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哥是邻班的班长，也是我在医学院的好朋友之一。大家叫他大哥，实际上他也就比我们大上两三岁，和我哥哥年龄差不多。他在部队当过小兵又提了干，比我们都成熟，像个班长的样。他爹是部队的军级干部，一个响当当的老红军，而丁大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并不像有些班长那样对辅导员唯唯诺诺。其实他的党龄比刚退役的辅导员还要长几年，所以辅导员对他客客气气的。
丁大哥虽不明说，我也知道他想考研究生，因为他曾经不经意地问过我哪一本神经生理学教科书比较好。要当医生，用不着花上额外精力去啃神经生理学。但是，他没说穿，我就一直没细问。到了大学最后一年，一次闲聊时我问他是否打算报考研究生，他含糊地回答：“会考虑”。
我不知道他干嘛要保密。我们这些公开考研的，经常在一起交换心得和消息。考相近专业的同学，搞到考题也互相交换。反正都考不同的学校，不用担心考试时撞车。我们都希望，届时佳木斯医学院同学中能考上研究生的学生越多越好，给学校打个翻身仗。当然，我们这些人也得有厚脸皮：谁知道我们能不能考取。这时大伙儿都豁出去了，临床课能不上就不上，选修课连我们的影子都见不到。丁大哥是党员班长，要以身作则，不能像我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一直快到研究生考试报名前不久，他才悄悄对我说，他在考虑报考上海脑研究所。
我已经决定报考上海药物所神经药理专业，导师是留苏的迟教授。迟教授原来研究神经毒气的解毒药，这几年搞的是鸦片受体研究，是国际上的热门学科。我哥哥退伍后，在上大学前在药物所工作过几年，所以认识迟老师。在我放寒假回上海时，哥哥介绍我和他见了面。
迟教授为人和蔼，对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加以鼓励，同时让我写一篇苯二氮卓受体的综述。那时国内还没有苯二氮卓受体的文献，我想他是要通过我的作品来考查一下我科技英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几个月里，我逃了很多临床课，从早到晚钻在图书馆杂志架的走道里翻阅了一大批原始文献。通过这次练习，英文阅读水平确实大有提高，科研思维方式也颇有心得。在我把综述写完时，医学院正好举办了毕业班科技论文比赛。我把文稿寄给了迟教授，又抄写了一份交给学校论文比赛评选会。
这时已经到了研究生报考的时候了。按规定，一个申请人在申请表上只能填写一个大学（或研究所）里的一个导师。不久，我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这没给我带来太多的兴奋。我心里很清楚，我的对手不在我们校园里。又过了一个多月，迟教授回信到了，对我的文章客气地赞扬了一下。同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今年报考他实验室的考生名单他已经拿到了，其中有许多重点医科大学药理专业的毕业生，因此我的竞争对手会很强。
他又加了一句，要是平均成绩不到80分，大概就很难录取。
平均成绩80分！这在研究生考试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互换考题，主科副科的考卷都不是闹着玩的。譬如，在我考试的科目中，神经药理是主科，由药物所自己出题；生理生化两门课在药物所虽是副科，但神经生理学考卷选用的是上海生理所的神经生理专业的主科考卷，生物化学考卷选用的是上海生化所的主科考卷。我已经打听到，去年中科院上海分院平均成绩在60分以上的考生基本都录取了。要我门门考过80分，等于是我要在所有的副科里打败生理生化所的主科专业考生！这个要求实在是高得不着边际。迟教授今年只招一个研究生。看来他对今年报考他名下的考生已经别有独钟了。
作为一个医学生，上完基础课后我没进过一天实验室，比起药理专业毕业生来说自然显得欠缺，因此迟教授对我的考分要求提高也不为过。但这封信实在弄得我措手不及。要是他提早对我作此暗示的话，我绝对不会报考他的实验室。神经药理是神经生理和生物化学的交界学科。按我准备的范围和深度，我完全可以报考生理所或脑所的神经生理专业，那样会有更多的导师供我选择。我在生物化学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即使报考生化所的生物化学专业，我对生化主科也不会打怵：几本国内国外的生化教科书我都翻得烂熟，连研究生水平的蛋白质教材我也精读了。
报考志愿书一个月之前就交上去了。这时，想改变导师已经太晚。到了这一步，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丁大哥这时已经公开了他考研究生的计划。他报的是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的张教授。张教授是国内神经电生理的权威，脑所的副所长。这时我正在作最后冲刺，复习时只用几年来自己总结的精华笔记，已经不再去看教科书了。丁大哥把我的几本神经生理教科书都借了去，没日没夜地看，连饭都拿到教室里吃。不到几星期，他的人就瘦了整整一圈。他又捡起了那个退伍后已经戒掉的习惯，开始吸烟。
离考试不到两星期的一个下午，我走下宿舍楼穿过积雪的大院去锅炉房打开水时，看见大院另一头围了一群学生。我走过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地看见丁大哥披着军大衣站在中间，边上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
丁大哥对围观的人群视而不见。他仰头望着天空，嘴唇不出声地翻动着，似乎在和某人在默默地对话。我顺着他的眼神向天上望去。碧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一丝风都没有。我意识到了，丁大哥是和他心里臆想的人在说话。
“张教授，是，是，我听得见。”虽然丁大哥的语音不响，但在安静的人群中，他的词句还是可以辨别得清楚。
“是，是，我这最后几天一定努力。你放心。”
我脑子里顿时醒悟到：丁大哥神经错乱了！
我走上前去轻轻拉了他一把：“丁大哥，你在干嘛？”
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梦游的人被惊醒后，可能会被吓得神经失常。我不想让他受惊，就把语音压得很低。
他甩开我的手，连头都不回，继续朝着天上喃喃自语。
我使劲拉他的衣袖，提高嗓门问：“丁大哥，你在干嘛？”
他收回了目光，转头看着我，说：“小叶，张教授在用电传真和我面谈。”
我心里一颤：丁大哥，你怎么让压力搞成这样？
“丁大哥，我们回你屋里去。”
听到这儿，他甩开我的手，仰起脖子，看着蓝天继续不断地点头：“是、是、是。”
“丁大哥，我们回你的屋里去。”我把手里的热水瓶交给一个同学后，腾出两只手来拉他。
他一边使劲推开我，双眼一边继续望着天空。我抓着他不放，示意他班上的几个观望的男生来帮我。
当我们把他双手和肩膀牢牢地固定住后，丁大哥转过头来望我们，眼里充满了怒气。我这时注意到他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他大声说：“小叶！你们放开我！张教授在等我说话！”
我叫着：“去找辅导员！”
一会儿辅导员赶到了。他一来就怒气冲冲地大叫：“老丁！你像一个党员吗！”
丁大哥猛一下醒过来了，露出了不知所措的样子，疑惑地看着我们大家。
趁着这会儿的短暂功夫，我们几个男生拉着他回到他的宿舍，逼他吃下两粒安眠药，让他和衣睡下。
附属医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说他是短暂性精神分裂症。学校让他休学半年，留到78级一起毕业。他自然误掉了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不知后一年是否再考。
考试就在本校进行。政治和英语是教育部统一出题，而专业课的考卷则由每个考生报考的单位直接寄到学校来。到考试前的一两星期，我对复习已经厌烦到了极点，厌倦到连打开笔记都受不了的地步。准备了三四年，马上要见分晓。我不敢自满，但扪心自问，要是考不好也说不过去。练兵千日，考场上这三天是决定胜负的最后决战。我这几年过得像打仗一样，没日没夜地与各种假想敌作战：那些重点院校的尖子学生，那些从校门入校门的天之骄子，那些绞尽脑汁出难题的教授，和那些躲在命运背后，若隐若显，从小时候就一直与我作对的妖魔鬼怪，这次我要统统宰了你们！
考题基本没出我的意料，五门课我觉得都答得不错。跟我打听到的一样，除了政治和英语外，专业和副科考卷都是中科院各所出的题。正像我希望的那样，科学院的考题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大学课本的水准。这让我暗暗自喜。我这几年的准备遵循了焦土抗战的方针，现在应该收到了回报。起码我希望是如此。
考完最后一门科目后，我去市邮政局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家里一切顺利。接着我一头扎进了医学院毕业考试的备考。奇怪的是，考完研究生后的几星期内，我很少去猜想考试的结果。我无法确定我能不能考上，但要是今年失败的话，我真不知道今后如何改进。这几年作的极限努力，使我担心自己已经失去了任何继续增进的余地。于是，我决定先把精力全部放在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上，而避免多想考研的结局。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药物所的电报，通知我去上海面试。拿着电报，我知道我成功了。接到面试通知，说明我已经通过了笔试。面试是让导师在作最后决定之前有机会见考生一面，而迟教授已经见过我几次了。这时他要是不想招收我，应该不至于让我去上海白跑一趟后再拒绝我。因此，我相信这次面试应该只是走个形式。
让我我惊异的是自己并没有太多兴奋感，只是大大地松下了一口气。
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准备悠悠闲闲地一路玩回上海。过去的八年里，我在这条铁路线上来回走过许多次，但还是有许多想看的地方。进了研究所后，我不知今后何时再能悠闲地逛一下这条路线。此刻我的前途耀眼得很。我还不满二十五岁。不久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奋斗的结果。文革动乱，走资派黑帮子女，大兴安岭的严冬，231分的高考成绩，一次次地摔跤，最终我都爬了起来。
今天，我走着自己的路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