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表明的中国革命首要问题，体现在对农村的政策中则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上中农，打击地富分子。1949年共产党夺得江山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就是土地改革，给每一个农村的人划分成份。划分的界线是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此人的政治面目。
乡村私塾教师刘延龄，家无余产，无田无地，应该属于下中农的档次。但刘延龄老先生有一个儿子读书极好，考取了位于南通的省八中。老爹拼足老命将儿子拉拔到了高中毕业，再无余力深造读大学了，于是辗转请托想在南通的大生纱厂谋一职位。大生纱厂是清末状元张謇所创办的民族实业，在当时社会相当于如今的大型国企，褔利待遇超好，年轻人进去后极有前途。刘老先生的儿子名刘静如，省八中的高材生，虽托人介绍，但也是正式通过笔试面试试用而成为大生钞厂的练习生。刘静如品格端方，沉静稳重，尤其是数学算目一科最为擅长。没多久便转为正式职员，然后一路提拔，薪俸待遇也是年年涨，月月加。穷人家的孩子一下子跳了龙门，分外珍惜，将每个月积攒下来的工资如数寄回父母处。刘延龄收到儿子源源不断寄来的大洋后，小农经济思想作祟，首先就是求田问舍，置办家当。
当时常阴沙地区一亩良田都要数百大洋之巨，但东沙滩涂新田非常便宜，每亩地只要几十元。因为刚围恳的新田区域还是渺无人烟，耕种不便，而且收成极低，都是靠天吃饭，自生自长。刘延龄贪图便宜，从1946 年起陆续买了二十来亩。但是路那么远，当时的农村又没有交通工具，一年到头春耕夏种秋收，再怎么总要跑上三四次吧。好在刚进门的新儿媳贤慧能干，统统交给她打理。
刘静如在南通城里工作，见识广了，自然不愿意再娶农村的女孩。但这门亲是从小就订下来的，老爹咬住不松口，儿子也无法违逆退婚，最后只能回到常阴沙同一个从无交往的村姑结了亲。婚后夫妻并不和谐，就让新媳妇留在沙上相帮着照顾老人，带领弟妹。新媳妇名叫秀芳，常阴沙的女人都不简单，一家老小，里外照应，粗细农活一肩挑。每到秋收时节，东沙的新田要派人去收割，舍不得请短工，新媳妇自己拉了板车，独自赶去三四个小时路程的农田收割。当天无法赶回家来，就在田埂边用芦𥱊卷起来，搭一个弧形的小棚，晚上钻进去睡觉。当地人称作「掼筒舍」，也就是俗称的滚地龙。不透风不透气，黑洞洞的，只能防防野猫野狗，倘若遇上坏人，那是绝无抵挡之力的。
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汗水和艰辛，刘延龄在儿子媳妇的通力合作下，也总算有了二十来亩田，丰衣足食，家境渐入小康。不几年江山易主，共产党来了，首先就是农村的土改运动。当时的政策：十亩田以上评富农，二十亩以上的一定评地主。刘家这下倒灶了，正好买了二十多亩滩涂新田，还都是解放前三年置办的，地主帽子绝对逃不掉。但是这顶地主帽子扣在谁的头上呢？田地是儿子出钱置办的，但儿子在南通工作，并未直接参与剥削，而且儿子是一定要保住的。媳妇还年轻，扣上地主帽子后一定会影响到儿子，除非离婚，那又做不出。想来想去只能老头子自己出来顶了吧。于是赶紧同儿子媳妇分家，自领地主帽子一顶。土改工作队也不去细查内中究竟，反正这家人家出一个地主就行了。这样分出在外的秀芳则被评了一个上中农，土改工作中的团结对象。
刘延龄被扣上地主分子帽子后，监督劳动，没收全部土地和浮财，赶出家中的青砖白缝四合院，住进了茅草棚。刘延龄因为年老丧失劳动力，饥一顿饱一餐的，整天在悔恨中捱日脚。儿子媳妇被逼着要划清界线，只能偷偷地送些吃食。没几时，刘老先生一命呜呼！
因为秀芳被评的是上中农，还能保留三分薄田。分地主浮财时，抽签抽到了道生庄顾家的一张紫檀木精工雕刻螺钿镶嵌拔步床，极其珍贵。经验证好象是道生庄大奶奶当年的陪嫁妆奁。不过刘延龄是道生庄大奶奶的表舅，因此静如秀芳夫妇要称呼道生庄当家太太为表姐，也算是自己亲戚中的调剂了。后来秀芳带着这张紫檀木大床，搬去盐城同丈夫团聚，再也不回常阴沙了。那些东滩的新田当然早就没收充公，成了刘家一段挥之不去的恶梦。
那么秀芳怎么又要去盐城同丈夫团聚的呢？还要说回1954年工商改造后，政府提出要支持内地建设，抽调南通大生纱厂的部分纱锭去盐城开设新厂，动员南通总厂的职工报名支持新厂的建设。刘静如心想土改时的地主帽子是老爹摃了，但地主子女的身份却是躲不掉的，加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哪会招共产党待见？识相一点吧，早早地报名支持盐城新厂的建设，全家迁去盐城生根落户。当然盐城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比南通相差很多，但总算安安稳稳做了二十来年的财务科长，直到退休。
勤俭持家的苦老百姓最终成了地主份子，被共产党革去了命！那么吃喝嫖睹抽的败家精呢？他们又会是如何下梢？
常际沙双桥镇李姓豪绅生有独子发祥，少小时读书不成，喜欢舞枪弄棒的。到长大时真的走武场却又没有这个胆，无非是乡里亲友处管管闲账，打打抱不平，俨然成当地鲁仲连一类人物。因为家底颇丰，靠着父辈余荫，挥霍无度，往往带领着一般游手好闲的青皮后生，每逢别人家的婚丧喜事，上门帮忙凑趣，混吃混喝。常阴沙赌风极盛，发祥更喜好呼卢喝雉，纸牌游和。但发祥的赌技实在太差，十场倒有八场输。有道是奸睹滑嫖，发祥生性豪爽粗犷，大大咧咧，不擅算计，如何会不输呢？混到二十来岁后父母先后下世，越发没了管头。白天混吃混喝，入晚则彻夜豪睹，不几年把一点家当输得精光，最后连存身的老宅也放盘转手。走投无路时夫妻俩投靠了道生庄。大奶奶最是善良，看着乡里乡亲的也就收留了他们。发祥力气大，相帮着替主人拉洋车，发祥娘子针线话尚好，就帮着神经病裁缝做个下手。混在道生庄倒也衣食无忧。后来家齐老板吃了绑票，发祥身强力壮的，鞍前马后也没少出力。及至主人家避难搬去上海后，就将家下庄园拜托他们夫妻照料。
土改运动开始时，后知后觉的农民兄弟都不知道评定成份将会关系到一个人，仍至一个家庭的几十年命运。发祥都无所谓工作队怎么评，照样在道生庄出入休憩。土改工作队按照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一对照，发祥那时已经破产后投奔道生庄拉车，属于佣工性质。他无田无地无房的自然是雇农成份了。但发祥从小锦衣玉食，及长吃喝嫖赌，直到 1946 年时才败光家产帮人拉车。冥冥中好象有神人指点，一顶贫雇农的桂冠稳稳当当。这还不算希奇，当时农村文化水平极低，很少有识字的。象发祥这种好歹也读过初中的贫农几乎绝无仅有。土改工作队是临时的，他们要为当地建立好领导班子才能撤退。哪里能找到比李发祥更适合的了！于是动之于情，诱之于利，突击入党，火箭式提拔，将发祥推上了双桥镇副镇长的位置。后来农村经互助组、合作社而进入人民公社，李发祥一直担任双桥镇大队大队长，官位坐得牢牢的，无人替代。文革时，原先的道生庄主人顾家齐夫妇在上海被批斗扫街，苦不堪言。1968 年时躲回沙上避风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正巧是在发祥大队长的管辖之下。当年的主仆易位，尊卑倒转。好在李发祥为人还讲义气，感念当年齐爹夫妇收留他们一家的恩德，顶住上面的压力，特别允准地主份子顾家齐夫妇在双桥乡居留，躲过了文革运动的劫难和折磨，这也是家齐夫妇待人善良所得到的回报。
但是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倒是现代人完全陌生，而又无从知道的。地主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奢侈阔绰的吗？像刘延龄这种地主，可以想象他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一种状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敢不敢于企求山珍海味、绫纙绸缎，奢侈浪费？可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果他不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哪有可能买田买地？
说白了，他就是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这样的地主，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不会记载，大大超越了人们知道的「真实」 ，也大大地出乎人们对地主的理解。但他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 这就是人们潜意识中「残酷剥削」 的地主。他的剥削罪恶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受到怎样一种惩罚？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达到了划分地主分子的标准，肥猪刚够秤，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主分子。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挂黑牌、游街、训斥、辱骂……有如猪狗，猪狗不如。而且祸及全家，遗害子孙。
当时上海很多资产阶级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远走高飞。如果幸而还有一个、半个亲戚去了海外，就有了所谓的海外关系。最起始海外关系只是个拖累，甚至是个祸害，能隐瞒的尽量隐瞒，能撇清的一定撇清。但随着1960 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海外关系成了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一根救命稻草。因为有了这层海外关系，就可以享受到华侨家属的待遇，收到一点猪油白糖等可以赖以活命的生存食物了。
那个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产党中国同西方世界全部断交，没有任何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等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又因中苏交恶而几乎中断来往。国家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于是国家按照外汇的收入，可以相应配给大米、白面、食油和猪肉，并配发侨汇卡、侨汇券，兑换券，凭证进入华侨商店选购市场上的紧缺物资，以此来鼓励剌激海外华侨多寄外汇回国。当然这种关系仅限止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不包括台湾和西方国家。如果有一个亲人在台湾，那么一定会矢口否认，或者报称失踪，或者说早已断绝关系，几十年从无音讯，以示清白。因为在共产党的逻辑中，凡是在台湾的就一定是美蒋特务，一定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最凶恶的敌人。而且台湾人民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能以香蕉皮充饥度日。至于美帝国主义更是口诛笔伐的头号敌人，老百姓提到「美国」两字，真如瘟神一般避之唯恐不及。
及至文革结束，一切拨乱反正。邓大人第三次出山，重登权力巅峰，检讨共产党几十年的政策，再对照西方社会的进步，毅然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先是解除了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阶级斗争」这一紧箍咒 ，将地富反坏右所有阶级敌人的帽子一风吹，全部回归到人民群众中来。继而是开创市场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此中国人民才开始逐步摆脱了贫穷的桎梏，过上了「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