室。小楼的主人们有配备的轿车、司机和秘书。每套五居室住房还配有电视、电话、浴室、浴缸、厨房。每套住房除一楼有各自的小花园外,各有大、小两个雕花阳台。室内地板打腊或铺地毯。”

        《黄河边纪事》的作者薛铁伦五十年代中期曾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五组二十七号。他父亲薛和昉时任中央文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

        刘继先是国务院宿舍家属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她是个1939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野战军五旅,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九师,第三军后勤部任职。1955年以正连职复员,同年4月随转业的丈夫,老红军干部曹昆隆进京,曹昆隆时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1955年下半年全家搬到了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

        半个多世纪后,曹昆隆/刘继先的儿子曹永明在“永远的军人—为母亲九十寿辰而作”中留下这两张珍贵的相片。曹永明和三姐曹冬琳坐在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边上,他们身后花池中花红叶绿的美人蕉依稀可见。花坛后面不远处便是刚刚建成的国府大院内中心高干三层小楼。曹永明写道:

        “位于西便门外大街10号的国务院宿舍建成于1955年,建筑物都是苏式风格,室内净高达三米,铺设实木地板,至今已经历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历久弥新,堪称完美。10号院当时东临护城河和城墙,出西大门,马路对面是铁道部宿舍,北临复兴门外大街的广播大厦,记得儿时,我喜欢站在家里东阳台上看广播大厦一天天地长高。宿舍大院内居住着国务院直属局(部级),及处(司局级)以下干部,共计500余户。国务院的大部委都有各自的宿舍大院,而一些较小的直属机关,如专家局,档案局,出国工人管理局等由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处管理科管理的10号院统一解决食宿(那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未成立)。”

        大院宿舍家属委员会都忙些什么呢?曹永明告诉我们:

        “10号大院内,主食,副食,蔬菜,水果门店齐全,洗衣店,裁缝店,卫生所,食堂,电话总机室一应俱全。家委会当时很受重视,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活动室。母亲和家委会委员们白天在值班室轮流值班,每天晚上在会议室开碰头会,家属工作纷杂琐碎,很是忙碌,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创建五好家庭活动,日常化的检查卫生,组织评比,调解邻里纠纷等等。有时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来,或是直接上门求助,多是两口子吵架拌嘴(行政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的高干们亦不能免俗),这是所有工作中最让人煞费苦心的事情,只能劝和,稀泥抹光墙,努力当好八级泥瓦匠。那时,自己做饭的人很少,一日三餐都靠食堂,民以食为天,办好食堂,让干部和家属们满意,自然也是家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曹永明还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当年国府大院的生活:

        “文化娱乐在当时主要是每周放一次电影,场地就在大院东门外的空地上,露天放映,自带小凳。家委会要事先印票,卖票。记得1957年,放映影片《祝福》,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国际上获过奖,国内更是好评如潮,是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主演的。恰好白杨的家就在10号大院,于是,母亲登门代表家委会盛情邀请白杨与本院的观众们见面,那时的明星很随和,欣然答应。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明星效应令当晚的电影票立即售罄。周边的铁道部宿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群众也纷至沓来,都想一睹电影明星的风采。加印电影票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回收的票二次卖出,总算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母亲每周都要去中南海的国办行政处管理科汇报家委会工作,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三年中,从未有机会见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1957年6月,全国总工会妇女工作部在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母亲作为中直机关家属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这是母亲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当年五旅的政委,父亲的老战友王赤军将军(时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还专程到会议上,看望了我母亲。”

4. “困难时期”乐园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哥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务院西郊幼儿园度过的(全名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因为是全托,每周一上午,幼儿园的车把我们接走;周六下午把我们送回。这是我们每周最兴奋的时刻。特别是夏天,车还没开到宿舍大院门口,从车窗老远我就可以看见前来接孩子的热闹人群。大门外、树荫下,总是有卖冰棍儿的白色木制小车。老远就听到“冰棍儿,小豆冰棍儿,三分一根儿!”的吆喝声,声声悦耳、句句动听、令人心往神驰。冬季到来时,我们全副武装: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棉鞋、棉帽、棉猴、棉手套,一个个像小企鹅似的排列在大院门外等候幼儿园的车來到。

        西郊幼儿园是我们的乐园。一天三顿,有吃有喝。吃些什么,不大记得,也没有挨饿的记忆。幼儿园的生活是集体生活,最初是穿着我们的“开裆裤”度过的。我们围坐在一起,欢快地唱着:

        “丢啊丢啊,丢手绢,

        悄悄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马兰花呀!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

        “找啊,找啊,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见!”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过去的事情里总是少不了《半夜鸡叫》里的地主周扒皮似的人物:《收租院》里的刘文彩、《白毛女》里的黄世人、《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 。那时最流行的儿歌是电影《红孩子》主题歌: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限好呀,  

        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面红旗迎风飘扬,六亿人民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我们还在乐园里摇头晃脑地唱着那首风靡一时的《洪湖赤卫队》主题歌: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啊啊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啊啊”

        什么反右、整风、三反、五反,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全然不知。

     

3. 吃皇粮的苦衷

        五十年代末,父亲为了让爷爷、奶奶安心在京养老,特意把他们的户口转进北京。一辈子辛苦劳作的爷爷原以为进了京城吃皇粮、逛逛金銮殿,能享受几天老福。没想到进京后“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来。自一九五五年,城里粮食定量到人:不满一周岁的孩子每月两公斤半,满了一周岁提到三公斤半。以后每长一岁多一公斤,直到孩子长到十周岁,就和成人定量拉平,每人一天不到一斤粮。每人凭购货证每月可买二两白糖。购买粮、油、肉和衣服都得凭票。其它诸如蛋、盐、豆制品、芝麻酱、粉丝、花椒、大料之类的副食品和佐料一律凭证限量购买。每月每人按规定供应二两肉,但很难买到。母亲在《往事回顾》中有如下记载:

        “三年困难时期,举国上下,竭尽全力,共度难关。传来贵州赤水家中的老小(十来口),在我母亲辛劳的调摆下,没有被撂倒,可唯独她自己呈现浮肿,我们得知,也无法可想。那时我们一家在京六口,所幸都没问题。俩个小孩供应在幼儿园,公公、婆婆加上我夫妇俩,一人每月供应二两肉。在二位老人的建议下,将当月四张肉票交与我,让凑买个肉罐头寄去。我手持肉票确曾在当月下班之后紧紧张张进出商店寻找购买,可都空手而归。月底终了,四张肉票全砸在我手里,成了废票。下来,害得我公公、婆婆一月没沾荤,也落得我那口子事后逢人话把柄,说什么‘我家三年困难时期,肉票吃不完,还有作废的,’也算笑话一则。”

        几个月没沾荤,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一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奶奶不忍心让爷爷挨饿,就把自己那份的一半分给爷爷。母亲在《往事回顾》中写道:

        “三年困难时期,定量供应。北京地区,口粮似未减,但缺油水、蔬菜。其时,诸如肉、油其他食品,一应凭票供应。规定人均一月二两肉、半斤油、半斤鱼。缺油水,仅靠不多的口粮,填不饱肚。个个精打细算,那时,两孩子入全托,供应在幼儿园,我与建明都在机关,仅副食稍微对家帮补。那时,我下班回家,偶一碰上老妈用小锅做好二人饭,就自坐一旁,掏出长烟袋叭哒叭哒吸旱烟,尽让老爹先吃,她总是扫尾就着汤汤水水胡乱吃点。”

        迫不得已,爷爷背着我父母在宿舍大院周围掏垃圾、甚至开荒种地。爷爷干了一辈子农活。进了京城后皇粮又不够吃,看到宿舍大院西侧楼后一片荒地,边上又紧挨着护城河,便动了开荒种地念头。自那以后,他每天起早贪黑,翻土犁地,挑水灌溉。把昔日的荒草地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蔬菜园。辛勤的劳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玉米、蓖麻、向日葵、青椒、丝瓜、茄子、架豆和番茄。几十年后,我曾以这个素材刻意写了一篇英文故事题为“马团长的父亲”。   

        即便有了菜园的补充,爷爷还是吃不饱。在爷爷的坚持下,他又返回了山东,并把京城的户口迁回了老家。用爷爷当年的话,“在京城,差么点儿饿死!”可见他对在京城吃皇粮是多么失望!但我想金銮殿他是去过了,至少去过天安门。

        母亲在《往事回顾》中撰文缅怀我的爷爷:

        “我与公公张瑞业相聚时日有限。追忆往事,我和建明于一九五四年底相继从西南地区调来北京,随后两个儿子出生。大约在一九五七年,老俩口携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妹迁户口来京,一家祖孙三代相依生活,何其欢乐、踏实。可叹好景不长,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小妹建美返乡就业,稍后老爹以不适应城市生活和口粮不能填饱肚子,自迁户口回原籍由建明大哥、二哥照料生活,后由小妹夫妻双双尽心尽力侍奉,直至无病天年。

        老人可是艰辛一生,早年父母双亡,年仅十六岁,为生活,求生存,背井离乡独闯关东。从煤矿中挖煤到长白山伐木,受尽压榨、剥削和苦难,三十岁时才回到家乡,落户在山东胶县王家楼,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搭建三间草房,购置几亩薄地,经人撮合娶上当年小他十四岁的李姓姑娘为妻,即我贤淑的婆婆,才苦尽甘来,有了一个家。虽说也是穷巴巴地过日子,但夫妻双双勤劳俭朴,确是相亲相爱,拉扯三男二女五个子女,可谓人丁兴旺。

        虽说我与老人相处比较短暂,加以那时我们多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两个孩子又都全托,住在托儿所,两个老人都比较好静,少言寡语,再加我和二老确是南腔北调,语言不通,碍难交流。老人生在旧社会,受尽煎熬,似不敢逾越半步。如清人留长辫,他也是至死未剪,小心做人。我们相聚期间,不听他老人家大声呼叫、训斥过谁。对我这个儿媳妇竟至不记有过什么称呼,只是见着笑笑、点点头,以示认可。倒是见他两个孙儿,可是喜笑颜开,“大波、”“大泉”的直叫。平时,老人从未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处处为我们做儿女的着想。时值国家困难年月,供应短缺,生活赖以票证搭理。老大老二相差不到两岁,老大出生,市场供应宽松,又是第一胎,所需衣裤随意缝制,仅棉衣棉裤就缝了好几套。老二生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不免发愁。二老可是有办法,老二捡老大的衣裤、物件这自然,老大在长身体,当赖何增添。老人不用添置,可拆洗上下同色衣裤,两件併一件,或两套併一套。一次,我碰上老爹正在拆衣裤,眼见老人那么全神贯注、认真、细致地拆、撕。而老妈则将已拆、洗好的一大块一片片的衣物,铺在桌上剪裁、拼凑,然后一针一线地缝补。我目视这一切,竟呆立多时。公公一生劳苦,闲来确很不自在。其时,老人是年逾七十大几,不知他何时寻觅到,竟在我们居住宿舍大院后门沿墙根挨大路开垦一小块土地,种上茄子、辣椒和蓖麻,期以略补食用。

        大约是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零年,老人实在因口粮仅二十五斤,不能饱肚,决意回乡,期盼在老家种点菜、豆之类填补。之后,由我请假送回。记得老妈送行,我算第一次登婆家门。可到得老家,竟是抹黑进村,每家每户仅靠点油灯照明。由于时间紧迫,我连同住该村的大哥、大嫂都未及拜访与托咐,于第二天清晨由居住在后院的二哥用独轮推车送我搭回程汽车、火车返回北京。

        之后,一九六七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我出差借道送老妈和年仅十岁的张泉回乡探望,但见老人在小妹建美夫妇的悉心照料下,身体健康,我一颗担心的心放下了。待小儿张泉暑期归来,声称他还帮爷爷看牛挣了75工分,更让我们高兴。哪知竟是我最后见到他老人家。第二年,即一九六八年阴历十一月传来老人突然在十一日晚仙健去逝。一家哀悼之余,所幸老人已是84岁高龄,未受病痛折磨,也算万幸!”

    母亲的回忆使我想起六十年代一家四口有限的布票几乎全部供应到哥哥身上。我和哥哥年龄只差一岁半。个头和身材却相差很多。我好像永远穿不完他的旧衣服。最后属于我的就是父亲买给我的那顶帽子,睡觉时都舍不得摘掉。

        1967年暑假我随母亲送奶奶回山东老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北京到山东胶南老家差不多700公里,坐火车十几个小时才到。先是到胶县站下火车,换汽车走40公里到王戈庄站下车。那时王戈庄是个村镇,没有楼房,全是平房。一条三、四米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南北土道就是王戈庄的主要街道。赶上王戈庄集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在一条沙土道上,人声噪杂、尘土飞扬。母亲在站口近处找到一辆人力木制独轮推车。我和奶奶分坐两侧,行李架在中间。妈妈徒步跟在小车后面。爷爷、奶奶住的村叫王家楼。从王戈庄往西到王家楼村,路经肖家庄,大约4公里沙土路。沿途有沙土道和河叉、水沟边的田间小道。水里、沟边长满了草,有牛、羊在那里啃草,孩子们在水里面捉鱼、嬉水。

        王家楼是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村。据传, 明朝永乐年间,王氏王武敬、王武义由云南迁至山东胶南县城西择地而居,子孙繁衍,因建一茶楼,故称王家楼村。据民国版《增修胶志·疆域》载,自清道光至民国时称王家楼。除王氏居民外,尚有张姓、刘姓、殷姓、李姓等姓居民。在村西南2公里处有汉代古墓群遗址,1984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山东省胶南县地名志 》收录全县1057个自然村,其中云南移民村落343个,占总数的32.5%。王家楼东临肖家庄;东南是挪庄、大台和逮家庄,西、南面傍依着丘陵、山沟,过了丘陵、山沟便是安子沟、大荒村;西北是祝家庄;北面是孟家庄;东北面是王戈庄河、小台后村。

        我对老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爷爷、奶奶住的三间低矮的土坯茅草屋。坐北面南、土坯垒的屋子上盖着草苫顶,纸糊的窗,进门两侧东西两灶,灶烟通火炕,土坯垒的院墙,独门独院。

        晚上照明靠点油灯,用棉线或碎布条做灯芯放在盛了油的瓦盘里。盘上的小火苗只有豆瓣那么大小,满屋油烟缭绕、朦朦胧胧的。我因是第一次出远门旅行、第一次坐火车、长途汽车,沿途晕车,到了老家,更是迷糊。从昏睡中醒来后,妈妈已搭回程汽车、火车返回北京。睁开眼睛时,透过巴掌大纸糊窗的光线,我看见一碗煮熟的鸡蛋摆在我的枕头边。前面提到生日时能独吃两个煮蛋算是奢侈的大宴!一碗煮熟的鸡蛋,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天文数字!

        能下地走动后,奶奶便带我去住在同村的大伯家。院门一打开,迎面扑上来一只大狗,把我又一次吓昏过去。醒来后,才看到大伯、大妈家的人。大哥那时在外当兵,大嫂生下他们的大女儿奎玲,在家坐月子。大姐嫁到东北,二哥在大姐处打松子。大伯家印象最深的要数三哥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全弟。三哥因天热陪我在场上过夜,夜里我翻肠倒肚吐了一地,把三哥铺在地上做席子的蓑衣弄脏,他一点也不嫌弃。小全弟光着屁股上学的样子,仍历历在目。

        二伯家就在爷爷、奶奶房后,几个兄弟还小。二伯家务、农活忙,常常忘记给爷爷、奶奶处挑水。我还记得在奶奶的带领下,我和小惠儿(小姑的大儿子)一前一后抬着大桶到二伯家砸门讨水的事。当然堵在二伯家门那一面的是那几位 “小驴吊日的“(奶奶的话)。至今我还记得小惠儿在小华儿(二伯的一个儿子)头上尿尿的情景。蒙头厚面的小华儿被尿成花脸!我和小惠儿耍得很熟,干了不少坏事。不止一次爬进大伯菜园里偷吃刚长出不久的嫩茄子。

2.   出色的故事家

        母亲在《往事回顾》中是这样记述我奶奶的:

        “一个身高、苗条、一脸皱纹、满口无牙、裹脚、鬓发墨黑、慈眉善目老人的身影,注入我的脑海,常活鲜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老人家依然那般疼爱关注着我们家的一个个,那人就是我无从忘怀的婆婆、两个儿子的好奶奶。老人虽然离开我们已四十多个年头,可往日的桩桩件件,仍历历在目。

        老二张泉出生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加以我又再度身患乳腺炎,治疗不愈,哪有奶水。市场也没有牛奶出售,全赖稍有的高钙粉、米羹一类喂养。老人心疼孙儿,又无牙,平日只靠牙花咀嚼吃食。我亲眼见过老人嘴对嘴地喂食张泉。此情此景,感人至深。此时此刻,我哪能阻止,或说声“这不卫生”一类的话语?!

        老人生活简朴,还多方为我们排忧解难。在国家困难年月,老人不仅自己生活简朴,对我们从未提出任何要求,却处处为我们着想。自然灾害,供应紧张,吃穿多凭票证购得。就拿穿衣来说,大人可不添制,孩子出生、成长,不能不理,我们犯难。老人煞费苦心与操作,小的捡大的,顺理成章,现成穿着。大的用拆、改、拼,一套可制作上身或下身,两套併一套。硬叫她两个孙儿适时有穿戴。既给我们解难,又让孩子受教育,不嫌穿着拼补衣服进幼儿园,也上学堂。

        她仁慈宽厚,她老生育子女十来个,成活五个。在我俩婆媳相处十多年间,我从未听她数落过哪个儿女、媳妇的长与短,个个都以仁慈、宽厚对待。就拿我这个三儿媳妇来说,我是出了家门进学堂门,再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以我们早出晚归少有闲,她老人家独自默默将家活全揽下。就拿北方包饺子,可是人人会,她老知我犯难,偶碰我家包水饺,她总风趣地用手一摆“去!去!”让你歇着不觉难为情。实话实说,我学会包饺子确是在老人离世之后的事。

        她疼爱孙儿,但不护短。在教育孙辈的问题上,她尊重子女,不加干预。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苛责。一次老大张波在我家三楼凉台,不慎洒尿滴在一楼家晒的衣服上,他家找上门来,时值建明在家,他自然火冒三丈,怒斥孩子不说,还用皮带抽打。老人心疼孙儿,不曾当面制止。但事后生儿子的气,足有两天不予进食,意在让儿子自省。

        老人疼爱孙儿可是有求必应,无所不为。两个孩子先后从幼儿园全托中回到家里上小学,这下老奶奶可是能天天见到两个孙儿了。当时二人都就近上了西便门小学,虽然班次不同,但上学、放学时间一致。这下可忙坏乐坏了老人。一日上下午两个来回,值此时刻,老人可从厨房透过窗户,耳听眼瞧哥俩上学去、放学归来。经常是孙儿在下边呼唤来家,让奶奶用废煤球裹上毛把毛票(纸票一角钱)扔下买上糖块或冰棍吃着上楼来家。待到上学,老人从厨房间又可目送哥俩步出宿舍大院,然后又奔赴我家凉台,扶栏眺望两孩子通过大桥而去。真够忙活。 还记得有一次两孩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鸭子,让奶奶给养着,供放学回家逗玩,不知怎的那只鸭子在大院外大路边给压死了,听说两小子为此眼都哭肿了,老人为安抚他俩,这位从不杀生的老人竟为之宰煮,给孙儿解馋。据说哭得什么似的两个傻蛋,竟破涕而笑,吃得津津有味。

        老人心系儿孙、老伴,常奔波于北京、老家之间。可是在这里想那里,在那里想这里,家人愁的确是她老的安全。记得她第一次随返乡的老爹回去,在她独自从青岛返回北京的一次,原本由建云妹送上从青岛开往北京的那趟列车后发来让我们接站的电报,可到时我和建明接站扑空。这可让我两口子着了慌,老人目不识丁,是个文盲,担心她在途中出了什么事故,竟至当日的收容所我们都找寻过,我俩着实给吓住了。事后才知系该列车因故退回。经此一遭,我们定下一条,往后老人来去必须有人陪送,不让她独行。

        她克己待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却亏待自己。……老人诸多品德,难以尽言。平日里,老人给人印象,不多言不多语,可听孩子讲起奶奶来,她老可是语言丰富,说故事绘声绘色,可是一个又一个,是那么引人入胜。可惜我未曾聆听,不免遗憾!”

        奶奶虽然目不识丁,但讲起故事的确绘声绘色、引人入胜。那时没有电视,仅有的收音机节目也十分有限。每天晚上我们哥俩就依偎在奶奶身边,在旱烟缭绕的云雾中,津津有味地、不厌其烦地倾听奶奶那特有的娓娓动听的故事。大半个世纪过后,回忆奶奶当年讲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讲的无外乎是三头六臂“长虫”的不断翻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百听不厌!(山东话:蛇为“长虫”)日后我在从事中、英文写作中,奶奶以及她讲过的“长虫”故事成为了我所写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素材。在英文短篇“阳台”中,我曾写道:

        “我用两手盖住我的耳朵,还是能听到楼上阳台大山奶奶的声音:“从前,一个扛农活的在地里看见一个不大点儿的‘长虫’。地里活儿太多,就没搭理它。第二天,在同一块地里又看见那条‘虫’,捡起来,把它扔到远处。第三天,他又看见那条‘长虫’,心里想,“我非杀死它不可!”念头刚动,‘长虫’就由寸变尺的长大、长长。不大会儿就变成三头六臂的大蟒。那个扛农活的撒腿就跑,大蟒腚后猛追。扛农活的被追得上气不接下气,跌了一跤,昏倒在地里。醒来后发现手里攥着那条不大点儿的‘长虫’,知道它厉害,不敢有歹念,也不知道怎么办 ……”

        在另一篇题为“肝炎病房”的故事里,一开头我是这样描述的:

        “韩江被窗外的高音喇叭惊醒。他睁眼在屋里找钟表。窗外天还没亮,屋内似乎听见有人打呼噜。他下意识地摸着粗糙的被面、枕套、床单和身上的睡衣。什么时候开始穿睡衣睡觉的?他扪心自问。暗自庆幸的是那条穷追不舍、变化多端的“长虫”仅仅是一场噩梦。虽然是噩梦,还是可怕。现实中的魔鬼不就是披着千变万化的伪装吗?韩江后悔儿时听了太多鬼怪的故事以至都十一岁了还深受其害、不能自拔。屋子里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伪装的。椅子底下的东西看起来像躲在石缝间的变色蝾。就连地上的拖鞋也像海底的寄居蟹,更不用说那一条条发白似鱼、挂在墙角水池边上的东西。现在什么都在千变万化中,韩江暗自思忖,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更可怕,因为它们的变化是无声无息的。”

        我在前面提过,奶奶的故事是在“旱烟缭绕的云雾中”讲的。她老人家劳累一生,除了含着旱烟袋别无嗜好。即便她患有很重的哮喘病,也没能放弃抽烟的乐趣。自打我记事起,烟味就没离开过我。奶奶抽的是叶子烟,不分白昼一袋接着一袋。父亲抽的是烟卷儿,一根接着一根,每天两包半。抽得房间里昏天暗日、烟雾弥漫。即使是阳光灿烂的大白天,我们家室内也总是半明半暗。日久天长,烟味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伴侣。它使我感觉奶奶、父亲就在身旁。烟雾成了我的蚊帐、被褥、衣装。白天离开它,像是赤身裸体、无依无靠。夜晚闻到它,像是催眠在它的怀抱。只是到初中毕业参军体检透视时才发现我的肺部已是漆黑一片。可见二手烟的厉害。

1.   三年困难时期

        我是丁酉三月十五在北京出生的。我不知道出生的那天是否像人们惯于描写京城初春那样阳光明媚、“暖风熏得游人醉。”但三月十五是北京法定停止供应暖气的日子,难怪听父亲讲,我一出生,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当然我的出世实属不期而遇,紧随哥哥出生一年半后接踵而来的。我出生后母亲就患了乳腺炎,断了奶水的婴儿岂能不哭?

        三月中旬的京城,筒子河刚刚开化。“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是诗人墨客的境界。三月里京城的人们还是恋恋不舍地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难怪提起生日,我总是联想到“冰山上的来客”,有一种不速之客、不寒而栗的感觉。“反了春,冻断筋”、“春冻骨头秋冻肉”的切肤感受对一个刚刚出世的生灵是刻骨铭心的。再遇上到春寒,那真是雪上加霜,让人倍感“春寒料峭,冻杀年少。”这在我的同龄人张海惠女士所写的《一天又一天: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中得到证实:

        “三四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冷。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我翻阅了有关的权威统计数字。在中央气象局编篡出版的《1951-1970中国逐日气温资料》一书中,我随便抽查了几年,1966年1月1日到31日北京每天的温度都在零下…1966年3月的月平均温度为零上3点4度…难怪小的时候,年年冬天我们的手腕子和脚腕子都冻得裂口子和长皴。不仅要穿棉袄,还要穿棉裤、棉鞋,戴棉手套。”

        提起生日,便想到当年天寒地冻的京城马路上一辆辆从乡下进城的骡/马/驴拖拉着的仅有两个轱辘的运货车。赶大车的把式(北京话:驾驱骡/马/驴的赶车人)在寒风凛冽的空中长鞭一甩啪啪响,走在路边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的行人紧缩着脖子,生怕那三四米长的鞭梢打到冻僵的耳朵的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眼前仿佛看见送煤的工人蹬着平板车冒着严寒,把一筐筐沉甸甸的煤球、蜂窝煤从楼下一阶一阶地背到楼上;孩子们放学后蜂拥在垃圾堆上你争我抢地筢、捡没有烧透的煤核、煤渣;一辆辆马车驮着从筒子河里凿出的一块块二尺高,三尺长的冰砖运往冰窖封存为来年夏天备用的情景。

        记忆中的生日,也有温暖的一面。生日的到来,意味着能独吃两个煮鸡蛋。这在鸡蛋供应紧缺,每家每月凭证仅有一斤的年代,两个鸡蛋算是天文数字、独吃两个煮蛋算是奢侈的大宴。当年手里捧着两个鸡蛋贪婪的样子和不可一世的表情仍历历在目。记忆中的生日好像总是能闻到弥漫在冰冷空气中的炸油饼、糖炒栗、烤白薯和马粪、垃圾搅和在一起的独特北京风味。值得留恋的还有街头巷尾的冰糖葫芦、爆米花儿、冰柿饼外加刻花似锦的“心里美”。

    母亲讲我一出生,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我出生后便因病住进位于京城北部的地坛医院,正值大我一岁半的哥哥发病住在位于京城南部天坛医院。父亲下班后进修业余大学,母亲请假只身一人奔波南北城区、探视护理。父亲讲,我一出生,瘦得像个猴子。哥哥胖乎乎的,人见人爱。出于可怜,便对我倍加爱护。母亲生我时身患乳腺炎,只好用开水掺点儿代乳粉、高钙粉或米羹之类为我充饥。饥寒交迫使我提前两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父母上班,我和哥哥年龄太小不能入托,只好请保姆在家看护。据说试过若干,都不合适。其中一位年纪较轻的保姆,干脆把我们哥俩锁在屋里,出去幽会男友。事情暴露后,只好把年轻的保姆辞掉,另请高明。

    试过若干保姆后,父母把裹着小脚的奶奶和头盘满清长辫的爷爷从千里以外的山东老家接进京城。奶奶的到来,不由得使我想起儿时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只是其中的歌词我略有改动:

        “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哎……

        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

        奶奶的雨露滋养了我呀

        我活过来的劲头儿足”

        从那时起,奶奶就用带着烟味、无牙的嘴,像喂小鸟一样一口一口把嗷嗷待哺的我喂大。奶奶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总是挂着慈善的微笑。因为没有牙,她抿嘴的笑容就显得更加温柔可爱。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奶奶当年用她那粉里透红的牙床为我咀嚼食物的那一幕。

“国府大院”

引言

        解说一个时代的历史变故原本是史学家们的事,但解说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史学家们的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我的童年、青少年是在位于北京西便门外大街10号的国府大院里度过的。回忆那段大院生活虽不足以解史,但借此回首审视那个时代,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在大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的人,土豆烧牛肉的苏式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那样遥远、可望不可及。还是《列宁在1918》瓦西里对饥肠辘辘的妻子说的那句话实在、更富有魅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们那时吃的是萝卜、白菜。唯独没有面包!

        “小白兔儿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我一直纳闷儿,我们小小的年纪怎么会对田华主演的《夺印》感兴趣。原来是那和声悦耳的“何支书!吃元霄啦!”的缘故。那和我们津津有味的咀嚼着《小兵张嘎》里那个日军胖翻译官说的话是同一个道理: "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 别说吃你这几个烂西瓜。”饥肠辘辘、没有面包的孩子,听到“下馆子”、“吃元霄啦!”是何等的令人心往神驰。

        饥饿启迪了孩子们画饼充饥的想象力:

        “吃汽水,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

        下了皮包往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

        拿起狗来砍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

        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

        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

        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孩吃红薯,

        你拍六我拍六,六个小孩吃炖肉,

        你拍七我拍七,七个小孩宰公鸡 ……”

        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虎视眈眈,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时的电影也多半和公安、反特有关。什么《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虎穴追踪》、《跟踪追击》、《寂静的山林》、《冰山上的来客》、《铁道卫士》……

        小学怎么度过的,学了些什么?学的不多,记的就更少:

 

        “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

        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瞪眼儿。

        三年级的吃饱了饭,

        四年级的饿死了算。

        五年级的发了火,

        六年级的全滚蛋。”

        大人们在闹革命,我们也没在城里吃闲饭。模仿着《小兵张嘎》、《地道战》 、《地雷战》、《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独立大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野火春风斗古城》 我们也开始了积极抗战。“鬼子进庄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街头巷尾,杀声震天、硝烟弥漫。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

        “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日本投降,中国万岁!”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在家,专打大西瓜,

        西瓜没有籽,专打小日本儿。”

        “小日本,喝凉水儿,

        喝了一肚子小蚂蚁儿。”

        “打竹板,板朝西,两个鬼子来抓鸡;

        抓了鸡还不算,还逼老头下两蛋,

        老头一想怎么办,马上掏出手榴弹,

        炸死两个王八蛋。”

        抗战胜利了,进入了解放战争。我们也不是等闲之辈。看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难忘的战斗》、《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磨拳擦掌、吼声震天:

        “为了解放全中国,同志们冲啊!!! ”《董存瑞》

        接着就是抗美援朝。童谣变成了: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传遍大街小巷: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

 

        “喂! 喂! 我是王成, 我是王成。

        请向我开炮,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英雄儿女》     

        文革期间,我们背诵着毛主席“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十七页。

        有了一句顶一万句的“语录”,我们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

        三年级的吃饱饭,

        四年级的装子弹。

        五年级的一开火,

        六年级的全滚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 归纳起来,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不敢刊载的毛主席语录)

        红小兵的口号:“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昨天有理,今天有理,永远有理!”

        红卫兵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文革伊始,家里就乱了方寸。先是哥哥得肝炎,住院一个多月后,他后脚刚迈出,我前脚接着迈进了同一家传染病医院、同一个病房。医院里那时闹开了锅,大喇叭震耳欲聋、大字报铺天盖地、传单到处飞扬飘落。肝炎病房闹着和楼上脑膜炎病房搞大串连。被拒绝后,病人举行不定期的绝食、拒绝吃药;赶走了医生、占领了护士值班室,最后攻下了太平间。在那里建立了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叶挺的《囚歌》

        我是怎么出来的已不重要,但我知道在太平间里呆久了会出问题。肝炎病房里的闹剧,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儿童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按着个人的意愿, “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演员。“没头脑”设计千层少年宫时少设计了一层,只有九百九十九层。忘记把电梯画进图纸。小朋友们排着队,要爬整整一个月的楼梯才能看到演出。演出现场,“不高兴”扮演老虎却很不高兴演老虎。于是在演出时,老虎不但打不死,反打起武松来。从九百九十九层少年宫一直打倒地底层。

        “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

        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列宁在1918》另一句脍炙人口的对白是:“掐死他!掐他的喉咙口!这样掐!掐死他!”乍听起来,毛孔悚然。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同龄人中大多会讲几句俄语,最通俗易懂的莫过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较为复杂一点的当属“达私拉斯不也起,不趔趄趄大姐毛泽东。”大意是毛主席万岁之类,年久不讲,已记不太清。孩子们讲得最熟练的是“瓦西里.瓦希利维奇,” 什么意思,指的是谁?至今无人知晓。

        文革时读不到《简爱》,那是禁书。连简单的爱都禁止,就别提读《红楼梦》了。可书还是有的看。《静静的顿河》、《苦菜花》、《青春之歌》、高尔基的《童年》之类。

        能记得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播火记》的朱老忠、 《红旗谱》的朱老巩、《红岩》的小萝卜头、江姐、甫志高、《我的“自白”书》作者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链,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多灾多难的1976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6年7月6日中午13时半,朱老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24万人死亡、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976年10月6日从晚7时55分到晚8点30分, 粉碎了 “四人帮”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

        这期间我还在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七十年代后期流行的《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家喻户晓:

        “小小竹排江中游,
        巍巍青山两岸走,
        雄鹰展翅飞,
        哪怕风雨骤……”

        《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更是脍炙人口: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多少次空欢喜的失望,

        “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这柳溪还是我姓胡的天下!

        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

        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有人欠我的债,那得一笔一笔地慢慢儿算!!!”

        多少个寒暑春秋、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盼来了老红军“邓大人” 恢复了科举。不管白专、红专,考上了就是大专。

        老毛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邓名言:“别担心,天蹋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七十年代末俄语被英语取替。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鹦鹉学舌地复述着“冰铁壶”(beautiful)。不管白猫、黑猫,把“冰铁壶”恢复成Beautiful,就是好猫。  

        瓦西里当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句话兑现了,结束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里的孩子是无辜的、无助的。他们在欢唱着丢手绢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同胞们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欢声笑语中,他们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到文革结束,步入青年之际,平反冤假错案时发现,落下的头颅却是自己的亲人好友。当他们津津有味地咀嚼“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时候,无人知晓“一切都会有的”的后果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