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时间快得像走马灯一样地连轴转。区知青办的吴阿姨告诉我，区里请示了市革委会知青办，市里让徐汇区知青办给我开绿灯。看来市里不像基层，不那么讲究规章手续。于是，尽管妈妈爸爸还没签字，我就接到了区知青办发放的下乡通知书。
凭着这张粉红色的通知书，我到街道公安派出所去注销我的上海户口。坐在接待桌前的年轻女民警接过我家的户口簿，对照着通知书找到了我的那一页。她仔细查看了我的信息，又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显然，她在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想一想，看我是否会阻止她。看我没有动静，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方形的图章，再打开印泥盒，把图章在里面使劲地揿了揿，然后在我的那一页上按下了大大的“迁出”两字。随后，她拧开钢笔帽，在“迁出”两字下面注上“1975年4月1日”。接着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册表格，替我开了一份户口转移证，连同户口簿一起递还给我。她又让我填写了一份表格，向市公安局申请去边界地区必需的边境通行证，让我过一个星期后去派出所领取。
奇怪得很，注销了上海户口之后，我心里有了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好几天也去不掉。从这天起，我就不是官方意义上的上海人了，而像是一个在自己家乡的外人。
正当我对自己的行为多少有些不肯定时，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来的是我上小学时的朋友小雄的妈妈。小雄妈妈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前一阵刚去东北三省巡回演出慰问上海知识青年。听小雄说我要去黑龙江，她就来造访。
我给她沏了茶，她刚坐下，就开上了连珠炮。
“秧秧，你怎么这么天真啊。你不知道报纸上说的那些情况，和知识青年的现实生活出入实在太大了。报纸上报道的都是光明面，但我看到的那些农场里，林场里，和集体户的知青，很少有不想返城的。你怎么这样轻率呀。”
她接着告诉了我许多故事。天气有多寒冷，农活有多重，知青生病没人管，女知青被强暴，有人游过江去投修，被苏联人遣送回来，判了刑，还有被枪决的。
“当地老百姓不喜欢知青去那儿。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加上那么多小青年去和他们争口粮，也难怪他们。”
我告诉她，我要去的是大兴安岭，人烟稀少，知青自己开山造田，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劳力，况且我们还要站岗巡逻，为祖国放哨。
“你去站岗放哨是好，但边防军在那儿的任务不就是巡逻么。他们几年就复员，你去黑龙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你想想，你要站几年的岗呢？一开始有新鲜感，再过几年对站岗还会有兴趣吗？过几年要考虑个人问题，那里的男知青比女知青要多出一倍。你年纪又最小，要和当地农村姑娘结婚，你会幸福吗？”
我说，几年后，我会争取当工农兵学员保送上大学。
“你不知道上大学多难呀。几个名额，大家都想要，争得不可开交。你父母是搞艺术的，不是领导干部，开不了后门。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但你知道吗？有的女青年不惜用身体作代价来换取上大学的机会，真可怜哪。”
“三合不一样。三合站是中央军委命名的战斗村，我们全副武装，民兵连集体生活，和其他的知青点不一样。”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你要是想去锻炼一下，增加生活经历，那干嘛不去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比如说，像我家小雄那样，去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呢？”
她走后，我脑子里更乱了。她说的那些情况都不是秘密，我不是不知道。我要去的三合，难道真是世外桃源吗？与我以前犯过的人生错误相比，这一步踏出去似乎是无法回头的。除非我能被推荐上大学......
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为什么不早几个星期来我们家呢？
我脑子里的疑虑不久就随着周围的锣鼓声烟消云散了。一星期后，市革委会在文化广场举行了几万人参加的欢送大会。在1975年，上海市共有一百五十多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像我一样，志愿报名到外地农村和边疆。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王秀珍和黑龙江、云南、新疆、安徽及其它几个接收上海知青的省知青办领导，在会上一一讲了话。会后，我们这一百五十多人，穿着市里刚发的绿色棉装被塞上卡车，在挤满上海市民的街道上徐徐行驶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报上说，夹道欢送我们的有五十万人之多。站在卡车上，看到老妈妈们摇着头，而有个别的中学生则大叫：“戅嘟”（上海话：傻子的意思）。当然，在人群里也不乏摇着小旗子对我们喊革命口号的，也有比我们更小的学生，眼里充满了羡慕的目光。
那些“落后分子”的言行对我的影响并不大。马克思、牛牤、布尔什维克，在早期不都是不为人理解的吗？
等妈妈爸爸回到上海时，我这匹出缰的野马已经阻拦不住了。爸爸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大发雷霆。在我走前的每个星期日，我父母都和我一起去百货商店购买行装。爸爸到处打听在上海哪家商店有卖狗皮褥子的。狗皮褥子防潮气。爸爸说，在战争年代有一床狗皮褥子垫在潮湿的泥地上打铺盖，得关节炎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一天晚上，爸爸兴冲冲地赶回家。到今天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他打开纸袋，拿出里面那条狗皮褥子时兴奋的神态。
在我离开上海之前的这些日子里，晚饭桌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我去黑龙江后，如何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如何扎扎实实，好好劳动；不要自认清高，要和大家打成一片；要和当地领导和农民搞好关系，争取早日被保送大学。
离走的日子越近，我的内疚感就越强。但我什么也没说。
1975年4月24日，我和已经成为朋友的三合知青刘琴和江捷一快儿坐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火车在傍晚发车，爸爸妈妈一起到上海北站替我送行。同时送行的还有徐汇区知青办的吴阿姨和唐阿姨。尽管我竭力反对，两位阿姨还是坚持要去车站。她们是代表区委的，不来不行，而我真不希望在这个场合有外人和家人搅在一起。
我和刘琴、江捷上了车，找到了我们的座位，然后在车顶的行李架上放妥了我们的几个手提箱。她们用带着的草纸蘸了水，把座位仔细地擦了一遍。然后她们俩儿占着座位，让我回到月台上，趁开车之前，再和爸爸妈妈说几句话。
我下到月台时，看到爸爸妈妈正和吴阿姨和唐阿姨聊着。我停在几米远的地方，静静地注视着我的父母。我从来也没这样仔细地看过爸爸妈妈。他们在那儿讲着话，并没有看出和平常有任何两样，但是我突然发现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
哥哥还在部队，不知哪年复员。今后爸爸妈妈分别回到上海家中时，要独自一个人坐在灯下吃晚饭了。此时此刻，我已经不能确定我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私的了。
我突然恨自己同意让吴阿姨和唐阿姨来车站，搅乱了这属于我们亲人离别前的最后时刻。
妈妈看到了我，我迎了上去。妈妈让我多写信，说他们也会常写。这时，火车头的汽笛拉响了两短一长的讯号。我们知道，开车的时刻到了。
爸爸妈妈说：“一路顺风。”
我回到了车厢里，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火车已经缓缓启动，月台正在慢慢地向后退去。我从车窗里探出身子，看着爸爸妈妈在夕阳下招着手，一点点地消失在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