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我一人乘火车赶回三合。一路上既没有三年前的兴奋，也没有一年前的沮丧。这次伴随我旅行的是一种轻松感，多少也夹带着一些期望。虽然考入了一所并不理想的大学，也被分派到一个让我失望的专业，但我毕竟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入学的新生。今后，起码我不用担心生产队领导对我的看法，也不用忧虑村里会不会继续退回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用了三四个月突击补习撬开了大学之门后，我此刻决定放自己一马，不再不停地踢自己的屁股。
村里的知青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人被录取到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我回村时，他已去学校报到。这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上海犹豫不决的那段时间，已经让我耽误了佳木斯医学院的开学期限。77级的考试和录取工作比每年的正常程序耽误了将近半年，因此各校入学时的间都订在78年三月底四月初。新生的头一个学期，这时只剩下三个半月。
我马上给佳木斯医学院挂了电话，得知新生目前正在进行为期三周的军训，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赶上专业课程。我和连领导与所剩无几的好友一一道别后，把我的私房枪弹送给了老牛，然后去了后山南坡上与华强告别。之后我打起简单的行装，从塔河坐火车来到了名字中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佳木斯市。
佳木斯是位于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畔的一个中等城市。虽然同在东北，这里的一年四季比大兴安岭北端的呼玛县要暖和不少。从冰天雪地的三合来到佳木斯，让我觉得这里活像一个小江南。佳木斯也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城市，拥有不少大型重工企业，其中佳木斯造纸厂是中国最大的纸厂。这些大型企业中，有些是从日据时代的工厂基础上发展的，而更多的是苏联老大哥在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期里援建的。佳木斯市的四周铺展着平坦的松嫩平原，是中国的产粮基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就设在佳木斯市内。邻近的鸡西市则是产煤中心，而不远的齐齐哈尔和另一些中小城市里还有不少使用代号的大型军工厂。对外，这些军工厂用着一些不起眼的名称，如和平、建华、华安机器厂等等。佳木斯市往北不远处是大庆油田。这块油田是我从小学起就熟悉的地方，那片夺去了我童年时好几年母爱的中国石油重镇。
佳木斯医学院前身是林彪麾下第四野战军的医务学校。1948年四野南下时把医校留在了佳木斯，改成地方的中等医务学校，在1958年大跃进时升级为医学院。这之后，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个年轻的医学院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发展，因此这时在国内还是默默无闻。我被录取后，家里楼上一起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听说我录取在佳木斯医学院，不无讥讽地问：你要去留学啊？
我们系里的三百多个新生分为11个班级。77级新生中有些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甚至有一些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因为成绩优异被特许提前参加高考。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中，更多的是有过各种各样“生活经历”的学生。医疗系里约有十分之一的新生来自老三届（1966-1968届），这时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大多已婚，不少还有了孩子。他们统统被编入同一个班级，我们戏称为“老头班”，而他们（包括其中的老大姐们）也不生气。
我们入校时，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校内。这时，教育部已经决定把他们本来就只有三年的课程进一步缩短，以腾出地方扩招下一届的“正规”大学生。虽然工农兵学员中不乏努力学习、品学兼优的年轻人，这时社会已经把他们作为次品看待，说来又是一场新的时代悲剧。我们的新生中还有过一群身分特殊的部队学员，都是军队高干子女。他们越过高考，由所在部队保送入校。进入我们学校的军人来自沈阳空军空降部队。几个月后，中央军委突然下达了死命令，让这些学生一律退学，返回各人所在部队。
佳医77级新生中，像我这样莫名其妙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的为数不少。许多像我一样的初生牛犊对当年考取的信心不足，但奉行宁缺勿滥的原则，于是在填写志愿时连一个垫底的院校都不填。大家都觉得这次是练兵，到78级统考时再拚本事。不料，我们这些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但是志愿填得太高的人，给省招生办公室出了大难题。最后，我们的资料被省招生办放在教育局一楼大厅里的几个大箩筐里，让招生名额尚有空缺的院校随意挑选。我的报考资料就这样落到了佳木斯医学院手中。
文革后第一届招生的紧张和混乱程度难以想象。学校拿到了想要的考生后，根本没时间一个个征求意见。各个院校先下手为强，把录取通知发出去，看你来不来。不出所料，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做了孬种，心里有气也打着背包入学了。
开始上医学基础课后，我们的抱怨达到了新的高峰。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的生物和医学研究突飞猛进，而教授们不是被批斗就是下放劳动。我们不久就发现，教我们基础课程的老师，往往是刚刚钻研了卫生部新编写的医学院教科书后就给我们授课，常常不能满意地解答同学提出的问题。而我们这一届有过生活阅历的学生，不但对学习如饥似渴，提问题时也毫不客气。
这些眼高手低的新生的冲天怨气，不久就传到校领导耳朵里。过了两星期，学校就召开了77级新生大会。
院党委书记一上台就宣布，凡是入学前学校没征求过志愿的同学，可以自由退学。学院会开必要的证明信，保证我们下次高考不受影响。
书记说：“对那些觉得自己的水平超过我们医学院水准的人，我们一个也不想留。今年我们的招生录取线和哈医大一样，都是230分！”
哈医大（哈尔滨医科大学）是历史悠久的全国重点大学，难道今年大家都考得这么差吗？四门科目230分，平均分数连60分的及格线都不到？
书记接着说：“谁要退学，只要到教务处去开证明就成。但我劝你们作决定之前，看一下自己的考分，不要以为来我们学校是亏待了你们。我和郑处长打了招呼，每人的考分都向本人公开。”
我们中大部分人都对自己的考分一无所知。我知道我的分不会高，但是230分的录取线还是让我震惊。开完会后，我和一大帮学生去教务处办公室，排着长队一个个地进去查看自己的资料。轮到我进去后，接待的老师笑容满面，态度和蔼。她根据姓名找到了我的卷宗，交给我后转过身去，让我自己打开来看。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心跳得很快。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分数不论多差，也不反映我的潜在能力。打开卷宗后，我还是顿时傻了眼。
231分。只比最低录取线高了一分！
看到我的神态，教务处的老师拿回卷宗，扫了一眼后说，今年学生的成绩参差不齐，能考上都是好样的。
之后的几天里，我的羞耻心理很难形容，心里更多的是愤怒。别人是怎么考到320分的？你下了乡，你是没时间温习，你是没书本，但有谁听你的申辩？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我一直不苟同“成败论英雄”一说，看电影小说倒是更被悲剧英雄感动，像牛虻那样的汉子。但历史就这么简单无情：231分。你就是个狗熊！
没人可怪。我们邻居里不就有拒绝下乡，几年内猛攻数理化，这次一步就考上北大研究生的人吗？牛顿啊牛顿，我那些年在和马恩列斯毛打交道时，你在哪儿？！
不公平吗？华强死得公平吗？
尽管这个事件重重地敲了我一棒，我还是决定退学。佳医77届的三百多名新生中，有二十多人打了退学报告。学校说话算数，马上开具了证明，注明学校在录取我之前，没征求过本人同意，按照政策条例，下次报考不受限制。同时，还发了户口迁移证明。
按照当时的户籍规定，学生哪来哪去。我从三合来，户口只能转回三合。
去公安局注销户口之前，我借用学生科的电话给三合挂了个长途。郑连长告诉我，我离开后的这几个月里，村里变化很大。超过一半的知青已经离开，剩下的也人心浮动。最近越南入侵了中国盟国柬埔寨，我国在中越边境向越南施压，而老毛子则在中苏边境上向我们挑衅。村子对面驻扎的苏联坦克，几乎每天开足马力，发出巨响，驶过冰封的江面，冲上我方江岸后再急速掉转，屁股冒着青烟离去。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只能在对方朝我们射击时才还击。老毛子的装甲车上了我方江岸，我们也就干瞅着。
郑连长还说，最近通往边境的铁路都封锁了，一路只过军列。平民百姓只能离开边境去内地，而不能进来。目前还不知这情形要延续多久。要是中越真开战打上几个月，我会被卡在加格达奇回不了三合。那时我就成为无户籍人员，不就耽误了78级的报名。
郑连长让我三思。
挂上电话后我去教务处归还了退学证明和户口迁移文件。
在医学院第二学期，我们开始学习解剖和组织胚胎学。这是两门以形态学为主的课程。第一天上解剖课时，走进教室，看见一个个解剖台上用油布覆盖着的人体，心里虽有准备，还是砰砰地跳。虽然我见过几次尸体，包括一具从苏联边防军驻地拉回来的，在黑龙江里泡得肿胀青紫的浮尸，但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死人，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我原先以为女生会更害怕，结果环视了一圈后发现，女生的脸上并没有比男生表现出更多的紧张。
老师让大家掀开油布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具具骨骼，大家这时喘出了一口气。接下去的一两星期，老师一步步地把人体的206块骨头讲述了一遍，而我们则开始了医学院学生必须经过的死记硬背的过程。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上过的医用基础化学和生物学也涉及到大量的记忆内容，但与解剖和组织学相比，那些基础课的内容还有更多的逻辑和规律。第二学期这些形态课程让我刚刚有些平息下去的厌恶医学院的感觉又一次沉滓泛起。我开始认真地考虑用转学途径去学军工。
我在中学里读到国外已经开始研究无弹壳子弹，不过如何安全地把发射药与底火分开是个挑战。后来我在杂志上读到，某种特殊石墨晶体薄膜会在挤压条件下产电。我就产生了用这种石墨晶体薄膜取代底火，用枪机的冲撞压力引发无弹壳子弹的设想。从准备高考时用来补习物理的《工业基础知识》课本中，我接触到内燃机工作机理时，又产生了用内燃机原理取代发射药的主意。虽然我知道，这些外行人的想法在专家面前一定显得非常幼稚，不过这两个设想应该能证明我对枪械的兴趣和潜在创新能力。于是，我把这些想法仔细地绘成图纸寄给了我所知道有轻武器专业的院校，希望能引起伯乐的注意。
几个月后，只有一所学校回了信。开头假心假意地说了一句，你对祖国军工事业的关心很好，然后话锋一转，说文革之后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你安心学习，转学应该通过由你目前所在的院校出面联系。
我看完后就把信给撕了。屁话！且不说我个人兴趣，你难道不明白，你刚刚拒绝了中国未来的一流枪械设计师吗？
妈妈让我专心读书，但她知道我的兴趣和倔犟的脾气。于是，她背着我去了一个朋友家，请她向在国务院军工部委当副部长的父亲打听一下，有没有替我转学的可能。几个月后，妈妈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转去太原工学院的炮弹专业，但要从一年级读起。
有没有兴趣？我这时已经不敢肯定了。
这时我已经念完了医学院的第一年。虽然学得半心半意，还是设法把成绩保持在前端。虽然我痛恨解剖和组织学这两门死记硬背的科目，但在第三学期开始学习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吸引了我的兴趣。人体各个器官的工作机理巧妙得几乎使人绝倒，甚至让我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我觉得我会心甘情愿地去研究生物学，只要不去做无聊的医生就行。
我这时21岁。比起那些离开中学就进大学校门的幸运儿，我觉得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比他们老了一大截。我开始畏惧自己继续无谓地浪费青春，我也开始害怕有一天军工梦会像上山下乡的理想一样破灭。此刻我发现，我已经不再那么无所畏惧，而开始患得患失了。
于是我给妈妈回信说，我决定留下来学医了。
佳医有一群和我命运相同的上海知青。到了医学院第二年时，我们这些人都染上了抑郁症。原因在于1979年初，云南十万知青绝食卧轨，替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争来了堂堂皇皇返城的权利。短短几个月后，各地知青疾风扫落叶，从南到北走了一空。当佳木斯日报发文，表彰兵团总部里某个正师级的北京青年志愿继续留在边疆时，你就知道这股返城风刮得多么猛烈了。
三合一百多个知青里，除了一个和本地姑娘结婚的，这时统统离开了。我们这些昨天还挺幸运的77级大学生，这时又充满了时代遗弃感。佳木斯医学院是个省级院校，毕业分配的医院以黑龙江省为主。别说分回上海，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连入关都不容易。我们付出了几年下乡的代价，在费力挤进了高等学府后不久，命运又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好事变成坏事，坏事变成好事，这些毛泽东的咒语还纠缠着我们不放。
我们经常晚饭后一起喝酒消愁。下乡多年了，个个都是能喝的手。一起喝酒，一起诅咒文化大革命，骂党、骂毛泽东。虽然其他人都比我大上几岁，这时也才二十五六，其实正值似锦年华。但是在农村几年翻滚的经历，理想的破灭，对前途的无望，使我们一个个都觉得历尽沧桑。
一天晚上喝酒时，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身边的刘小宝：“你有没有想过毕业时考研究生回上海？”
我故意问得很响，让大家都能听见。
刘小宝也是从呼玛县考上来的上海知青。人很聪明，就是看问题灰暗得很。
他答道：“从我们这样的学校去考研究生？做梦啦。佳木斯医学院，谁听说过？看看我们的教授，比我们知道的多不到哪里去。我们医院里的这种设备，能拿上台面吗？去考上海的研究生，人家听到我们学校的名字就省省啦。”
大家听到这儿笑了起来。
其实我这个念头已经琢磨了一段时间了。我接过话题，借机把想法掏了出来：
“我想，考研究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你说的不错，我们进了佳医是先天不足。那时我们是什么条件？现在不比乡下好多了？要是我们能在那种情况下考上大学，现在也别放弃得太早嘛。”
他们没笑。
我接着告诉他们，我对我老是怨天尤人已经厌烦了。人人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是牺牲品，我们不比别人特殊。骂共产党、骂毛泽东救不了我们，能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以前我们不知道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现在道路不是明摆在我们眼前吗？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要是现在自己把门关死，将来就没人可怪了。要是试过了，考不上，那我们再聚在一起喝酒骂人，也算对得起自己，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我还想告诉他们，我感觉我们已经近乎一群令人嫌弃的自怜虫了。但这话到了嘴边还是没出口。
刘小宝摇了摇头说：“小叶，我们都知道你哲学课考了100分，可是当心别把理想和现实搞混噢。”
这以后，我很少加入他们的聚会，而开始一心一意地准备几年后的研究生考试。
