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钟一过，我就到刘琴和江捷的房间敲门，叫她俩一起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饭。
刘琴看到春雪高兴地叫了起来，江捷则一脸沮丧。她说，春天下雪唯一的优点就是化得快，她只喜欢黑龙江的夏天。两年后我从上海探亲回到黑龙江时，才体会到江捷此刻的心境。
我们来到招待所大院时，看到院墙边停了七八辆大卡车。掀开食堂门上厚厚的棉布门帘时，一股充满馒头香味的蒸汽扑面而来。大餐厅里放满了十几张桌子，暖气开得很足。靠近厨房的两张空桌子上放着写了“预定”两字的标签，其它大部分的桌边都坐满了人。我们买了冒着蒸汽的馒头和小米粥，加上一碟醃菜，端到门边一张油腻的方桌边坐了下来。
我们不紧不慢地吃着。我注意到刘琴的眼睛不时地扫瞄着食堂大厅。
不久，棉布门帘随着喧哗的人声被推开。七八个身穿沾满机油工作服的男人一面大声说着话，一面走进了餐厅，同时带进来一股清新的冷空气。他们径直走向那两张预定的空桌边，把它们拼放在一起，然后围着坐了下来。
在食堂后屋做饭的厨房师傅来到了饭厅里，招呼着那新来的几位：“来啦。”
坐在饭桌一侧的年纪最大的一位工人对食堂师傅嚷道： “嘿，老李，弄个黄菜炒黑菜！”
“就上！要啤酒吗？”
“哪门子的话。我们吃了要开车上路。”
原来他们都是卡车司机。
被叫做老李的师傅一面走回厨房，一面说道：“这场雪会滑。上路加个小心。”
过了几分钟，当我还在琢磨什么是黄菜炒黑菜时，老李师傅端出来一个只有在东北才能见到的特大菜盘，足足有两尺长，一尺宽。里面盛着油晶晶的鸡蛋炒木耳，堆得有一个手掌那么高。盘子放到桌子正中，工人们掰开了馒头，用筷子夹着鸡蛋，呼呼啦啦地就着小米粥吃了起来。
又等了几分钟后，刘琴和江捷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站起来走到了工人们的桌边。
“请问师傅去哪儿？”
年纪最大的那位抬起头，问刘琴：“要搭车吗？”
刘琴微笑着答道：“我们找车回三合。”
年纪最大的那个司机环顾一下他们的桌子，眼光停在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
“你的车去白银纳？”
小伙子点了点头。
刘琴转向小伙子问道：“师傅能带我们一下吗？”
“你们几个人？”
“三个。我们俩儿，”刘琴点了一下身边的江捷，又指了指坐在远处的我：“还有他。”
我笑着向年轻司机摆了摆手。
“好。”年轻司机说，“把你们的行李搬到那灰色的跃进牌卡车上。吃完饭就上路。”
我们匆匆回房间拿行李，然后把箱子、旅行袋装上了灰色卡车的敞篷车厢上。车厢是空着的。司机一定刚把货卸在了火车站。
几分钟之后，年轻司机到了。
他打量着刘琴和江捷说：“我的副座上还能坐一个人。”
我们让江捷坐到驾驶室里。我和刘琴则攀上敞篷车厢，坐到了行李上。卡车启动后拐出招待所大院，慢慢地上了公路。
白银纳是欧浦公社所在地，离三合还有二十一公里。刘琴告诉我，到了白银纳后就不用愁了。要是找不到便车，就给生产队打电话，让队里的拖拉机来接一趟。
离开塔河后不久，卡车开始攀山。车子路过不平整的路面时上下颠簸，我们的屁股也和行李一起跳动着，不时滑到车厢的边缘上。我们不时地移回车厢中央，以免被颠下车去。从驾驶室的后窗看进去，江捷和司机谈得有说有笑。
离开塔河镇越远，三塔公路两面的森林就越密。两天前经过小兴安岭时，火车轨道边的林子基本已经被剃成了瘌痢头，原始森林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片树桩和还未成林的小树丛。这时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是大兴安岭人的使命，但人们只放树不造林。林区生态环境的观念还没提上日程。
而此时此刻，我坐在卡车箱板的行李上，沿着三塔公路翻山越岭，穿梭于一片片的松树林中。公路登高时，从卡车顶上一眼望去，密密的原始森林尽收眼底。一棵棵大树间保持着匀称的距离，笔直的树干冲天而上，好像是大自然着意插放在地球上的。路边刚落下的白雪把林间植被覆盖得严严实实。经过了西伯利亚的一场严冬后，密密的绿色松针衬托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黄色的松树树杆，很是耀眼。刘琴教我认识了大兴安岭的两种松树：落叶松和樟子松。落叶松的松针呈深绿色，树干被棕黑色的树皮包得紧紧的，树皮从不脱落，表面的老皮被撑出了密密的垂直裂纹，凭着树皮就能看出这些大树的高龄。而樟松就截然不同了。樟子松的松针是碧绿的，在阳光下一片清新，严冬里也给人带来夏天的轻快感。樟子松的树皮薄薄的，随着树干的直径增长，老皮不断脱落，光滑的金黄色新皮在阳光下鲜明无比。几百年树龄的樟松，青春风彩仍然一点不减。当卡车经过落叶松林时，感觉到的是原始森林的古老和庄重。而一进入樟松林，耳目一新，人也顿时神清气爽。
刘琴告诉我：“落叶松的木头硬得很，伐木时不好放。男生不喜欢，锯子很快就钝了。木头硬，还出油，只能作工业用材。樟子松软，干燥，容易加工，是作家具的好木料。”
插在松林之间，在山洼低地里，白色的桦树林显得无精打采，矮小可怜。白桦对城市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小时候在课本里读到东北抗日联军在日本鬼子层层围剿下，物资奇缺，只能把桦树皮一层层地剥开来当纸用，桦树就成了这些英雄好汉的象征。五十年代莫斯科的小白桦舞蹈团访华时，全国一片轰动，美丽的舞蹈演员让人浮想联翩。白桦林只在寒冷的北方生长，代表着刻苦和坚韧，而这两种精神则贯穿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而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桦树林，心里不由地充满了失望感。与高耸的松树相比，桦树又细又矮，树干不时分岔，多少有些不求上进。
刘琴说：“桦树不成材，出不了多少木头。即使用来打柈子，也不容易点着。树皮要是不剥掉，没几年里面的木头就烂了。”
我又问：“什么是打柈子？”
“就是劈烧柴。每年开春，连里派两个班去十一公里砍树。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再劈成四瓣，就成了柈子。湿柈子摞起来，到冬天时已经干透了，就当柴烧。”
“十一公里”是队里的一个新点。知青来后，在离三合村十一公里公路边的山地里造了几座房子，这会儿成了队里打柴的根据地。一百多公里的三塔公路沿线没几个居民点。无名处就用距离三合的距离来命名。三合是三塔公路的起点，也算是国土的起点，可称“零公里”吧。
“飞龙鸟！” 刘琴的叫声把我从思绪里惊醒了。
一群灰黄色的鸟这时低低地从我们头上飞过。这几十只比鸽子略大的飞鸟伸着长脖子，扑打着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翅膀，杂乱无章地擦着卡车，穿过了公路上方，向森林深处飞去。它们的大翅膀不疾不徐地扇动着，发出嚓嚓的响声，活像袖珍型的远古时代的有翼恐龙。
“飞龙鸟是国宴上的名菜，稀有动物。”刘琴看着我说，“捉飞龙鸟是犯法的。每到办国宴时，北京会来电话，指定要多少只飞龙鸟，鄂伦春人就用网来捕。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飞龙鸟。”
“你尝过吗？”
“没有。我们的老指导员在哈尔滨开会时吃过，说是超标的，没送去北京，谁知道呢？”刘琴耸了耸肩膀。
我还在想着飞龙鸟时，刘琴打断了我：“看，白银纳。”
卡车这时驶进了公社所在地，一个林间小镇。
白银纳与其说是一个镇，实际不过是公路边的两排房子而已，总共只有几十间房屋。车子在公社邮政所前停了下来，我和刘琴跳下车，江捷也出了驾驶室。
江捷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说，卡车司机答应把我们送到三合村去。
“太好了！”
刘琴过去谢了坐在驾驶室里抽烟的司机，然后进邮政所去取村里的信件。村里的邮件到了公社邮政所后，往往在这儿积上十天半个月后才会被邮递员送到三合去。村里有人路过公社时，一定要去邮政所把积累的信件顺道带回村里去。
江捷对我说：“我们去看木壳楞。”
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大兴安岭的木壳楞。木壳楞是这儿最常见的房屋，用剥去了皮的松树干由下往上一条一条的摞上去，形成房子的四壁。摞到一人多高后，再用一排木头封顶，铺上草皮，最后用劈薄的板料搭上四十五度的斜屋顶。这邮政所就是一座大型的木壳楞。
我们沿着邮政所转了一圈，江捷指着木条之间吻合的缝隙说，这间隙每年入冬前都要用稀泥糊上一遍，把漏风的地方封死。
“要不然，冬天人要冻死了。”
小镇上的房屋几乎都是办公机构。邮政所一边是公安派出所，另一边是林业局森林管理所。再下去是公社卫生所、人民武装部、防疫站。公路对面唯一的一座砖房是公社党委和团委。再往远去是一些住房。每间房屋前都堆着一条半人高的摞得整整齐齐的木柈子，取暖的烧柴。
刘琴从邮政所出来，手上拿着薄薄的一扎信。她说，两天前刚有人回村去，把大部分的邮件都取走了。
卡车又上了公路，半个小时之后就接近了我们的目的地：三合站。从山间公路望下去，三合是在江边的一小片杂乱的房子。盘曲的黑龙江在村子远端转了个弯，在拐角处形成了王八湾。村边山脚下一大片被雪盖着的的平地是知青开垦的庄稼地。
刘琴指给我看左手边的249高地。那个山峰背后是边防军五连的驻地。在高地的顶尖处，隐隐地可以看见一座修在山尖突出部位的地堡，是五连的瞭望所。江对面耸立着一座类似钻井架的大铁架，是苏军的瞭望塔。
“看！”刘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过头去。
“吴八老岛！”
我向江心望去，找到了那个传奇的小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