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沿京沪线一路北进，跨长江过黄河，二十小时后到达了天津。我们乘坐的是上海至北京的普通快车。我们的车票只买到天津，理应在天津下车后转车北上，进入东北。但是我们另有计划。我们要去北京转一圈。
那时进北京的管制佷严。买进京的火车票要凭单位的出差介绍信，或者出示你在北京居住的证明。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国家领导人要出席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首都的安全管制更收紧了一层。刘琴、江捷俩则胸有成竹。按照她们的计划，列车进入天津站前，我们分别藏到了车厢两侧的厕所里，把门反扣着。等火车离开天津站十几分钟后，我们才打开厕所门，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过了天津，车厢已经空了不少。与其他铁路线相比，京津线的路轨明显地平整不少。尽管车速加快了，车厢里几乎感觉不到上下颠簸。车轮与铁轨接口摩擦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嚓嚓声也变得十分柔和。温暖的春风吹进半开的车窗里，车厢的麦克风也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歌声不断地提醒着你，你快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了。
等乘务员来查票时，火车离开天津站已经快半小时了。我们堆起笑脸，对操着标准京腔的中年女乘务员说，我们都是在北大荒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返回农村的路上，想进北京去看一下祖国的首都。她对耍这伎俩的人一定见得太多了，没给我们任何脸色看，也没去找乘警。
“补票费加罚款，一人两元二角。”
城市里的人对下乡知青大多抱着一点怜悯之心。
我们掏出准备好的人民币买了新的车票，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座位。江捷对我说：“这个方法没有一次失败的”。
在北京的一周排得满满的。我住在爸爸的老大姐，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苹阿姨家里。我们去看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馆，十三陵，和颐和园。王苹阿姨还给我们三人弄到了民族文化宫五一联欢会的入场卷。
在北京住了一星期后，我们又登上火车继续北上的旅途。
一出山海关，气温立刻下降了几度。出关后，塞外的景色随着北进的列车愈显荒凉。越往北走，我们的衣服加得越厚，乘客上上下下得也更勤快了。驶过了辽宁和吉林两省后，火车进入了黑龙江。我们在省府哈尔滨换上了慢车，车号也从两位数变成了三位。越往北走，车窗外居民点的间距也拉得越大，北大荒的气息也越来越浓。过了松嫩平原后开始进山，车尾又挂上了一个机车助推。从车窗探出头去，看到一前一后两辆蒸汽机车吐着白烟，一推一拉，带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山林中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大兴安岭特区首府加格达奇我们换上了林区火车。这时的车号已经变成四位数字，速度犹如蜗牛。林区的客车每到一个林业区就要停站。尽管几乎没人上下车，但列车还是开了十几分钟，就停上五分钟。这些林区小镇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响亮名字，如“险峰”，“峻岭”，“新华”，“东风”，“碧泉”，“跃进”，“东方红”，等等。1965年十万铁道兵奉命开发大兴安岭，至今也不过十年。这些新兴城镇富有文化大革命气息的名字，让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变得异常年轻。
列车越往北走，车厢越空。上上下下的乘客不外乎是林区工人、干部、为数不多的农民，剩下的就是操着各地口音的知识青年。火车车厢里人口比例和北大荒一样，男人大大超过女人。历史上闯关东，都由青壮年男人打头阵，立下脚跟后，再把关内的家小接出来。许多探路的人到了大东北后一去不返，音信全无。车窗外山林间的空地上，处处能见到一片片野草覆盖的无碑土墩。黑土下躺着的不知是满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先辈们。
一路上，最让我惊奇的是车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乞丐。在上海，我很少见过要饭的人口。只有在邻近省份遇到洪涝或旱灾时，上海市区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拖家带眷行乞的灾民。不久，他们就会被民警带走，然后遣散回乡。没料到在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的东三省，铁路沿线的乞丐比比皆是。火车一停，站台边和车窗口就围上了行乞的妇女和儿童。尽管我极力把视线移开，他们还是能快速把我从人群里分辨出来。于是我就不得不掏出一两毛人民币，尽量送到带着婴儿的年轻母亲或着衣衫褴褛的儿童手中。江捷开玩笑说，要是我再不注意，到了三合我准保一文不名。
过了加格达奇，就进入了边境管辖区。带着手枪的列车乘警开始在一节节车厢里查验证件。乘警和乘务员不同，他们不查车票，只查边境地区通行证。过了一会儿，乘警从列车前端的车厢里陆陆续续地向后押人。被捉住的人里有单个的，也有三五成群的，都是关里农民的打扮。在我们这节车厢里，乘警扣住了六个人。两个是带山东口音的小伙子，另外是四口一家。那个爸爸大概三十多岁，戴着一顶蓝布帽，脸上棕红色的皮肤嵌着几条深深的皱纹。他肩上扛着全家的行李铺盖，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跟着警察走。年轻的妈妈一手抱着熟睡的婴儿，另一手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儿。女孩扯着妈妈的衣袖，一边走一边用她那两只惶恐的大眼睛扫视每个座位上的乘客，好像不明白，为什么独独她家的人要被警察带走。
刘琴向我解释：“盲流。”
“盲流？”我问道。
“盲流就是盲目流入人口，从关内到东北来挣钱的。他们这家人大概是第一次来，不知道边境的情况。乘警一过加格达奇就检查边境通行证。有经验的人，通过这一段铁路时就步行。过了这一段后，警察看到盲流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管得就松多了。”
“那警察会拿他们怎么办？”
那个小女孩的两只大眼睛眼还留在我的脑子里不肯离去。
“铁路公安局会把他们遣返回家，不过他们不久就会再回来，闯几次后总会成功的。我们在林子里常常撞见他们住的营地。他们砍树，搭棚子，开一片地种粮食，再下套子抓狍子，有肉吃，还有皮毛。比他们老家好多了！队里的马草不够时的年份就跟他们买。他们也采蘑菇，摘木耳，打柴。一年下来，能挣不少钱。”
“狍子是什么？”
“短尾巴鹿。”
“这些盲流冬天怎么办？”
“夏天赚够了钱，冬天回家乡去过春节，到第二年开春后再回来。有的人冬天也留在这儿伐木。”
江捷放下手里的书说：“没有许可的话，放树是犯法的。他们卖木材时要是被抓到，要判刑坐监狱的。”
不久后窗外的夜色降临。小女孩的一对大眼睛伴随着我，直到我进入了梦乡。
列车在山林里磨磨蹭蹭地行驶了将近两天两夜，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塔河车站。塔河是个林业局所在地，一个森林城镇，也是通向边境的三塔公路的起点。三塔公路全长118公里，连接三合和塔河。这条公路的终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黑龙江边的三合站。
在塔河下了火车后，我们肩上搭着旅行袋，手里拖着木箱子，来到了镇上唯一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幢两层楼的平顶房，此刻还剩几间空房。刘琴、江捷住进了楼下的一间，我登记上了二楼的一间。我的房间里除了两张单人床和一张简单的桌子外，四壁空空。这时已经过了晚饭的时间，另一张床铺还空着。我想我运气不错，今晚这间房间大概就属于我自己的了。经过几天几夜的火车旅途后，我一进被窝就不省人事了。
一早睁开眼时，天刚放亮，另一张铺位还是空着的。我钻出被窝，不禁地打了个寒颤。早上的气温比昨晚降低了许多。我披上外衣，走到二楼房间外的长廊上眺望出去。一夜下来，塔河镇已经被一场春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这时雪已经停了。初升的太阳照在白雪上，整个小镇亮晶晶的，一片洁白。房屋、公路、机车、木堆，一块儿被白雪盖着，只能从雪地的轮廓上辨别出它们的形状。望向远处的崇山峻岭，绿色的松林在晶莹的雪地衬托下鲜亮极了。
我打开箱子找出了棉袄穿上，再走出房门，把林区的早晨吸入我的肺腔。
今天是5月3号。上海人已经穿上了衬衫，街上的空气中也飘逸着梧桐树的花絮。而这遥远的北国边陲还是一片白雪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