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是一个上海人引以为傲的地标，一条贯通南北，在黄浦江边的沿江大道。旧称十里洋场，如今依然繁华的南京路、远近闻名的北京路、宽阔的延安路都由西向东通往外滩。外滩的沿江大道上矗立着一栋栋各具风格的高楼大厦，俗称万国建筑，解放前是外国银行和商行。如今，这些楼宇成了政府机关的办公楼。上海市委和军管会就设在这些巍峨大楼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滩著名的海关大钟改奏“东方红”乐曲，成为了一个时代变更的象征。江岸边宽阔的马路一直通到与苏州河会合的外白渡桥，在那里有个黄浦公园，门口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江岸这边是繁华的市区，对岸是浦东，这时还是一片水稻田。在十六铺的摆渡口，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了躺在民警巡逻艇甲板上七窍流血的死尸。那年头不幸选择了死亡的人们一定没想到中国还会有改革开放的一天。
在外滩的第一天晚上小有收获。我们拦截了两个结伴来中国旅游的西德大学生。她们的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那个棕黄色长发的姑娘的英语比我略强一些，而另一个金发女孩则说得十分流利。聊起来才知道，金发姑娘的父母曾被西德公司派驻美国工作多年，她本人就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到念小学时才回德国。整个晚上，我和萧杭听得多说得少，而李维则侃侃而谈。从纽约的洋基棒球队，芝加哥的比萨饼，一直聊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李维简直是一个美国通。李维说了我们来外滩练习英语的目的。她们说，祝你们好运，还写下了她们在德国的电话号码，让我们到美国后和她们联系，假期可以去德国玩（要是我们能通过CUSBEA面试的话！）。我能感觉到，金发姑娘在纠正我们发音的同时，注意不使我们发窘，还不时送上鼓励的笑容。聊到天空洒下毛毛细雨时，我们说了再见，她们就跑回旅馆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异常兴奋。虽然只有一个晚上，我已经能感觉出对话的效果与听收音机的差别。脸部表情、手势、字句中简单的间歇和停顿，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对语言的理解。这些日常生活用语我大多学过，只是需要把发音和单词在大脑皮层里建立联系而已。
李维说的不错。我们要是天天这样练习，几星期后面试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晚上天气异常好。我们先拦下了几对蓝眼睛、高鼻子的夫妇。遗憾的是他们要赶时间，因此不能多谈。于是，我们沿着黄浦江岸向上海大厦走去。
上海大厦是外宾集中的旅馆。在旅馆对街，我们截住了一个正走下旅游汽车，等着过街回旅馆的旅行团。团里都是退休的美国老人，其中两对夫妻停了下来和我们对话。言谈中我们得知他们来自密执根州，明天一早要乘飞机飞去旧金山。话语中，一个银发老太太比我们还高兴。她说，在中国旅行了十几天，除了中国旅行社指派的导游外，她还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说上话。她的话像打机枪一样，又快又多。这时我兴奋地发现，今晚我听懂的内容已经比昨天多了不少。李维对于密执根当然也很了解，特别是底特律汽车城。我也鼓起勇气，有机会就插进去说话。我发现，用外语说话，自信心十分重要。发音准不准不怕，沟通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难。
过了一会儿，我们四周围上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注意到李维的神态变得不太自然了。他一面说话，一面转眼扫描围观者。再过了一会儿，他向老外说了再见，唐突地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美国老夫妻过马路进了旅馆，我们身边的围观者也开始散去。我们正想抽身离开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
“你们在说些什么啊？”问我的是一个退休工人打扮的老年人。
“没什么啦，练习英语。”我回答。
他还不甘休。他问话的语气加重了一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察出情况有些不对，就不搭腔，转身想走。
“等一等！”背后另一个人大叫了一声。
随着这声叫嚷，我们三人的手臂都被人牢牢地抓住了。这时周围剩下的七八个人显然都是不打算离开的。
“跟阿拉走一趟！”
上海人管“我们”叫“阿拉”。说这话的是叫我们等一等的那个穿着褪色蓝布工作服的人。他显然是这群人的首领。
我问他：“你们是什么人？要干嘛？”
他把右胳膊伸上前来，把卷得高高的袖子翻下几道，露出了藏在里面的红袖章，上面写着“上海市退休工人治安执勤”。
“跟阿拉走！”他的态度变得十分凶悍。
这些退休工人平时担负着维护里弄街道的治安工作。他们的职责是防偷防盗，制止打群架，另外也在街坊中充当政府的耳目。我这才意识到，在外滩的这些退休工人还担负着另一重特殊任务。
这些人兴奋和得意的神态，犹如一群猎狗围着擒获的猎物在打转。在夜晚的路灯光下，他们兴冲冲地拥着我们三人穿过大街，走进一条支路，然后弯进了一条曲曲拐拐的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就从繁华的外滩到了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弄堂里。周围的旧民房让我觉得很奇怪：不去派出所，来这住宅区干什么？我看了看我的两个同伴。萧杭显得镇静，而李维则很紧张。我知道，萧杭有社会经验，李维的经历则单纯得很。
我问领头的工人要带我们去哪里？
他说，过一会儿就晓得了。
我们一行人在一栋不起眼的民房门前停了下来。门边的窗子黑洞洞的，好像里面没人。领头的老工人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一推开房门，里面灯光通明。原来，玻璃窗从里面用厚牛皮纸糊得严严实实。
大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一张写字桌和两张椅子孤零零地置放在房间的尽头。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翘着脚，歪着身子，半坐半躺地靠在椅背上，手里各夹着一根香烟。他们的帽子放在桌上，风纪扣解开着，桌子正中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烟蒂被整整齐齐地堆成了一个小金字塔，显然他们在这儿无所事事已经很久了。
看到我们进来，他们掐了烟，坐正了身子。年纪大的那个警察看了看领头的老工人，再扫了一眼那个年轻民警。他不客气地问老工人：“怎么回事？”
老工人收起刚才那副神气的姿态，毕恭毕敬地报告：
“跟外国人讲话。”
老警员对工人那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我惊诧。显然，他一点也看不起这些走狗。
“我们还没查他们的证件，”老工人又补充了一句。
看到警察对工人们的嫌弃表情，我心里产生了一线希望。我希望这只是一场小误会，应该不难解释清楚的。这些工人邀功心切，而我们不是他们应该捕捉的对象。我真希望工人们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这样就不难证明我们并没涉及政治，或者泄露什么国家机密。
老警察用下巴指了指门口，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退休工人们开了门后，一个个鱼贯而出。最后出去的一人把门带上了。
老警察从桌上拿起他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站起身来，两手背在身后，踱步走到了我们面前。
我想他会要我们提供证件。大学学生证和上海分院图书馆的临时借书证应该足够了。临时借书证上注明我们是中科院研究生。
但这个警察一声不出，两手背着，两眼看着地板，在我们前面一步一步地来回走动。走上几步后，他会突然停在我们其中一人面前，抬起头注视几秒钟，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踱步。
很明显，他在用延长沉默来制造紧张气氛。我觉得这未免有点小儿科。我想，你这一招能玩多久呢？于是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待他开口。
我注意到，工人们离开之前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任何物证。那今晚全凭我们的嘴巴来替自己答辩了。
老民警终于开口了：“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们是中科院的新生；我们到外滩来，是想和外宾练习英语；我们将要参加出国英语面试，不得已才找了这条捷径。
我加上一句：“我们是科学院推荐出国的。”
我这么说是想给我们的行为添加一些官方色彩。我意识到这个策略有点冒险，似乎在自我炫耀。不过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有个带官方色彩的理由总比没有要好。另外这也是事实。
我在说话时，老警察一直站在李维跟前，目不转睛地研究着他，脸凑得离李维的鼻子只有几公分远。一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他马上转过脸来，对我说：
“出国？先不要高兴得这么早！”
我不确定是我的话触犯了他，还是已经到了下一场戏开幕的时间。我装着没听出他话里的刺儿，继续解释：
“我没有高兴。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国。我们是因为对口试没信心才来外滩练口语的。”
他又回头去盯看李维。李维脸上紧张的表情一定让他觉得会是一个突破口。
他眼睛向我这边扫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单位证明？”
我说：“证明？我不知道和外宾说话要证明。”
我说的是老实话。虽然人人都知道与外宾交谈要小心，但我从未听说国家有明文规定，禁止与外国人说话。宪法里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并不应该局限在中国人内部。
看我没继续回答，他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是大学生。你们学校难道没有传达中央文件，禁止在街上拦下外国人说话吗？！”
“我真的不知道。”
“不可能！”
他的嗓门提得很高，语音里充满带有戏剧色彩的怒气：“上海所有的大学都传达了这个文件！”
“噢……我不是在上海读大学的。”
“你在哪里上的大学？！你有上海口音！”
“我下乡去了黑龙江，后来就在佳木斯读大学。我们那个小城市里没有外国人，学校大概就没传达这个文件了。”
他看了看我，没搭腔，转而问李维和萧杭：
“你们两个也不知道吗？你们的大学在哪里？”
“我们是杭州的。”
“哈！杭州！杭州是风景区，是外国人游山玩水去的地方。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个规定！”
李维胀红着脸说：“我们传达过这个文件。”
李维你这个傻瓜！干嘛承认？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装糊涂呀！
我插进去说：“我觉得，对我们这样的特殊情况应该考虑。政府要是派我们出国去，我想政府也应该会容许我们和外国人说话吧？”
“政府？！我就是政府！！”
说到这时，这个警察彻底失去了他一直保有的冷静。他的脸涨得通红、淌着汗，语音已经变成了喊叫。
他指了指桌上的电话机，对我们嚷道：
“我要是拿起这个电话拨到科学院，你们这一辈子做梦也别想出国了！”
他用手掌擦了擦前额上的汗珠，继续说：
“你们是哪个研究所的？你们以为当了研究生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了？”
接着他用右手拇指和中指在我鼻子前清脆地打了个响，轻蔑地说：
“我要取消你们的学籍就这么简单！”
到这时我已经决定保持沉默。要是一开口，我的口气也会跟着他升级，因为我心里已经充满了被羞辱的感觉。
也许这就是他在耍的伎俩。
萧杭这时插了进来，说：“这没有必要吧。我们只是在学英语嘛。”
警察没拿起电话，而开始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说教。他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骄傲自大；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以为会说英文就了不起，文革的教训又忘了吗？你们以为有了知识，会说几句外语，你们就特殊了？你们能保证这些外国人中间没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我怎么能肯定你们没塞情报给他们？你们对国家安全有没有一点概念？你们以为读了几天书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到底是谁凌驾于法律之上？
到此刻，我已经确信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充其量只是违反了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即使他给中科院打电话，也不会产生他威胁我们的那个结局。不过，这场近乎闹剧的麻烦必须收场，而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说完要说的话。
我决定不再打断他。
听着他那充满羞辱语气的训斥，我的思绪又把我带回了童年。此刻我的眼睛在注视着他的脸，心却早已离开了这间屋子。我那短短一生中自认不公的遭遇，此刻像放幻灯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低下头匆匆地从爸爸名字上打着叉叉的大字报下进入家门；冬夜里给爸爸送香烟时看到的眼色；遇到别人爸爸游街时恐惶的联想；讲西游记惹下的祸，和站在全班面前作检讨时心中的羞辱……
可是，这样的日子早该过去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间悲剧已经收场；我已经长大成人，也学着把命运推了回去；我志愿报名去北大荒，付出了我的代价，作出了我的贡献，也亲眼目睹并推开过死亡。我奉献给祖国的自我，绝不亚于你这个穿着蓝色警服、抽着牡丹牌烟的上海民警。不但不少，胜过百倍。但在这个矮小的警察面前，我只能束手挨训，接受这种近乎屈辱的训斥，只是因为我还想出国，想深造。而他手里把握着至上的权力，祖国交给他的权力。他可以用这个权力随心所欲地毁掉我们的一生。祖国，我父母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我们称为伟大母亲的祖国，赋予他这样的权力，让他来监视我们。
是的，祖国母亲靠着这些凶恶的走狗来监视自己的子女，这个烹食子女的母亲。
于是我一句话也没说，静静地站在那儿，听着他的数落，等待着他收场。
看来，他只满足于给我们上课、满足于听到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他连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并不真正感兴趣。自始至终，他都没查看我们的证件。
他一口气说了一二十分钟后，突然失去了兴致。他对我们说，下次要是再在外滩抓住我们，他今天说的话就当真了。
说完，他告诉我们可以离开了。
我从外滩坐20路无轨电车回家。车上很空，有许多空着的座位。我坐在窗前，看着南京路上手拉手的情侣，路边灯光下下棋的人们，嬉闹的孩子们，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难道这是我的国家吗？这是我从小就立志要保卫和效忠的祖国吗？我一下醒悟了。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我从来就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自作多情的傻子。我的一生到今天为止，不过是一场梦。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自以为祖国母亲在期待着我们接班，而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靠的不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走狗在维护着吗？像我这样的一个青年算什么。那些跟党奋斗一辈子的千千万万老革命，在解放后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还不是被送进了绞肉机。把油挤出来，当作润滑剂，一切都是为了这部机器的运行。
当电车驶到静安寺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要是我能出国，我还要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