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青少年是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西便门小学、北京五十一中度过的。西便门是老北京外城七门之一，与北垣东段上的东便门相对。明朝嘉靖年间，为了防御蒙古铁骑的骚扰，加强京城防卫，修筑了包围南郊一面的外城，在外城的最西端修建了西便门。西便门外城、宣武门内城均属于清代八旗之一镶蓝旗管辖范围，西便门城内原设有一排一排镶蓝旗营房。清朝末期，镶蓝旗下兵丁两万七千人，家眷总人口约13.5万人。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八国联军佔领北京，德军占领把守西便门，城楼上曾高悬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的国旗。
1949年建国后，西便门是政府动议拆城门后第一个被选中的城门，城楼、箭楼和甕城于1952年被拆除。从外城出西便门向西北方向行走的孔道，出城奔北卽西便门外大街，明清时为西便门外官道，明称礼神街，清称光恒街，解放后改今名，可直达月坛，再北就到阜成门关厢了。西便门外 “相传数百年前这里是京城风至、树静、安宁的墓地。守护这片沉重、安宁墓地的是一棵百年古槐树，槐中有井，井中有泉。古槐树东南两面有古城墙环绕，护城的河水沿墙流过。真可谓：一片安魂净土，更与天地共融。”
建国后，几十万大军和军、政干部从全国各地大批调入北京。名目繁多的政府机关、军事部门相继成立，拥挤在古都内、外城前朝的衙门、王府、庙寺、四合院内和城内的居民混居一起。一时京城古都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此时的北京城在小说《赵家大院》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出了中南海西门，就是六部口街。这就是民国时期的部委所在地。现在这个地区因为先入为主，已经被党中央的保卫部门所占据，中央社会部的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的对面，统战部安排到了西单市场东北角，中组部占领了西单北6条。国务院的新建的几大部委就需要开阔的土地做基本建设。沿着土路再往西走，穿过了西便门，就出了北京城。这里现在就是预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个部队的兵营了。西便门再往西南，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白云观的地盘。高高的牌楼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要倒下。”
为解决在京各部委党政机关、各大兵种干部及家属住房问题，“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
短短几年时间内，各部委、各军种宿舍大院，如雨后春笋，在京城古都西北面相继建立，什么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什么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 据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记载：
“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当中“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
而在所有这些五十年代新建机关宿舍大院中，‘国府大院’（即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名声最大。因为它“是上个世纪中期北京最典型的国家机关宿舍大院之一。”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是周总理亲自批准、苏联老大哥帮助设计建造的俄式红砖多层建筑，室内高度近三米，墙体厚度达30公分，冬暖夏凉。
正方型的大院由九栋、三种不同等级的楼群组成。外围面向东、南护城河为四栋四层普通红砖楼群，分三居室（一家）、四居室（两家）不等、十六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普通干部、民主人士和机关勤杂人员家属，约占全院居民50%；外围面西（面对西便门大街、铁道部宿舍）、面北（面对广播事业局宿舍）为两栋四层俄式红砖楼群，分三、四居室（一家），十五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部委13级以下的中层干部家属，约占全院居民35%；九栋楼群从四面八方围成的正方型大院中心簇拥着三栋五居室的三层小楼，十三个单元组，曾是11级以上干部、国务院参事和相当级别的民主人士居住，约占全院居民15% 。全院共四十组单元，五百一十六户，三、四千居民。
虽然每套居室都备有厨房、厕所、洗澡间和暖气设备，每套居室依级别不同房间数量、质量与面积都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普通单元居室配备淋浴、水泥地板、铁栏杆阳台，而中、高级单元居室不仅面积大而且配备的是浴缸、紫红漆地板、沙发、宽敞的雕花阳台和绿漆窗框。
我曾在一篇题为“桥”的英文短篇中对‘国府大院’等级森严的布局做过如下描写：
“国府大院内的三栋三层小楼，不同于环绕在周围的两组L形从西北、东南四面环抱大院的楼群，大院封闭得像个城堡。西侧楼底有一个貌似隧道的进出口大门，东侧有个院门，门后便是三栋三层小楼群，供副部、正司局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居住。宽敞的水泥雕花阳台、绿漆屋檐、耀眼的瓦顶。三栋小楼面对着大院内精心栽培、浇灌、培育的中心花园：长方形的花圃园地和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大院内有自己的花匠和温室。小楼的主人们有配备的轿车、司机和秘书。每套五居室住房还配有电视、电话、浴室、浴缸、厨房。每套住房除一楼有各自的小花园外，各有大、小两个雕花阳台。室内地板打腊或铺地毯。”
《黄河边纪事》的作者薛铁伦五十年代中期曾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五组二十七号。他父亲薛和昉时任中央文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
刘继先是国务院宿舍家属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她是个1939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野战军五旅，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九师，第三军后勤部任职。1955年以正连职复员，同年4月随转业的丈夫，老红军干部曹昆隆进京，曹昆隆时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1955年下半年全家搬到了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
半个多世纪后，曹昆隆/刘继先的儿子曹永明在“永远的军人—为母亲九十寿辰而作”中留下这两张珍贵的相片。曹永明和三姐曹冬琳坐在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边上，他们身后花池中花红叶绿的美人蕉依稀可见。花坛后面不远处便是刚刚建成的国府大院内中心高干三层小楼。曹永明写道：
“位于西便门外大街10号的国务院宿舍建成于1955年，建筑物都是苏式风格，室内净高达三米，铺设实木地板，至今已经历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历久弥新，堪称完美。10号院当时东临护城河和城墙，出西大门，马路对面是铁道部宿舍，北临复兴门外大街的广播大厦，记得儿时，我喜欢站在家里东阳台上看广播大厦一天天地长高。宿舍大院内居住着国务院直属局（部级），及处（司局级）以下干部，共计500余户。国务院的大部委都有各自的宿舍大院，而一些较小的直属机关，如专家局，档案局，出国工人管理局等由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处管理科管理的10号院统一解决食宿（那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未成立）。”
大院宿舍家属委员会都忙些什么呢？曹永明告诉我们：
“10号大院内，主食，副食，蔬菜，水果门店齐全，洗衣店，裁缝店，卫生所，食堂，电话总机室一应俱全。家委会当时很受重视，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活动室。母亲和家委会委员们白天在值班室轮流值班，每天晚上在会议室开碰头会，家属工作纷杂琐碎，很是忙碌，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创建五好家庭活动，日常化的检查卫生，组织评比，调解邻里纠纷等等。有时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来，或是直接上门求助，多是两口子吵架拌嘴（行政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的高干们亦不能免俗），这是所有工作中最让人煞费苦心的事情，只能劝和，稀泥抹光墙，努力当好八级泥瓦匠。那时，自己做饭的人很少，一日三餐都靠食堂，民以食为天，办好食堂，让干部和家属们满意，自然也是家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曹永明还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当年国府大院的生活：
“文化娱乐在当时主要是每周放一次电影，场地就在大院东门外的空地上，露天放映，自带小凳。家委会要事先印票，卖票。记得1957年，放映影片《祝福》，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国际上获过奖，国内更是好评如潮，是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主演的。恰好白杨的家就在10号大院，于是，母亲登门代表家委会盛情邀请白杨与本院的观众们见面，那时的明星很随和，欣然答应。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明星效应令当晚的电影票立即售罄。周边的铁道部宿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群众也纷至沓来，都想一睹电影明星的风采。加印电影票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回收的票二次卖出，总算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母亲每周都要去中南海的国办行政处管理科汇报家委会工作，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三年中，从未有机会见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1957年6月，全国总工会妇女工作部在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母亲作为中直机关家属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这是母亲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当年五旅的政委，父亲的老战友王赤军将军（时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还专程到会议上，看望了我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