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祖国》

 

            面试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里进行。在口试前一天,代表CUSBEA中方委员会的北大顾教授召集全体考生开会,提供了许多极其有用的建议。同时,顾教授提醒大家,如果美国教授问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我们要注意恰当地答复。顾教授暗示,去年第一届CUSBEA面试中出现了若干事件,给CUSBEA中方委员会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她坦率地告诉大家,面试对话是隔牆有耳的。我觉得顾教授的提醒很及时,因为许多CUSBEA考生的谈吐中已经让人觉得,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他们飘洋过海去征服美国了。

 

            面试那天,我首先和康乃尔大学的莫菲特教授交谈。莫菲特教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他的提问始终围绕着科学领域中的话题。因为我对科技英语比较熟悉,交谈进行得很顺利。下一个面试教授是哈佛医学院的卡诺夫斯基博士。他和我交谈前后不过两三分钟,问的焦点是为什么我读完医学院还要转行搞科研。这番简短的谈话让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好兆头还是坏消息。最后我决定把它作为好兆头。在这两个面试中,起码语言上都没出问题。

            最后一个与我面谈是卡诺夫斯基博士的太太,她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与她的交谈一开始就触了礁。在她的第一句问话中,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之前我学会了用一句英语中的“对不起”(Pardon me?)来表达“我没听懂”的意思。

            于是我就答道:“对不起?”

            她会意地笑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我还是一窍不通。

            “对不起?”

            说完第二次“对不起”,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只学了这一种表达不懂的方式?要是下一句仍然不懂,再重复一次“对不起”就太糟糕了。

            幸运的是,她的第三句问话突然让我听懂了。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她问话的顺序一定是由难入易,第三句就降到了我的水平。

            想通这点后我就放松了,这以后我们的交谈也变得轻松愉快。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也问了我大学前后的经历。突然,她插了一句:你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有很不愉快的遭遇吧?

            那时,中国文革的情况在国外了解得很有限。她那真诚的态度使我相信她确实对我的答复会有兴趣。但我知道,这时有人在监听我们的谈话,所以我得小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用封口或迴避的方式来应对,因为这样既不成熟也不真诚。我决定把爸爸妈妈在文革中的经历浓缩一下,简单扼要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接着,我加了一句说给监听者的话:“这样的事儿再也不会发生在中国了。”

            起码我希望是如此。

            她欣然同意:“一定的!”

            从她的房间出来后我看了一下表,才知道我们交谈了二十多分钟。我告诉自己,表现应该不错;既没在语言上出错,也应该没在政治上触雷。

 

            CUSBEA项目的甄选效率极高,一星期后我们就接到了录取通知。通过面试后,我知道不久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人和祖国,去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读书。

            被录取的59名CUSBEA第二期学生,在广州大学外语系集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密集英语集训后,每人领到了一本护照和五百美元,加上一张单程机票去我们各自的目的地。我的目的地是纽约。这时我已经被纽约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录取。

            我要乘坐中国民航去旧金山,转泛美航空的飞机去纽约。

            在上海虹桥机场我向父母和哥哥道别,过了海关,我们在空空的候机厅等着登机。同机的还有另外九个CUSBEA学生。大家都很兴奋,也有些紧张,不知大洋彼岸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这时民航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坐着的地方,收去了我们的证件和登机证。不久我们看到候机厅里的中外旅客开始登机,而我们十个人坐在那儿没人搭理。我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结队到航机调度室去问个究竟。

            调度室里两个穿空军军服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中国民航对外是民营企业,对内是军事管制,民航干部都有军籍。

            她们和蔼得很,和我们聊家常,问我们去那些学校。而我们找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发问,为什么我们的证件和机票被收走了,还是不让我们登机。

            她们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北京的中旅社出了纰漏,多卖了十张票给一个美国旅行团。她们没办法,只能扣下我们这些学生。反正我们还没到开学的时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大。

            “我们还能怎么办?”她们显然想争取我们的同情:“我们不能扣外国人,也不能扣国内的出差干部,只能扣你们这些学生。”她们许诺,把我们的普通舱机票在下一班飞机上换成头等舱。

            下一班机要两天后起飞。我们愤怒极了,大吵大嚷,把这两个可怜的女军官搞得焦头烂额。

            过了一会儿,我看出再吵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挖苦地说: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对待,那飞机的货舱里有没有空地方?把我们当货物运到美国去,不就得了?”

            那个年纪大的女军官像被刺了一下。她收起陪着的笑容,转头看了我几秒钟,问道:“晚两天离开祖国又怎么样?难道你们真的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开祖国吗?”

            我回答:“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再见了。”

 

            两天后,我和另外两个一同去纽约大学的CUSBEA学生,坐在波音747头等舱里第一排位子上,在夕阳之下离开上海飞去旧金山。在登机前,曾被我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民航女军官履行了两天前的承诺,把我们的座位升级到了头等舱。随着飞机缓缓地爬升,窗外的上海市区逐渐变成了地面上一片稀疏的亮点。郊外的水稻田也逐渐变得模糊,进而与灰色的天际融为一体。飞机不断拔高后,阳光又一次照进了机舱,蓝灰色的太平洋这时也开始展现在飞机的正前方。我扭过头去,再次眺望这片即将离去的中国大陆,这片曾经养育了我的土地。此时我还不清楚在大洋彼岸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不过我知道,今天会给我以前的生活重重地打上一个句点。在这一刻我还不能决定,是要怀念这片土地,还是要把脑中的记忆开始清空。于是,我从空中小姐手中的盘子上拿过一杯免费的葡萄酒,期望用酒精把自己催入梦乡。我知道,这一觉醒来之后,我将要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一个未知的远方。

 

            不过这次我带着我那遥远的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