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大院里住了十多年，搬了几次家，但一直住在普通红砖楼。先是住着三居室，有自己的阳台。我们的阳台虽比不上院内那些俄式宽敞的雕花阳台，而且是水泥和铁栏杆混合制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我们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亮点。阳台是我们摄影棚、奶奶讲故事的平台、种花点豆的园地、晾晒衣服的烘干机、淘气撒野的舞台、蓄养家禽的鸡鸭窝。还记得奶奶当年在狭小的阳台上曾养过的鸡和鸭。我们兄弟俩每天放学后便在楼下招呼奶奶，她便把小鸡、小鸭放在一只盖了手巾的篮子里，用绳子从阳台把篮子慢慢放下来。宿舍楼后院除了各家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花圃、菜地以外，是一片片长满各种野草的荒地，是放鸡、放鸭的好地方。一次，一只小鸡不慎从吊蓝里滑落出来，肚子正好挂在铁丝网上。我和哥哥赶紧把受伤的小鸡抱回家，奶奶从容不迫地用针线把受伤的肚子缝好并涂上红药水。几天后小鸡完好如初，欢蹦乱跳。半个世纪过后，那狭小的阳台成了我一篇英文小说的标题、题材和故事。
我们家1969年下放干校时，据说父亲瞒着母亲退掉了我们三居室宿舍。两年后回城，被分配到原独家三居室的对门，和另一家（五口之家）分居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从此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从此永远失去了我们全家心爱的阳台。
普通楼里住的人最多，不少是和母亲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对外文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务院秘书厅、侨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对外友协、外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好友。不久前我曾读到刘庚寅叔叔2006年写的《为了友谊与和平: 民间外交亲历记》。刘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同楼同层不同单元组（刘家27组，我们家26组）。我们两家同住三楼，如在厨房两家同时倒垃圾的时候，可以在各自打开的垃圾窗口对话或递送东西。当然楼上任何一家此时丢垃圾，就会殃及鱼池。在没有普及电话的时代，此种通讯、传递方式效率极高，不知这是否为苏联专家设计的本意？刘庚寅原是母亲在外办同事，后任驻加拿大使馆一等秘书、对外友协美大处处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家楼下住着外办日本组副组长王晓云叔叔一家。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名叫王小平和我同岁，人很文静、聪明、正直。从幼儿园毕业后，他考上北京实验二小。在大院里，我们很要好，经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打乒乓球。他父亲王晓云是延安时期的干部，为恢复中日邦交做了大量工作，很受周总理、陈毅、廖承志的器重。1972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并首任驻日大使（驻日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 》。丁阿姨曾是妈妈的老上级，1958年4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时外交部长陈毅兼任外办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丁阿姨任秘书组组长。她的老伴是大名鼎鼎的《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后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家郑律成。他是朝鲜人，在延安与丁阿姨相爱，结为伉俪。他们有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女儿叫郑小提。延安时期生活紧张，为了凑钱在当地买一只母羊给女儿供应奶水，郑律成狠心把他从朝鲜随身携带的他最心爱的小提琴卖掉。女儿由此得名郑小提。建国后小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弹得一手好钢琴。丁阿姨一家就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的高干楼里。1979年丁阿姨出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82年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兼冰岛）特命全权大使。
在大院里和我们家经常来往的是母亲在外办的同事李熊蜚叔叔、叶运明阿姨一家。李叔叔和叶阿姨同是湖南人，大学又是同学。两人都有过人的才华和绝技。在外办李叔叔起草的东西，一笔挥成、落笔成章。叶阿姨笔录的东西包括总理的讲话，不仅一字不拉、而且字体工整得无需誊写。他们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三居室的家，虽然总是凌乱不整，书架、床头到处是书。李家读书蔚然成风、孩子个个品学兼优。特别是最小的李岩岩，小名喜宝，从小就抱着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雾都孤儿》、《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的旅行》等大部头的书看，津津有味。我就是在他家里读到喜宝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改革开放后，1978年3月李岩岩从北京西城区铁一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赴纽约大学获数学博士，现为Rutgers大学教授，是Alfred P. Sloan奖获得者。在数学顶尖级刊物(如Acta MAth.) 等发表论文多篇。
李叔叔的妈妈在家操持八口人的饭食和家务，月底时有拮据境况出现。孩子们曾来我家找 “星辉阿姨借钱” （我母亲）。 李家的收入和我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但他们是八口之家，入不敷出，月底难免捉襟见肘。在我的记忆里，李家除了书多外，就是一股浓重的炖萝卜味。特别是冬季，除了储存大白菜外，萝卜就是最经济实惠的菜了。其实我们两家的生活大同小异。我们虽然是四口之家，但父母每月要负责向各自两家寄钱贴补他们父母的生活。母亲为了节省几块钱的月票，上班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要知道从西便门国府大院徒步走到位于府右街国务院西门、北门是一条相当远的来回至少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在国府大院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住在同一个单元楼的小友阿姨。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记得她大大的脸庞，大嗓门，讲起话、笑起来震天动地。据说她结过婚，家住河北农村。但从来没看她回过家。小友家对我一直是个谜。他比我们兄弟俩都大不少，有个时隐时现的姐姐，从来没看见过的父亲。他妈妈似乎常年有病，所有家务都由小友阿姨承担：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因为住在一层，楼里的公用电话安装在小友家，小友阿姨便兼起电话传呼。时间长了，楼里大小事情、张家长、李家短，她都了如指掌，所以自然成为了楼长。小友阿姨虽然有些脾气，但心直口快、办事公道。她待人真诚、富于同情心。
1966年开春，那时正值“四清运动”后期，许多机关干部分赴到全国各地开展运动，我母亲随四清工作队去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著名革命先烈刘胡兰的家乡。我父亲到粮食部所管辖的一家位于北京郊区的粮食机械厂搞四清，有时晚上回来看看我们。宿舍大院子弟平时的生活一般由保姆照理，没有保姆的，就到大院食堂包伙。我和哥哥一天三顿在大院食堂包伙。家里炉灶停火，厨房炉子旁连接的储水罐的水就无法加热。所以淋浴、洗衣没有热水。冬季到来，长期没有洗澡、换洗衣物，我们兄弟俩身上不知何时长了虱子、跳蚤。小友阿姨观察到我们哥俩衣冠不整、肮脏的窘相，不仅没有责怪、嫌弃，还主动邀我们用她家的热水洗浴、并亲手洗、晒我们换洗下的衣服。
家里炉灶停火后，没有开水喝。宿舍大院食堂每晚有人给食堂包伙的家庭定时送开水、灌暖瓶。唯恐错过喝开水的机会，我们兄弟俩每晚饭后在楼下瞭望、等候。一天晚上，天黑得不见五指，我在楼下等候。从大院食堂方向传来送开水的声音，哥哥闻声急忙往回家的方向跑。因没有注意到绑在路边树木间平时晾晒衣、褥的铁丝、绳索，在疾跑中被低矮、看不见的铁丝、绳索勒到脖颈，反弹后摔倒在马路沿儿上。我在楼下等候，天又黑，所以只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当哥哥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走进我们宿舍楼门时，我并不知道是他摔了跤，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哥哥从我身边走进楼后，继续上楼。小友阿姨的家门，因电话的缘故，平时总是开着的。她刚巧走到门口，发现一楼楼梯转弯处的地上血迹斑斑，她顺着血迹发现我哥哥（张波）正在有气无力地扶梯上楼。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二话没讲，放下手里的活，抱起受了脑伤的张波就向大院门外的19路公共汽车站冲去，当场拦下一辆开往北京儿童医院的公车。我父亲闻讯赶到医院时，小友阿姨正在急诊室陪着张波等候医生治疗。那时市场上做衣服的布供应短缺，布料凭布票购买。父亲专门买了几尺做衣服的布料作为薄礼送小友阿姨，算是对她的答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