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野鹿很多，我们跟着当地人管它们叫狍子。狍子奔跑起来一蹦一蹦地，上窜下跳，拿枪也不好打。但你可以远远地对它大声喊叫：“噢噢噢”，它就会停下来，转过头来看个究竟。这时你举枪瞄准，一勾扳机，它就应声倒下了。不过，遇到狍子时，往往谁也没带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跑掉，一顿丰宴也就泡汤了。何况我们的耕地大多离江岸不远。在离江两千米的地带内是不许开枪的。56式步枪弹的最大飞行距离是两千米。若在靠近江岸的地方开枪，子弹头飞到苏联境内，弄不好会醸成国际事件。实际上，苏联境内更加人烟稀少，俄国老百姓也早已后撤了二十公里。因此，任意飞行的子弹头打着人的机率堪比大海捞针。
背着枪在江边巡逻时，有时百般无聊，人就会步入想入非非的境界。那时我常想，要是我操着冲锋枪对着江对岸扫上一梭子，让老毛子的边防军在森林里挖地三尺找子弹头，该有多过瘾。要是找不到弹头，没有物证，也就谈不上国际事件了。
我第一次品尝鹿肉是在机务班里。春天他们开拖拉机翻地时，在山脚下的沼泽地里看到了一只离群的狍子。沼泽地里的泥土湿软，狍子跳不高，跑了一段就被拖拉机手给逮住了。
老乡们下套子抓住狍子后也常常分些肉给知青食堂。那年头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套野物、采蘑菇都是禁止的。知青拿了好处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不与老乡们计较了。
鹿肉不常吃到，我们就开始打狗的注意。村里没几条狗，我们不打它们。那些狗都是有主的。对外来的狗也得小心。鄂伦春人的猎狗精明得很，离我们远远地就跑开了。军狗绝对不能打。部队的狗是有军籍的，打了犯法。正棋村的一个知青误打了一只大狗，看到它脖子上的铜牌才知道闯了大祸。主动坦白后从宽处理，只判了六个月的劳改。
冬天封江后老毛子的狗有时会跑过江来，那就不客气了。打到狗的班里晚上开宴，肉香味会钻进大家的鼻孔里。没福气的就把口水咽下肚里，去到小卖部去买听肉罐头解解馋。不论是哪个班开宴席，通信员照例是要请的。通信员每晚排岗，还管着连里的杂事，维持好与他的关系总没错。
每个班里都储存着一些开宴席用的油料和调味品。班里的青年从上海探亲归来，也会把带来的一部分食品用来补充班里的库存。班里的公共食物基本是存放在枪柜的上层。有一回，二班开宴煎葱油饼，我这个通信员照例被请去。大家吃得有滋有味，谁也没觉得葱油饼有什么异味儿。但到了下个星期擦枪时，发现枪油瓶空了。原来在煎葱油饼时众人都半醉了，拿错了油瓶把枪油吃掉了，居然也没人注意到。过后，大家讨论的结论是：枪油瓶里的内容，不外乎就是某种过了期的植物油，而不是我们想像中的专用枪油。好在没人拉肚子，也没发生更大的麻烦。
八月里二班打到了一条野狗。晚上开宴时，请老牛来烹调。老牛是炊事班长，我的好朋友之一，我也照例被请去二班宿舍会餐。
他们班的小唐刚从上海回来，他贡献了五香花生米和香肠。老牛从厨房带了酱油和香料。二班副把他还剩下的上海卷面也交出来充公了。等我到时，宴席已经开始，酒也喝了两瓶，五香花生米已经见底。大家在饭桌上打着扑克牌，老牛在剥那只死狗的皮。炉灶上的铁锅里煮了水，只等水开就把狗下锅煮熟，再加上大蒜和葱薑红烧。
老牛说柈子太湿，火头上不来。他把剥了皮的狗放下，走回厨房去拿干柴。我们继续喝酒打牌。
忽然，坐在我对面的张小弟把手上的牌一扔，一个箭步跳上了通铺，满脸惊恐。我们看着他纳闷，心想他是喝醉了。
他站在床铺上颤抖着，一只手指向我背后，说：“看！”
大家猛地回头。
在门边的地上，被剥光了皮的那只狗这时撑着四脚，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上的血水一滴滴地淌下来，带血丝的两只眼睛瞪着我们，身体板板地，纹丝不动。
我们大惊失色，在惊呆片刻后随即拿起手边一切能够着的东西向它扔去。书、酒瓶、鞋子、任何东西。我拿到脚下的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刚想扔过去，一看是架收音机，就放了回去。一会儿我们没物件可扔了……
剥了皮的狗还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又过了一会儿，它扑通一声倒下了。
大家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时，老牛拿着干柈子回来，看到屋里一片狼藉，非常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听了我们的叙述， 他说：“不可能。它早就死了。”
“要有照相机就好了…” 我真的很遗憾。
第二天晚上机务班开了狗宴。机务班的哥儿们一边喝酒，一边笑二班的家伙是胆小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