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部有两架电话机。黑色机子连的是民用线，通到公社总机。红色机子连的是军用线，通到边防五连，再从五连转到沈阳军区051前线指挥部。“051前指”藏在边境后方大山里的地道中，没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有一次我问起五连的大胡子连长051在哪儿，他笑笑，没接话茬。
红色电话机每天傍晚照例要响一次。五连连部的通信员会在电话中把当晚的口令传达给我。晚饭前排岗时，我再把口令通知第一轮巡逻小组，他们换岗时再一组组地传下去。每到节日前夕，五连连部也会通知我们在节日期间要进入几级战备。
除了这些例行常规之外，红色电话机很少会响。
1976年9月9日凌晨四点多，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把我吵醒了。电话那一端的五连通信员急匆匆地说道：“中央军委命令边境地区进入特级战备。你们的电话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值班。” 说完就挂断了。
在这之前从来没遇到过“特级”战备。即使在中苏边境开火时，进入一级战备就到顶了。我叫醒了郑连长，问他我们要准备些什么。郑连长也没头绪。他问了我今晚的口令后，让我回床上睡觉，自己披上了衣服去通知巡逻小组。
1971年我上中学时的林彪事件使我明白，边境形势的变化不只起源于国际动荡。北京的政治交锋对边境地区的影响不亚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那时林彪的座机摔在了外蒙古温都尔汗，引起全国封空一周，边境也全面关闭。这在当时老少必听的中央文件里描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
我出了连部走去屋后的黑龙江畔。吸进了凌晨的新鲜空气后，人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草上已经打上了一层白霜，气温让我打了个哆嗦。我向江对面看去。老毛子那儿安静得很，军营的灯火都熄了。山间公路上没有车灯在移动，山坡后面的机场上空也看不到直升机起降的亮点。我转头向249高地望去。边防五连的营地也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动静。
下午四点整，广播里传出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在这之前我们这些老百姓没人知道，毛泽东已经一病不起很久了。之后的几天里，广播里哀乐不断，所有新闻节目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悼念他的报导。他的遗体在北京受人瞻仰，自然是一片哭声。没几天又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把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远保存。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我小时候就读到，1956年毛主席带头签名，全体中央委员响应，死后遗体统统火葬，既卫生又节省耕地。怎么遇到他老人家时倒第一个食言了呢？
追悼会那天，三合站也和全国一样举行了悼念仪式。追悼会在我们去年盖的大食堂里举行。我和另一个男青年各执一枝半自动，一本正经地站立在挂了黑缎带的主席遗像两边接受全村男女老少的三鞠躬。开追悼会时我一直在纳闷，放在遗像边那些新鲜的黄色菊花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
晚上我遇到肖怡。她对我说，她很奇怪自己怎么一滴眼泪也没掉。说起来口气有些内疚。我提醒她，今年这样的消息太多了：一月周总理去世，七月朱德总司令，接着是唐山大地震，现在又是毛主席，那可不。
谈起来，我们都有些空虚感。从小就相信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舵手，现在国家会往哪儿去？
毛泽东追悼会开过之后，村里的生活走上了正轨。没人相信老毛子真会因为毛泽东死了就来进攻中国。但是，特级战备还没解除，我还得天天守着电话机。郑连长则带着劳力下地干活去了。
9月24日下午，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我拿起耳机，希望听到解除特级战备的命令。
“你们的马倌掉水里了！”
我一愣：“你说什么？”
电话那边的军人急匆匆地说：“你们的马倌赶马从岛上下来，骑在马背上过江时，让马甩了下来，掉在水里没冒出头。”
好像怕我不相信，他又加了一句：“我们的瞭望哨从四十倍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这真荒唐。张华强这马倌应该知道，马在游泳时。你绝不能骑在它背上。它会觉得被你往水下压，会受惊，非使劲把你甩下来不可。你可以贴在马身边，拽着马鬃，让它在游水时带着你。这样马就不会在意，会一路把你带过江来。
张华强，你是怎么搞的，怕把上衣浸湿吗？
我出了连部向江滩奔去，在路口遇到了从地里回来拿工具的郑连长。听我说张华强落水了，我们就一起跑向江边登岛的渡口。
这渡口设在江岸和吴八老岛之间最窄的地方，枯水期只有几米宽。九月份正值旺水期，江岸与岛之间隔了四五十米，水道也该有两三米深。我们赶到江边时，只看到江水在平稳地流着，水面上几乎没有一丝波纹。我们的到来倒是把在泥滩上找虫子吃的一群水鸟吓飞了。马匹早已不见踪影，它们一定跑回马圈去了。岛上的芦苇被微风吹得像浪一样地摆动，静得没有一点点声息。岸边和水里也没有马倌的身影。
我们俩儿直着嗓门大嚷：“华强！华强！”
江水平稳地流着，江面上没有一丝皱纹。
我们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回音。
郑连长想了想，说：“他不会在水里。我和他在中学里一起横渡过黄浦江，他游泳游得很好。”
江水很浅。要是他在水下稍微扑动一下双手，或者挣扎一下，我们一定能看到水面的波动。
郑连长说：“他一定在我们这面的芦苇丛里游上了岸。五连瞭望哨的视线被芦苇挡着，看不见。”
“那我去他的宿舍看看。他大概在换湿衣服。”
大白天大伙儿都在地里，他所在的二班宿舍里空空如也。地上和脸盘里也没有换下的湿衣服。
我在跑回江边的路上又遇到了郑连长。他刚刚离开江岸，准备拿工具回地里去。我告诉他华强不在宿舍。
我问：“要不要叫人来捞一下？”
“小叶，这么浅的水，人怎么会淹得着呢？”
看到我那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郑连长说：“那好，我去马圈看一下。他要是不在那儿，我就从地里叫人来打捞。”
我慢步走回连部，心里始终不踏实。那感觉就像一加一不等于二似的，总觉得不对劲。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么浅的水，他要是在水下挣扎一下，扑通一下，我们哪会看不见？
一跨进连部， 红色电话机马上就响了。他妈的，五连瞭望哨里的四十倍望远镜还真好使，他们一定见到我回屋了。那我们刚才在江边的一举一动，他们也一定看在眼里。
“你们怎么搞的！”那头的语气十分不客气：“你们怎么不组织人抢救？”
“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的连长去马圈找他了。”
“我告诉你，他还没露出水面！”
我想让他放心：“连长要没见到他人的话，就会派人回来。”
对方没回答。电话挂上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地还是不踏实。他为什么不马上回宿舍换下湿衣服？要是瞭望哨能在望远镜里看到我的所有举动，难道他们会错过华强上岸吗？
顿时，我心里压下去的焦虑感又涌了上来。我跑出连部，又一口气地跑回了江边。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着，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波纹。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跑去王八湾撑来一条木船，到江里去搜索。可是王八湾在村子那一头，撑船过来又是逆水行舟。一来一回，起码得花上个把小时。
但是我一个人能作些什么？要是华强淹在水底，这会儿不是已经窒息了吗？
我登上江堤向远处眺望。在炎夏的阳光下，干活的人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金黄色的麦地里，没人向我这儿跑来。
那连长一定在马圈里找到华强了。
我回到连部，拿起红色话筒给五连挂了个电话：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上来？”
“我说了多少遍了：他根本没上岸！我管不着了，反正他是你们的人！”
对方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傍晚在大食堂的台阶下，我见到郑连长和几个班长聚在一起安排第二天的农活。我走过去问郑连长：“嗨，你在哪儿找到华强的？”
郑连长楞住了，似乎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我心里一紧，加上一句：“你不是去马圈找华强吗？”
“噢？他不在那儿。你还没见到他吗？！”
我俩默视了对方几秒，然后转过身子，不约而同地一起冲进大食堂。
喧哗的大食堂里挤满了吃晚饭的知青。宽敞的大厅里，见不到华强的踪影。他同宿舍的人说，华强不在屋里。
这时我看不到自己的模样，但郑连长的脸色已经惨白了。他把几个班长召集在一起，匆匆地讲了几句，然后大家就分散离开了。几分钟后，郑连长和我们一批人奔到了岸边。又过了不知多久，五条小木船前前后后地从王八湾撑到了渡口，与我们会合。机务班把可移式发电机搬到了岸边的高坡上，两个一千瓦的照明灯把乌黑的江面照得通明。
此刻，江边已经挤满了村里的老老少少。五条木船在渡口的江面上平行地来回穿梭。每只船上站着两个人。一人在船尾用竹篙撑船；另一人站在船头，用带着铁钩的刺鱼杆不断地刺探江底。刺鱼杆只有两三米长，那这里的江水确实很浅。
我不信神，但我在心里悄悄地祈祷：“华强不要出事、华强不要出事。”
郑连长在岸边镇静地指挥着营救行动。
不久，一部北京吉普开到了路边，从车上走下了大胡子连长。一起下车的还有五连指导员和两个战士。
郑连长迎上前去与大胡子和指导员握了手。
大胡子问：“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谢谢。我们没问题。”
我们一块儿走向江边时，和我平行的一个战士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我问：“你就是通信员？”
“我就是。”
从嗓音里我能听出，他就是下午在电话那一头的战士。
他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然后跑了几步追上了大胡子。
我想找到一个地洞钻下去。我觉得我是一个杀人凶手，而此刻只有这个战士知道我是罪人。我想追上去，告诉他，我其实已经通知了我们的连长。我没责任，我没杀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通信员。
难道我真的没责任吗？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于是我什么话也没说。说什么都太晚了。
我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方，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一边看着木船来来往往，一边在心里作了种种猜测，臆想了种种假说。也许华强突然决定回上海，和谁也没说；也许他在邻村有一个秘密的女朋友，今晚约会去了；也许华强存心捣蛋，藏了起来，让我们瞎紧张；也许……
翻来覆去，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剩下的结论只有一个。
突然，贴近江边的人堆里传出一阵骚动，大家开始向渡口的左侧移动。我跟着人群走了过去。我不知应该是快走，还是应该尽量拖延时间。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没有人在注意我，因为大家都在看着江面。在离岸边十几米的江面上，立在船首的老乡正把插入水里的刺鱼杆费劲地提上来。旁边的一条木船赶了过去，船头的小杜把刺鱼杆插入水下帮忙。
提着提着，我们都看见了。
一条长长的白色物体浮出了黑水。
那是张华强。
人们把他放到了等在沙滩上的绿帆布担架上。他雪白的脸上缠着几根绿色的水草，白衬衫上的扣子已经被流水冲开了几个。站在他边上的人用手把水草一根根摘除，把松了的扣子一个个系上，又用手绢把他脸上的泥沙轻轻地擦掉。这一切动作都做得那么轻，那么静，似乎怕把他吵醒。
他的两个中学同学慢慢抬起了担架。全村人尾随着，把华强送去了大食堂。
郑连长安排了两个知青今晚在食堂门外守夜。他谢了大家后，就让大家回宿舍去休息。
从华强被捞上来的那一刻起，我的两脚就钉在担架边上，寸步不移。对我来说，周围的人们都不复存在。我的双眼紧紧地盯在华强的脸上，一刻也移不开来。
此刻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压在我肩上的份量，这副沉重的担子。
从小到大，我不就一直在等待历史的考验吗？而今天第一次需要我担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我就失败了。败得一败涂地。
我无法把眼睛从华强脸上移开。
这天夜晚之前的十九年，我的生活就像一场儿戏。哪怕工作再重再苦，我还以为自己仍在为今后的人生战场暖身。曾几何时我会想到，我的肩上其实已经担上了人生的重负，而我的选择会影响一条生命的存亡？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合上眼睛。
这天晚上，我长大成人了。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华强的死不断地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早期的反应是责怪。责怪自己没有果断地采取行动，责怪郑连长没有担负起领导的责任，甚至责怪华强不该骑在马背上过江。那几天里，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在发通知和排岗时才开一下口。郑连长和其他领导为丧事忙得不可开交。县知青办派了两辆吉普车每天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塔河车站，等待华强的父母和全家抵达。
等到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干部陪同他们一起来到三合时，我们已经没法让他们看华强了。他的遗体这时已经开始腐败。木棺盖即使钉得紧紧的，还是能闻到气味。葬礼上，华强的妈妈敲打着棺盖，呼唤着他的名字，哭得晕了过去。民兵连持枪列队在打谷场上向华强告别。男知青忍着眼泪，很多女知青哭出了声。
这是三合村第二次给死去的上海知青开追悼会。我来前的几个月，一个知青排长在修水库爆破冻土时，出事故身亡了。这水库本来是用来造水利发电站的。修到一半时，发现设计上有很多纰漏，整个工程就放弃了。
在等候华强父母的那些日子里，华强被停放在南山背面一个阴冷的山洞里。一天下午，我、刘琴、肖怡一起去看他的遗体。
去看华强是刘琴的提议。她是七班班长，长年驻在呼玛河南新建的向阳村，出事那天她不在三合。昨天她回到村里办事，明天就要回河南去。她想走前见华强最后一面。
出事的那天晚上，肖怡在岸边的高地上操作发电机照明，也没有机会走下江滩。
沿着三塔公路，我们一起走了两公里的上坡路，找到了山上的洞穴口。看守洞口的是上海知青大罗。大罗是个壮汉子，他的嗓门和他人一样豪爽。他看到我们来了很感动。尤其是两个和华强并不近乎的女生，居然有胆子来看一个死去的男战友。
大罗说，在我们之前，村里还没有人上山来看过华强。
洞口朝北，阴森森的。为了笼住洞里的寒气，大罗用帆布和树枝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软夹板盖在洞口。大罗把夹板移开，点亮了油灯，我们跟在他身后弯着腰进了山洞。
山洞很深。我们越往里走，洞变得越大。走了十几米后，腰就能挺直了。我心里充满了焦虑。不是我怕死尸，而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华强。
在上山的公路上，我把那天下午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琴和肖怡。她们安慰我，说不论我怎么做也来不及把华强救上来。我希望她们是对的。但这样的判断来自我最要好的朋友，使我无法确定她们是否只是在安慰我，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漆黑的山洞被油灯的灯光照出了一小片可见区。在洞穴尽头的一块平地上，华强躺在一张毯子上，身上覆盖着一条淡蓝色的棉被。
大罗掀起被子的一角，露出了华强的脸。
大罗大声嚷道：“华强，你的朋友来看你了！”
大罗那欢愉的语调让我茫然不解，但我知道，大罗是一个不寻常的汉子。
华强苍白的脸上那种安详的神情，此后我再没有在任何活人脸上见到过。我甚至能看出他脸上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他的表情里没有一点抗争的迹象。看上去，他在离开这世界时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他好像在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对这最后的结局十分满意。
我们在黄色油灯光下围着华强，低着头，默默地站立着。
又过了几分钟，大罗大声喊道：“华强，他们要说再见了。”
说完他弯下腰去把被角盖回华强的脸上，然后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出去吧。”
我们一块儿出洞后，大罗把夹板盖回了洞口，又用干草把缝隙塞严。他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谢谢我们来看华强。他的口气俨然像一个华强的家人。我知道，华强生前与大罗并不是很接近的好友。大罗今天那严肃的样子，和他平常玩世不恭的言行实在不相称。
大概是两位姑娘来看死去同志的勇气把他给感动了吧。
我们沿着公路走下山时，谁也没说一句话。走着走着，肖怡和刘琴都哭出了声。
我没有掉泪。我此刻正与内心的魔鬼一心一意地搏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