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个计划后，时间就过得很快。
我订了每天的日程表：早上5:30起床后，晨跑30分钟。早饭后，花四十五分钟至一小时学英语，然后一天的课程就开始了。医学院的课排满一整天，直到下午4:30才结束。晚饭前，我会有一小时的时间把白天的内容再捋一遍，晚饭后的时间就完全用在考研究生的准备上。星期天和节假日则全部用于备考研究生。
在77和78级学生中，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学习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在工厂或农村度过了几年，因此都十分珍惜大学教育，这个与多数同龄人无缘的机遇。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因此痛感只能加倍努力，才能把失去的时间抢夺回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那时的周末只是星期天），每个教室里都坐满了学生。一到晚上十点，学校就切断教学楼的电源，逼大家回宿舍就寝。
到了大学二年级末，我已经把考研的领域缩小到了神经生物学，同时我也决定避开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校和综合大学，而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属下的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试往往是由各校各专业的导师自己出题，因此招生单位的考题往往有意无意地偏爱本校毕业生。同时，考生了解本校教授的风格，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录取机率。这些因素都增加我这种野生型考生的难度。相形之下，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而庞大的中科院属下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大生物系每年只有三十多个毕业生，而中科院的生物学科研究所接近上百所，仅上海分院就有七所之多。我由此推断，中国科大的毕业生无法垄断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名额，这样让外来考生会有更公平的竞争机会。此时，我已经下了决心，要用考研来纠正自己在十七岁时犯下的人生错误，因此报考的研究所一定要选在上海。中科院上海分院当时有国内顶尖的生物研究队伍。其中，生化所是世界上率先合成了活性蛋白（胰岛素）的单位，而生理所和新建的脑研究所更是我感兴趣的神经生理学的重点科研机构。同时，我进一步了解到，近年全国招考硕士研究生的录取率是10:1，比我们考大学时的比例要好得多。
在医学院第二年，我们上病理生理课时，有一天教授给我们讲授缺氧机理。缺氧和断氧是一个人在水下窒息死亡的病理基础。教授提到，人体多数器官，除了大脑之外，都可以在缺氧甚至断氧条件下存活不少时间。而大脑在断氧后8-10分钟就会死亡。
在提问时我举了手，问教授：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水下不呼吸存活四五十分钟？”
他看着我，不耐烦地说回答：“我不是刚刚教过你们，断氧超过十分钟人就会脑死吗？”
教授当然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他那不屑一顾的回答让我心里松下一口气。提问时我担心，他会告诉我在某种例外情况下，华强会有时间等我救出他来。
我跑去王八湾撑船划回渡口，来回起码要一小时。
这时，我抑制了想走上前去拥抱一下教授的冲动，因为他和同学们都会大吃一惊。
那年冬天一个早晨，我走过连接图书馆楼和教学楼的天桥时，看到玻璃墙前挤满了同学。我问出了什么事。别人告诉我，外科副主任的儿子和儿媳晚上煤气中毒。男的救过来了，媳妇还没恢复呼吸。外科主任让抢救小组把病床移到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院里，说是低温能减慢器官的死亡。看着他们在给这个年轻妇女插管，开动呼吸机，挤压胸腔，我又回到了一年多前黑龙江畔那个早秋之夜。
那天是在九月里，黑龙江里的水温并不低。当时我们还能在江里游泳。在那天的温度下，断氧后器官应该很快会死亡。这时我的两只脚钉在地上，紧盯着抢救小组在积雪的大院里有序地工作，我的焦虑感又爬升到了顶点。
不知过了多久，医生散了，一个护士把白被单盖在年轻妇女的脸上。看到抢救失败，我心里松下了一口气。突然，我震醒了。我骂自己太缺德了。怎么？难道我刚刚一直在下意识里希望他们抢救失败吗？他们的失败，能证明我没去撑船是可以原谅的吗？！
这时我的罪恶感非但没减低，反而登峰造极了。
一次，我在图书馆随意翻杂志，读到一篇有关打坐可以降低身体代谢率的文章。其中提到，印度高憎修炼了几十年后，可以把自己密封在大坛子里，埋入地下几天，出来后依然毫发无损。这时，我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华强也许只需要一小时！
然后我又尝试告诉自己：华强没练过功，不能和高憎比。
慢慢地，我懂得了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始终无法找回内心的安宁。和我作怪的不是华强，甚至不是死亡本身。不让我安宁的是我在那个时刻做出的选择，是因为在那个关头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即使是无效的行动。即使是注定要失败的行动。
医学院的宿舍与校园隔着一个小公园。除了雨天外，每天早上走去学校的路程都让人心情舒畅。下雨时就不同了。雨天公园中泥路返浆，回到宿舍时，裤管和胶鞋都浸透了泥浆。第二天一早还得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去上学，因为大部分人只有一双鞋子。在村里我们可以用取暖的炉头来烤干鞋袜，而在学校宿舍里我们只有三十七度的体温。雨季里，公园中被学生踩得一片坑洼，使得区政府几次决心要在雨天时关闭公园，这样作会迫使我们上学绕路多走三十分钟。于是医学院去市里申诉，来来回回，公园始终也没关闭。
入冬后白雪覆盖大地，公园里的那条小河也要冻上整整一冬。早上在雪中走过小桥时，天空地面一片洁白，常常使人感到步入仙境。不过今天早上我过桥时，又看到了在几十米外的冰河上放着一个枕头大小的深灰色布卷。不用问我就知道，这个布卷里裹着一个冻僵了的新生女婴。我也知道，这个女婴的父母多半是从农村来的，刚在河对岸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生下了女儿。他们回村前把女婴丢弃，然后会告诉村里人孩子难产死亡，也就会再得到一次怀孕生儿子的机会。在农村，生儿子不但对传宗接代至关重要，还会影响父母养老的前景。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园里看到被丢弃的婴儿。我入学后不久，国家的一胎政策开始强制实行。在附院的妇产科见习时，我马上感受到了这个政策对社会的急遽冲击。门诊手术室里，早期流产病例大大增多；住院部的手术室里也不时地见到大肚子的农村妇女被村干部或民警押送来作晚期流产术。也就是从这时起，附院开始出现了遗弃女婴的问题。那时没人（起码没人公开地）从人道角度来质疑国家的一胎政策。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不迅速降低婴儿出生率，国家经济最终会被庞大的人口压垮。在这个前提下，强制计划生育的高压手段就变成了另一个大众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冷酷现实。被押送入院的要么是已有子女、不应再怀孕的妇女，更多的是有了女儿后还想要儿子的妈妈。她们在怀孕后常常藏在亲戚家里等待生产。不过，社会上的眼睛比比皆是。这时谁家要是住进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马上就会引起注意，触发调查机制。要是发现是非法妊娠，就会被递解回村，强制流产。
我在产科见习的一天早上，一个孕妇被推进了手术室作晚期引产。她的腹围看上去已经接近预产期，不过病历上标明这是一个流产手术。当班的主治医师顿时变得异常烦躁，开始不断地熊这个哭泣不止的孕妇。安静的护士们则在一边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准备。整个手术室里没有一人开口，只有外科器械的碰撞声。不久后，随着催产素的点滴，孕妇的子宫开始有节律地收缩。
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胎儿出来后会如何处理。主治医师的脸色让我闭上嘴巴，问不出我心里的问题。在上胚胎学时，我看过大大小小泡在福尔马林玻璃瓶里的胚胎，不过我还没见过一个临近产期的活婴。等到孕妇的宫颈逐步打开时，婴儿的颅顶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粉红色的婴儿头皮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细髮，其间分布着一条条细细的淡蓝色的静脉血管。我的想像力这时已经能让我看到一个活着的婴儿，有脸有脖子，有躯干有四肢，就像在新生儿区见到的婴儿一模一样。我的思绪冻结了起来，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慌。正当我在考虑是否离开时，主治医师已经把一个细针头熟练地扎进婴儿头皮下的一根血管里。随后，他站起身来脱下手套，嘱咐护士长“开始上药”。说完后，主治医师走了出去，我也跟着他到了院子里。
他站在空旷的院子里，背对外科大楼，点上了一枝香烟。他一言不发，眼睛眺望着远方阴冷的天空，陷入了沉思。他静静地喷着烟雾，似乎大院里除他之外别无一人。
周围的死寂让我觉得不自在，不过我还是安静地站着。
突然，他开口回答了还停留在我脑子里的问题：“婴儿没离开母体前，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我懂了。这不是他第一次作这个手术，也不是护士团队的第一次，而我也不是第一个在心里窝着这个问题的新手。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来到院子里，招呼他回手术室。他把烟蒂扔在地上，使劲地用脚踩灭，和护士一起进了外科大楼。他没招呼我跟他进去。
我松下了一口气，独自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见到产科护士长时，我问起了那个妈妈的情况。
“喔，她哭成那样！你知道，那是个男孩儿！”
一星期后，和我一块儿见习的一个男同学跑来问我要不要去看一个脊柱裂的新生儿。脊柱裂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先天性障碍，源于神经管关闭不全。这可能是遗传因素引起，或是由于母亲妊娠期叶酸摄入不足导致。我跟着他走进一个空荡荡的产房。这时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凌乱放置的器具和几个点滴架。在屋角的浅黄色水门汀地上躺着一个面朝下的新生儿，这时不断地发出响亮而孤零零的哭声。他的背部下端有一条4-5厘米长的裂缝，下面的软组织里鼓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包囊。这个同学刚刚观察了他的生产过程。他告诉我，家长已经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出了产房后找到了护士长，询问下一步怎么办。她告诉我，目前只能等到小孩没气了才能处理。主治医师已经嘱咐把这间产房关闭了。
“别再进去了，恐怕要等上好几个小时。”
我到值班室找到了当天的主治医师。这时他正在吃家里带来的饭盒中的午餐。
我问道：“我们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神经外科？这个婴儿哭得很响，看上去总的状况不错。”
“我和父母谈了已经不只半小时了，”他话语里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语气。“你们都学过脊柱裂了，应该知道这个疾病常常伴随智力发育不全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个脊柱裂。修复应该不难，不过作手术不会解决智力和其他发育问题。他的父母已经考虑成熟，决定放弃，这是合理的。他们是农村来的，留下这个孩子，全家就毁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问道：“他们老了后，谁来照顾这个孩子？我和你吗？”
我成长过程中目睹了无数可以质疑但无法改变的现实。在这些关口上，我往往选择了把自己的疑问锁入脑中的黑盒子里，或者把记忆清零。我也习惯了在自己的思考列车的行进途中不断煞车，以免撞山，或者误入一条反社会的不归之旅，踏进那片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扭过头去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拒绝承认其存在的黑暗原野。
千百万生灵涂炭只为建造一个“纯洁”社会，无辜的人们可以任意牺牲以实现伟大理想，无数生命也可以成为一波波社会实验的样品。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心里的疑问日积月累，但我那从小形成、赖之生存的逻辑模式一直还能支持我的正向思维。这以前，我已经接受了父母在文革中的痛苦是社会大变革的花絮（幸好他们都存活了下来）；千百万知青的命运也可以忽略不咎（因为人类史上类似事件不计其数）；我也开始崇拜个人奋斗，相信失败者不值得同情。直到今天，直到我目睹了这些新生儿的命运。所有这些方便的理念都无法用到这些新生儿身上。政府还能把晚期流产的道德责任推给母亲：因为她的自私，迫使医生作出与治病救人相反的行为。但是，那些公园里被遗弃的女婴，那个因患脊柱裂而等死的新生儿，使我无法不究责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尽管我早已厌倦了改变社会的理想，但我永远无法知道的是：要是那天在产房里我提出了心里的质疑，今天我心里是否会多一点安宁？
医学院的课程本来就塞得满满的，77级排得更紧。我们春季才入学，比常规晚了半年。但因为要按时毕业，损失的时间全靠压缩课程来弥补，因此搞得更紧张。在我们年级里，像我这样一心要考研究生的为数不少。在全年级共用的大阶梯教室里走过，看到某个同学到了三年级还在反复阅读生理生化的基础教科书，不说也知道用意何在。慢慢地，这些埋头准备考研的同学都熟了。77和78两级学生大多埋头读书。那时指定要学交际舞，而我们这些人被赶着鸭子也不上架，每次被辅导员撵到了礼堂里站一会就走。不像79级以后的大学生，爱玩又会玩。跳舞、溜冰，他们有一样学一样。我们这些想考研究生的，连看场电影都要作一番心理斗争。
在大阶梯教室里，下课后留下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我喜欢坐在教室后面高处靠窗的角上。居高临下，看书累了，透过落地玻璃窗向远方眺望一会儿，是最有效的休息方法。要是有一个新人坐到你的附近，你很快就会注意到。最近我就注意到前座老是坐着同一个女生。她不是我们班上的，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从她年龄上看，她应该是由中学直接升上来的。她梳着流行的长头发，看到我在注视她时，她会腼腆地笑一笑。
我很少和女生说话，这时也不打算交女朋友。大学生按规定不能谈恋爱。但这条规定学校并不强制执行。学校只是丑话在先，毕业分配时别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给学校出难题。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此学校不能保证你俩儿分到同一个地方。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到了三年级时，男女同学成双成对的已经不稀奇。我早做了决定，在大学不想这个问题。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小事上。要是现在绊住了手脚，将来会有麻烦。不过，同性的朋友代替不了异性的友情，内心的孤独就靠对远方的憧憬来驱散。
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那女生照例送来一个微笑，我也笑笑，但坚决不开口。一天，邻班的一个老大姐坐到了我的边上。我知道她是邻班的班长，她的男朋友老曲也在准备考研。
“小叶，”她话音里带着一点小心又神秘的语调。“你有没有注意到经常坐在你前面的女同学？”她指了指我前面今天空着的座位。
我打马虎眼：“嗯…我不认识她。”
“哎，她叫张灵灵，我们班的。她和我关系不错。她心地好，人又漂亮。你觉得呢？”
我礼貌地答道：“是不错。”
那位大姐一步不放：“想不想认识她？”
“呃…”
“跟你说实话，她也觉得你不错。你要是请她去看场电影或者吃个饭什么的，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进大学两三年大概一共看了四五场电影吧，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看的。
我想不直说也不行了：“我是觉得她也不错。不过，我现在不打算谈朋友。”
“为什么呢？”
“考研究生。我要考回上海去。”
她想了想，说：“你认识老曲。我和他处关系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俩儿不但没影响学习，相反，还互相照顾，心里有个支持。你可以问老曲。”
我正想着怎么回答，她又说：“灵灵很体贴人的。她自己也喜欢学习，不会老拉着你去踩大街。实际上，经常散散心，学习效率会更高。”
她说的都不错。但张灵灵大概才二十出头，看上去单纯得很。我想，我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我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我近乎疯狂、背水一战的决心，一个年轻单纯的女孩子能理解吗？她向往的，是我不能、也不情愿给出的。我只能顾自己，自己救自己。除此之外，生活中任何拖泥带水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
我没有选择，只能说不。
这天以后，张灵灵再也没坐到我的前座来。我心里有点歉疚。我想跟她解释，我并没拒绝她。我拒绝的是我自己。想了一下之后，决定什么也不说。说上了话，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欢上了她怎么办？
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意志力有没有我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