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父亲为了让爷爷、奶奶安心在京养老,特意把他们的户口转进北京。一辈子辛苦劳作的爷爷原以为进了京城吃皇粮、逛逛金銮殿,能享受几天老福。没想到进京后“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来。自一九五五年,城里粮食定量到人:不满一周岁的孩子每月两公斤半,满了一周岁提到三公斤半。以后每长一岁多一公斤,直到孩子长到十周岁,就和成人定量拉平,每人一天不到一斤粮。每人凭购货证每月可买二两白糖。购买粮、油、肉和衣服都得凭票。其它诸如蛋、盐、豆制品、芝麻酱、粉丝、花椒、大料之类的副食品和佐料一律凭证限量购买。每月每人按规定供应二两肉,但很难买到。母亲在《往事回顾》中有如下记载:
“三年困难时期,举国上下,竭尽全力,共度难关。传来贵州赤水家中的老小(十来口),在我母亲辛劳的调摆下,没有被撂倒,可唯独她自己呈现浮肿,我们得知,也无法可想。那时我们一家在京六口,所幸都没问题。俩个小孩供应在幼儿园,公公、婆婆加上我夫妇俩,一人每月供应二两肉。在二位老人的建议下,将当月四张肉票交与我,让凑买个肉罐头寄去。我手持肉票确曾在当月下班之后紧紧张张进出商店寻找购买,可都空手而归。月底终了,四张肉票全砸在我手里,成了废票。下来,害得我公公、婆婆一月没沾荤,也落得我那口子事后逢人话把柄,说什么‘我家三年困难时期,肉票吃不完,还有作废的,’也算笑话一则。”
几个月没沾荤,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一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奶奶不忍心让爷爷挨饿,就把自己那份的一半分给爷爷。母亲在《往事回顾》中写道:
“三年困难时期,定量供应。北京地区,口粮似未减,但缺油水、蔬菜。其时,诸如肉、油其他食品,一应凭票供应。规定人均一月二两肉、半斤油、半斤鱼。缺油水,仅靠不多的口粮,填不饱肚。个个精打细算,那时,两孩子入全托,供应在幼儿园,我与建明都在机关,仅副食稍微对家帮补。那时,我下班回家,偶一碰上老妈用小锅做好二人饭,就自坐一旁,掏出长烟袋叭哒叭哒吸旱烟,尽让老爹先吃,她总是扫尾就着汤汤水水胡乱吃点。”
迫不得已,爷爷背着我父母在宿舍大院周围掏垃圾、甚至开荒种地。爷爷干了一辈子农活。进了京城后皇粮又不够吃,看到宿舍大院西侧楼后一片荒地,边上又紧挨着护城河,便动了开荒种地念头。自那以后,他每天起早贪黑,翻土犁地,挑水灌溉。把昔日的荒草地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蔬菜园。辛勤的劳动汗水浇灌出满园的玉米、蓖麻、向日葵、青椒、丝瓜、茄子、架豆和番茄。几十年后,我曾以这个素材刻意写了一篇英文故事题为“马团长的父亲”。
即便有了菜园的补充,爷爷还是吃不饱。在爷爷的坚持下,他又返回了山东,并把京城的户口迁回了老家。用爷爷当年的话,“在京城,差么点儿饿死!”可见他对在京城吃皇粮是多么失望!但我想金銮殿他是去过了,至少去过天安门。
母亲在《往事回顾》中撰文缅怀我的爷爷:
“我与公公张瑞业相聚时日有限。追忆往事,我和建明于一九五四年底相继从西南地区调来北京,随后两个儿子出生。大约在一九五七年,老俩口携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妹迁户口来京,一家祖孙三代相依生活,何其欢乐、踏实。可叹好景不长,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小妹建美返乡就业,稍后老爹以不适应城市生活和口粮不能填饱肚子,自迁户口回原籍由建明大哥、二哥照料生活,后由小妹夫妻双双尽心尽力侍奉,直至无病天年。
老人可是艰辛一生,早年父母双亡,年仅十六岁,为生活,求生存,背井离乡独闯关东。从煤矿中挖煤到长白山伐木,受尽压榨、剥削和苦难,三十岁时才回到家乡,落户在山东胶县王家楼,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搭建三间草房,购置几亩薄地,经人撮合娶上当年小他十四岁的李姓姑娘为妻,即我贤淑的婆婆,才苦尽甘来,有了一个家。虽说也是穷巴巴地过日子,但夫妻双双勤劳俭朴,确是相亲相爱,拉扯三男二女五个子女,可谓人丁兴旺。
虽说我与老人相处比较短暂,加以那时我们多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两个孩子又都全托,住在托儿所,两个老人都比较好静,少言寡语,再加我和二老确是南腔北调,语言不通,碍难交流。老人生在旧社会,受尽煎熬,似不敢逾越半步。如清人留长辫,他也是至死未剪,小心做人。我们相聚期间,不听他老人家大声呼叫、训斥过谁。对我这个儿媳妇竟至不记有过什么称呼,只是见着笑笑、点点头,以示认可。倒是见他两个孙儿,可是喜笑颜开,“大波、”“大泉”的直叫。平时,老人从未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处处为我们做儿女的着想。时值国家困难年月,供应短缺,生活赖以票证搭理。老大老二相差不到两岁,老大出生,市场供应宽松,又是第一胎,所需衣裤随意缝制,仅棉衣棉裤就缝了好几套。老二生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不免发愁。二老可是有办法,老二捡老大的衣裤、物件这自然,老大在长身体,当赖何增添。老人不用添置,可拆洗上下同色衣裤,两件併一件,或两套併一套。一次,我碰上老爹正在拆衣裤,眼见老人那么全神贯注、认真、细致地拆、撕。而老妈则将已拆、洗好的一大块一片片的衣物,铺在桌上剪裁、拼凑,然后一针一线地缝补。我目视这一切,竟呆立多时。公公一生劳苦,闲来确很不自在。其时,老人是年逾七十大几,不知他何时寻觅到,竟在我们居住宿舍大院后门沿墙根挨大路开垦一小块土地,种上茄子、辣椒和蓖麻,期以略补食用。
大约是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零年,老人实在因口粮仅二十五斤,不能饱肚,决意回乡,期盼在老家种点菜、豆之类填补。之后,由我请假送回。记得老妈送行,我算第一次登婆家门。可到得老家,竟是抹黑进村,每家每户仅靠点油灯照明。由于时间紧迫,我连同住该村的大哥、大嫂都未及拜访与托咐,于第二天清晨由居住在后院的二哥用独轮推车送我搭回程汽车、火车返回北京。
之后,一九六七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我出差借道送老妈和年仅十岁的张泉回乡探望,但见老人在小妹建美夫妇的悉心照料下,身体健康,我一颗担心的心放下了。待小儿张泉暑期归来,声称他还帮爷爷看牛挣了75工分,更让我们高兴。哪知竟是我最后见到他老人家。第二年,即一九六八年阴历十一月传来老人突然在十一日晚仙健去逝。一家哀悼之余,所幸老人已是84岁高龄,未受病痛折磨,也算万幸!”
母亲的回忆使我想起六十年代一家四口有限的布票几乎全部供应到哥哥身上。我和哥哥年龄只差一岁半。个头和身材却相差很多。我好像永远穿不完他的旧衣服。最后属于我的就是父亲买给我的那顶帽子,睡觉时都舍不得摘掉。
1967年暑假我随母亲送奶奶回山东老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北京到山东胶南老家差不多700公里,坐火车十几个小时才到。先是到胶县站下火车,换汽车走40公里到王戈庄站下车。那时王戈庄是个村镇,没有楼房,全是平房。一条三、四米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南北土道就是王戈庄的主要街道。赶上王戈庄集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挤在一条沙土道上,人声噪杂、尘土飞扬。母亲在站口近处找到一辆人力木制独轮推车。我和奶奶分坐两侧,行李架在中间。妈妈徒步跟在小车后面。爷爷、奶奶住的村叫王家楼。从王戈庄往西到王家楼村,路经肖家庄,大约4公里沙土路。沿途有沙土道和河叉、水沟边的田间小道。水里、沟边长满了草,有牛、羊在那里啃草,孩子们在水里面捉鱼、嬉水。
王家楼是个几百户人家的大村。据传, 明朝永乐年间,王氏王武敬、王武义由云南迁至山东胶南县城西择地而居,子孙繁衍,因建一茶楼,故称王家楼村。据民国版《增修胶志·疆域》载,自清道光至民国时称王家楼。除王氏居民外,尚有张姓、刘姓、殷姓、李姓等姓居民。在村西南2公里处有汉代古墓群遗址,1984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山东省胶南县地名志 》收录全县1057个自然村,其中云南移民村落343个,占总数的32.5%。王家楼东临肖家庄;东南是挪庄、大台和逮家庄,西、南面傍依着丘陵、山沟,过了丘陵、山沟便是安子沟、大荒村;西北是祝家庄;北面是孟家庄;东北面是王戈庄河、小台后村。
我对老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爷爷、奶奶住的三间低矮的土坯茅草屋。坐北面南、土坯垒的屋子上盖着草苫顶,纸糊的窗,进门两侧东西两灶,灶烟通火炕,土坯垒的院墙,独门独院。
晚上照明靠点油灯,用棉线或碎布条做灯芯放在盛了油的瓦盘里。盘上的小火苗只有豆瓣那么大小,满屋油烟缭绕、朦朦胧胧的。我因是第一次出远门旅行、第一次坐火车、长途汽车,沿途晕车,到了老家,更是迷糊。从昏睡中醒来后,妈妈已搭回程汽车、火车返回北京。睁开眼睛时,透过巴掌大纸糊窗的光线,我看见一碗煮熟的鸡蛋摆在我的枕头边。前面提到生日时能独吃两个煮蛋算是奢侈的大宴!一碗煮熟的鸡蛋,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天文数字!
能下地走动后,奶奶便带我去住在同村的大伯家。院门一打开,迎面扑上来一只大狗,把我又一次吓昏过去。醒来后,才看到大伯、大妈家的人。大哥那时在外当兵,大嫂生下他们的大女儿奎玲,在家坐月子。大姐嫁到东北,二哥在大姐处打松子。大伯家印象最深的要数三哥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全弟。三哥因天热陪我在场上过夜,夜里我翻肠倒肚吐了一地,把三哥铺在地上做席子的蓑衣弄脏,他一点也不嫌弃。小全弟光着屁股上学的样子,仍历历在目。
二伯家就在爷爷、奶奶房后,几个兄弟还小。二伯家务、农活忙,常常忘记给爷爷、奶奶处挑水。我还记得在奶奶的带领下,我和小惠儿(小姑的大儿子)一前一后抬着大桶到二伯家砸门讨水的事。当然堵在二伯家门那一面的是那几位 “小驴吊日的“(奶奶的话)。至今我还记得小惠儿在小华儿(二伯的一个儿子)头上尿尿的情景。蒙头厚面的小华儿被尿成花脸!我和小惠儿耍得很熟,干了不少坏事。不止一次爬进大伯菜园里偷吃刚长出不久的嫩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