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有大半年没见到爸爸了。
爸爸被隔离审查的次数记不清了，但这次关押的时间特别长。每过一段时间，妈妈就会接到通知，让家里给爸爸送些日常用品。送东西的通知大约每月会来一次。每次接到通知，我们就知道爸爸还活着。通过送物品，我们也得知爸爸的关押地点。以前几次，爸爸隔离审查的地点都是在安福路上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内。这次他的审查升了级，人被囚禁在上海交响乐团。文化局的局级隔离地点就设在交响乐团的大院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爸爸在家乡常州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武进青年抗敌救国团，计划是进入大别山区组织抗日游击队。结果步行至安徽潜山县后，队伍的共产党背景暴露，全团被国民党县党部限期离境。此后，团员转入了刚刚整编完毕的新四军，而我父亲则被派送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在他去延安的途中，正赶上了花园口决堤，铁路断线行程受阻。于是，在陪都武汉他被八路军办事处指派参加了新建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不久，通过周恩来安排，这个演剧团体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属下的八支抗敌演剧队之一。八个演剧队分别隶属于国军八个战区，在行政上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统管。中共派驻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直接参与了演剧队的组建和领导，诗人和剧作家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演剧队成员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或左倾文艺青年。演剧队的人员授衔领饷，骨子里却是共产党。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重庆与东京不时地举行秘密谈判，因此延安方面十分担心中日全面休战。演剧队的使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上演抗日剧目，在火线启发国军官兵的抗敌觉悟，宣传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分裂磨擦。国军的官兵自然喜欢看演剧队的演出，而上层及政工部门则十分清楚演剧队和共产党的联系。在抗战中数次反共高潮中，演剧队员在各战区不时失踪、被捕、死亡，甚至全队被拘捕及强令解散。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能容忍演剧队的存在，和演剧队中许多知名艺术家不无关系，如郑君里、冼星海、瞿白音等等。大敌当前，公开清洗这些文化人，会在社会上造成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舆论。几年后，父亲受到了驻地湖北恩施的特务机关的注意，多亏在战区特务机构工作的一个常州老乡打了招呼，才得以在被捕前逃脱。此后，父亲在重庆改名换姓继续工作，这才出现了我父亲姓田，我们兄弟俩人姓叶的情况。
1949年全国解放后，演剧队员在抗日战争中的服务年限算作革命工龄，而爸爸的革命工龄则从1937年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青年抗敌团体算起。演剧队在八年抗战中训练出的大批队员，其后在中国现代戏剧事业中成了一批骨干。1958年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里收入了爸爸写的一篇题为“试论演剧队的发展经过及其特点”的长篇综述。没想到几年后，这篇学术性论文替爸爸惹来了大麻烦。
解放后，周恩来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历经党内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一直作到1976年去世。周恩来，人称“周总理”，或“总理”，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政治领袖。他不仅集聚了高度的机智、手腕、锐敏、政治才干和管理能力，而且还英俊潇洒，个人魅力十足。与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国际政要，是敌是友，每每为其倾倒。尽管在文革前后，他对毛泽东的种种作为一直推波助澜，总理在多数中国人心中始终代表着十二级疯狂中微弱的理性一面。有总理在，让人觉得还有希望，对共和国的将来不至于完全失去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北京万人空巷，在凛冽的寒风中，成百万人排列在长安街两旁挥泪送别总理的灵柩。清明节后又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吟诗悼念，遭到当局出动军警民兵大举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
1966-1967年之际，中央文革中那些用笔杀人的要员们也在秘密地搜集周恩来的黑材料，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把周搞下台。周恩来政敌的策略之一是到他的历史中去翻旧帐。在白区工作那么多年，鞋子不脏也难免不湿吧？叛徒，内奸，历史反革命，扣上一顶帽子就够了。他在抗战初期组建和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由此成为了一个调查重点。要是演剧队员里面充斥着叛徒、内奸、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员，那这位演剧队的祖师爷不就要费力解释一番了吗？
在这样的形势下，爸爸在政治上的麻烦急遽升级了。
文革初期，在由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被江青点名列为大毒草之一。1967年12月的一天，中央文革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一文，把演剧队定性为反革命团体。第二天傍晚，爸爸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关上门窗，在我们边上坐下。
“你们知道，我正在接受审查。”
我和哥哥不知该说什么。我们从来不谈爸爸的问题，这时更不想和爸爸当面谈。
爸爸接着说：“你们年记还小，很多事情还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今后几个月的运动中我会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的爸爸从没做过一件能让你们为耻的事儿。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在演剧队中穿国民党军服是我们必要的伪装。队员按照军衔领到薪水后，从来都是放在一起平均分配，实行共产。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我们隶属的战区政治部命令队员加入国民党。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示了总理后，我们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以便保存组织。当时国共合作，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有必要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党中央特许的。那时总理还穿着国民党将官的呢子军服，这都是工作需要。这些问题到运动后期都会搞清的。我相信党和人民会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的。”
屋里的空气太沉重，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时地点头。
我无法直视爸爸的眼睛。他说这些话不容易。
我们从来也没怀疑过爸爸不是好人。这点不用他来解释。至于他的问题，不用他说，我们也都背得下来。小楼门前贴着那些列举爸爸的条条罪状的大字报，已经换了好几批了。我们也被别人骂过“小反革命”，也学会了骂回去，或者干脆以拳脚相见。
爸爸接着说了下去：“我最担心的是你们，担心你们对社会抱抵触情绪。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每次运动一开始总是会牵涉到很多人，而到了后期这些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你们那时要是走错了路，就太晚了。
“你们能保证做到吗？”
我们点了点头。
两天以后，爸爸又被隔离了，我们也重新开始给爸爸送东西。这次爸爸关的地方离家更远，我们有时走路，有时还坐公共汽车去。
多年后我们得知，这次和爸爸关在一起的尽是些颇有地位和名气的人物，包括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希同和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在1958年，陈其五听信了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的一面之辞，曾经在全市文教干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爸爸与党没有共同语言，由此开始了爸爸政治生涯上的波折。而此时与这些难友相比，爸爸的资历最浅，职位最低，问题也最轻。因此他被红卫兵指定为组长，管理一些生活杂事。陈其五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时多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对如何应付审讯者颇有心得。此时，他成了给爸爸出主意对付红卫兵的顾问。
爸爸后来回忆说，隔离时，不是没日没夜地写材料，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逐年逐月地交代清楚外，就是被提审。审问者除了上海各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他们专程赶来，不外乎是来核查爸爸的交代材料与他老同事们的是否相符。
与过去相比，这次从北京来的有些人员神秘得很。他们年纪往往有四五十岁，很明显不是红卫兵小将。他们一开口，爸爸就能觉出不是文艺界的人士，口气反倒很像在抗战时期爸爸打过交道的国民党政工机关的调查人员。他们对爸爸自身的问题毫无兴趣，只是不停地盘问爸爸所知道的周恩来对演剧队工作的指示，还反复询问爸爸几次聆听周总理讲演的具体内容。爸爸很警觉，尽量迴避与总理有关的事儿。事实上他确实也知道的不多。那时他只是演剧队里的一个年轻演员。
每次接到送东西的通知后，妈妈都会炒上一大包炒麦粉，买几条前门牌香烟，一些笔记本，包上一些干净的换洗衣物，装在一个袋子里。当天晚上，我们兄弟俩就带着这袋东西，走上长长的路途。
天气总是觉得很冷，路灯也很暗，而我们脚步则拖得慢慢的。路人似乎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和去那儿的目的。到了交响乐团后，每次值夜班的门房都是同一个六十出头的工友。不用问，他就知道我们为何到来。他总是先询问一下爸爸的姓名，然后拿起电话通知院内的人。挂了电话后，他会让我们去隔壁房间等待。他的口气虽然严肃，不过没有无礼，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
又过了不知多长一段的时间后，一个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中年人来到会客室。来人从不是红卫兵小将，倒像是一个文革前的基层行政办事员。他不屑一顾地扫我们一眼，一声不出，冷冷地拿过包裹，放在桌上打开，一项一项地检查，同时列出一张清单。他的字迹公公正正，作的是例行公事。他把清单交给哥哥，下巴点一下，示意让我们核实一下清单的准确性。哥哥看过后，一声不响地把清单递还给他。
接着他就拿着清单和物件离开了房间。
我和哥哥安安静静地坐在长板凳上等待，不时交换一下眼神。几分钟后，中年人回到会客室，还是一声不出，冷冷地递回上面有了爸爸签名的清单。
看到爸爸那熟悉而有力的签名，我顿时觉得安心不少。我能感受到爸爸此刻离我们很近，就在这个我不熟悉的大院里某个楼上，某个房间里。看到他那强健和亲切的笔划，我能感觉到他还挺得住，还没倒下。
我们回到家，把这张清单交给妈妈。妈妈总是问我们，传递包裹的人有没有带什么话。答案照例是没有。
妈妈拿过清单看一下，然后就把它撕碎，扔进字纸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