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县级医院实习项目里，我被分配在黑龙江省集贤县中心医院。集贤位于肥沃的三江平原中心，周围被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环抱。我已经决定把医学院最后一年作为考研的冲刺，而县医院这三个月对我尤其重要。在县医院实习不打分，因此我可以放纵自学。这时，我已经熟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和我报考学科有关的国内和翻译的教科书，也背熟了所有氨基酸和神经递质的化学结构，以及各种代谢通道和遗传法则。通过这些年的层层考试，我也总结出一套考试技巧和答题策略，用来引起批卷教授的注意。我的英文阅读和书写水平提高了许多，只是听力理解还是非常糟糕。我校的两个英语教授早年都是学的俄语，到了中苏交恶之后才改学英文。因此，他们的英文发音中带着浓厚的斯拉夫语音，也无法纠正我们的发音。我曾经考虑过有系统地收听一套收音机里的英语教学课程，不过在时间上怎么也排不过来。庆幸的是，那时考研究生还不包括外语口试，所以我就完全放弃了口语。另外，因为在临床实习时经常跳课，我开始担心要是考不上研究生，毕业后我恐怕无法胜任临床医师的担子。
不过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没有退路，考研是一场战争。我的退路在报名来黑龙江的那一刻就切断了。
我在医学院上学期间，目睹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三年级时我们开始临床见习时，黑龙江的经济发展还远远落在全国之后，医学院里医疗物资普遍缺乏，尤其是各种抗菌素。附院的医生往往会告诉家属需要给病人上哪种抗菌素，让家属自己去找关系或到黑市上购买。每次当家属把一盒盒抗菌素交到我手上时，我都会松下一口气，同时也很奇怪：连我们医院都没有的药品，家属是从哪里搞来的？遇到农村来的患者时，家属往往束手无策。这时，护士就会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能搞到药品的人名和电话。不久我就懂了：医疗物资奇缺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自上而下的腐败；而这种系统性的腐败，在经济转型前就已泛滥成灾了。
到临床实习时，医疗物资紧缺的现象有所改善，但是各级医院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经费由国家下发和补贴。进入1980年代后，医院的经营方式开始改革，国家要求医疗单位做到自负盈亏。这时，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只够医院发工资，而其他费用都要靠收费来解决。在实习时，我马上就感受到这个变化对医院和病人的冲击。
一天在县医院急诊室实习时，拖拉机拉来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右脚几天前被压伤，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了他止痛药和抗菌药膏。来到急诊室时他已经接近昏睡状态，问诊时得使劲叫醒他。家人在安慰着他的妻子，可她还是止不住泪水。病人额头发烫，红肿的右腿有平常两倍粗，脓汁和血水不断流出伤口。很明显，要是不马上治疗，他随时会进入感染性休克。
急诊室的主治医师到过道里的担架边快速检查了患者后，下医嘱开了退烧药和止痛剂，然后告诉家属去大厅对面的会计科付款。护士开了一张诊断单，上面注明了清创手术项目和预估住院天数。
主治医师回急诊室前对护士说：“别把他推进急诊室。等会计科点头后，病人马上送去手术室。我已经和外科联系了，他们知道这个病人。”
我跟着主治医师进到急诊室里，问他上哪种抗菌素。
他说：“还得等等。家属付费后才能上抗菌素。”
他解释说，在家属付费前，他只能给止痛药和静脉盐水点滴。唯一例外的情况是病人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如急性心肌梗塞。
病人的叔叔从会计科回来后，我过去询问他们的进展。一见我走过去，他们马上停止了对话。
我告诉他们，患者急需静脉抗菌素和清创手术，耽误几个小时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虽然我还不是医生，但这时我已经停止纠正病人和家属对我的称谓了。我走去询问护士长。她告诉我，会计科通知我们，家属只付了一小部分的费用。
我去告诉主治医师时，他正给一个男孩头上的创口缝合。我问他能不能破例开始上抗菌素。他明显对我打断他不太耐烦。
他说：“我无能为力。”
他告诉我，要是在几个月前他会先开药。可是眼下医院已经三令五申，要医生遵守规则。
“上个月，急诊的张医生违反规定开了药，病人没付费就离开了。这笔费用最后从张医生的工资里扣除，是他半个月的工资！王主任出面和会计科交涉也没用。”
他又说，医生护士以前都同情农村来的患者。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收入又低。他们看到入院费用都会吓着，特别是需要预付时。那时，大部分病人都是等到出院时再结帐。
“我也懂他们为什么不想先付钱。这笔钱可能会是全家一年的收入。要是病人治好了，他们付钱还情愿；要是病人死在医院里，那就不一样了。以前医院扣住遗体，等家属结账后才能拿走，但家属就经常把病人遗体留在医院里。现在医院没法负担这些费用了。”
对想当外科医生的同学在县医院实习是最好的经历。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严格的条例来限制医学生能作的手术。在附院，阑尾切除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作的最复杂的手术了。在附院外科实习时，想当外科医生的同学只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练习打外科结上。而在县医院里，外科医生乐得把简单手术推给实习医生，这样他们自己的病例会减少，也可以早点回家。
我们几个考研的学生，都在县医院实习时跳了许多课。这时研究生入学考试近在咫尺，大家都在紧张地备考，同时希望不要中途出现意外情况，如在考试那几天突然生病。每天晚上在寝室里听到同学们兴奋地议论他们白天作了什么手术时，我都得压住心里的羡慕，同时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黄金机会。同时，我还得压住心里那种惧怕毕业后成为不称职医生的感觉。
我们来实习不久后，医院的护士长就开始打听哪个男生还没有交女朋友。我们问她为什么关心这事儿，她倒是很坦率。她说，在我们到来之前，医学生来实习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她接到了许多通电话，让她给县里领导们的未婚女儿物色夫婿。她对我们说，她不会一个个地问过去，不过谁要是有兴趣，就直接去找她。
一天我和她在一起清洗手术器材时，我决定和她开个玩笑。我问她怎么从来没问我的“个人情况”。
她诡异地笑了笑，说：“你呀，我早就打听过了。你们上海人靠不住！看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上海人？我们怎么能把女儿嫁给你们！”
她说的一点不错。过去一两年来，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走了超过百分之九十五，附近的农场林场也一时陷入了几近瘫痪的状态。
但我也知道，这些上海知青回城后，大部分人都在生活的边缘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