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丁酉三月十五在北京出生的。我不知道出生的那天是否像人们惯于描写京城初春那样阳光明媚、“暖风熏得游人醉。”但三月十五是北京法定停止供应暖气的日子，难怪听父亲讲，我一出生，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个不停。当然我的出世实属不期而遇，紧随哥哥出生一年半后接踵而来的。我出生后母亲就患了乳腺炎，断了奶水的婴儿岂能不哭？
三月中旬的京城，筒子河刚刚开化。“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是诗人墨客的境界。三月里京城的人们还是恋恋不舍地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难怪提起生日，我总是联想到“冰山上的来客”，有一种不速之客、不寒而栗的感觉。“反了春，冻断筋”、“春冻骨头秋冻肉”的切肤感受对一个刚刚出世的生灵是刻骨铭心的。再遇上到春寒，那真是雪上加霜，让人倍感“春寒料峭，冻杀年少。”这在我的同龄人张海惠女士所写的《一天又一天：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中得到证实：
“三四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冷。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我翻阅了有关的权威统计数字。在中央气象局编篡出版的《1951-1970中国逐日气温资料》一书中，我随便抽查了几年，1966年1月1日到31日北京每天的温度都在零下…1966年3月的月平均温度为零上3点4度…难怪小的时候，年年冬天我们的手腕子和脚腕子都冻得裂口子和长皴。不仅要穿棉袄，还要穿棉裤、棉鞋，戴棉手套。”
提起生日，便想到当年天寒地冻的京城马路上一辆辆从乡下进城的骡/马/驴拖拉着的仅有两个轱辘的运货车。赶大车的把式（北京话：驾驱骡/马/驴的赶车人）在寒风凛冽的空中长鞭一甩啪啪响，走在路边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的行人紧缩着脖子，生怕那三四米长的鞭梢打到冻僵的耳朵的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眼前仿佛看见送煤的工人蹬着平板车冒着严寒，把一筐筐沉甸甸的煤球、蜂窝煤从楼下一阶一阶地背到楼上；孩子们放学后蜂拥在垃圾堆上你争我抢地筢、捡没有烧透的煤核、煤渣；一辆辆马车驮着从筒子河里凿出的一块块二尺高，三尺长的冰砖运往冰窖封存为来年夏天备用的情景。
记忆中的生日，也有温暖的一面。生日的到来，意味着能独吃两个煮鸡蛋。这在鸡蛋供应紧缺，每家每月凭证仅有一斤的年代，两个鸡蛋算是天文数字、独吃两个煮蛋算是奢侈的大宴。当年手里捧着两个鸡蛋贪婪的样子和不可一世的表情仍历历在目。记忆中的生日好像总是能闻到弥漫在冰冷空气中的炸油饼、糖炒栗、烤白薯和马粪、垃圾搅和在一起的独特北京风味。值得留恋的还有街头巷尾的冰糖葫芦、爆米花儿、冰柿饼外加刻花似锦的“心里美”。
母亲讲我一出生，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我出生后便因病住进位于京城北部的地坛医院，正值大我一岁半的哥哥发病住在位于京城南部天坛医院。父亲下班后进修业余大学，母亲请假只身一人奔波南北城区、探视护理。父亲讲，我一出生，瘦得像个猴子。哥哥胖乎乎的，人见人爱。出于可怜，便对我倍加爱护。母亲生我时身患乳腺炎，只好用开水掺点儿代乳粉、高钙粉或米羹之类为我充饥。饥寒交迫使我提前两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父母上班，我和哥哥年龄太小不能入托，只好请保姆在家看护。据说试过若干，都不合适。其中一位年纪较轻的保姆，干脆把我们哥俩锁在屋里，出去幽会男友。事情暴露后，只好把年轻的保姆辞掉，另请高明。
试过若干保姆后，父母把裹着小脚的奶奶和头盘满清长辫的爷爷从千里以外的山东老家接进京城。奶奶的到来，不由得使我想起儿时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只是其中的歌词我略有改动：
“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哎……
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
奶奶的雨露滋养了我呀
我活过来的劲头儿足”
从那时起，奶奶就用带着烟味、无牙的嘴，像喂小鸟一样一口一口把嗷嗷待哺的我喂大。奶奶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总是挂着慈善的微笑。因为没有牙，她抿嘴的笑容就显得更加温柔可爱。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奶奶当年用她那粉里透红的牙床为我咀嚼食物的那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