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睡在房间另一头的阿姨虽然尽管压低了嗓门，她的哭声还是清晰地透过床前拉着的帘子传进我的耳朵。
“阿姨，不要哭了好吗？我睡不着。”
阿姨的哭声顿时停止了。我还是能听到她在不断地哽咽，间或吸入一口大气。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进入了梦乡。
我知道，明早醒来后，阿姨就要离开我家了。
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我听到妈妈和阿姨在压低着嗓门说话。每当大人悄悄说话时，我就照例把耳朵竖起来聆听。阿姨说，我知道田老师的工资扣了很多；我可以不拿钱，等以后日子好了再还我就是了。妈妈说，这不可以；你儿子和孙子孙女在乡下还需要你每月寄钱回家。阿姨说，不要紧，我还有积蓄；只要管我一口饭吃就可以了。妈妈说，你帮着带大苗苗和秧秧这俩孩子，只要我们有饭吃就有你的；可是剧团的造反派已经找我谈过几次话了，说我们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要我尽快给你另找一个人家做事。田稼最近送出的一封信里说，红卫兵给我们两个月的限期。
田稼是爸爸在抗战期间改用的化名，一直沿用至今。
阿姨最仇视红卫兵造反派。每当造反派来抄家时，阿姨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红卫兵问她任何问题，她一概说不知道，推说她没文化。她那种明显不合作的态度，要是换在别人身上。会自找苦吃。可是，阿姨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拿她无可奈何。
“我不怕红卫兵。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妈妈提醒她轻声一些，以免邻居听到。
妈妈说一定会替阿姨找到满意的人家。妈又加上了一句：“只要红卫兵知道我在替你找合适的人家，他们应该不会做什么。”
我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了哥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久就会获得自由了。
哥哥出生五个月后，阿姨来了我们家。阿姨的经历像上海成千上万的保姆一样，家里需要钱，就从安徽乡下来上海找事做。为谋生糊口，山东人闯关东，安徽和江苏人到上海来谋生活。丈夫生病早逝后，不满三十的阿姨把年幼的一子一女留给婆婆照料，只身来到上海当保姆。在来我们家之前，她在好几家做过事，那都是“旧社会”里的有钱人家。每次阿姨向我和哥哥提起在旧社会的经历时，总是津津乐道。特别是提到来我们家之前的那一家时，阿姨的神情恋恋不舍。那家人有十多个佣人，每人有严格的分工。四个孩子各有自己的保姆，而阿姨的工作只是每天拖地板和清扫房间。她每次谈起这经历时，结尾都要加上一句：“共产党有什么好？我现在的生活哪有解放以前好？现在里里外外什么都要做，还要伺候你们俩个小猢狲。”
“俩个小猢狲”自然是指哥哥和我，而阿姨这话也近乎反动言论了。好在那时候无产阶级讲了反动话，能扣上的帽子充其量也就是思想落后而已。
我长大后，爸爸提到过阿姨刚来家里时的情景。那时爸爸对她说，在新社会里，我们的关系是同志。你照顾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好好工作。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我们没有上下贵贱之分。
阿姨则一声不吭，看得出她不信这种说法。
我出生前不久阿姨摔了一跤，上臂骨折，有几个月不能工作。爸爸妈妈非但没有解雇她，还花钱去医院替她医伤，同时请了她在乡下的妹妹来家里帮忙。家里要同时付两份保姆工资。不久我出生后，一时忙不过来，又临时请人帮忙，那一段时间，家里同时有了三个阿姨。花销很大。爸爸妈妈只能向朋友借钱，而养伤的阿姨始终拿着全薪。这以后，阿姨和我们家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我记事时起，阿姨就像家里的一员，管着很多事。她去买菜时，直接从家里的“银行”拿钱。我们家的银行就是衣橱里爸爸大衣的口袋。每次爸爸妈妈领了工资，钱往“银行”里一存，现取现用，到月底一般很少有结余。
爸爸妈妈经常外出搞创作，这时阿姨就成为家里的管家。她管教极严，说一不二。记得有一天晚上，大概五六岁的我突然很想吃蛋炒饭。我央求着阿姨给做蛋炒饭，阿姨就是不答应。我大哭，拒绝吃晚饭。妈妈那时不在上海，我就跑到弄堂口去等爸爸回家。见到我那付委曲的样子，爸爸很吃惊。进家的路上问清了原委后，爸爸就问阿姨能不能就给我做个蛋炒饭。阿姨扳着脸回答：“家里又不是没有菜。有荤有素，干嘛要做蛋炒饭。你老是让我不要宠孩子，这就是宠孩子。”
结果我就是没吃成这顿蛋炒饭。
文革开始后，我和哥哥变得使阿姨很头痛。哥哥不听话，我也跟着学，常和学校内外的青少年打架。当时，我们的家庭背景让我们成为一些同学眼里可以欺负的对象。非得打过几次后，别人才不轻意来惹你。当同学们看到我跟着哥哥那群五年级的同伴们驰骋在校园里，时不时拿起石块来砸破几块玻璃窗那劲头，自然也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阿姨说：“你们现在都变成野孩子了。又会打架，又会骂人。这样下去，等你爸爸妈妈回家后，我怎么向他们交待？”
哥哥顶了回去：“那人家骂我们，我们怎么办？”
“告诉你们的老师或者校长。”
阿姨和外面的形势脱节太远了。上个星期，校长还被中学来的红卫兵打得流了鼻血。老师说的话，现在谁会听？
我听到妈妈和阿姨的对话后的几个星期内，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开始怀疑阿姨不会走了，我们获得全面自由的希望也开始幻灭。
今天晚饭前，妈妈告诉我和哥哥要听阿姨的话，因为她明天就要离开我们家了。
阿姨要去小宋阿姨家做事。小宋阿姨是妈妈的朋友，在电影厂里的同事。她不久前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搞得焦头烂额，急需有人帮忙。小宋阿姨上星期刚来过家里，还和阿姨聊了不少时间，原来是为了这事儿！
第二天一早，阿姨带着简单的行李走了。临走前，她流着眼泪搂了我和哥哥一下。这使我觉得很别扭：阿姨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严厉，这样的情感外露和她很不相称。
妈妈眼里也有泪水，她反复对阿姨说，小宋的人不错，你会喜欢她家的。
阿姨走后，我和哥哥在愚谷村的里弄食堂里包了早中饭。我们自然很高兴：从每月饭钱里我们省下了不少零花钱。阿姨走时，爸爸还被关着。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后给我们做晚饭。妈妈十四岁参加八路，这一辈子从没下过厨房，到这时也开始向邻居同事打听菜谱和做菜的诀窍。不记得是谁对妈妈说，炒青菜只能盖一次锅盖；盖第二次，青菜就会发黄。我想了几天，也想不通这其中的奥妙所在。我和哥哥这时都在长身体，每顿晚饭，桌上的饭菜照例吃个精光。
一天晚上，厨房里传出一声金属落地的砰然巨响。我跑进了厨房，看到油烟迷漫，炒菜锅扣在水门汀地上。妈妈楞在那儿，眼里含着泪珠。几秒钟后，妈妈一脚把锅子踢开，里面的菜飞了一地，然后跑出了厨房。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妈妈情绪失控。
从我记事起，妈妈经常离开上海去“下生活”。她那时从演员已经改行作电影编剧。当她决定改行时，她申请学导演，结果厂领导决定让她搞编剧。她抽烟的习惯就是这时候闹情绪养成的。
每次接到写剧本的任务，剧作家就得去主题中的生活环境搜集素材，也就是“下生活”，即去亲身体验剧中反映的人物和环境。对导演和演员来说，下生活的过程往往是几个月。而作者从构思阶段起，就需要长期生活在剧中环境里，一直到作品完成，前后会持续好几年。每次接到任务，她就要打起行李，离开我们，去到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或渔港。除了每次过新年时她一定回家呆上一段时间外，其他回家的机会就是完成每一稿后回上海汇报。等领导阅稿后提出修改意见，妈妈又再次出发。
每次妈妈回到家，我们奔上前去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回你这能呆多久？” 从这天起，我们就在心里倒计数，而潜在的焦虑感也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升高，直至妈妈离开那刻达到顶峰。稍大些后，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也学会了提醒自己：别难过，妈妈走后一两星期，生活就会一如既往，我们也会忘却这段好时光。
文革开始后，妈妈就一直留在了上海。运动中，妈妈挨整比爸爸要轻。她所在的海燕电影制片厂里，三十年代的著名艺术家比比皆是，妈妈属于晚辈。她的革命工龄比爸爸短，参加革命后也一直在解放区工作，履历表比较单纯。当时厂里的“牛棚”（用来关押牛鬼蛇神）挤得满满的，妈妈的资历和级别只需要进入“羊棚”即可，还能每天回家。
这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去静安寺的15路无轨电车站等妈妈回家。我记不起来这个习惯是何时开始的，应该是某一天妈妈回家晚了，我有些惴惴不安吧。我见到妈妈时那高兴的劲头，成了我这以后去静安寺等待妈妈的动力。
15路电车的长车身有前、中、后三个车门。那时的公交车非常拥挤，在路边等车要小心别被上下车的人流冲倒。从嘈杂的人流里找到妈妈并非易事，而不久我就找到了窍门。我选择了站在中门的位置。要是她从中门下车，就会看到在人行道边缘上的我。因此，我只需快速环顾左右，来回扫视前门和后门下车的人群。这个策略失败的机率几乎为零，我不记得有哪一次在车站错过妈妈。
车站不远有一个烧饼摊，下午卖刚出炉香喷喷的炝饼。妈妈会问我饿不饿，于是就买上两片炝饼。一块由我回家路上消灭掉，另一块带回家给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