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剑英为人四海，潇洒人生，最喜欢的是三朋四友，江湖义气，兄弟情份。说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当不为过。在他逝世时的祭奠仪式上，孝子颂石有一副挽联说得最是中肯：
为子女筹划，替儿孙操心，博古通今，琳珑剔透。伤哉遽逝，慈父襟怀长留人间；
因朋友插刀，帮亲属解困，侠肝义胆，一生磊落。典范顿失，大哥风骨永存公心。
解放前道生庄的大倌从来就不缺钱，养成了仗义疏财，挥金如土的习惯。共产党来了后，一下子穷到底了。但道生庄大倌的派头却是终生不改，那怕家里穷到无隔宿之粮，朋友来了，家常便饭，一碗阳春面，二两生煎包，三角钱猪头肉总是要招待的。为这些事老婆也没少唠叨，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照样是我行我素。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写道：门虽设而常关。老大是反其意而用之：门既设而常开。用他的话来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就是他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剑英年轻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交到两个好朋友王守中和赵葆华，仿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拜了把子结为兄弟，王守中年长是大哥，剑英年最小成了三弟。当年在上海江湾的校舍里，三个人孵头芽，将学费都用光后，躲在宿舍里等家里的汇款，捣蛋的事也干了不少。直到大倌二十一岁时娶亲，两位结拜兄弟一起赶到常阴沙参加婚礼。从十一圩港船码头下来时，一式的白西装、黑皮鞋、铜盆帽、文明棍，恰如玉树临风，潇洒倜傥，将一帮阿乡看得一楞一楞的，几十年后都有人提起这一茬。
后来大哥王守中家道中落，老父亲昔日曾称「南通王」，家财亿万。土改时被评为恶霸地主，被土改工作队当场枪毙。自己娶了太太后，在上海比乐中学教地理，洗心革面，从不多说多话，总算逃过了一劫又一劫。两兄弟都在上海，还时常有些往来，但已全无年轻时的风头气概，只有在喝了些酒后，酒精上了头，同把兄弟豁拳助兴：五魁首啊、一品香、六六六顺……仿佛还有些须当年的影子。文革时王守中更加谨小慎微，躲在家中伺弄花花草草，做起花农来了。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修身养性，寄情花草，陶冶性情，安度余生。王守中培养的杜鹃花出色当行，杜鹃盆景更是万中挑一的首选。后来被上海盆景协会和花卉协会等机构拿去做展览，被称为上海一绝。王守中「江南杜鹃王」的外号更是圈内尽人皆知。
把弟剑英跑到大哥王守中家是从来不客气的，看见长的好的杜鹃花就要搬走。守中老兄也是无奈，只是说道：兄弟啊，不要糟蹋作践了，到你手中不出两个礼拜，准保没的命！剑英不听，拿了就走。弄到家中，侍弄来、摆设去的，果然没多久，一朵朵花蕾都半死不活的再也长不好了。守中老兄说得好：花花草草都是有灵性的，你得用心去爱护它们，伺候它们，它们才会绽放出最美艳的一刻让你观赏。徜若三天打鱼，两日晒网，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不弄死了才怪呢！后来剑英也总算服了，不再强要硬抢了，只是到春节时去老大家弄个一两盆回来应应景，点缀一下，沾个喜气。
把兄大哥虽然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做人，而他的下一代中郄出了一椿奇事。六八年时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修地球。王大哥家的千金小姐也是在劫难逃，去了安徽天长，落户种田。那里的农村生活真不是人过的日脚，知识青年无房子、无家具、无农具，借在老乡家权宜为生。那个鬼地方开门见山，山路蜿蜒，去次集市寄封信，买瓶酱油都要跑二十里的山路。第一个月算在老乡家搭伙，虽然食不下咽，还算能吃到一口热食。后来分出单过了，上海小姐怎么烧得来行灶呢？一到刮风下雨，柴火湿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顿饭如何到得了口？有道是穷山恶水，刁民泼妇，老乡们煞根的穷，都想沾点光，弄块肥皂，一包白糖，几粒上海糖果，半包香烟。最难打发的是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们，借着关心的名义，一双色眯眯的贼眼老是在女孩子的胸前臀后打转。言语调戏，威逼利诱，各地女知青被强奸失身的也不在少数。后来总算开恩了，有了招工名额和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但王大小姐的祖父是被共产党镇压的恶霸地主，好处怎会落到她的头上。苦捱苦熬了四五年，前途茫茫，后事堪忧。实际上那时候中央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觉悟到是一项失误，临时救个急，时间长了就不灵了。而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纯是一派胡言。原本单纯的学生子们，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腔热血，被蹧蹋蹂躏得荡然无存。于是物极必反，破罐破摔，变得玩世不恭。这帮小子农闲时全部倒流回城，游手好闲，成为城市二流子。农忙时被逼无奈回到乡下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偷鸡又摸狗。惹得老农民们双手往外推，恨不得让这帮小子们早早滚回去。而几百万知青散在那些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国家也根本无法解决就业或回城，只能让这帮文革运动的替死鬼自生自灭了。不过当局者网开一面，开了个口子：允许有严重疾病或伤残者可以病退回城，另行安排城市生产组工作。生产组也是中共的一大发明，相对于国营单位的全民所有制，区县经营的大集体所有制来说，生产组属于小集体所有制，经营一些国营工厂的外加工或装配零活，工人报酬是每天人民币六毛钱。徜若每天上班不休息，每月的酬劳是人民币十八只老洋，在当时约合十美元。生产组的工人无劳保、无褔利，就是城市贱民。
伤残知青可以病退回城这个口子一开，王大小姐就动上了病退这个脑筋，可气的是年轻女孩无病无灾的，那能就够得上双残病退呢？一年春节，集体户里的插兄插姐们都回城过年去了，而那个老不死的支部书记，披着件老黑棉袄，叨着根旱烟管，打着重点培养的幌子，硬将小王留下来，要她轧账，将大队里近千户人家全家的口粮工分重新清算一遍。老支书色胆天来大，打着如意算盘，心想等知青小子全部走光后伺机尝尝上海小妞的鲜。小王心知肚明，但迫于淫威，又不敢不从。思前想后，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罢罢罢！拎起切菜刀，向自己的小手指上砍去！
当然事后还得假装是切菜时失手所致，否则对抗文化大革命，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压下来又要不得了了。小手指当然是接不上去了，回到上海后，医院里开出了伤残证明。年后回到天长农村，总算办妥了病退回原籍的一应手续。原本花容月貌的金枝玉叶，真的成了残花败柳的九指姑娘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悲情话题。两千万男女青年在无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牵动了中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个家庭和单位。造成了亿万人民财产、生命、亲情、婚恋、教育、就业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影响了中国社会几代人的命运和精神面貌。当时的知青们年齿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极少数老三届高中生外，因文革时期的政治干扰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农民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所谓的「再教育」 纯是鬼话！
在中国亟待普及教育的时期却关停教育，把青年赶往农村。错误决策让几代知青作出了无谓的牺牲。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承认说：知青下乡造成了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大不满意”。从整体下乡的结果来看，所有的知青农场全部亏损不赚，云南知青农场所有的橡胶树，百分之百死亡。插队青年对集体经济只是负担，很少贡献。由于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损失相比，绝对不成比例。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二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只是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这些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
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和突出的社会矛盾，将知青上山下乡推向极致，这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不是文革前少数知青个人理想和职业的选择，变成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只能转移给农村、农民。文革摧毁了教育事业，又停顿了全国工商业的生产和发展。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无法摆脱政治上的歧视，很多人实际上成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接受再教育成为到农村去的知青们的专利，因此，对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大打折扣。知青中有的人为上山下乡付出了青春和生命，那些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为落水的木材和羊群献出生命的知青伙伴；那些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过早嫁人的女知青们；那些因成家或在当地招工迟迟未能返城的知青们。回顾当年，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对多数知青来说返城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那些因伤痛或无缘求学深造的知青们；那些返城后无专长又过早下岗的知青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使他们成了返城后企业转型下岗的主力军。
秦始皇筑长城，人民备受流离颠沛，好歹还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筑；上山下乡让数千万个家庭饱受折腾，绝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业、成婚、下岗的老大难。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考上了大学，国家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严重断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违背了经济发展必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方向，违背了世界潮流。每个下乡知青都记得，所谓的「自愿」 下乡都是虚假的说法。实际上绝大部分知青都是对农村情况完全无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乡的则是一律采取了轰、压等逼迫手段。不断敲锣打鼓，疲劳轰炸，父母亲在工作单位受到沉重压力，甚至被领导以停工威胁要挟，学生则在学校和里弄里被逼迫孤立，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办事处「 自愿」 报名为止。知青下乡历时近十年，毁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而结拜兄弟中的老二赵葆华就更惨了，因为自己有些政治色彩，曾经在蒋经国手下的青年服务团中工作过。解放后对形势认识不清，没有往海外走。肃反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后来在乡下生病，缺医少药，又是反革命分子，无人待见，竟然三十多岁上就夭寿而亡。桃园三结义，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老大在机电一局任职时，又结识了两个异姓兄弟，解放后虽不时兴拜把子磕头那一套，但三个人感情特别好，朋友圈中都知道张王顾这三个朋友是铁哥们。张不离顾，顾不离王。其中张鸿熙原是世家子弟，出身于富庶之家。母亲在解放初就去了香港，一直想把这个留在大陆的儿子办出去，运作了几十年就是办不成。人虽然出不去，但心是留不住的。而港澳方面也时时有信件往还，还有华侨身份的朋友传言带信，捎东西等等，把个张家大少弄得个不上不下，一心以为有鸿鹜将至，那里还有心思干社会主义革命呢。张家大少的出国梦做了几十年，老娘死的时候都没有允许去奔丧。直到改革开放后独生女儿去了国外，后又嫁到了巴西。总算在九十年代后被批准出国看望女儿，那时鸿熙兄已经七十高龄，大半截子都要入土了。
不过张家倒出了一位奇才。张鸿熙的大哥名叫张鸿范，膝下单生独子张首晟。张首晟是个神童，自小过目不忘，一点就通，十五岁时初中毕业直接报送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就读硕士。三年后张首晟进入纽约州大石溪分校攻读博士，师从杨振宁教授。随后一路高歌猛进，在物理学领域如璀璨明珠发出奇光异彩。张首晟先后被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终生教授、美国艺术与科举院院士、中国科教院外籍院士、美国科举院院士。他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曾发现「天使粒子」，被杨振宁认为距诺贝尔物理学奖仅一步之遥。遗撼的是一位单纯的科举家卷入了中美两国政府的博弈之中。美国政府的《301调查报告》 点名由张首晟担任董事长的丹华资本，随后币圈崩盘，投资巨亏，颠覆了他原有的心智和他心目中的世界运行逻辑。纯净的物理量子在秽垢的政治尘埃中坠落，享年55岁。
另一位铁哥们名叫王正棠，出身倒是红五类，而且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去过朝鲜战场，打过美国鬼子。朝鲜战争结束后，混了个小排副复员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一家小工厂的行政科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没有换过单位，也没有动过职位，永远是行政干事。老王自嘲道：朝鲜战争时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打鬼子，到头来除了「家长」外，什么「长」都没有捞到。每个月73只老洋，几十年从来不加。一家五口猫在黄河路一间街面小客堂里，这还是老娘走后留下来的栖身之处。
王正棠闲来无事，喜欢钻研书法，一有空就看碑帖、练写字。老王的一笔王字学到维妙维肖，几可乱真。尤其是《兰亭集序》，学到连当年王羲之错漏之笔也能写得一模一样。老大从小也是练过毛笔的，老爹还曾称赞过：小伦有悟性，是个可造之材。文革后期大家都很空闲，也就时常到老王岁借碑帖看，讨论书法。但老大是从不买账的，回来后说道：老王学王字像则像矣，但缺少自己的风格，没有骨子，算不上是好字。老大最喜米南宫，大字小字都拿得出手。时常会将写就的作品挂在墙上，横看竖看。小儿子不懂，问道：好爹，你在看什么？答道：写字最难是章法，每一个字都要立得起，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天头与地脚，必须疏密有间，错落有序。做到这一点，书法就成了。
三个难兄难弟气味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每星期三下午，三人都会在老王位于黄河路的家中聚会一两个小时，也不一定吃饭喝酒，就是喝喝茶、聊聊天，交换些新闻，抒发一下情绪而已。他们戏称就像《上海的早晨》中所写的「星五聚餐会」一般，那是一定要聚一聚，领领市面的。老大那些四清运动时交代出来的「反动言论」，大都是从黄河路那里泡制出来的。不过幸运的是老王出身工人家庭，又是复员军人，住的还是街面房子，所以没有引起朝阳区大妈们的注意。否则倘被人一举报，弄不好闹成个「 裴多菲俱乐部」，那可麻烦了。
六三年那年，老王家的嫂子不慎又怀上了，俩夫妻一合计，决定将小孩生下来。老张知道这事后，气急败坏地来向老顾报告：「胡涂胡涂！现在连自己都是多余的了，老王竟然还有胃口去生第三个。养出来作啥？多一台造粪机器罢了！真是拎不清！」当然老王兄弟家的小三子还是如期来到人世，父叔辈的「星三」聚会照样在进行。接下来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老顾吃到的轧头最多。工作队外调内查，老王、老张处也没有少跑，两个兄弟硬是帮着扛下来，从无丝毫的揭发或阴损，真叫作异姓兄弟，亲似手足。
老大后来走动最多的朋友应是沈家宏，朋友圈子中称作沈老Ｋ，即是大王的意思。沈老Ｋ原是浙江乌镇大户人家子弟，祖上三代经商致富。年轻时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学成后回国接收家属企业，任亚洲铁工厂总经理。现在乌镇东栅老街上展出的那只硕大铁锅，就是沈家祖上百年前的招牌。解放初期，美国南山人寿保险公司重金礼聘，邀请沈家宏出任该公司在香港新设分公司的总经理。沈老Ｋ考虑来考虑去，居然放弃了这一机会。当时老Ｋ还没有看清形势，只以为自己开厂吃饭，共产党的保护对象，怕什么。不过他还算聪明，推荐了自己的兄弟出任此职，也给自己留了个退步。
沈老Ｋ温文尔雅，却能识人用人，而且识大体、知进退，也是一个奇人。
一九五一年底时，刚刚结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共产党立脚已稳。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即「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发现有资本家向干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因此次年初，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随即三反五反一起来，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共产党喜欢把人划分归类，他们把资本家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这五种人。也不知是谁统计的，其中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然后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人人过关。凡被归入这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5%之中，那就是坐牢杀头的灭顶之灾了。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反动典型是上海大康药房的经理王康年。王康年的罪名是制造假药盘尼西林，毒害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于是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无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时的地主、镇反时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样，被当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红色祭坛」。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个善良、本分的年轻工商业主，被制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狰狞的妖魔标本，成为用来恫吓资本家和商人业主的「政治恐龙」。
王康年被逮捕以后，全国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开始「踊跃」响应党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捐飞机」支持抗美援朝的热潮。据统计，仅上海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们捐款的金额就高达6千多亿，折合飞机404架，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高度赞赏。据说当年陈毅每晚坐在沙发上品着香茗听取秘书汇报时，总要悠闲地问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问又有多少资本家商人跳楼了。
还真是有不少！中国著名食品品牌冠生园、是由百年老店，上海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亲自创立。「大白免奶糖」、「鱼皮花生 」、「陈皮梅」、「雪花软糖 」，这些中国人吃了几代人的零食，全部出自冠生园。1938 年抗战全面爆发，冠生园被迫迁往陪都重庆，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上海。在 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冼冠生被诬指犯有五毒罪行，遭受了三天三夜的严刑逼供。当年4月21日，冼冠生从冠生园楼上跳下，在南京路上当场毙命。冠生园旋被收归国有。
文革后逐渐透露，王康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处决，所有强加在其身上的罪行均系当局伪造诬陷。当年在这场惨烈运动中遭诬陷而自杀的上海资本家和工商业主不下百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船王——民生轮船公司老板卢作孚。他1950年6月率一百多条船从香港回到大陆，希望藉此为新中国出力。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在五反运动中，党组织居然指使他的养子在大庭广众下检举揭发卢如何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犯罪行为。卢作孚这位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清廉的爱国企业家，举家回国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发现受骗上当、痛悔莫及，于1952年2月8日，抛下妻儿悲愤自杀了。
三反五反运动将资本家人人过堂，个个摆平，不过还有下一步更狠的呢！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全面实行了公私合营，美其名曰「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政府强制垄断经济市场，侵害人民的私有财产。一夜之间，敲锣打鼓，全国工商业者全部拱手让出他们苦心经营的工厂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此靠边站，再也没有发言权了。这被称之为「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经过工商改造后，中国社会彻底消灭了私有财产，
上海人经历过满清时代、军阀时代、租界时代、日伪时代、民国时代，上海人骰子活络，见多识广，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还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把资本家治理得如此服服帖帖，低眉俯首。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倒是有一个。无锡荣家执中国棉纺业、面粉业之牛耳，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将中国民营企业经营扩张到了极致。解放后荣家第二代嫡系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荣尔行等人纷纷出走海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交给旁枝庶子荣毅仁。公私合营时政府评估资产是将机器原料等折价作为股份，而荣家办的是实业工厂，最多的就是机器，亨不郎当一折价，成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了。而有的老板就惨了，如上海的雷允上药房，他们是经营中药的，只有草药原料和简单机器，并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因此评估下来没有多少钱。大部分从事商业和贸易的资本家都碰到了这个问题。荣毅仁为人大气，主动提出让出股份贴补相关同业。当然他的初衷也许只是出于同情心理，想不到歪打正着，给上头发现了，从此对荣毅仁另眼相看。
荣毅仁年纪轻，头脑灵光，他对一班老臣说：社会主义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于是率先将荣家发展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部产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为国家所有。陈毅市长投桃报李，封他为「红色资本家」，并安排他出任副市长一职，以此笼络资本家阶层。 1956 年领袖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对接待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要加强发展内地的工业建设。荣毅仁拎得清，主动提出将申新九厂的一半机器和纱锭运去安徽，筹建合肥棉纺厂。同时浼请上海桐油大王沈家，上海永安公司老板郭家共同斥资合办。其后荣毅仁仕途看涨，官拜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是一样脱冷：自己被安排在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厕所。独生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每天和民工一起抬石头，挖土方，苦不堪言。女儿就更倒霉了，原本是与一班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一起喝喝咖啡，听听音乐跳跳舞，间忽发发牢骚，怀念一下失去的天堂，却被里弄治保小组举报抓捕。其中一位仁兄吓坏了，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儿检举揭发，最后荣大小姐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等到刑满释放，文革也结束了，老爷子又上位了，但女孩子的一生也就毁了！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中国古语的魔咒还真的往往应验。荣智健年轻时娶中国汗衫大王任士刚之孙女为妻，也是因为当年文革时全家受到冲击，孤苦之时任家小姐频频示好，相濡以沫，遂结秦晋之好，成为苏浙商帮文化中美好的姻缘联续。1978 年荣智健只身持单程证去了香港，投靠堂弟荣智鑫及荣智谦，凭籍父辈余荫，背靠荣毅仁的声望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资本的支持大展拳脚。1986 年荣智健组建中信泰富，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扩张，拥有了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嘉华银行、东区海底隧道、亚洲卫星等大型企业。中信泰富向国内银行融资达200亿人民币，全靠老父亲的威名信誉。2008年中信泰富投资不当，套用资金炒作澳币，出现了超过147亿港币的重大亏损，香港警务处搜查公司总部，进行调查。第二年荣智健翻盘无望，辞去中兴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从此荣氏家族彻底淡出中国商场。中国首富、红色资本家遂成绝响。
再说回沈老K，公私合营把老Ｋ的工厂收了，让他当个副厂长摆设摆设。老Ｋ就是有股宁折不弯的犟脾气，就此称病不起，一卧三十年。绝不顾问厂里的任何事情，每天足不出户，在家中吃斋念佛，修身养心。老Ｋ是对社会极度不满，才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无声的吶喊。
老Ｋ的朋友圈子中有帮京剧票友，而他自己就是一位程派名票，曾得到过程砚秋大师的亲授指点，也算是半个弟子。反右斗争后，老毛先是忙于党内整肃，后来又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把个国家弄到民不聊生境地，于是籍口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勒进裤带渡饥荒。那时候共产党自顾不暇，对于知识名子，以至于意识形态领域，就相对松懈了一些。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作为牛鬼蛇神蠢蠢欲动，帝王将相占领了人民的舞台。于是乎沈老Ｋ家的京剧沙龙也活跃起来，隔三差五，一帮票友会齐集老Ｋ家，丝竹管弦，檀板箫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好不热闹。
老Ｋ的程派青衣唱得是字正腔圆，跌宕起伏，转转弯弯的，深得程派精粹。尤其是《锁麟囊》一出：「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抛……世上何曾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又唱道 ：「回首繁华如梦渺，残生一线付惊涛。柳暗花明休啼笑，善果心花可自豪」 ，言为心声，歌以咏志。老Ｋ的这段唱腔寄托了他个人的多少心曲！
这边方才凄婉惨恻，那边梅派青衣蒋慧芝又唱上了：「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渗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那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蒋慧芝出身名门，老爹是亚细亚汽油公司的买办，嫁的丈夫是德国留学生，上海大隆机器厂的资方。因为丈夫是学机械出生，总算在厂里保留了一个副总工的信置，反正是干活有份，成绩休想。大隆机器厂远在闵行，无法每天通勤，只通鹊桥相会一周一天。娇滴滴的新夫人蒋慧芝也只能混到老K 家的京剧沙龙来打发时间。
不一会马派老生吴天惠又唱起了《四郎探母》中的坐宫：「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久困沙滩。」
老顾是唱叶派小生的，立马接上去唱起了《白门楼》中吕布的一段西皮快板：「俺好比夏后羿月窟遭殃，俺好比公叔段命丧沙场，俺好比汉高祖兵败咸阳，俺好比三齐王命丧未央。」怀才不遇，生不逢辰，一个个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留连昔日之繁华，怀念失去的天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墨客，发发牢骚，尽此而已！
有道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老Ｋ闭门在家坐，倒也颇为关心国家大事。当时有一份小参考，摘录一些无关痛痒的外电消息，其发行范围控制在机关、学校和科研单位一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老顾所在的学校挂大专编制，本人又是教研组长，正好够资格订阅《参考消息》。于是老Ｋ的《参考消息》一定是照老顾牌头的，一星期一换，雷打不动。老Ｋ确实是认真学习，仔细研究，务必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国际形势的蛛丝马迹，美苏两国的政治动向，港台地区的经济起落。倘若一个多礼拜老顾不出现的话，一定电话追来。「幺妹，打只电话请顾家伯伯来一次，就说老爸有事找他」。老Ｋ家有自备电话，一只传呼打过去，就不用理了。老顾就没有那么好命，里弄叫电话的老太凑足了几张单子，慢腾腾地挨家挨户去叫：109室姓顾的，屋里厢有人伐？姓沈的打电话来要回电！老顾同志付了三分钱传呼费后，一脚一脚跑到一个多街口外的公用电话传呼亭去打回电。碰到逢年过节时人多，前面的人吊着电话不放，后面的人接不上手，真是急煞人。后来老顾每次到沈家去时都要提抗议：「老Ｋ呀，下次侬电话就不要随便打了。侬老兄自备电话一挂，然后吃饭看报打瞌睡。兄弟我就要跑进跑出的，没有个把小时搞不定的。」
老Ｋ回道：「老顾呀，侬也装一只电话嘛！」
老顾回道：「没有米，就吃肉？坐着说话不怕腰痛！老兄真是不知民间疾苦。现在装电话要处级干部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私人电话。决不是搞落两张票子那么容易！」
那时候大陆正处于大饥荒时代，吃一顿可是件大事情，上馆子非得要结婚摆喜酒才有可能。因为粮食都有定粮的，普通每人每月二十六斤半的定粮。食油每人每月半斤，白糖每人每月二两。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般一点点，一切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才能熬到下个月。道生庄的大倌自小阔绰惯了，那惯这种穷日子。只要他在家，总要到厨房间去转悠一下，烧什么菜都是多放油，多放糖，浓油赤酱的当然入味可口，却苦了糟糠之妻：死人啊！下半个月还要不要过？
但也有例外的人家，沈老Ｋ家就是特例。老Ｋ兄弟在香港，一家上市保险公司任高管。当年这个机会原是老Ｋ自己的，因为不想离开上海，就将位置让给兄弟去顶。兄弟临走时，老Ｋ将手头所有能动用的游资全部交给兄弟带去香港。老Ｋ素来崇拜美国，喜欢买美国股票。早早就购买了不少美国大公司的股票，如通用电器、GM汽车、波音公司等篮筹股。几十年下来，股票一直在翻，让兄弟在香港只要稍稍拿些出来，寄一点回来就够一家子开销了。当时国家鼓励外汇，凡从海外汇钱回来，除了按国家牌价折算成人民币外，每百元还能奖励优质大米、食油、白糖，或其他紧俏工业品的配额，称之为华侨券。于是老Ｋ家招待客人，三朋四友的不成问题。下午招待客人的点心是肉丝黄芽菜春卷，煎得赤拉金黄，油光铮亮，一咬一泡水。有时候是猪油糯米豆沙八宝饭，老远路就闻到喷香的猪油味道，尝一口香甜糯滑，一下子甜到心圪里。冬天日短，常常会留客人吃了晚饭再走，便饭便饭，端上来都要七八只菜：乡下浓汤、开洋炒蛋、红烧鲫鱼、栗子鸡块、烤麸面筋、薤黄肉丝，都是极精致的家庭菜式，一般市民家庭根本就拿不出来的。老大时常回来讲道：老Ｋ家的便饭真不错，让老妻学几手。被老婆一顿臭骂：侬别人不去学，倒去学起老Ｋ来了？这种就叫「轧乡绅」，拾了象牙筷赔脱人家。人家啥个身价？太平点吧，老饭店的家常菜：二晕二素一只汤，吃长了就烧高香了！俗话说一钱逼死英雄汉！工薪阶层同吃外汇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沈老Ｋ虽说是闭门在家，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他对于形势的观察，时局的预测，以及为子女们的前途打算，却是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就想尽千法将大女儿送到香港兄弟处。后来沈家大小姐又从香港到了美国，嫁得如意郎君，事业有成，儿女双全。更难得的是大小姐对还在国内的弟弟妹妹尽心竭力，一个一个拖出来。确是沈家的中流砥柱，坚强后盾。老Ｋ当年先送兄弟去香港这一着走得真好，也就有了后来子女们的前程。
文革开始后，沈家在上海还有三子三女共六个孩子赋闲在家。那时同海外的关系全部断了，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学生们都闲散在家瞎混。老Ｋ坚定信念：国门一定会开放！知识一定会有用！于是帮儿子请中文家教、英文家教、音乐家教。六十年代后期沈家的孩子就开始学 Essential English 四册教材了。后来许国璋教材，俞大絪教材一本本读过去。拉小提琴、弹钢琴、弹吉他，更是日常课程。
到一九六八年时最高指示一声令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国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高潮，里弄里、单位里，到处敲锣打鼓的，非得把一个个学生子都弄出去，置之农村而后甘！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届连续四年的初中和高中学生，被当时称作为老四届，都是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沈老Ｋ家一下子摊到了四个。里弄里的好婆、阿公们盯着39号里的沈家不放，日日上门骚扰，一定要弄走几个方肯罢休。最后沈家出去了一个女儿，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才总算保住了三个儿子。
在漫长的十五年中，沈老Ｋ坚定信念，支持子女们不工作、不恋爱，不结婚，独打一门等出国。多少朋友劝老Ｋ，算了吧，死了这条心，让孩子该咋的就咋的吧！老Ｋ始终不为所动，用老毛语录中所说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一直到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一下子打开了国内。那时沈家大儿子学明已经三十多岁了，才像逃跑一般被批准去了香港。没多久老Ｋ接到从香港转来的一封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来信，这其实是发给股票持有人的一封统发邮件，其中谈到年底时要召开股东大会，确定几项有关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变动。老Ｋ何等聪明伶俐，抓住机会，马上写了委托书，让小儿子幺弟拿了这封信去美领馆签证，说词是应邀要去纽约参加 GE公司的股东会议。当时的上海美领馆才开张，门口罗雀，每天来办理签证的人非常少。领事先生将这封信翻过来，看过去，实在说这不过是一份公司的年度通告，并不是什么邀请信。不过呢？领事黄毛仰起着脑袋，眼睛翻啊翻的想了半天。反正也没什么生意，只要有个借口就好，准了吧！于是大笔一挥，三个月商务签证。沈家幺弟拿到的何止是签证，就像一纸大赦令！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头摇尾再不回！
以后在大阿姐的帮助下，从老娘开始，继之是二弟、双胞胎阿大、阿二，最后是幺妹断后， 一个个如过江之鲫鱼贯而出，直至全部走光。而老Ｋ却抱病床榻，拖了几年才撒手人寰。
老Ｋ并没有活到中国经济腾飞的九十年代，所以也不会知道后来在国内发展的竟要比去海外留学或移民的好出许多！历史的嘲弄，凡夫俗子真的无法估摸。
老大交游广阔，上三教，下九流，富商臣贾、专家学者、前朝遗孽、凡夫走卒，反正地富反坏右都可成莫逆之交。用太座的话来说：揽到篮里就是菜。有一位落魄潦倒，穷困不堪的常阴沙同乡黄正迅后来也成了老大一伙的牌友。
俗话说：年轻苦，不算苦；老来苦，才是一世苦。正迅老兄当年堪称「海上闻人」，事业发达，日进斗金，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号人物。他年轻时倒也是苦出身，小小年纪就从常阴沙来上海学生意。凭着聪明伶俐，眼罩子亮，早早就拜在当时的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门下，因为是同宗同姓，麻皮金荣倒也蛮照顾的，处处提携一把。一来二去，正迅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及至后来黄金荣捧角露兰春，与江浙督军卢永祥之子，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孝嘉争风吃醋，最后折了下风，赔礼道歉。场面上人要的是面子，从此黄金荣就渐渐淡出江湖，而黄正迅则趁机自立门户，独闯天下了。
要在上海滩扬名立万首先要有靠山，正迅因老头子黄金荣的关系，与军统方面原来就是称兄道弟，过从甚密。后来干脆加入蓝衣社，拜在戴笠名下，成了上海站的少校特派员，当然他并不亲手执行杀人越货，剿灭共党的任务，而是作为客卿身份为军统组织提供有关情报以及活动经费。正迅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南市和黄浦一带，一连在那里开了三家戏院：大华大戏院、中华大戏院和正华大戏院，手下几十号兄弟，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当然这是表面上的身份，私底下贩运军火，倒卖鸦片，走私西药，炒卖美金银元，囤积紧俏物资，哪里有钱赚，哪里就会有老黄的身影。用他的话来说：迭个辰光的钞票真叫赚得木老老，有多少身价自己也搞不清。
男人有钱就变坏倒是颠仆不破的真理。老黄去上海学生意时早就在乡下娶了一房媳妇，也生了一个儿子。到上海没几年，事业一路上升，女人也就一路跟进。先是娶了新闸路一位小户人家的小姐做二房，继而又看中了绍兴戏角儿兰珍，缠来缠去，总算搞定做了三房。后来又看中会乐里的清倌人月仙，从打茶围、吃花酒，摆台面、做花头，借干铺，一直到梳拢，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如愿以偿赎回来做了四房。一两年后老黄又出花头了，想想我老黄档子不高，玩的都是戏子、小家碧玉、红倌人，想要弄个大学生白相相，也可以在事业上做个帮手。于是乎寻寻觅觅，瞄准了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林子琴。黄老板软磨硬泡，使尽手段，几年下来都没能到手。后来林小姐的老爸生了一场重病，耗尽积蓄，陷入窘境。黄老板挺身而出，内外照应，钞票用得像水泻，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终于把林老夫妇俩搞定了。那时候虽说已流行自由恋爱，但父母之命还是有半壁江山的话语权，最后林小姐委委屈屈地嫁给黄老板做了老五，当然是分门立户单独过，俗话叫作「两头大」，到老黄这里就是「五头大」了。
那时候黄老板那叫春风得意，事业进入鼎盛阶段，三丬戏院连轴转，像印钞机般日进斗金。五个老婆分居五个地方，安享齐人之福。
几十年后老黄同老大吹牛，回忆起当年的光景道：「这个辰光年纪轻，身胚好，上海四个老婆一个个要摆平，否则争多论少不太平。每天早上十点钟一定要出门的，茶馆店里谈生意，讲斤头。中饭时三朋四友吃便饭，不过一斤绍兴加饭是跑不掉的。饭后浴德池泡个混堂，水包皮，一觉困到太阳落山。晚饭吃花酒都是早就约好的，老正兴、老半斋、德兴馆，绿杨村，哪里好吃去哪里。喝喝谈谈，拆拆卵蛋，兼或吃吃豆腐揩揩油。半斤大曲，吃到微醺，然后别克牌自备汽车先到三家戏院转一圈，把经理账房等下人喊过来，了解一下当日演出情况，票房上座。九、十点钟后再去老婆处报到。往往是一个老婆处个把小时，打一炮，再去下一个。有时候四个老婆一个个排过去，到最后老五家时倒要后半夜了。日日如此，风雨无阻。
老黄一边吹，一边还要发嗲：「我迭把茶壶苦啊！一只只茶杯洒过去，天天弄得精干！」老大打趣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嘛！」
有道是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共产党来了！解放后共产党在城市里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就是肃清反革命。黄老板国民党军统特务、少校特派员，反动帮派头目，地痞流氓坏分子，当时最时髦的地富反坏四顶帽子他倒占了两顶，于是抄没家产，逮捕法办。黄老板毕竟还是生意人，手上并无血债。用他的话来说：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意思就是一切都是适可而止，并不置人于死地。平时待手下也很四海，出手宽绰，并不结怨下人。因此不属于民愤极大， 最后被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苏北劳改农场苦力的干活。
几年后，当年的黄老板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折磨的成了个糟老头，刑满释放，衣衫襕缕地回到上海，还要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真叫永世不得翻身。老黄五房妻小，大老婆原是乡小娶的黄脸婆，当年发达时并不待见，现在落魄了，大老婆旧恨新仇一并算，自然也不甚理睬他。老三原是戏子，以前的说法是：戏子无义，早在几年前就改嫁他人了。老五最得老黄宠幸，大学生知书识礼的，但当年的婚姻就是一百个不情愿，被黄老板强摁着下嫁的。既然老黄进了局子，那也就自找门路，另寻第二春了。还剩下老二总算还没变心，不过血压高中风，半身不遂，连行动都不便。劳保工资三十多元，每月抽十元负担老黄的生活费，也算够意思了。最后只剩下老四月仙，苏州人，虽是会乐里出身，倒也有情有义。先是帮老黄生养了两男两女，及至老黄释放回来后，还在家下八平方米的亭子间里让老黄住下来。月仙在一家仪表厂做女工，每月工资四十多元，本来就有四个儿女，再加上还喜欢小酌两口，抽几根香烟的嗜好。现在还要负担老头子的一日三餐，其窘况真是难以想象。
老黄吃惯用惯白相惯，在最艰难的自然灾害期间，每天也要一元洋钿才能打发。老黄说：「早浪厢一副大饼油条总归要的，一毛钱。每天一包香烟是免不了的，蹩脚牌子劳动牌，二角二分。中午小饭店四两米饭，一碗肉丝豆腐汤，二角洋钿。夜饭三角钱猪头肉，半斤最蹩脚的土烧也要二角半。日脚苦得来不是人过的。」
后来这种苦日脚也没得了。六二年时城镇疏散人口，老黄以历史反革命的高分被排在首批遗散之列。那时老黄已五十多了，他十四岁到上海学生意，睽违家乡四十年，还怎么过得惯农村的日子呢？共产党的政策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时可将老黄砸得稀巴烂。最后老黄只得打起铺盖走人，考虑到一个人回乡种种不便，就将当时年方十岁，正在读四年级的大儿子带在身边一起下了乡。不料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话说老黄父子回到农村的生活，那叫一个苦啊！大老婆虽然没有离婚，不过想起老头子当年风光时候，在上海滩一连讨了四个小老婆，哪里理睬我这个乡下黄脸婆。现如今蹩脚了，倒要来依靠我了？没门！于是也是不理不睬的，冷若冰霜。四类分子回乡是接受监督劳动，政府是不管死活的。没奈何老黄只得在大老婆家边上搭了半间草屋，单独开了扇门进出，栖身茍活。老黄家是没有关锁的，真正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扇小小的老虎窗，微弱的光线透进来。因为烧行灶，烟熏火燎的，四面墙壁熏得黑里透黄。屋里没有床，用三只竹马搁了一张铺，上面铺设的是高粱米杆，一床破被絮，父子俩人就蜷缩在这里捱日脚。家里除了两张小板凳，一张小案板外，就是一副行灶了。农村里春夏秋都会有蚊虫肆虐，但老黄家穷得连一顶蚊帐都没有。乡邻们问小黄：「侬夜里困觉，蚊子不咬的？」小黄翻了翻白眼：「赤那！日里烧行灶，蚊子熏得逃光光！就是剩一两只蚊子，阿拉除了骨头就是皮！咬我个卵！」末了还要狠狠地用广东话爆一句粗口：七蚊两只表！
这种日脚真是一天都没法过！但老黄是反革命兼坏分子，必须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过老黄还是有办法的，你支部书记家中要盖房子，乡下买不到洋钉铰链，我老黄有办法，上海跑一趟搞定。你治保主任家媳妇坐月子，农村里买不到桂圆、红糖，我老黄有路子，上海豁一次就有了。你生产队长想买辆上海产的凤凰牌脚踏车，整个常阴沙都不会有的，我老黄回到上海自然有办法。想当年老黄在上海滩上混码头时，待小兄弟们都不错。如今老黄落难了，回到上海找找当年的旧相识，有的做了五金商店的经理，有的是烟纸店的掌柜，再不济也是酱油店的售货，开只把小后门还不是小菜一碟。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老黄每单小生意上加个三块五块，来回车钿和上海吃喝都搞定了。到后来老黄在乡下稳坐钓鱼船，那帮子农村干部们反倒上赶着催老黄快去上海老婆处，临走前乡邻、亲友、干部们挤成一团：脚踏车轮胎、大前门香烟、上海棉白糖、织锦锻被面、的确良衬衫、回力牌球鞋、海军呢外套，零零总总不下几十样，老黄成了最早城乡物资交流的倒爷。
老黄整半月的混在上海，投机倒把进进出出比上班还要忙，小黄就苦了。无父无母的四处瞎混，冬天穷得只有一件破棉袄，稻草绳腰眼里一扎。脚上一双三只角子买的芦花蒲鞋，下身是单裤子，每天冻得瑟瑟抖。乡里乡亲的看不过，东家一碗饭，西家一碗粥，好比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小黄大了，才不听老爹的管束了，也一样倒流到上海，混在老娘处不走了。老黄碰到老大叹苦经：看看倷申宝多少好！不烟不酒，规规矩矩的。我养了一只讨债鬼，我吃香烟，伊要来一根。我吃老酒，伊也要的，而且比我吃的还要结棍。我哪能弄得落！老大讲：老黄啊，有种像种嘛！谁叫你当年把伊弄出来？现在就慢慢地捱吧！
老黄一天天老去，只要每天能混到两包烟，两顿酒，一觉到天亮，倒也无所谓。可小黄却倒了大楣。好好的上海户口主动放弃回了农村。文革后知识青年可以回城了，回乡青年也可以落实政策，上调社队办工厂，或者赤脚医生，乡村教师。独独对小黄，春风不渡玉门关！用小黄的原话来说：屌毛都没捞到一根。因为找边全中国，确实没有几个是回乡孩童。小黄是比侯嶲、邢燕子、董加耕等人更早的回乡学生，完全称得上是上山下乡的先驱。不过先驱往往就是牺牲品，小黄真是中了头彩。后来小黄吃饱老酒，同老黄翻毛腔，时常会提到：「老头子侬走就走好了，拖了我一道走算啥名堂呢？赤那，寻上门去做阿乡！侬迭个阿污卵伐？缺西！」
小黄卧薪尝胆，熬到改革开放后，费尽心机，骗过老美签证官的法眼，溜之乎也。
说到小黄去美领馆签证一事，倒也别有一功。1989 年六四学运后，美领馆对大陆人申请赴美的签证较多地考虑到人权和民主的因素，而国内年轻人被天安门广场的那场镇压学运震住了，一下子都不知道何去何从。趁此倥偬之际，小黄出手了。经济担保当然是假的，这是托一位原在国内的同事在美国弄到的。小黄的最高学历是小学四年级，自然够不上出国留学的档子。不过也要有备无患，托朋友弄到一张宜山中学高中肄业的证书，那么好歹也算是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了。当时小黄在社办厂当采购员，一顿老酒灌倒了厂长，将厂里的营业报表，生产合同，职工花名册等全部借到手。然后又向朋友借了一套上海培罗蒙的西装，配上白衬衫、红领带。再到虬江路摊头上淘到一只坏的劳力士金表，虽然不会走，但表榖擦的锃锃亮。再去城隍庙小商品市场化了10 块人民币，买了一只电镀抛光的黄铜方戒，上面刻了一个福字，戴在右手冒充金戒指。更绝的是问朋友借了一只当时最时兴的 Beeper 机，上海人叫拷机。托一个小兄弟在外面每隔一分钟就往这只拷机打电话。签证当天，小黄全副行头，金手表、小方戒、拷克箱，奶油包头、金丝边眼镜。腰中别上 BB 机，昂首阔步进了美领馆。接待领事还是那个蛮有人情味的黄毛，问到为何去美国一事，小黄回答：美国娘舅八十岁了，到旧金山去帮伊过生日。那么你还要回来伐？小黄想关键问题到了。洋经浜英文：Of Course！我手下一百多名员工，年底了，我要赶回来给他们发年终奖金的。当即拿出刚印好的名片：江苏省张家港市南兴塑钢厂厂长黄大兴，还有一大摞子厂里的生产合同、营业报表、职工花名册。黄毛心想，面前这位是农民企业家，成功人士，他在国内有企业，不会滞留不归的吧？当时又没有互联网，一时也查问不到此人底细。小黄右手搁在签证窗口外，好像不耐烦似的手指头点呀点的，越加显得赤拉金黄，反光一闪一闪的。这时只听见小黄腰眼里的拷机一个劲地叫， 黄毛思忖半晌，大笔一挥，探亲三个月，三天后来拿签证。老实单纯的美国黄毛果然中了狡猾奸诈的中小学黄的奸计。小黄活用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偷梁换柱和暪天过海，阴谋得逞。
据说这件事后来还是给美领馆查到了，小黄滑脚，黄毛挨批。不过疏漏了小黄一个，却把这个口子就此堵上了。当然到了亚美利加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