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一个清晨，我从睡梦中被阿姨叫醒。这时，窗外的天还黑矇矇的，时间还不到五点。外面正下着大雨。密密的雨点，时紧时缓地随风一阵阵敲打在窗玻璃上，沙沙作响。房间里冷得很，而被窝里则热乎乎的。
阿姨叫我和哥哥醒一醒，别再睡着了，说完她就离开了。她一走，我们马上又回到了梦乡里。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楼里嘈扰的人声给吵醒了。
房门外，一串串重重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上上下下，还有人在大声地嚷嚷。虽然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确定小楼里来了很多陌生人。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儿。在嘈杂的人声中，我能分辨出爸爸的声音。爸爸激动地在和别人争执着，但听不出他们在争论什么。
爸爸几星期前才从“隔离审察”的地方放回家。
当我还是迷迷糊糊的时侯，阿姨又进了房间，催我和哥哥赶紧起床。等到我们磨磨蹭蹭地穿上衣服，被阿姨领到三楼小桃家的时候，我们终于清醒过来了。
一进小桃家的大客室，我们就看到，全楼的孩子和他们家里的阿姨都在这里。我们到孩子们聚集的墙角边，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
随着孩子们清醒程度的增加，我们的好奇心也直线上升。我注意听着阿姨们之间压低嗓门的谈话，只能听到只言片语：什么“楼顶”、“很滑的”、“那时雨大得很”等等。
我还是不得要领。
小桃从家里找出了一付象棋，和哥哥摆开了龙门阵。他俩儿年龄相近，我们年纪小的就围着他俩儿指手划脚出主意。正当我们看棋入了迷时，楼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
“打倒反革命分子吴慧明！”
“吴慧明畏罪自杀，十恶不赦！”
“反党反人民绝没有好下场！”
“吴慧明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慧明阿姨？小鲁和晶晶的妈妈？畏罪自杀？我们都被这高昂的口号声镇住了。
我这时才注意到，小鲁和他妹妹晶晶从一开始就静静地坐在我们对面的墙角，一声不吭。这时大家都看着他俩儿，而他们兄妹则两眼直直地盯着地板。他们好象既不害怕也不好奇。
小鲁抬起头向我们望来。看到我时，他不好意思地一笑。那笑容是强堆出来的，彷彿是他做错了什么事。
口号声这么响，他们不会没听到吧？
小鲁的妈妈吴慧明阿姨在文革前是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共青团总支部书记，分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们敬畏她，大概是因为她负责搜集整理的学生政治表现，将来会对毕业分配起很大的作用。文革开始后不久她就成了学院造反组织的重点斗争对像。几个星期前，我在学院剧场的斗争大会上，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把吴阿姨踢下舞台。哥哥对我说，前一天傍晚，他见到吴慧明阿姨回家时，用头巾把脸围得紧紧的。一进门，她先冲到公用厨房的水龙头下，解开头巾，把涂满一脸的黑墨汁洗掉后才进了家门。
听说最近红卫兵在吴慧明阿姨写字桌的抽屉里搜出了一本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一些造反派学生在文革早期的表现。造反派觉得她是在搜集“黑材料”，准备在运动后期“秋后算帐”，所以就使劲地整她。1957年反右前，毛主席号召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引蛇出洞。那时向党提了意见，包括只向个别领导干部提了意见的学生，还不都被划成了右派，送去劳改农场了？有的还被判刑入狱。可这次运动的性质完全不同了，学生造反是毛主席亲手发动的。因此，吴慧明阿姨被红卫兵判定为院党委的黑手和走资派的走狗。整理黑材料，准备报复革命群众，运动后期要让造反派人头落地，他们绝不答应。
阿姨们想向我们保密的事儿被红卫兵的口号给暴露了。我们可以肯定吴慧明阿姨一定试图自杀，但不知她是否试成功了，也不知是怎么自杀的。
要是她自杀成了，那红卫兵还在那儿喊什么口号呢？人要是死了，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岂不是白费嗓门？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红卫兵押送着小鲁的爸爸走进了房间。
见到他进来，我吃了一惊。小鲁爸爸被隔离审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几个月来都没见过他。
他进来时双手紧捂着脸，快步地走到了房间正中。等他放下手来时，我看到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口地喘着气，一双惊吓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他那恐惧的表情凝聚在脸上，像固化了的火山岩浆。
从那天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见过一个大人的脸上会有这样惊恐的表情。
小鲁的爸爸妈妈与我父母一样，解放战争时期都在山东解放区的文工团工作。解放后，大批文工团建制撤销，其中一些有中学文化背景的演员进入了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科学习。那时我妈妈和小鲁父母是同学，我父亲担任戏剧科科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山大戏剧科打散，其中部分学员由父亲领队，到上海参与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称上海戏剧学院）。小鲁父母到上海后改行搞行政工作，他爸爸当时是院党委宣传部长。他的出现证实吴慧明阿姨出了大事。要不然，红卫兵是不会放他回家的。
小鲁爸爸站在屋子正中，屋里大大小小一二十人散坐在各个角落的地板上。大家仰望着他，屋里没有一丝声响。
红卫兵也一反常态，静静地站在他身边，等他恢复常态。他清醒一点后，视线开始向屋里各个角落搜寻。我知道他一定在找小鲁兄妹。他们兄妹俩儿坐在离其它孩子有一段距离的墙角。直到此刻，他们也和大家一样，盯着他们的爸爸一声不出。但从他们的眼光里能看出来，他们正在期盼被爸爸找到。
小鲁爸爸看到两个孩子后，大步迈向他们坐着的墙角，在两个孩子面前蹲了下来。他张开两臂，一手搂住一个孩子的头，把两个孩子紧紧地夹在两个肩膀之前。
他低下了脑袋。三个人头紧紧地挤在一起，抱成一团。
突然间，晶晶的头挣脱了她爸爸的胳膊。她抬起头来仰望着天花板，开始一声接一声发出凄厉的惨叫。她那绝望的叫声打破了笼罩着这间大房间的死寂。此刻，她就像一只被群狮困住的小兽，试图用叫声把周边的一切都从她的世界里驱走。这叫声把我的鼓膜震得一阵阵地发痛。
小鲁这时也开始放声大哭。他双眼紧闭着，哭声中充满了成年人才有的悲哀。这哭声听上去绝不像来自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显然，他刚刚领悟到今天这事件的真实和严酷，也接受了它的不可逆转。
小鲁爸爸也加入了他们，开始抽泣。从背后看去，他那两个宽宽的肩膀急促地，有节奏地上下起伏着。
这时，恐惧的气氛震慑了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那几个站在一边的红卫兵。他们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们呆呆地站立在一边，像几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他们一定也感受到了全屋人仇恨的目光，此刻脸上显得很不自然，眼睛避免与大家接触。红卫兵平时那不可一世的气势，此刻在这他们身上踪影全无。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后，晶晶的尖叫声变成了有规律的悲泣。这时，小鲁爸爸搂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他仍然一只手臂挟着一个孩子，三个人一面哭着，一面低着头走出房间。
红卫兵们没一个吭声，尾随着他们离去了。
又过了不知多久，另外几个红卫兵进了屋子。他们是来找小桃家的阿姨问话。小桃家住在三楼，是我们这幢小楼的顶楼。从他们的问话里听出来，小桃家的阿姨在出事的前一天下午，曾撞见吴慧明阿姨从斜屋顶上的侧天窗里爬回小桃家的厨房。
领头的男红卫兵问小桃家的阿姨：“你见她爬进窗子的时候，她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她不太好意思，对我笑了笑就下楼去了。”
领头的男红卫兵对他的同伴们说：“那她昨天下午就去屋顶上探路了。”
“她真的是想跳楼吗？”一个女红卫兵问道：“会不会是去楼顶上藏什么东西，不小心滑下去了？下雨天，房顶上的瓦片滑得很。”
领头的男红卫兵一下变得很激动，对她嚷道：“不会的！我刚刚到屋顶上找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屋顶也没那么滑！”
停了一下后，男红卫兵叫道：“她顽固不化，想向我们挑战！选在早晨跳楼，想让全弄堂的人都看到！花岗岩脑袋，遗臭万年！”
全楼各家的孩子都被告知今天必须待在楼里，不能出去玩儿。两个阿姨在低声议论，要是孩子们走出弄堂，就会看到“她”。大约过了七点半时，我们的住家保姆（我们管她叫“阿姨”）去菜市场买菜。离开前，她特别叮嘱我们别进爸爸妈妈在二楼半的亭子间。而她一离开，我们就打开房门进去了。
这间房间朝北，永远与阳光无缘，冬夜刺骨地冷。每年冬季来临之前，爸爸都会在屋里安装一个烧煤的火炉取暖。今年恐怕不会装煤炉了。现在，煤球要用里弄发的煤球票限量购买，而且爸爸每月的工资也从184元人民币减至45元。今年，他们在这屋里要多加几层冬衣，靠着喝热茶来度过严冬了。
我们跑向北窗，扭开窗把手，轻轻地推开窗户。我忍着紧张的心情，探出脑袋朝窗下的弄堂望去。上海人管胡同叫“弄堂”。我们家所在的弄堂正从爸爸妈妈卧室窗下通过，从这个北窗望下去一目了然。
雨还在下着。弄堂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从楼上望下去，一顶顶的黑布伞和黄油布伞密密麻麻的，像一个个蘑菇，把整条弄堂的地面都占满了，只留下贴着墙根的一小块半圆形的空间。
紧贴着墙根的地上铺着一块被雨水浸透了的草席。草席下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形。这人顺着墙根躺着，一只脚从席子的侧面伸出来，弯成了90度，稳稳地支在墙上，一动不动。临死前，这人似乎从水泥地面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找到了最后的平衡。
雨滴打在草席上啪啪作响，雨水顺着地面向墙根的阴沟流去。草席下淌出的血水加入雨水，却不和雨水混和，形成了一条条独立的红色溪流。血水和雨水一起静静地流淌着，向潮湿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腥味儿。
看着盖在草席下的尸体，我们心里最后的悬念一下子解开了。我们不但知道草席下躺着的是谁。我们也确定她一定死了。
否则，救护车会把她拉去医院，而不会让她就这么躺在雨里。
我们不出声地向下望着。我一面看着草席下的人形，一面想，小鲁和晶晶从今天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的妈妈了。他俩儿没有妈妈了。
过了一会儿风向转了，雨从窗子里刮进了房间，我们关上了窗子。关窗前。我最后看了草席下的人形一眼，把这个场景印入脑中。我们接着跑下了楼，跑去了一楼小鲁家的大房间门口。
小鲁家平常敞开的房门，这会儿关得紧紧的。我们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里面一家人压抑着的哭声。
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小鲁和晶晶都没出房门。他们的阿姨照常买菜做饭，每顿饭都端进房间里去，房门随后就关上了。他家的主卧房面向花园，我们不只一次透过关紧的百页窗缝往里偷看。可是房间里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倒是不时地听到压低的哭声。听得出，哭声大多是晶晶的，有时也听到小鲁和他爸爸的。
吴慧明阿姨去世后，小鲁爸爸就被放回家了。
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小鲁走出房门来。我和小鲁同岁，俩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耍。
在等小鲁出房门的这段时间里，我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看到他时，我要不要问他什么？问他的感觉？问他妈妈的事儿？怎么问得出口？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说的话，能装着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吗？
说了又有什么用？
不久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一个人在花园的草地里挖蚯蚓。小鲁家面向阳台的玻璃门打开了，小鲁走了出来。我迎上去，一句话没说。然后俩人一快儿挖起了蚯蚓。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勇气向小鲁问起他妈妈离去后那些日子里的情况。他妈妈去世后好一段时间里，他和他妹妹成了邻居街坊小孩子们取笑的对象。我和他一起走在弄堂里，不只一次地碰到别的孩子一边叫嚷着“吴慧明！反革命！”一边跑掉。要是喊叫的孩子比我们俩儿的个子小，我也尝试着拉小鲁去追他们，但小鲁总是扭头就走。有一次在公共游泳池里，晶晶和她的朋友在浅水区游水时，我们弄堂里的四个女孩子高举着双手，一起跳入晶晶四围的水里，高叫着“吴慧明跳楼自杀！”似乎向晶晶表演她妈妈的临终一跃。她们激起的浪花把晶晶呛得呼不过气来。晶晶吃了几口水后，默默地从她们的间隙里游了出去。
这四个女孩中最大的是晶晶班上的同学晓丽。她爸爸是解放前的工厂主，属于“代理资本家”，这些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在我们的弄堂里拿着一把大扫帚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